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领导出谋划策需注意问题（完整文档）

有人根据出谋划策能力的高低，把机关干部划分为四种类型：第一种，能先领导一步思维，并能提出高于领导一筹的见解，还能在领导决策的过程中，提出新的有价值的修正意见；第二种，能与领导同步思维，多数意见能被领导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为领导出谋划策需注意问题（完整文档）,供大家参考。

有人根据出谋划策能力的高低，把机关干部划分为四种类型：第一种，能先领导一步思维，并能提出高于领导一筹的见解，还能在领导决策的过程中，提出新的有价值的修正意见；第二种，能与领导同步思维，多数意见能被领导采纳，并能及时反馈决策执行情况，提出新的意见；第三种，落后于领导思维，意见和建议也很少被领导采纳，但对领导的决策指示还能正确理解执行；第四种，既落后于领导思维，又提不出有价值的见解，对领导的决策指示理解执行也不得力。第一种为“优秀参谋”，第二种为“良好参谋”，第三种则属于“一般参谋”，第四种则是“不合格参谋”。我们机关干部要力争成为“运筹于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的优秀参谋。 

机关干部出谋划策是为了解决问题。如果谋划了半天，出了一大堆点子，运用到实际工作中没有效果或收效甚微，那就失去了意义。所以，我们出主意、提建议，还必须讲究实际效果。 

一、要能行得通 

有一个寓言，说的是有一只猫抓老鼠的本领很大，老鼠们召开会议，研究对付这只猫的对策。大家思来想去苦无良策，最后有只足智多谋的老鼠出了个主意，说是在猫脖子上挂一个铃铛，只要猫一动，声音传出，老鼠们就能赶快躲避逃命。大家都感到这是个有创意的高招，一致表示赞同。可是，真正实行起来，又遇到了难题，谁去给猫的脖子上挂铃铛呢？大家推来推去，谁也没有能耐把铃铛挂在猫的脖子上。 

现实工作中这样的现象并不鲜见，有的机关干部提出的建议，理论上可行，实际上行不通；局部可行，全局上行不通；暂时可行，一段时间后就行不通。这就提示我们，在考虑问题、提出建议的时候，不能一厢情愿，不要出那些一听似乎不错，实际根本行不通的主意。 

真正行得通的好点子，通常具有以下特点：首先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切中要害，或者完全符合实际；其次具有很强的操作性，易于落实，能够办得到；再就是具有很强的可控性，便于检查，便于工作成效不断巩固和发展。概括起来说，必须是符合单位实际的点子，不是照抄照搬别人的东西，而是融会贯通上级指示，结合本单位实际，具有单位特色，能走出一条新路，能取得崭新的业绩；必须是既治标又治本的点子，深谋远虑，寻求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办法，能取得全局的、系统的、长远的效益；必须是快刀斩乱麻的点子，能抓住关键，牵一发而动全身，使久拖不决、久治不愈的问题较快得以解决，收到立竿见影的效果。 

二、不留后遗症 

有的点子确实能够解决问题，但把老问题解决了，又引发出新的问题，甚至留下久治不愈的“后遗症”。历史上留下“后遗症”最大的点子，当数用人实行“论资排辈”制度。 

从史书考察看，“论资排辈”起源于北魏一名叫崔亮人。据《魏书》卷六十六对崔亮的记载，崔亮当吏部尚书的时候，正赶上武官得势，太后下令要选拔武官在中央和地方政府中做官。但是官位少，应选的人太多，前任吏部尚书李韶按老办法提拔人，众人都心怀怨恨。于是崔亮上奏，建议采用新办法，不问贤愚，完全根据年头任用官员。年头不够，即使这个职位需要这个人，也不能任命他。庸才下品，年头够长就先提拔任用。于是，久滞官场的人都称赞崔亮能干。 

当时，崔亮的外甥司空咨议刘景安对舅舅的做法很不满，写信规劝崔亮说，古往今来，选用官员一直由各级政府推荐，虽然不能尽善尽美，十分人才也收了六七分。而现在朝廷选拔官员的方式有很多问题，选拔标准片面，途径狭窄，淘汰不精，舅舅现在负责此事，应该改弦更张，怎么反而搞起论资排辈来了呢？这样以来，天下之士谁还去修励名行呢！ 

崔亮写信解释了实行论资排辈不得已的缘由：过去众多的贤人共同选拔人才，你还说十收六七。今日所选拔的任务专归吏部尚书，以一人的镜子照察天下，了解天下人物，这与以管窥有什么区别呢？如今在战争中立下功勋的人甚多，又有羽林军人选，武夫得势，却不识字，更不会算账，只懂得举着弓弩冲锋，追随踪迹抓人。这样的人怎么能治理好天下？再说武人太多，而官员的名额太少，即使让十人共一官，官职也不够用，更何况每个人都希望得一个官职了，这怎么能不引起怨恨呢！我与上面当面争执，说不宜使武人入选，请求赐给他们爵位，多发他们俸禄。但是上边不接受。所以用了这个权宜之计，用年头限制一下，这就是我的本意，但愿将来的君子能明白我的心。 

从崔亮的解释来看，他采用论资排辈是不得已的权宜之计，也可能比较好地解决了当时的难题。但是，谁也没有想到，这一制度的“后遗症”至今还没有完全消除。顾炎武评论说，北魏失去人才就是从崔亮开始的。因此，不论是从当时看，还是从长远看，论资排辈都不是一个好计策。类似的点子，机关干部尽量不要向领导进言。 

三、利要大于弊 

任何决策建议，都可能有利有弊，有风险性。在国内外，由于利弊得失分析不透，导致决策失误的例子，不胜枚举。 

20世纪70年代，埃及兴建阿斯旺水坝。水坝的建设竣工，给埃及人民带来了廉价的电力，控制了水旱灾害，灌溉了农田，给埃及的工农业生产、经济建设带来了许多好处。但是由于缺乏系统的利弊得失论证，导致了尼罗河流域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遭到了一系列始料不及的自然报复。由于尼罗河的泥沙和有机质沉积到水库底部，尼罗河两岸的绿洲丧失了肥源，土壤日趋盐渍化、贫瘠化；由于尼罗河口供沙不足，河口三角洲平原向海中伸展变为朝陆地退缩，工厂、港口、国防工业等有陷入地中海的危险；由于缺乏来自陆上的盐分和有机物，盛产沙丁鱼的渔场毁于一旦；由于大坝阻隔，尼罗河上游奔流不息的活水变成了相对静止的“湖泊”，为血吸虫和虐蚊的繁殖提供了生存条件，致使水库一带居民吸血虫发病率达到80%甚至100%。由此可见，利弊得失权衡不好，是要付出沉重代价的。 

与这个故事相反，波兰人温斯敏就给新加坡出了一个好点子。新加坡独立后，首先探索的是如何引进外国智力，第一位被请进新加坡的是波兰著名经济学家温斯敏。温斯敏不负厚望。他做了大量考察，根据岛国的自然条件和人文特点，提出了振兴新加坡经济的七大措施，贯彻其中的便是加大科技投入。新加坡淡水不能自给，不得不从仅一水之隔的马来西亚买水。不过，连接新马两国的淡水输水管是双向的：一条由马来西亚流向新加坡，而另一条则由新加坡流向马来西亚。这正是温斯敏关于加大科技投入精神的具体体现。原来，新加坡买水时候，还花钱引进世界最先进的淡水净化技术，建了一座规模很大的自来水厂。从马来西亚流过来的水经过处理后，除自用外，其余的再流回马来西亚。不过回去的水并不是白给，身价是原水的两倍。这样，科技不仅解决了新加坡淡水不足的问题，还实现了“来料加工”，大大赚了一笔。大概马来西亚人不会想到，如今花费大量林吉特（马来西亚货币）买回的却是自己的水，而那卖水的竟是数十年前被自己驱出家门的小兄弟。 

经验教训告诫我们，机关干部在为领导参谋的过程中，应认真权衡利弊得失，看看到底有多少成功的把握，有多大失败的风险。有的决策建议，要进行精确计算，其中重大的决策建议，还要交专门的研究机构进行系统论证，以对其效益和风险做出定性和定量的评估。有的决策建议，要按规定程序履行论证手续，如进行立项论证、各类战术技术指标论证、总体技术方案论证等，从中选定出最佳方案。总得要求是，要纵横比较，反复衡量，系统论证，力求找出利大于弊的最佳途径，以及探索趋利避害的方法和措施，按照“两利相权取其重，利弊相权取其利，两弊相权取其轻”的原则，形成基本意见或处置建议，供领导抉择。 

四、不出馊主意  

有两个故事尽管过去多少年了，我至今难以忘怀。 

一个是几年前的夏秋之交，某单位要召开一个经验交流会，机关的同志想把会议地点定在某一风景区，会议之余还可以游览一番。为了坚定领导决心，便以种种理由说服，终于说得领导心动了，把会议地点定在了那里。殊不知，到风景区开会是很敏感的事，因为上级多次发文禁止到风景名胜地区开会。会议还没有开完，告状信就飞到了领导机关，外边还在组织开会，家里已住进了上级纪检部门组成的调查组，使得领导和与会人员很是尴尬。 

再一个是某部一名机关干部为领导下基层打前站，基层的同志或许是出于真心，向这位机关干部讨教：领导有什么爱好？单位招待所住宿条件太差，是否安排在星级宾馆？领导来基层时，组织群众搞一搞夹道欢迎，等等。如果这位机关干部有政治头脑，阻止基层这样做，可能就给领导帮了大忙，对上对下都好。事情恰恰相反，这位机关干部不仅没有制止基层的过格做法，还帮助筹划怎样使领导住得舒服，看得热闹，喝得高兴，后果可想而知。这位领导同志不知不觉被下边“热情”了一把，前脚刚走，告状信随即就到了北京最高层，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这位领导同志背着下基层“讲排场、搞特殊化”的黑锅，教训实在深刻。 

古人讲，“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也就是说，一个人每天要多检查反省自己：为别人出主意做事情，是否忠实呢？和朋友交往，是否真诚讲信用呢？对老师所传授的知识，是否复习了呢？我觉得，机关干部在工作中应具备“吾日三省吾身”的精神。出谋划策的时候，反复思量：看出的点子是否符合党纪国法、政策规定，有违规嫌疑的点子坚决不出；看出的点子是否符合我党优良传统，影响领导机关形象的点子坚决不出；看出的点子是否符合实际，不受群众欢迎的点子坚决不出；看出的点子是否经济实用，华而不实、劳民伤财的点子坚决不出。 

总而言之，要把动机与效果有机统一起来，好心要办好事，不能好心办坏事。再好的点子，如果与党纪、军纪、国法和政策、制度、规定相偏离，甚至相抵触，只能称之为“歪点子”、“馊主意”。对自己的政治生命和党的事业高度负责的机关干部，一定不要出有违规嫌疑的点子。具体讲，不搞“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投机行为，防止亵渎政策这条“生命线”；不搞“知法违法，钻法律空子”的冒险行为，防止触摸法律这条“高压线”；不搞“无视规矩，擅闯红灯”的散漫行为，防止越过纪律这条“警戒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