党课辅导：新发展阶段究竟“新”在何处（范文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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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新”在发展起点

新发展阶段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个阶段，也是新时代的一个阶段。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我国的基本国情，依据邓小平的设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至少要经历上百年时间，到21世纪中叶结束。习近平指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是一个静态、一成不变、停滞不前的阶段，也不是一个自发、被动、不用费多大气力自然而然就可以跨过的阶段，而是一个动态、积极有为、始终洋溢着蓬勃生机活力的过程，是一个阶梯式递进、不断发展进步、日益接近质的飞跃的量的积累和发展变化的过程。”这是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演进特征的深刻揭示。新发展阶段从属于初级阶段，也是初级阶段向更高阶段迈进的最后阶段。习近平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新时代是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来说的，空间范围大，时间起点是党的十八大召开，时间下限尚未明确。新发展阶段则聚焦发展，主要是就发展来说的，时间起点是“十四五”时期开局，时间下限是本世纪中叶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实现。新时代与新发展阶段起点不同，终点也不一样，新发展阶段是新时代的发展阶段。新发展阶段主要是经济社会的发展阶段，是经济社会发展自然演化的结果，不是主观臆断的产物。

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创造了世所罕见的经济快速发展奇迹和社会长期稳定奇迹。1979—2018年，我国经济年均增长9.4%，远高于同期世界经济2.9%左右的年均增速，对世界经济增长的年均贡献率为18%左右，仅次于美国，居世界第二。2020年，我国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仍保持了2.3%的增长速度，经济总量首次突破100万亿元，占世界经济的份额上升到17%，成为全球唯一实现经济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我国经济总量已稳居世界第二位，并成为世界第一制造业大国、第一大货物贸易国、第一大外汇储备国、第二大外国直接投资目的地国和来源国。我国在发展经济的同时，不断改善民生、增进人民福祉，中等收入群体人口已超过4亿；通过加强社会治理，已形成良好社会秩序，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提升。“两大奇迹”的创造使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站到了新的历史起点上，为新发展阶段带来了量的积累和质的变化。

党的十八大以来，经过精准扶贫、精准脱贫，以攻坚战的形式抓重点、补短板、强弱项，集中社会各方面力量，激发贫困群众内生动力，到2020年底，9899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实现脱贫，832个贫困县全部摘帽，12.8万个贫困村全部出列，区域性整体贫困得到解决， 当前隐藏内容免费查看绝对贫困历史性消除。改革开放以来，按照现行贫困标准计算，我国7.7亿农村贫困人口摆脱贫困；按照世界银行国际贫困标准，我国减贫人口占同期全球减贫人口70%以上。在全球贫困状况依然严峻、一些国家贫富分化加剧的背景下，我国提前10年实现《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减贫目标，创造了又一个彪炳史册的人间奇迹，赢得国际社会的广泛赞誉。国际劳工组织总干事盖伊赖德在接受新华社记者视频采访时表示，40多年来，中国成功让数亿人摆脱贫困，“全世界都认为这是绝无仅有的成就”。在完成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中的减贫目标方面，“很明显，大部分进展都归功于中国（脱贫）的成功”。脱贫攻坚战的全面胜利，对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具有决定性意义，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为新发展阶段的形成奠定重要基础。

发展道路关系发展成败，经过40多年的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内涵日渐清晰。这条道路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实现了经济建设与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的协调平衡，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与坚持改革开放的内在统一，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的有机结合，社会生产力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的相互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现代化之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路，也是人类文明发展之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发展，关键在于道路选择的正确性。对于新发展阶段而言，尽管仍需“摸着石头过河”，但“摸”的重点已经发生变化，“过河”的速度可以更快一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确立，为新发展阶段指明了方向。

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制度支撑，经历新中国成立以来制度的建构、完善和发展，形成了由根本制度、基本制度、具体制度构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经历疫情防控的中外比较，党的集中统一领导、集中力量办大事、以人民为中心、公有制为主体等制度优势日益明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得到全党全社会的认可，为新发展阶段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制度支撑。比如，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是我国根本领导制度，这一制度能确保发展方向的稳定性、发展战略与方针政策的连贯性，有利于协调、凝聚各方面力量，确保将人民利益的实现放在首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完善和定型为新发展阶段提供了制度保障。

新发展阶段是基于“两大奇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的发展阶段，这一发展起点较之改革开放之初已有根本不同，较之党的十八大召开之前已有显著变化，是更高起点之上的发展。

二、“新”在发展任务

新发展阶段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之后的发展阶段，其主要任务是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实现中华民族从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性跨越，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基础。

现代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走向发展必经的过程，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和民族独立的实现，为现代化创造了前提。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随即将实现国家现代化的奋斗目标提上议事日程。1954年9月，周恩来在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我国的经济原来是很落后的；如果我们不建设起强大的现代化的工业、现代化的农业、现代化的交通运输业和现代化的国防，我们就不能摆脱落后和贫穷，我们的革命就不能达到目的。”这里聚焦现代化的四个方面，既是基于现代化规律的选择，也反映了当时的国情。随着对现代化规律认识的加深和世界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科学文化的现代化开始纳入现代化的范畴。1960年3月，毛泽东在同尼泊尔首相谈话时提出，要安下心来，“建设我们国家现代化的工业、现代化的农业、现代化的科学文化和现代化的国防。”由此，科学文化的现代化成为我国现代化的重要领域。1964年12月，周恩来在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要在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这里凸显了科学技术在现代化过程中的地位，并将世界先进水平作为我国现代化的参照坐标，提升了现代化目标定位的层次和水平。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人在谋划经济社会发展目标时，仍然聚焦国家现代化。党的十三大报告将“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确立为发展目标，较之四个现代化的设计，增加了政治现代化的向度，拓展了现代化的内涵。此后，党的十七大报告增加社会现代化的向度，党的十九大报告将“美丽”纳入现代化强国的要素，对现代化内涵的认识得到深化和拓展。党的十九大报告对第二个百年的奋斗目标分两个阶段进行了具体部署：到2035年基本实现现代化，到本世纪中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涵盖这两个阶段，从“十四五”时期开始到本世纪中叶，都属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阶段。新发展阶段是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阶段，也是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阶段。

新发展阶段面临的另一任务是实现从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性跨越。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意味着近代以来久经磨难的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迎来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依据习近平总书记的看法，从中国共产党成立到改革开放之前，是中华民族站起来的时代；从改革开放之后到党的十八大召开之前，是中华民族富起来的时代；党的十八大召开之后，中华民族迎来了走向强起来的时代。从中华民族发展的历史进程来看，新发展阶段面临的任务之一，就是实现由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性跨越，在建成文化强国、教育强国、人才强国、体育强国、健康中国的基础上，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进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发展阶段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阶段，这一阶段发展的程度和水平直接决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

新发展阶段是解决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阶段。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我国既有世界先进甚至国际领先的生产力，也有大量传统的、相对落后的生产力；东部地区和一些大城市，发展程度同发达国家差不多，但在一些老少边地区，解决绝对贫困问题之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依然比较落后。随着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提高，人民的生活需要日益多元化、高级化，而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凸显，难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社会主要矛盾变化是新发展阶段形成的重要依据，也是新发展阶段需要着力解决的问题。如何通过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逐步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是新发展阶段面临的重要任务。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由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性跨越、逐步解决社会主要矛盾是新发展阶段面临的主要任务，这一任务相对改革开放初期有本质差别，相对新时代到来之前也发生了根本性变化。

三、“新”在发展品质

每一阶段的发展由于发展任务、发展理念不同，具有不同特点和品质。党的十八大以来通过总结发展实践而形成的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新发展理念，是新发展阶段的基本遵循，引领新发展阶段的发展实践。习近平指出，“新发展理念是一个系统的理论体系，回答了关于发展的目的、动力、方式、路径等一系列理论和实践问题，阐明了我们党关于发展的政治立场、价值导向、发展模式、发展道路等重大政治问题。”新发展阶段的发展是实践新发展理念的发展，是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更为安全的发展。

新发展阶段的发展是高质量的发展。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发展，是以追求发展速度、数量增长起步的。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高质量发展是新发展阶段的主题，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是高质量发展的必然选择。适应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发展方式要从规模速度型转向质量效率型，经济结构调整要从增量扩能为主转向调整存量、做优增量并举，发展动力要从主要依靠资源和低成本劳动力要素投入转向创新驱动。这些转变，是我国经济向形态更高级、分工更优化、结构更合理的阶段演进的必经过程。完成这些转变之后，才有可能实现高质量发展。

新发展阶段的发展是更有效率的发展。尽管我国经济总量已位居世界第一，但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仍未达到全球平均水平，与发达国家还有较大距离，只有保持一定发展速度，才能确保2035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中等收入群体显著扩大。尽管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在谋划“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时，没有设定量化的发展指标，但如果不保持一定发展速度，基本实现现代化、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无法实现。正因为如此，李克强在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2021年国内生产总值预期增长6%以上。保持这一增长速度，才能解决就业等系列问题，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确立的发展目标才能实现。

新发展阶段的发展是更加公平的发展。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改革开放以来，在追求发展效率的同时，也在关注社会公平，让全体人民共享发展成果，实现共同富裕。但实践过程中由于相关制度不配套，导致改革开放以来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和居民生活水平差距拉大。新发展阶段的发展是更加关注公平的发展，使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和居民生活水平差距显著缩小，中等收入群体占总人口大多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在此基础上，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才能得到解决。

新发展阶段的发展是更可持续的发展。人与自然的关系如何处理，是发展过程中无法回避的问题。习近平一再强调，“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如果要在二者之间作出选择，宁要“绿水青山”，不要“金山银山”。新发展阶段的发展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发展，既要创造更多物质产品、精神产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也要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新发展阶段要加快建立绿色生产和消费的法律制度，着力解决突出的环境问题，加大生态系统保护力度，完善生态环境监管体制。经历新发展阶段之后，广泛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生态环境根本好转，美丽中国目标基本实现。

新发展阶段是更安全的发展。发展是安全的根基，没有发展就没有安全的物质基础；安全是发展的条件，没有安全就没有发展的基本支撑。随着我国现代化建设的高质量推进和高水平对外开放，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是我国各类矛盾和风险易发期，各种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的风险因素将明显增多，稍有不慎或应对失当，就有可能导致难以挽回的损失。新发展阶段要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统筹发展和安全，把安全发展贯穿我国发展各领域和全过程，防范和化解影响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各种风险。树立底线思维，加强经济安全风险预警、防控机制和能力建设，实现重要产业、基础设施、战略资源、重大科技等关键领域安全可控。特别是维护金融安全，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底线。

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更为安全的发展，体现了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演进的内在规律，也是新发展阶段的阶段性特征。

四、“新”在外部环境

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的大变局，我国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新发展阶段相比以往，外部环境发生了深刻变化，既带来一系列新机遇，也带来一系列新挑战。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国际地位的提升和国际影响力的扩大已成为事实。从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历史而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世界社会主义发展的中国形态，赋予世界社会主义生机与活力，使世界社会主义摆脱危机、走出困境，为世界社会主义发展积累了经验、提供了借鉴，展现了世界社会主义的光明前景。从人类文明发展历史来看，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为广大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提供了成功经验和参照。中国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不仅提出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理念，而且针对全球治理的重大问题、具体问题提出中国方案。比如，以对话取代对抗、以结伴取代结盟，平等、协商化解世界难题；摒弃冷战思维和强权政治，抛弃“民族优越论”，国家不分大小、强弱、贫富一律平等；摒弃零和思维与零和博弈，代之以正和思维和合作共赢、合作双赢、合作多赢；抛弃“文明优先论”，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中国发展之后已成为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强大力量。“一带一路”合作平台的搭建，为沿线国家提供了广阔的合作空间。2020年，我国货物进出口总额321557亿元，其中，“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出口总额93696亿元，占货物进出口总额的29.1%。英国剑桥大学教授马丁雅克指出：“中国提供了一种‘新的可能’，这就是摒弃丛林法则、不搞强权独霸、超越零和博弈，开辟一条合作共赢、共建共享的文明发展新道路。这是前无古人的伟大创举，也是改变世界的伟大创造。”中国国际地位提升、国际影响力扩大为新发展阶段的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

新发展阶段是针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来说的，但它的形成与国际环境的变化密切相关。如果说，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国的发展得益于顺风顺水的国际环境，那么，今后一个时期我国发展将面对更多逆风逆水的外部环境。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与美国等西方大国错位发展，双方都从对方的发展中获得发展的机会。随着我国经济总量与美国的差距日渐缩小，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力越来越大，美国开始设置种种障碍，力图遏制中国的发展进程、延缓中国的发展速度。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使中国经济发展面临不可控的因素增多。当前，贸易保护主义、单边主义上升，世界经济低迷，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因非经济因素面临冲击，国际经济、科技、文化、安全、政治等格局都在发生深刻调整，世界进入动荡变革期。外部环境的变化，使新发展阶段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更大的挑战。

在这种背景下，我国对外开放遇到了新的困难和阻力。基于这一现实，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新发展格局是重塑我国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的战略抉择。近年来，随着外部环境和我国发展所具有的要素禀赋的变化，市场和资源两头在外的国际大循环动能明显减弱，而我国内需潜力不断释放，国内大循环活力日益强劲，是全球最大和最有潜力的消费市场，具有巨大增长空间，具备以国内大循环带动国际循环的可能。我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持续上升，同世界经济的联系会更加紧密，为其他国家提供的市场机会将更加广阔，成为吸引国际商品和资源要素的巨大引力场，既满足国内需求，又提升我国产业技术发展水平，形成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新优势。新发展格局决不是封闭的国内循环，而是开放的国内国际双循环。新发展阶段将实施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对外开放，着力推动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

尽管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没有改变，世界多极化的发展态势日益明显，但新发展阶段面临的国际环境，与改革开放初期相比有了明显不同，与党的十八大召开之前相比更为复杂，不确定的因素增加，需要在危机中育先机、在变局中开新局。

总之，新发展阶段“新”在发展起点、发展任务、发展品质和外部环境。经历新发展阶段，国家的面貌、中华民族的面貌、中国人民的面貌将发生根本性变化，为人类文明发展作出新的更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