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文评论

篇一：杂文与评论的比较文档杂文杂文是文学体裁的一种，但又不同于一般的文学作品，还具有政论的性质。杂文兼有文学和政论的特点，是介乎文学和政论之间的一种边缘体裁。也可以说，杂文是一种特殊的政论，文艺性的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杂文评论,供大家参考。

篇一：杂文与评论的比较 文档

杂文

杂文是文学体裁的一种，但又不同于一般的文学作品，还具有政论的性质。杂文兼有文学和政论的特点，是介乎文学和政论之间的一种边缘体裁。也可以说，杂文是一种特殊的政论，文艺性的政论。

杂文是散文的一种。是随感式的杂体文章。一般以短小、活泼、犀利为其特点。内容无所不包，格式丰富多样，有杂感、杂谈、短评、随笔、札记等。

它以思想性、论战性见长;艺术上，言辞机警，行文情感饱满，常借助形象比喻来议论人或事，有强烈的震撼力。

我国报刊上的杂文，是随着副刊的产生而出现的。我们现在的报刊，不仅在报刊上经常有杂文发表，设置有杂文专栏，而且有许多专栏评论，也具有杂文的某些特点，不仅思想深刻，而且形象生动，富有艺术的感染力。(如在报刊上经常能见到的“经济茶座”、“农村杂谈”、“改革随笔”、“市场随笔”、“人生随笔”等都是这类专栏。)

杂文的内容、风格、形式的特点

一、文艺性的政论

二、强烈的战斗性：1、及时灵活地反映现实;2、爱憎分明的态度。

三、生动泼辣：1、逻辑性和形象性的统一;2、嬉笑怒骂皆成文章。

四、简洁精粹：1、言之有物，画龙点睛;2、简短而有骨力。

杂文的内容、风格、形式的具体表现

一、文艺性的政论

“文艺性的论文”，这是对杂文、杂感这种文体的极好的概括。这就是说，杂文既包含政论的因素，又包含文艺的因素。它是诗与政论的结合，意思是一样的。它既要有深刻的思想内容，要有对客观事物的科学分析，在表现方法上，又要善于运用艺术的形式和方法，把逻辑的说服力和形象的感染力结合起来。也可以说，杂文、杂感、杂谈、随笔等，都是新闻评论领域中的一种类型。由于这类文章一般论题集中，篇幅简短，多具有由小见大的特点，也可以说是思想政治领域中的一种轻武器，无论表彰先进，或是纠正时弊，都可以轻便灵活地发挥舆论引导的作用。

二、强烈的战斗性

1、及时灵活地反映现实

杂文作为一种政论，要紧密联系实际，及时反映现实生活，跟上时代脉搏的跳动。它的选题大都来自社会生活中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有感而发，作出敏锐的反应。

“感应的神经”、“攻守的手足”，这是对杂文这种文体反应敏锐的特点的极好的概括。反应要灵敏，攻守要迅速。我们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中，进行理想教育，宣扬高尚的道德情操，并对各种腐朽的思想和行为作斗争，杂文作为舆论监督的轻武器，是有它独特作用的。

杂文是一种战斗的文体，必须紧密结合现实斗争进行论述。

2、爱憎分明的态度

杂文的爱憎分明的态度，主要表现在它旗帜鲜明地提倡什么和反对什么。

作者的立场和态度决定文章的思想内容和倾向。所以，我们现在的杂文也可以说是“遵命文学”，所谓遵命就是要站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以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为指导。这样才能立足于正确的舆论导向，弘扬正气，扶正祛邪。

三、生动泼辣

1、逻辑性和形象性的统一

杂文是匕首、投枪，要锋利而切实。但是正如鲁迅说的，“它也能给人以愉快和休息，然而这并不是‘小摆设’，更不是抚慰和麻痹，它给人的愉快和休息是休养，是劳作和战斗之前的准备。”他还认为，杂文的战斗作用也在于它能使中国的著作界活跃，因为它贴近现实生活，“生动，泼辣，有益，而且也能移人情”。所谓“移人情”，就是杂文除了生动泼辣的风格外，还要有切实的、意味深长的内容，这样才能潜移默化地影响人们的思想。

杂文要生动，能引人入胜，就要把逻辑性和形象性结合起来。

杂文作者具有敏锐的思想和对社会生活的深入观察，才能做到逻辑思维和形象思维的结合，进行贴切

的形象说理。

2、嬉笑怒骂皆成文章

杂文应当有尖锐泼辣、生动隽永的风格，既不干巴巴地说教，或者板着面孔教训人，也不模棱两可、不痛不痒地说空话。生动泼辣的风格，不是单纯的文字技巧问题，首先要注意内容的充实，言之有物。作为文艺性的政论，杂文、杂谈、随笔首先要有深刻的思想内容，然后用恰当的形式表现出来。文字技巧也要讲究，但不能单纯的语言文字上下功夫。

“有真意，去粉饰，少做作，勿卖弄。”

许多杂文具有幽默和讽刺的特色，受到人们的欢迎。这样的杂文生动泼辣，富有杂文味。但是，幽默含蓄不等于卖弄，如果含蓄让人不知所云，那就不成其为杂文了。讽刺不等于谩骂，也要讲道理。恰当的讽刺有助于说理，而谩骂则相反。

恰当的幽默讽刺，妙趣横生，不仅表现了生动泼辣的风格，而且有助于说理，使人们在略杂文的思想内容的同时，也能得到一种艺术的享受。

四、简洁精粹

1、言之有物，画龙点睛

杂文是匕首、投枪式的轻武器，要迅速反映现实，所以一般篇幅都比较短小精悍，而不能长篇大论。所谓言之有物，就是要实实在在地讲道理，说真话，讲真理，在精而不在多。

杂文就事论理的多。许多杂文都是针对所见所闻，有感而发。在有些情况下，杂文采取寓理于事的表述方法，作者出面议论则画龙点睛，着墨不多正中问题的实质。在描述褒贬对象的时候，也要画眼睛，抓要害。

“借一斑略知全豹，以一目尽传精神。”

所谓画眼睛，就是在分析说理的时候，要抓住最能所映事物本质的特点，要看到问题的实质，不在细枝末节上浪费笔墨。特别是论战性的文章，更不能让论敌牵着鼻子走。

有的杂文议论并不多，但三言两语就能把主题点破，这就需要有敏锐的洞察力和深厚的文字修养。有些随笔看起来好像随意下笔，其实并不随意。作为散文的一种，好的随笔形散而神不散，行文落笔都会围绕主题的要求，能让读者心领神会。

2、简短而有骨力

杂文的短是形式，更重要的还在于内容的精。思想精辟，文字简洁，两者应当是相得益彰的。杂文要言之有物，要把革故鼎新、激浊扬清的内容，把作者思想的精华，凝集在简洁的篇幅里，才能有骨力，才能发挥匕首、投枪的作用。

简洁而有骨力的杂文，首先是在于内容的精粹。当然，在文字上也要力求简洁。从鲁迅的手稿选集中可以看到，他的文章都是经过精雕细刻、字斟句酌的，表现了他在创作中一丝不苟的精神。

【杂文写作的基本要求】

一、题材广泛，思想深刻;

1、在广阔的领域严格选材。深刻挖掘主题，思想要深刻

2、大处着眼，小处落笔。着眼于有代表性的问题或倾向

二、形象说理，巧喻善比

1、借助形象说理。选择典型、鲜明的形象

2、巧喻善比。由实见虚，由此及彼

三、突出重点，全面分析

1、着眼重点，想到全局。既不能面面俱到，又要避免片面性

2、实事求是，辩证分析。既切中时弊，又讲究分寸

四、主题严肃，笔法灵活

1、严肃而深刻的主题，灵活而幽默的论述

2、杂文的形象性、知识性、趣味性

选材和主题的特点

杂文的触角可以伸展到现实生活中的各个领域和各个角落，选材的范围很广。但是，它不能随意选择一些材料来就事论事，而要从大量的材料中，选择那些反映实际生活的，能代表某种思想或反映某种倾向的典型，通过分析，来说明比较深刻的道理。

选材的广泛性

选择材料要严格，便于就事论理，同时要经过对主题的提炼，表现出深刻的思想内容。(鲁迅在1931年写的《关于小说题材的通信》中曾说：“选材要严，开掘要深，不可将一点琐屑的没有意思的事故，便填成一篇，以创作丰富自乐。”)

主题思想性

大和小的关系

大处着眼，小处入手

杂文、随笔一般不去论述重大的问题，常常是通过社会生活中一些具体的事情，有时是一些不为人所注意的“小事”，引发议论，阐明一定的道理。这就需要从大处着眼，小处落笔。这就要求作者对当前的形势和党的政策有全面的了解，同时对群众的思想状况和动向也比较清楚，从而选择恰当的题材和事实，针对当前有代表性的问题或倾向发言。当然，在论述的时候不能就事论事，只见树木，不见森林。要通过具体的事情讲出深刻的道理，所言者小，所见者大。

全面分析和突出重点

1、着眼重点，想到全局。既不能面面俱到，又要避免片面性

杂文短小精悍，一般不去全面地论述某个问题，而是从一个问题的某个侧面或某个角度落笔，这样便于有的放矢，切中要害。杂文既不能面面俱到，不痛不痒，又不能为了强调某一个方面而犯片面性的毛病。既要突出重点，又要照顾全面。立足局部，放眼全局。

实事求是，辩证分析

杂文的说理既要有所侧重，又不能顾此失彼;既立足局部，又胸怀全局。这是防止片面性的一个重要方面。辩辩证分析的方法，就是要注意到事物之间的联系，不能孤立的看问题;要看到事物的发展变化，不能只从静止状态来观察事物。同时，对一个事物要看到它不同的方面，既看到优点，也看到缺点;既看到成绩，也看到不足;既看到今天的状况，也要看到明天可能发生的变化和面临的问题，等等。这样说，并不是在写作的时候什么都要写到，而是要对事物有准确的判断，下笔的时候留有余地，掌握分寸，不要把话说绝。总之，要从客观事物的实际情况出发，实事求是地作出分析。

严肃和风趣的统一

杂文要革故鼎新、激浊扬清，主题要严肃而有深刻隽永的意味。但是，它的表现形式和论述方法却是灵活多样，笔法不拘一格。

内容严肃和说理风趣的关系

杂文针砭时弊的比较多，大都具有幽默和讽刺的特点。鲁迅的许多杂文就是运用幽默和讽刺的笔法，既引人发笑，又发人深思，使人们在会心的微笑中受到启迪。幽默是一种健康的品格，和低级趣味完全是两回事。有些意见不便直说，采取含蓄婉转的表述方法，有点幽默感，效果会更好。这就要求作者要善于联想，巧妙地运用各种修辞手段。

讽刺一般带有幽默的成分，能把话讲得尖锐而有风趣。有些消极、落后以至腐朽的现象，只要公之于众，就有讽刺意味。鲁迅曾经这样论述讽刺的作用，他说：“‘讽刺’的生命是真实;不必是曾有的实事，但必须是会有的实情。所以它不是‘捏造’，也不是‘诬蔑’;既不是‘揭发阴私’，又不是专记骇人听闻的所谓‘奇闻’或‘怪现状’。它所写的事情是公然的，也是常见的，平时是谁都不以为奇的，而且自然是谁都毫不注意的。不过这事情在那时已经是不合理，可笑，可鄙，甚而至于可恶。但这么行不来了，习惯了，虽在大庭广众之间，谁也不觉得奇怪，现在给他特别一提，就动人。”

新闻评论，是社会各界对新近发生的新闻事件所发表的言论的总称。新闻和评论，构成报纸的两大文体。新闻评论是一种写作形式，一种传播力量，一种社会存在，以传播意见性信息为主要目的和手段。 新闻评论的特点

一、与其他评论一样，有论点，论据，论证三要素组成，具有政策性，针对性和准确性；

二、在有限的篇幅中，主要靠独特的见解吸引读者；

三、立意新颖，论述精当，文采斐然；

四、主要面向广大群众。

1、强烈的新闻性；

新闻性是它的首要特征，这是新闻传播工具的性质决定的，也是新闻评论和一般议论文的重要区别。

新闻评论的新闻性，主要表现在它所评论的对象，是当前重要的新闻事件和现实生活中需要解决的问题。它的内容是具有迫

切的现实意义的。

2、鲜明的政治性；

政治性，也是决定于新闻传播工具的性质。新闻宣传总要反映一定的观点和倾向，代表一定的阶级、政党或政治集团的利益。

新闻评论的政治性，主要表现在它针对那些具有政治意义的问题发言，围绕重要的政治事件以及在贯彻执行党的政策过程中的各种问题，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阐明党的立场和主张。即使是实际工作中的问题，包括业务方面的问题，也要从理论、政策、思想的高度进行分析和评价，而不能就事论事。

3、广泛的群众性；

新闻评论的群众性，首先表现在它的内容是广大群众最关心和最感兴趣的，是同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息息相关的，又是能反映人民群众的要求和呼声的。即使是专业性的新闻媒介，在宣传上也应该面向更大范围的受众，以求更充分地发挥作用。

新闻评论的基本规律

一、新闻评论是认识与意见表达的文本。

新闻评论是新闻体裁中重要的一类，它表达人们对新闻事件的判断、对由新闻引发的各类社会问题的思考。一篇好的新闻评论，既反映作者认识问题、把握新闻的能力，也反映其通过大众传播媒介有效率地表达观点的能力。这样的能力，是一个新闻工作者应具备的，也应该是现代公民素质的一部分。

新闻评论在形式和内容上都不同于新闻报道。它之所以产生、存在和发展，是因为人们不仅需要通过新闻媒了解新闻事实本身，也需要通过新闻媒体了解新闻事实的意义、其产生的原因及发展方向。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新闻评论表达作者特定的认识——对具体新闻事件的认识。

除了上述功能之外，新闻评论还有另一个重要功能：帮助人们通过新闻媒体对于公共事务进行意见交流——这些意见交流往往由新闻报道而促发。在这个意义上，新闻评论的重要性，不仅在于它们是一个属于“新闻的”文体，而且在于，它是人们进行普遍的思想交流的重要工具。在现代社会，新闻话题本身是人们观念冲突和意见交流最经常的媒介。所以，我们应该更开阔地认识和理解新闻评论，它在“意见表达”的这样一个本质上，与别的意见表达方式并无根本的不同，只是新闻事件这个议论对象和新闻媒体这个传播渠道，使新闻评论这种意见表达和传播方式可能比其他的方式产生更强的效果。也可以说，新闻评论在这个层面上的特性，其实是意见表达的各种文本的共性。

新闻评论的形式

新闻界前辈邵华泽先生认为最常用的几种新闻评论的形式为：

一、以中央和上级指示为内容写评论。这种评论能起到传达上级指示精神的作用。是报纸上很常见的评论样式。而写这类评论，一则要吃透精神，二要上下结合。

二、配合中心任务和重大决策写的指导性评论。这要要求作者要注意任务明确，道理要讲清。

三、针对一种错误倾向、错误思想或者是模糊观点来写的评论。写这种评论，则需问题要抓准，说理要透彻。

四、为突出新闻、通讯的思想性为其配发的评论。也就是在对问题作了事实的回答之后，再给予理论的、思想的回答。这要作者写作时，一要结合紧密，二要画龙点睛。

五、总结推广先进经验的评论。

六、有关节日、纪念日以及重大活动的新闻评论。

七、对敌进行论战的批驳式的评论。

八、对某个问题进行理论阐述的评论。这则要求作者，射箭要对靶，道理要讲透。

比较

杂文非时评，时评非杂文；时评不能搞春秋笔法，因此最好开门见山——注重时评的写作和阅读效率，这虽然不是第一性的要求，但却是最基本的要求之一。我以为，时评还是要义理第一、辞章第二。“引人入胜”或者提供感官愉悦，这不是时评的基本职能，最多是其副产品。

当然，应然和实然是两回事。现在一些杂文报刊和新闻纸的时评版面的编辑喜欢弄一些杂交品种，有这样的市场，一些作者出于发稿等方面的考虑，迎合一下，也是可以理解的。另外，这也正如海明所说，中国当下确实有一部分新闻评论读者，有一些比较另类的阅读期待。这可能的受了明清小说和评书的影响过深之故。也算是中国特色吧

“时评与杂文，原本同源，都是靠思想说服他人。区别在于，行文的方式有所不同。时评的兴盛，不过才短短的几年，现在已经显露出某些衰败的迹象。杂文不是鲁迅的独创，已有之，迄今虽然活力和受欢迎的程度远不如以前，但它毕竟还活着。绝大多数文体之间，并没有截然不同的区分（学术论文是不是如此，另当别论）。不同文体，尤其是相近的文体之间，取长补短，各自完善自己，是双赢的好事，不必轻易拒之门外。

时评不该有固定的模式，它的生命力不仅在于思想的深邃，观点的新颖，剖析的透彻，语言的活泼，行文的多变，也该是我们追求的目标之一。”

“是否严格区分时评和杂文的界限，作者和研究者可以有不同的选择。作为作者，考虑的主要着眼点是表达的效率，有一个好的观点，怎样把这个观点表述得更精彩，在写作过程中未必去考虑文体的区分，不用去细分究竟是杂文还是时评，我只要能达到最好的表达效果就好。而作为研究者，是一定要分清楚时评和杂文的界限的，这是出于研究的需要，便于对其研究作更明晰、更准确的表达。

中南版《新闻评论》第十四章杂文与新闻评论的关系（节录）

尽管杂文与新闻评论有着夹缠不清的关系，但可以明确地说，杂文写作能力不是新闻评论教学要达到的目标。对于大学本科的实用教学来说，这部分内容，应主要着眼于新闻评论与杂文之间的文体辨识练习，掌握其间的文体区别，掌握它们不同的表现方法、语言和结构特征。从一定意义上讲，只有讲授杂文，才能更好地理解新闻评论的文体特征。

第一节：杂文的认识价值

杂文，一般新闻评论的教科书把它作为“边缘文体”来讲授的。所谓“边缘性”，实际上是“兼有性”。文体分类的最高一层是实用文体与非实用文体（美文）的之别，杂文就兼有实用性与非实用性、应用文与美文的两重性。它既是意见传播的实用工具，也是文字与结构的审美对象。

杂文以美的文字和结构来实现意见传播，以求得更好的传播效果，这是人们的一般认识。杂文以“曲笔”进行批评，往往是言论环境不好的情况下的策略选择，这是人们对杂文的特殊认识。但是，杂文存在的理由，不仅在于审美价值，也不仅在于表达的策略。还在于其独特的认识价值。从根本上说，就议论这个功能而言，杂文存在的理由，就是新闻评论的局限；形象思维的理由，就是逻辑思维的局限。相对于新闻评论来说，杂文写作既是一种独特的表现能力，也是一种独特的认识能力、思考能力。人们靠联想途径拓展认识，也靠联想的结构吸引读者。这是认识与表现的统一。

为什么这么说呢？

新闻评论当然是应合人们对新闻事件的认识期待而产生的。新闻评论一般“缘事而生”。但人的真实的思想，特别是人深刻而广阔的认识，往往很难容纳于“事件结构”之中，特别是往往很难容纳于对新闻事件直接的“反应结构”之中。这是新闻评论题材与结构的局限。杂文题材广泛、结构多样化，就可以自如地容纳人们在社会生活中那些沉潜的、顿悟的、经过长久蓄积而形成的思考。

另外，人们真实的思想过程，那些带着人们接近事物本质的思维过程，也很难完全囿于概念、判断、推理和论点、论据、论证的严格程序之中。杂文则容纳了了逻辑思维，特别是形式逻辑以外的形象思维与辩证逻辑。它可以把相隔很远的，一般看不出来有什么关系的事物放在一起，作大跨度的思考。而新闻评论则难以实现和表达这样的思考。所以，它拓展了思考的广度。（略）

当然，应该说明的是，这种通过联想把不同对象“跨时空对接”的方法，对于认识来说，只是起到引发认识和思考的作用，而并不是认识本身。因为，确定的认识结果，既应该有靠得住的论据，也应该有符合一般认识规律――逻辑――的论证过程。

第二节：杂文与新闻评论的区别

杂文与新闻评论的关系问题，对于新闻评论的写作来说，不仅有着理论的意义，而且有着实际的影响。因为，这两种文体有着不同的写作方法和规范。实际上，一些习作者之所以写不好新闻评论，就在于他们混淆了两种方法与规范。

由于这两种文体都具有议论的性质，甚至都可可以用来议论新闻，有人便认为新闻评论也是有感而发，跟其他的随感杂谈没有什么很大的区别，把它们严格区别开来意义并不大。怎么看这个问题呢？

一方面，从实际的社会功能来说，这两种文体确实都有着议论时事的功能；从历史使命来说，一些杂文栏目在新闻评论还没有得到像今天这样的恢复和发展的历史年代里，确曾代替新闻评论，起着议论时事的功能。比如《中国青年报》的杂文栏目《求实篇》曾长期设在新闻版面上。从作者队伍来看，在新闻评论的作者队伍中，确实有着一些长期写作杂文的作者，比如鄢烈山、米博华、刘洪波、潘洪其、张金岭。

但另一方面，对于写习写作新闻评论的人来说，不了解这两种文体的区别，就没有基本的文体规范意识，在语言、结构文面就没有对表达效率的自觉追求，写作就会“两不像”，实际上无法完成特定的表达

篇二：杂文时评

杂文时评

从薛蛮子上央视说到“示众”法规 (2013-09-04 17:21:45)

央视这么对待老薛有“示众”的意味，是存心羞辱他，这是毫无疑义的，否则就不会把同案的娼妓作模糊处理。现在问题是，关于“示众”究竟有无统一的可遵循的法规？

从薛蛮子上央视说到“示众”法规

鄢烈山

关于“大V” 薛蛮子嫖娼并在央视“露脸”近3分钟的新闻热点，我没有特别关注，只是在微博和微信上看过相关报道和讨论，自然是碎片化的信息。突然想到一个大家没有论及而值得探讨的问题，于是我把相关视频和文章找来认真看了一遍。

一、先就这件事本身表个态

老薛嫖娼当然该依法受处罚。顺便呼吁一下，我每天晚饭后出门散步，总会看到南方报业大院门前的广州大道上撒着一地印着妓女的招嫖名片，怎么就不见警察或市容城管按电话抓人呢，警察都忙着抓散布网络“谣言”的去了？

《中国青年报》上发表的曹林的那篇谈老薛的评论，两个主要观点我同意一半。曹说：“我也不同意另外一种观点，就是将薛蛮子嫖娼跟其大V身份联系起来，拿这种行为来抹黑和贬低大V们，以此作为居高临下地批评一个群体的借口。无论从常识还是现实看，薛蛮子嫖娼和淫乱的行为，都与其大V身份毫不相关。”当然不相干！妓女们并不知道他是大V小V，只知道他是个老头，并给他起了花名“老顽童”，钱肯定是要收的，不过因为他是老“客户”而容许赊欠嫖资而已；如果因为他是大V不收钱那就不叫卖淫嫖娼，那就是粉丝“献身”，不违法更不

犯罪。无论如何道德败坏，与上海高院法官集体嫖娼不可同日而语：因为法官们嫖娼是别人买单，是接受性贿赂，是权钱交易，事发不是接受嫖娼的行政处罚就可画句号的，还要查受贿问题及有无徇情枉法。

顺便说一下，有律师和法学教授认为，老薛应该不存在“聚众淫乱”的罪嫌：“聚众淫乱”者不是性交易，是一众男女在一起寻求性刺激；而老薛一次召多个妓女，也是连续的性交易，是嫖娼，不过是一男对多女，妓女的目的都是赚钱，不是为寻求性快感。

曹文又说：“有一种观点认为，薛蛮子嫖娼固然令人不齿，但政府部门此举显然带着杀鸡儆猴的‘整人’性质，是通过严打薛蛮子来给其他常发表批评政府观点的微博名人敲警钟。我不太认同这种‘整人论’，它不是用事实和论据推出一个结论，完全是根据自己的想象来编造出一个事实。”我理解曹林发表此文时的顾忌和叙述策略，可惜事实证明，恰恰是他的这些话不符合事实。不仅胡锡进并不讳言可能有选择性执法“整人”的意图，《人民日报》也发了给微博名人敲警钟的相关评论《“大V”标签不是违法挡箭牌》。最重要的是，老薛有多重身份（用心理学家荣格的话说，每个人都有多重社会角色和人格面具），他的主要身分和职业是投资人薛必群（企业家），社会身分有美籍华人查尔斯·薛、“红二代”薛必群（其父亲薛子正1925年参加革命，1949年以后历任北京市市委秘书长、副市长、国家经委副主任、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等等，公共角色有“微博打拐发起人薛蛮子”、“大V薛蛮子”等等，而他嫖娼时出现的形象和身分就是一普通的汉族老头。央视为什么偏要拿他的大V身分说事，为什么不用拘留他时用的本名薛必群或查尔斯·薛，而偏要标用这个不见于证件的笔名和化名？傻子都明白给他贴这个标签的用意嘛！如果是我老鄢，本名、微博认证名一样，那才可以说不是有意选择了。

二、疑犯出庭应该怎样着装

我不是法律专业人士，对有些问题疑惑不解。写这篇文章前咨询了做律师而从事刑事诉讼辩护的朋友，澄清了一些问题，但还是有一些没搞清，一并写出来请教。

上个月我在新疆伊宁市，正逢几个记者朋友关注一个案件开审，我也跟着去法庭旁听，这是我第一次进法庭参观审案。被告人是一个当地官员“招商引资”引去的粤商，被指控行贿和挪用资金，我感觉即便罪名成立也不是什么大罪，但

是被告出庭时不仅被剃了寸头、穿着看守所的号衣，戴着手铐，还有脚镣。而薄熙来出庭受审时，穿的是常服，也没有戴手铐；服刑中的王立军出庭穿的是白衬衣。我在视频中看到的嫖娼事件中的老薛穿的是看守所的黄号衣。

为什么会有这些差别呢？关于着装和械具的使用有什么具体规定？根据现代法治社会遵循的“无罪推定”原则，刑事案件在法院判决之前，被告人应该被视为无罪，所以出庭时可以去械具、穿常服（包括西装领带），而在押送到法庭的途中，为防止逃跑混入人群，则应该穿号衣、着械具。这就是为什么薄熙来及以前“四人帮”出庭受审时不穿号衣的道理。（至于服刑期间的王立军之所以未穿囚服，是因为他乃以证人身分出庭。）那么，为什么有些被告人要穿号衣戴械具出庭呢？是他们自己怕麻烦而作出的选择，还是被区别对待了？

对付刑事案件疑犯的刑事拘留，与作为治安处罚的行政拘留（又叫治安拘留）是不同的。前者还要审讯，后者到期释放。据说被刑拘与被行政拘留的人，是不应关在一起的，现在有些地方因为“条件所限”有混押的。刑拘的与行政扣留的号衣有区别吗？后者一定要穿号衣吗？（行政拘留的人逃跑一般是没有意义的，反正过不了多久就会释放。）

三、人犯“露脸”有法律规范吗

言归正传，我更大的困惑是，疑犯或被治安处罚（包括捉拿中和行政拘留）的人，在电视、视频和报刊上“露脸”，有统一规范吗？媒体“露脸”的报道与古老的“示众”如何区别？

我在港台电视上看到，警察捉人时要给那些人戴上头套，关于卖淫嫖娼的画面会在人脸上打马赛克，或者对眼睛等关键部位作技术性模糊处理。我在网上看央视新闻频道关于老薛报道的视频，那是在看守所拍的，他与妓女都穿着号衣，但是不同的是，对妓女的面部作了技术处理，眼睛部位有光团遮蔽，而老薛则是让他“直面”众人。为什么要这样区别对待呢？一，媒体显然知道怎样做对当事人有利，它有区别对待的自由处置权吗？二，因为老薛是公众人物，所以可不保护他的隐私权（隐含名誉和人格尊严）吗？三，老薛这种言论领域的公众人物，与薄熙来、王立军这种手握公权力的政治性公共人物，在保护隐私权方面二者又该如何区别对待？薄熙来、王立军们，在台上时几乎天天上电视上报纸，犯事后媒体报道时脸遮不遮都差不多，只要一出现他们的名字，人们就会想起熟悉的面

孔；而老薛就不一样了，熟悉他面孔的人毕竟不多，在同一地方生活的妓女就不认识他。

央视这么对待老薛有“示众”的意味，是存心羞辱他，这是毫无疑义的，否则就不会把同案的娼妓作模糊处理。现在问题是，关于“示众”究竟有无统一的可遵循的法规？

我们知道，“示众”是一种很古老的传统。当众车裂商鞅、当众凌迟袁崇焕，不许收尸以示众，旧小说里写的县衙门外的枷号示众，《红岩》里写的国民党把革命者斩首后挂人头在城墙上示众，还有民间的对通奸的妇女剥光衣服“骑木驴”游乡示众，这都是“旧社会”发生的事。我见过的示众是在“文革”中，把某个“走资派”揪到台上批斗，戴高帽子示众，再令一些“牛鬼蛇神”弯腰站在两边陪斗，把“五类分子”用绳子牵起来游街??这些年，不是也常有某些超市把小偷绑起来示众吗？最近，还有报道武汉人将一小偷吊起来示众呢。

那么，让犯了罪过的某人在电视上无遮无盖地“露脸”算不算示众呢，我看是与时俱进的“示众”新方式，而且是更大范围的“示众”。

毫无疑问，示众有两重含义，一是作为惩罚的羞辱，让被示众者人格尊严受到沉重打击，“从此抬不起头来”；二是杀鸡吓猴，威慑（或叫警示）公众。

现代社会之所以认为“示众”是野蛮的，是应该尽可能避免的，这主要是从三个方面考虑：一是人道方面，不论是什么人，即使是十恶不赦的罪犯，TA仍然是人，是我们的同类，我们不能像对畜生一样对待TA，而要给TA作为人的最起码的尊严，至少不能像野蛮时代辱尸吧？同时要尊重TA的亲人的感情。二是为社会公共利益出发，保护一个人的名誉感和自尊心，让一个有罪过的人能够改过自新而不是从此破罐破摔，不论对TA本人还有对社会都是好事。三是基于对人性的体认，承认人天生都是有弱点的，所以要宽恕人的罪过，尽量保护TA的体面和人格尊严，同是也可防止人与人之间互相窥视相互检举，以免破坏社会的宽容与和谐气氛。

我真不知道我国关于“示众”有无法律规范，特别是媒体对罪与罚的报道有无相关的行业标准。央视12频道说法节目，影像多是回溯与模拟案情的表演，演员演戏当然是另一回事。媒体上真人，“露脸”，那就要斟酌处理了吧？ 2013/9/4

傍美定律：战后新兴国家的成功秘诀 (2014-01-17 08:50: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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傍美定律：战后新兴国家的成功秘诀

2013-12-07 大象公会

为什么亚洲四小龙会发展成功，而菲律宾、印度等国不成功，为什么格鲁吉亚、蒙古甚至乌干达值得看好。

文/辉格

二战后，从前殖民地、传统社会、部落地区独立出一大批新的政治实体，为建立富裕而稳定的现代国家，采取了不同的发展路径。

半个多世纪后，出现了像韩国、新加坡、以色列这样的新兴富裕国家，但多数国家却失败了，不少国家始终无法摆脱贫困、战乱、饥荒和暴政。

篇三：女作家散文评论

面向灵魂的本色表演

——简论盐城六位女作家的散文世界

王玉琴

眼下我阅读的十多篇散文，来自清一色的女性作者。这六位作者中我与张晓惠、曹文芳有过一面之缘，其他四位尚未拜会过。这样也好，我透过她们灵心慧性的文字，走进她们真实的、广阔无垠的文学世界。在这个世界上，遥远的距离、真正的陌生，并不是万水千山、素未谋面，而是日日相见，却形同陌路、冷落冰霜。语言是这个世界上不可思议的奇迹之一，它通过吟哦之声、点画之别、线段与流线，将浩淼无垠的宇宙空间、幽微难测的心灵图景、人类囿于生命长度而无从可知的前世来生，勾画得惊心动魄、惟妙惟肖。读者，也正是从他人逼真、精妙的语言文字当中，认识了过往今来的文人墨客，体味到他们孤独而又丰富的心灵。我在阅读张晓惠、曹文芳、丁立梅、徐新华、吴瑛与钱树文的散文中，感到她们以神奇的文字，勾勒出了我从未经历却异常亲切的一幕幕往事，这些她人的往事，将潜隐于我内心某种不为人知的记忆呈现了出来。这，也许就是文学中真正的共鸣吧！

一

人是因梦而生存的，汤显祖的《牡丹亭》之梦，具有爱而至死、死而复生的神奇力量。现实的冷峻因为梦的神奇和伟大，使得卑微沉沦的人生变得温暖而亮丽，人类追梦的过程中，或是一步步地超越了自己，或是一点点地遗失了自己。文艺理论家们在评价作家作品时，总孜孜以求于作家的“白日梦”，从而在“梦的解析”中探寻作家的文学心灵，探寻他们作品中或是与梦境相关的日神精神，或是与醉境相关的酒神精神。人生苦短，青春易逝，当我们长大或是迈入老境，追忆逝水年华，回味如烟往事，人生如梦的感慨，往往纷至沓来。对于女作家张晓惠来说，芭蕾梦总是她记忆深处永远真实、永远遗憾与永远怀念的艺术精灵。她的《舞蹈课》以一组文章即《爬墙头的女孩》、《血迹斑斑的红舞鞋》、《合欢花开》、《芭蕾的精魂》，再次回味了芭蕾带给她和那一代芭蕾女孩的伤痛与喜悦、梦想与遗憾。也许得益芭蕾这个高贵舞神的启蒙与熏陶，张晓惠的文字总是在娓娓道来之中将文字的优雅、情感的真挚与心灵的广博融于一炉。《血迹斑斑的红舞鞋》中的女孩淼，在冬日中刻苦训练，以致芭蕾鞋里血迹斑斑。然而，特定时代的政治风云左右了自由的艺术女神，淼因为家庭背景与家庭成分，无缘于《红色娘子军》的艺术舞台，血迹斑斑的红舞鞋没有留住淼的芭蕾梦。张晓惠将对时代风云与人生命运的感慨，凝结于一血迹斑斑的红舞鞋上，可谓举重若轻，又举轻若重。舞鞋上的累累汗水和斑斑血迹，又哪能止住淼对芭蕾梦无边的向往呢？然而这向往终究成了黄粱一梦。

正如张晓惠在《芭蕾的精魂》中所写：“地区一级的文工团演芭蕾终究是时代的误会”，消逝了芭蕾梦或是其他彩色梦想的女孩子，并不只有因为家庭出身不能走上舞台的淼。对于曾经拥有芭蕾梦的女孩来说，有的对梦中的芭蕾投以幽怨的一瞥，有的则以芭蕾的精魂指引着未来的人生道路。张晓惠在《芭蕾的精魂》中对芭蕾精神的描绘，使得她对芭蕾的理解达到某种哲学的深刻：哪怕只有一块仅供足尖立足的土地，也要昂首挺胸去展示一种飞翔的姿态。从古至今，善做幽怨文章的女作家可谓不甚枚举，那种“思悠悠，恨悠悠，恨到归时方止休”的幽怨诗文织就了中国古代女性文学的底色。而阅读张晓惠的散文，可以在她细腻精致的性灵文字中，感悟一种新时代女性的豁达与深刻，从而体味到情感与思想的双重力量。

二

戏如人生，人生如戏，六位女作者中，徐新华是一位从舞台演员转为剧本创作的女作家。戏台上的风花雪月、生老病死常常使演员在转瞬之间经历强烈的情感动荡，戏中人生往往使演员对人生的理解异于常人。多年的舞台经验与剧本创作，使徐新华的散文散发出独特的艺术魅力。《我的岸》书写了一个女性三段孤独的人生体验，其中感人至深的当为“我”在舞台上“死去”的场景，由于“我”做“死”的动作过程中拉伤了腰，故曲终人散之后，没有人发现“死”在舞台上的“我”，“我”在黑暗与静谧中体验着死亡的孤独与无奈、高傲与神圣。也许缘于徐新华丰富的人生阅历和艺术体验，她对人生的感悟透露出某种超越时空的动人力量。在《我的岸》之结尾，作者如此写到：“如今，母亲已经远去，那个曾经为我指点迷津的好友亦英年早逝，发誓执手偕老的人也渐行渐远终至分道扬镳，许多生命中最可宝贵的正在一点一点地失去??但是，我从未迷失，因为我知道，我的岸就在我自己的生命里”，读到这样感伤而又貌似豁达的文字，不能不为文字背后诸多无语的人生故事感喟。世事如棋，人生如梦，徐新华作为从演员转型为较有成就的剧作家，在事业辉煌的背后，也备尝种种无语凝噎的辛酸，生活给予女演员与女剧作家的考验和担当，往往远远超出于常人。如果不是由于作家拥有丰富自足的精神世界，使她能够在问鼎苦涩中保持优雅的风度，那么这个世界上，可能又多出一份阮玲玉式“人言可畏”的悲哀。

徐新华的三篇散文《我的岸》、《感觉岁月》与《人生的姿态》，都是从小处落笔，向回忆进发，颇有“锦瑟无端五十弦，一弦一柱思华年”的意味。在《感觉岁月》中，作者感叹两个同学生命的消逝，将人生的苦短形容为发出“嚓！嚓！嚓！”之声的魔笔，比喻之妙令人拍案叫绝。在《生命的姿态》中，作者从六十岁的考生与卖唱的地铁男孩出发，感悟生命的姿态其实就是“敢做自己曾经想做的事情”，“保持坚实、硬朗的生命质地”。阅读徐新华的散文，你会时时体会出文章里涌动着的昂扬的、不屈不挠的精神力量，而她这种“问苍茫大地”、叩问生命本质的人生感言无任何扭捏作态之感。正如季羡林所说，优秀散文的精髓永远在于“真情”二字，性情中人的徐新华抓住那些转瞬即逝却动人心魄的瞬间，挖掘那些在微尘中见大千、在刹那中见永恒的小事以及小事背后的生命意义，将真情、将自我融于其中，使读者体味到了她颇似杜甫式的“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的沉郁心灵。她对人生如梦、生命无常的感慨，既感人至深又令人警醒，颇具“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的艺术魅力。

三

散文的写作正如郁达夫所说，是“一粒沙里见世界，半瓣花上说人情”，曹文芳的散文《抓鱼??捉鸟?养鸽子》从日常小事出发，回忆了她和哥哥温馨、快乐的童年生活。韩愈曾经说过：“欢愉之辞难工，穷苦之言易好”，宋代文人也有“诗穷而后工”之说，写诗作文故作悲音的作家不乏其人，以致文坛上有“舍弟江南殁，家兄塞北亡”的历史掌故。曹文芳以快乐的平常心，自自在在的走进文学，以“我手写我心”的不事雕琢与亲切自然，给我们展示了一个农耕时代儿童与自然亲切相交的田园牧歌图景。六位女作家中，曹文芳是我唯一做过专访却一直未能行文的盐城作家，这主要是因为，曹文芳的写作不是为“意义”和“评论”而生的，而恰恰是因为“心灵”和“阅读”而在的，某种意义上她给了我挑战，也引起了我的沉思。再次读到她轻松活泼的文字，感觉她又笑吟吟地出现在我的眼前，“文如其人”，用在曹文芳身上是颇为合适的。也许由于独特的成长经历（家中的“老幺”）与从事的职业（幼儿教师），曹文芳已经出版的“水蜡烛”系列儿童小说，以童心、童言、童趣、童事织就。在中国文学中，对文学“童心”的追求曾是明清时期与“五四”以来重要的文学时尚。李贽撰《童心说》云：“夫童心者，真心也。若以童心为不可，是以真心为不可也。夫童心者，绝假纯真，最初一念之本心也。若失却童心，便失却真心；失却真心，便失却真人。”李贽以童心向文坛中的复古拟古、虚伪藻饰之风开炮，提倡性灵的文学。清代

的袁枚，“五四”时期的冰心，甚至后来的沈从文、汪曾祺，都大力提倡为文为人都要回归自然、返璞归真。曹文芳的这一篇散文《抓鱼??捉鸟?养鸽子》再现了她与哥哥文轩童年时代的生活场景，颇具“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桃花源情怀。也许由于笔者阅读过曹文芳、曹文轩作品的主要原因，笔者可以看出曹文芳与曹文轩的文章具有深刻的“互文性”效果。此处所指的“互文性”，即曹文芳在散文中所写的事，也是曹文轩在其小说《草房子》与《红瓦》中所写的重要场景。

童年是什么？也许“一任天真”可以概括。心无城府、无忧无虑的儿童总是饥来吃饭倦来眠，或做上天入地的梦幻，或捣鼓一切成人厌恶而自我乐此不彼的“歪业”，比如抓鱼摸虾、偷瓜摸果等等，长大了，你还能这么率性自如吗？我记得剧作家陈明跟我讲起音乐剧《草房子》最后一句台词：“长大了，我们怎么办？”时过境迁，这一句“长大了，我们怎么办？”仍然音犹在耳。儿童作家的文学创作实际上多半是回忆那个我们失落了的、长不大的童年。曹文芳笔下童年时代的哥哥，是一个整天在野外疯玩的村哥，他成天感兴趣的事就是抓鱼、捉鸟、养鸽子。文中最动人的场景莫过于兄妹“合谋”赊来一条大鱼，由妹妹虚张声势地告诉母亲：“妈妈，哥哥在水渠里捉到一条大黑鱼。”不知所以然的妈妈乐得感慨：“老天爷终于开眼了，让我家文轩弄条大鱼回家。”于是，全家围坐一团，吃这条赊来的大鱼，父亲还不失智慧地感慨：“我们吃鱼的没有你取鱼的乐。”笔者看到此处，不仅哑然失笑，想及“奔五”、“奔六”之年的中年兄妹与白发苍苍的老母亲，回忆起这一段童年旧事，到底是怎样一幅场景。曹文芳以夏天抓鱼、冬天捉鸟、病了还要养鸽子这样寻常的小事，写出了一个终日行走在乡间的少年形象，也写出了农家孩童与自然亲近的野趣。如果说童年短暂、青春易逝、生命终究会成云烟，那么，温馨永在，记忆永恒。曹文芳以水晶般的心灵，摘取乡村生活中鲜活的童年故事，再现了如烟似梦的往事，温馨情怀溢于言表。

四

在这一组散文中，有两篇文章涉及到了乡村女子的爱情与婚姻生活。一是丁立梅的《白日光》，一是吴瑛的《长英嫂子的爱情》。当我打开六位女作家的每一篇散文时，丁立梅的《白日光》确实有让我眼睛一亮的感觉。这种眼睛一亮，缘于丁立梅的语言，还有她文章所营造的意境和氛围。且看《白日光》开头的一小段描写：“午后的村庄，天上飘着几朵慵懒的云。路边草丛中，野花朵黄一朵白一朵地开着。鸡和狗们，漫不经心地走在土路上。”寥寥数语，从一个四五岁孩童的视角出发，将一个悠闲慵懒又静谧的村庄呈现了出来。丁立梅语言感觉颇好，无论是描写风景，还是揣摩人物心理，抑或书写对话，都能极俭省地选词造句，从而使她的文章布满了动态的画面感。例如她写到瞎奶奶家的泡桐树，“池塘边的泡桐树上，开了一树一树紫色的花，像倒挂着无数把紫色的小伞。花喜鹊站在上面蹦跳，抖落了一瓣一瓣的花”。也许因为丁立梅是语文教师的缘故，丁立梅的语言感觉明显地倾向于诗性，句子甚短，意蕴悠长。

在这样的语言感觉下，丁立梅所叙述的瞎奶奶的人生故事就有了某种古朴苍凉的味道。她不急不缓，娓娓道来，从瞎奶奶所做的一双双布鞋入手，开始探寻布鞋的主人——瞎奶奶的丈夫。瞎奶奶等了一日一日、一年一年的丈夫锁儿爹，其实已在他乡重新娶妻生子。当年为了全家的生计走村串巷的锁儿爹为了报恩，倒插门作了救命恩人的女婿，留在家里的儿子锁儿不幸溺死在家门口的池塘内，瞎奶奶就是这样在夫离子逝的痛苦中哭瞎了双眼，并坚守着等待杳无音讯的丈夫，她从青丝到白头所等来的，是一喜一悲的讯息，喜的是丈夫还有一个跟别人所生的儿子，悲的是丈夫已经仙逝。瞎奶奶这样的故事，从历史的云烟中析出，让读者感悟到的是传统女性的辛酸和愚贞，她将万千罪过与生死白头之约缠于己身。即使她终身等待的爱人宁愿背叛至死，也不愿给她一个真相，她还自足于盲目的道德高尚感与宽容感中。看到这样的形象，联想到如我父母辈及祖父母辈中无数苦难的旧式女子，不得不掬一同

情之泪。传统女性命运的可悲，有时并不是来自某一个具体的男性，而是面对习焉不察的男性中心传统不自知、不自信，将戕害身心的圣贤之教奉为圭臬。瞎奶奶之“瞎”，不在目而在心，惜乎她死时尤对那个背信弃义、至死都没有看过她一眼的“丈夫”感恩戴德，她的可叹可悲令人感慨万千。丁立梅以独特的悲悯情怀，祭奠已经消逝了的童年时代以及旧时代中终身处于等待中的女性形象。意味深长的《白日光》，意犹未尽的瞎奶奶，带给读者无尽的反思。

如果说瞎奶奶的人生悲剧令人唏嘘长叹，那么吴瑛《长英嫂子的爱情》则多少给人以一点希望、一抹星光。《长英嫂子的爱情》叙述的也是一个苦命女子的故事。文中存风哥哥是一个识文断字且琴棋书画、吹拉弹唱“无所不能”的乡村文艺男，可惜古董的父母无法给他婚姻的自主权，于是他接受长英为妻，却在日常生活中视其为空气与浮尘，为了抵抗这段不如意的婚姻，存风哥哥在外呼朋唤友、放诞不羁，在家则与妻子冷脸相向、分房而居。长英嫂子，这个不识字不会唱的乡村女子自觉地接受了父母为她选择的爱人，全然不顾对方对她的冷漠与无视。为了维持这段婚姻，长英嫂子委曲求全、逆来顺受，执着地以似水柔情来感化丈夫的铁石心肠，直至存风哥哥因婚外情而死。《长英嫂子的爱情》写出了婚姻中女性卑微的求爱与等待心态。翻开中国文学史，女子的幽怨排山倒海，从汉朝班婕妤的《怨歌行》，到清代贺双卿的《薄幸（咏虐）》，女子所作，十之八九皆幽怨绵绵、愁天恨海之作，只读得我这个当代女读者义愤填膺、掷笔长叹。今日再读到《白日光》、《长英嫂子的爱情》，不由得令我想起我祖父辈时代的奶奶、姑姑们，她们在终生等待中耗光了自己一点一滴的生命与光阴，终生没有走出家园一步，小脚颤巍巍，甚至连呼吸也颤巍巍。当然，吴瑛《长英嫂子的爱情》让长英在59岁的高龄，迎来了一段夕阳爱情。吴瑛对爱情本真的理解颇令人动容：“长英嫂子经历过那样的婚姻，现在要的恰恰是我四叔那样的一个男人，挑担时，有人接过去，重活时，有人说一声，我来。掀开锅盖时，那个男人贪婪地猛吸一口气，好香呀。”正如作者在文末对长英书写的那样，经历过半生冷遇的长英嫂子“再不用孤被冷衾，等天亮”，让长英嫂子解脱了终生等待的命运，不能不说这篇文章带给读者的一点希望。笔者阅读吴瑛的文章，发现她善于从庸常中去感悟生活的真谛，更善于从卑微人物中发掘人性的闪光。

五

在笔者所阅读的六作家文章中，《瑞吉欧，我会再来》是唯一一篇游记，作者为原盐城市幼儿园园长钱树文。古今中外，写诗作文，最忌搔首弄姿、故作高深，游记散文，尤其要注意从真情实感出发，移步换景，状物记趣，要写出自我体验他乡风景与异域文化的特异之处。在散文大家庭中，相比较而言，游记写作较之一般散文写作要难一些。因为一般散文，主要以人、事、情为依托，容易依赖人物、故事、情感本身的魅力增加作品的艺术感染力。而游记则不同，它往往缺少能够一以贯之的人物，即使有人物，也往往因缺少深入了解而使人物性格的呈现流于浮表。另一方面，游记中经常涉及迥异于本地与本国文化传统的历史人文内涵，如果事前事后的文献功夫不足、感悟不深，对异域他乡的历史人文观感往往隔靴搔痒、辞不逮意。余秋雨的游记散文能够被冠以文化散文的高品质定位，依赖的是他读万卷书的人文素养及行万里路的游历体验，毕淑敏的《蓝色天堂》能够直抵人的心灵，是因为她与海洋朝夕相处114天，对于海洋与人生的思考既具有女性的细腻，又具有某种哲学的深刻。人生在世，多少人为访古探幽、环游世界作终生的辛劳，多数人看世界哈哈一笑，拍一些标志性照片，带一两件当地特产回赠亲朋，作一下旅游之秀，实际对泉林之乐、思古幽情一无所得。

这样看来，钱树文的《瑞吉欧，我会再来》就颇有可取与动人之处。她在游历之初就对“上车睡觉、停车拍照、下车尿尿、回家什么也不知道”的旅游秀抱有警惕之心。另一方面，钱树文作为一个深谙教育尤其是幼儿教育的女性老师，观察细致，感悟深刻，她能从细微末

节中体会到欧洲文化独特的宗教传统，更对意大利瑞吉欧的幼儿教育体系感悟至深。钱树文以学生心态、学者之思直面欧洲历史文化传统，她从中西之别、古今之异切入，对圣彼得大教堂、古罗马竞技场、瑞吉欧冷餐会与海外华人生活进行了描述与剖析，令人有身临其境、耳目一新之感。文章的标题“瑞吉欧，我会再来”浓缩了作者此次旅欧之行的内心感受，如果不是出于对异域文明身临其境的感受和热爱，“我会再来”的奢念就不会产生。当然，《瑞吉欧，我会再来》，将所知所行、所思所想像开自来水那样哗哗流淌，风景倏忽而至，意念纷至沓来，令人眼花缭乱，如能“沙里淘金”、“水中捞月”，进行适度过滤与巧妙想象，则文章的意境会优美更胜。

读盐城六位女作家十数篇散文，走近她们“江天一色无纤尘”的文学心灵，感知她们闻歌而舞、踏雪无痕的文学世界，感觉她们就像是神交已久的故交密友。她们将灵魂交给自己信任的文字与文学，坦然呈现着自我经历中最刻骨铭心的记忆，将心灵深处最不为人知而自己终身难忘的赏心乐事与人生遗憾，对着知音娓娓道来，这种面向灵魂的本色表演，凝聚着她们对读者最深刻的信任，对文学最诚挚的热爱。她们中多数不是职业作家，然而她们却将人生中难得的休闲时光全身心地交与文学，与文学作耳鬓厮磨的亲密接触。朱熹在阅读屈原时曾说：“千载以下有知音”，王勃也曾说：“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能够超越时空的知音与知己，是心心相交、灵灵通透的。在夏日慵懒沉闷的午后，再次回味她们直陈心灵的散文世界，直觉有一股清新清凉，从灰蒙蒙的燥热空气中逶迤而来。

王玉琴，盐城师范学院文学院副教授，南京大学文学博士，主要从事文学评论写作。 地址：盐城师范学院文学院； 邮编：224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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