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日本东洋史学京都学派

【摘要】京都学派是日本近代从事东洋史学研究的重要学派，其研究在学术上有重要的地位和影响。本文对东洋史学京都学派的特点、代表人物及其主要学术成果和治学方法进行简要的概括和分析，以期对日本东洋史学京都学派进行初步的了解和认识。

【关键词】东洋史学；京都学派

日本是东亚地区重要的国家之一，自古以来受中国文明影响，并对中国文化多有吸收和扬弃。由于日本与中国之间有着特殊的地理和历史关系，使得日本的东洋史学学者多以中国为主要关注和研究对象，同时创建了独具特色的史学流派——京都学派。

一

论及日本东洋史学中的两大学派问题，国内外学者主要将东京大学和京都大学这两大阵营划分为两大学派以便于区别，若无京都大学，则京都学派就无从谈起。京都大学建校于1897年，是继东京大学之后的日本第二所国立大学，它的成立打破了以往全国只有一所帝国大学的局面。京都大学采取了与东京大学完全不同的教学体制与教学理念，有力的推动了学术的进步。可通过在与东京大学以及东京学派的相互对比中，一窥东洋史学京都学派的特点。

首先，办学风格不同。京都大学在“课程设置、人员聘请、教学方法”等方面使用了与东京大学截然不同的策略。明治维新之后，全日本掀起了一股“追慕西学，富国强兵”的浪潮，从生活方式、思想方法到价值观念一切都以效仿西方为目标。因此，成立于1877年的东京大学的各学部学科都是严格按照西方教育体系，在各欧美教授的督导中成立，所以在欧美教学体制下的东京大学对外国教授相当倚重，并且讲授内容也只限于西方的学术体系。而之后建立的京都大学，从创校之初就十分重视本国学者，并且在聘用教师方面采取“求遗贤于野”的策略，开始起用学历相对不高但很有学识的学者，这种创校伊始就形成的风格奠定了与东京大学截然不同的治学风气。其次，治学理念不同。东京学派的史学科教材完全采用欧美人编写的教科书，并且聘请德国著名历史学家兰克的直系弟子里斯为学科教授，因此史学科学生大多在继承了德国兰克学派的实证主义精神的同时推崇西洋文化、批判中国文化，在研究中国历史的同时将历史文化剥离出现实世界。而京都学派则更多的是继承于清代的乾嘉考据学，与中国学术紧密相连。在研究的过程中，京都学派学者鼓励多了解中国学术界，“承认中国历史发展的主体性”，实际接触中国并重视中国学问。京都学派代表人物内藤湖南就在其著名的《支那学近况》一文中多次呼吁当时的日本学者应把对西洋学的兴趣转移到中国文化思想上来。

二

东洋史学京都学派的各位学者在中国学术史、交通史、风俗史、历史地理学、考古学以及敦煌文学等方面都有杰出的成就，如矢野仁一、小川琢治等。而在这些出类拔萃的学者中，有三位不能不提，因为他们被称为东洋史学京都学派三大创始人：狩野直喜、桑原騭藏和内藤湖南。

狩野直喜于1892年考入东京帝国大学文科大学古典讲习科，师从岛田重礼等著名汉学家，在导师的指导下开始接触清朝的乾嘉考据学，奠定了扎实的汉学功底。他的研究内容主要集中于三个方向，分别是敦煌学、中国思想史以及明清小说和戏曲。在1909年敦煌文书被发现后，狩野直喜先后前往英法俄等国的图书馆和博物馆搜寻抄录能看到的敦煌文献，从敦煌文献出发对古代文学史进行考证，开创了东洋史学京都学派关于中国古代史的研究范式。回国后的狩野直喜举办了多场关于敦煌文书的学术报告，日本的东洋史学界在他的影响下开始研究敦煌学。在京都大学执教期间，他还专门开设了“中国戏曲史”等课程，在讲稿中引入汉文训读法，修正了以往不能训诂考证中国戏曲唱词的弊端。狩野直喜以弘扬清朝考据学为己任，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借鉴欧洲汉学研究方法，对当时日本乃至国际汉学界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桑原騭藏被认为是日本汉学界的一大异类，他对中国人非常的蔑视，经常在著作中甚至是课堂上公开的侮辱讽刺中国，而他的主要研究领域却是中西交通史和中国风俗史，因此他被称为“一个最讨厌支那的支那学家”。桑原騭藏于1896年在东京大学毕业后考取了本校的研究生，在那珂通世的引导下开始了专业化的东洋史学习研究。他在国际学术界影响最深远的两部著作是《蒲寿庚考》和《东洋史要》。《蒲寿庚考》一书从正文到注解紧密结合，考证翔实论证简洁，旁征博引的注解几乎达到全文篇幅的一半，充分体现了作者追求“科学的历史”的治学理念。此书也因其严谨的论证和著述方法被列为京都学派的典范著作，成为东洋史学学生入门的必读专业书目之一。《东洋史要》一书在阐述中国古代发展史时，突出了古代中国同周边民族的互动关系，通过世界史的角度研究中国的历史，以外国来间接的说明中国。桑原騭藏以其精湛的考证功夫震惊了国际汉学界，为东洋史学京都学派的广大弟子树立起了正规的学术规范的榜样。

日本东洋史学界一直流传着“东大的白鸟，京大的内藤”以及内藤湖南是“京大的学宝”的说法，足可见内藤湖南在京都学派中的学术地位。他一生颇具传奇色彩，从中等师范学校毕业后，在东京和大阪担任了二十年的评论员和记者，在职业生涯的后二十年才从新闻界转入学术界。内藤湖南的研究领域博大庞杂精湛细致，在敦煌学、满蒙史地、中国史学史、中国绘画史等领域都有建树，他对后世影响最大的两个理论为近世说和文化中心移动说。内藤湖南通过对中国各时期重新的划分，证明中国从宋代开始出现平民主义倾向，力图向世人说明中国的文化在宋代以后已经发展为发达的文化，但是这样的高等文明却导致了民国初年中国的政治经济都困难重重，而使中国走出这衰弱境地的唯一解决办法正同他的另一个理论“文化中心移动说”密切相关。内藤湖南多次表示文化中心的移动可以跨越国界和民族，因此日本要做好完善的准备，振兴中国的文化。他的这两个理论都为日本军部服务，为所谓“大东亚共荣圈”的建立提供了理论依据。即便如此，内藤湖南的学术成就在世界范围内是跨时代性的，也是不容抹杀的。

三

东洋史学京都学派研究领域宽广，考察其所有学科的治学方法，均与下列的两个方面有关。

其一，重视考证。东洋史学京都学派的狩野直喜和内藤湖南直接继承了清代的乾嘉考据学，如狩野直喜注意到要从新发现的文献和古籍两方面进行校对勘误，譬如他通过对明清两代戏曲谱录和今本《水浒传》的对比，断定出《水浒传》的形成时间。桑原騭藏虽然漠视中国文化，但是他从德国兰克史学继承了类似的考证学方法理论，主张科学的研究历史，也因此有了“精致坚实的考证学东洋史大家”的美誉。其他学者如小川琢治、羽田亨、铃木虎雄等人虽没明确表示继承了乾嘉考证学，但也通过目录学、训诂学等方法在研究领域内严加考证。

其二，搜求文献。东洋史学京都学派的各个学者对于中国古代文献的搜集整理已经达到了不择手段的地步。譬如内藤湖南1905年在日本外务省的委托下，在中国大规模的搜寻盗取满文老档、宋元善本以及唐宋碑帖。同时铃木虎雄、羽田亨等多位学者对古代文献的痴迷和熟悉程度，令中国学者罗振玉、王国维等人都自叹不如。

处于汉文化圈内与中国有着源远流长的历史文化关系的日本，在明治维新之后对中国历史文化的研究达到了空前的高度，这与东洋史学京都学派的各学者对学术研究的促进是密不可分的。随着时间和历史在不断的发展，即便京都学派的诸位学者在战时出于本国利益曾为侵略战争服务，但他们的学术成就仍然值得我们关注、不容忽视。

【参考文献】

[1] 钱婉约. 日本中国学京都学派刍议[M]. 北京大学学报， 2000（5）.

[2] 錢婉约. 从汉学到中国学[M]. 中华书局， 2007： 41.

[3] 钱婉约. 从汉学到中国学[M]. 中华书局， 2007： 43.

[4] 刘 正. 京都学派[M]. 中华书局 ，2009： 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