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渊明与“五斗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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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陶渊明与“五斗米”

　 ■顾农

　 东晋、 刘宋间的大诗人陶渊明是一位很有个性很有意思的高人， 平生遗闻逸事、 名言隽语甚多； 他最后一次当官也就是出任彭泽令的时候， 因不肯为“五斗米” 折腰遂挂冠而去一事尤其著名。

　沈约《宋书· 隐逸传》 载：

　郡遣督邮至县， 吏白应束带见之， 潜叹曰：“我不能为五斗米， 折腰向乡里小人！” 即日解印绶去职， 赋《归去来》。

　后来唐朝官修之《晋书》 的《隐逸传》 也记载了这件事， 只是所记渊明的感叹与《宋书》颇有不同：

　……素简贵， 不私事上官。

　郡遣督邮至县， 吏白应束带见之， 潜叹曰：

　“吾不能为五斗米折腰， 拳拳事乡 里小人邪！”

　《宋书》 所记的“我不能为五斗米， 折腰向乡里小人！” 其实只是一句话， 中间的那个逗号可加可不加——不加也许更好些； 而《晋书》 所记的“吾不能为五斗米折腰， 拳拳事乡里小人邪！” 则分明是两句话， 前一句为陈述的语气， 后一句则是反诘的语气， 最后如不用感叹号而用一个问号也是可以的。

　另外萧统《陶渊明传》 和李延寿《南史· 隐逸传》 也记载了其时陶渊明的感叹， 略同于《宋书· 隐逸传》 而远于《晋书· 隐逸传》。

　古人云“三占从二”， 就是有不同意见时少数服从多数； 这里自当四占从三， 以沈约的记载作为讨论问题的依据和出发点。

　如果以《晋书· 隐逸传》 为依据， 则渊明的前一句话好像指的是前已有之的事情， 后一句才说到当下。

　逯钦立先生正是这么看的， 而且作出了很新颖的解说。

　他曾撰有《读陶管见》的长文（ 《吉林师大学报》 1964 年第 1 期）， 指出：“吾不能为五斗米折腰” 一句同陶渊明第一次出仕亦即任江州祭酒有关。

　那时陶渊明的顶头上司、 江州刺史王凝之是个五斗米道徒，陶渊明很不以他为然， 所以“不堪吏职， 少日自解归”； 后一句话“拳拳事乡里小人邪” 则涉及现在要热烈欢迎督邮一事。

　陶渊明看这督邮乃是“乡里小人”， 根本不愿意向他卑躬屈膝。

　按这样的理解思路，“五斗米” 实乃借代修辞， 即指五斗米道徒王凝之。“吾不能为五斗米折腰” 指的是他 29 岁初次出仕时的事。

　陶渊明一派名士风度， 不能适应官场的尊卑势利， 觉得还不如归隐的好， 这是可以理解或相信的； 他本来已经打算归隐， 于是就借“应束带见之” 的礼仪问题发作起来， 迅速弃官走人， 这也完全可以理解。

　但这时如果忽然提到自己早年初次出仕时的旧事， 则不免显得有点鹘突。

　按《宋书· 隐逸传》 的文意， “五斗米” 似乎当与陶渊明当县令时的收入有关。

　后来一般就将“五斗米。” 理解为官俸， 甚至成了一个使用频率很高的典故， 例如盛唐大诗人岑参《初授官题高冠草堂》 一诗之尾联道：“只缘五斗米， 辜负一钓竿。” 到晚年他回忆自己早年出仕之初的情形， 又道：

　“久别二室间， 图他五斗米。”（ 《峨眉东脚临江听猿怀二室旧庐》）

　“五斗米” 作典故用时指官俸自无不可， 但这未必就是它的本义。

　事实上晋代官俸的详细情况颇不容易查明， 如果县令一个月只能领到五斗米， 未免少得太不像话； 于是有人主张这“五斗米” 乃是日工资。

　中国古代的官俸以日为单位来计算和发放， 像个临时工似的， 过去倒还没有听说过。而陶渊明日工资五斗米之说的推算方法尤为奇怪：

　以每日五斗乘三十天，得十五斛； 而东汉时的官俸半钱半谷， 有一种县长恰好月钱二千五百， 米十五斛。

　于是日工资五斗米之说似可确立。

　不过， 以东汉的材料推算东晋的官俸， 时间完全不对； 而且级别也不对， 大县设令， 小县设长， 陶渊明是彭泽令， 不是小县县长。

　有什么材料能够证明东晋的县令与东汉某种县长之官俸完全一样？

　中国古代的官员究竟拿多少俸禄， 材料不足， 中间变化很多很大， 往往不容易弄清楚。即以东汉而言， 到献帝时已取消钱米各半的老办法， 改为给官员一块“公田”，“令各自收其租税”（ 《后汉书· 百官志· 五》 注引《献帝起居注》）。

　用这个办法国家倒是很省心省事。

　按渊明《归去来兮辞》 序中有云：

　“……家叔以余贫苦， 遂见用于小邑。

　于时风波未静， 心惮远役， 彭泽去家百里， 公田之利， 足以为酒， 故便求之。

　及少日， 眷然有归欤之情。

　何则？质性自然， 非矫厉所得。

　饥冻虽切， 违己交病。

　尝从人事， 皆口腹自役。

　于是怅然慷慨， 深愧平生之志。

　犹望一稔， 当敛裳宵逝。

　寻程氏妹丧于武昌， 情在骏奔， 自免去职。

　仲秋至冬，在官八十余日。” 这里也讲到所谓“公田之利”。

　据《宋书》《晋书》《南史》 诸本传， 县令陶渊明当时占有公田三顷（一说二顷）。

　一年的租税会有多少， 是不是平均每日五斗， 实在不得而知， 恐怕很难计算； 陶渊明当了八十多天彭泽令就挂冠而去了， 这一份“公田之利” 到手多少， 亦不得而知。

　可知者只是：

　县令陶渊明扔下官印回老家去了。

　文史专家缪钺先生曾撰《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新释》 一文（ 《历史研究》 1957 年第 1期）， 详考有关历史文献， 指出“五斗米”“与当时的县令俸禄绝无关系”； 他又指出“五斗米” 乃是当时常见的士大夫的食量， 所以“我不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 里小人” 的含义其实相当于说“我不能为求一饱之故折腰向乡里小人”。

　此说最合情理， 自宜采信。

　可是此后仍然不断有人还从老路上动脑筋试图解决问题， 例如有人设想驾临彭泽的那位督邮也是一位五斗米道徒， 所以陶渊明对之深恶痛疾， 斥为乡 里小人云云。

　按王凝之为一虔诚的五斗米道徒是史有明文的， 所以逯钦立先生的看法足备一说， 而派定这位与陶渊明行将有关的督邮也信奉五斗米道， 则全无依据。

　最奇怪的是据说曾经有这样一种意见， 说陶渊明在彭泽令任上有些问题， 很害怕上级来人调查， 听到督邮将至就赶紧开溜。

　笔者读书不广， 没有看到此番高论的具体文本， 无从深论；估计这种大胆假设或只是借题发挥的戏说， 不能当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