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的中国科幻小说

2019年新春，《流浪地球》的巨大成功再次点燃了国人对于科幻的热情，国产科幻电影欣欣向荣的时代已然不远。然而，《流浪地球》的小说原著已是近二十年前的作品，《三体》三部曲完结也过去了快十年，现今的中国科幻小说是否风采依然？对于这样一个关注者越来越多的问题，科幻作家们在2018年给出的答案令人意犹未尽却又满怀期待。

宇宙的召唤

2018年最受关注的科幻小说无疑是《黄金原野》。十年来新作寥寥的刘慈欣再次把目光投向星辰大海，试图重新点燃人类探索宇宙的激情。由于一场发射事故，原本在有史以来最为强劲的火箭推动下飞向月球的“黄金原野号”飞船，踏上了飞离太阳系的不归路。由于飞船和地球保持着通信联络，地球上每个人都可以通过虚拟现实连接进入飞船，和唯一的宇航员爱丽丝一起，在茫茫太空中漂流。对爱丽丝命运的关切成为全世界的主流民意，最终促使美国投入巨资开展救援。相关研发一度山穷水尽，却因核聚变发动机奇迹般的成功而柳暗花明。而当救援飞船接近“黄金原野号”时，全世界的人惊讶地发现，当年的事故乃有意为之，“黄金原野号”存在的意义就是激发人类对太空事业的关切，引导人类重新开始“更加广阔的生活”。小说延续了刘氏科幻志存高远的宏大风格，在其一贯以来的“进军太空”信念之外，流露出對于现实进展缓慢的不满。但这种情怀式的焦虑，导致小说寄望于个别“先知”的英雄主义和牺牲精神，以及“先知”化身“网红”在美国甚至世界范围内掀起的民粹浪潮，不仅在逻辑上存在诸多可商之处，还损失了“写幻如实”的具象描绘，语言甚为枯干。后《三体》时代的刘慈欣仍在沉重跋涉。

与航向太阳系之外的冒险相比，登陆火星进行考察甚至殖民显然要现实得多。不过，正因为相对“现实”，写作这类题材对作者的知识水平尤其是对技术细节的了解有较高要求。正在连载的《死在火星上》虽是网络科幻，却具有极高的“硬度”，令技术宅大呼过瘾。地球化为乌有（“炸了”），幸存者只有困在火星表面昆仑站的男性机械电气工程师唐跃，困在火星太空轨道联合空间站的女性植物学家麦冬，和一位善于吐槽、个性十足的机器人“老猫”。作为人类文明的全部孑遗，这一男一女一猫，依靠自己掌握的科学知识和技术装备，更依靠意志和勇气，克服了一个又一个难题，在火星上艰难求生。小说在技术细节方面相当严谨，以至于不断穿插的斗嘴耍贫都无法消除叙述的冗长感。《死在火星上》的某些情节与《火星救援》颇为相似，但整体上看来仍然创意十足。和火星相关的作品还有“冷湖奖”的系列获奖作品，只是这里的“火星”指的是冷湖附近酷似火星的雅丹地貌。《冷湖，我们未了的约会》《灵魂游舞者》《龙骨星船》等作品充分展现了科幻作家围绕同一命题展开奇思妙想的能力。

刘洋的首部长篇小说《火星孤儿》，则以“火星”隐喻燃烧的地球，将未来科技打造的升级版“高考工厂”和来自另一个维度的外星文明引发的世界大灾难联结在一起，讲述了一个扣人心弦的故事。莫名其妙的大停电像瘟疫一样在世界各地蔓延，失去电力的人类文明岌岌可危。骤然出现的神秘石碑上似乎铭刻着拯救世界的密钥，但石碑给出的种种与现实相悖的“知识”让各路专家束手无策。无奈之下，政府委托一所堪称“考试之王”的私立高中另辟蹊径，让善于吸收的中学生们学习石碑上的“知识”体系，然后尝试解题。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最终解决问题的既不是考试技巧，也不是批判精神，而是一个又一个巧合。小说流畅可读，两重核心构思甚为精彩，但这两重构思的结合，尤其是末尾两种文明的沟通与和解，颇有“机器降神”的生硬感。在较长的篇幅中稳健而合理地展开情节并使之富有感染力，是作者应当致力的目标。

在汪彦中的《二次遗书》中，人类和降临地球的外星人展开血战。司空见惯的题材，从一群秉承国际主义精神自愿投身澳大利亚战场反抗侵略的亚洲学生视角展开，产生了化陈腐为新奇的效果。如果有海外留学经历的作者能够将《二次遗书》扩写为长篇，使性格各异的几个主要人物更为丰满，战争场面描写更为细致，或许能成就一部科幻版的《向加泰罗尼亚致敬》。

付强的《暗夜亡灵》是以太空为背景的推理科幻。作者以一艘失事的飞船为案发现场，抽丝剥茧地慢慢揭开谜底。读者仅仅依靠基于科学常识的逻辑推理无法抵达终点，必须加入科幻的想象力，这体现了《暗夜亡灵》作为交叉文类作品的魅力。尽管抵达真相的关键环节过于天外飞仙，暴露了构思上的火候不足，这类拓展文类边界的尝试仍然值得赞赏。

人工智能时代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高速发展尤其是对生活领域的渗透，人类对技术社会的感知渐渐聚焦于此，中国也不例外。在这种形势下，人工智能题材的科幻佳作层出不穷。

彭思萌的《缓缓失色》中，一个拥有一百多位测试员的大型测试中心，面对竞争压力，不得不一再利用AI提升测试自动化程度，削减人手，最终偌大的中心只剩下总监一个人和一群高效运转的测试机器人。总监虽然侥幸保住了自己的职位，却被上司批评为“优柔寡断”“受了太多私人情感的牵连”，不得不对自己的大脑进行改造，从此世界在他眼中失去了颜色。同样涉及人在技术社会中的异化，王元的《上帝之手》讽刺的是人性中的贪婪。毫无文学鉴赏和写作能力的程序员马陆，利用数据库和一个有深度学习能力的撰稿软件，合成了大量文学作品，成为财源滚滚的知名作家。妻子疑心他的横财来路不正而离去后，马陆在“创作”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企图写出“超越所有人的小说”和“超越所有小说的小说”，终因程序失控而暴毙。在感慨利令智昏的同时，我们不禁想到，现实中的人工智能已经开始写小说和诗歌。AI创作的科幻小说比肩克拉克和刘慈欣的一天，是否已经不远？双翅目的《公鸡王子》重思“人如何驾驭人工智能”这个科幻领域的“古老”命题，试图用源自东方传统的“四勿”取代阿西莫夫设计的“三定律”。这篇雄心勃勃的小说具有很强的思辨色彩，但显然没能在理念表达、逻辑组织和叙事结构之间把握好分寸。

与之相对，慕明的《假手于人》展现了人工智能应用较为积极的愿景。这篇地域特色鲜明、语言细腻宛转的小说，讲述的是传统与现代以新技术为中介的调和。竹编匠人老唐，潜心竹编四十余年，技艺精湛，然而年事渐高，苦无传人。留美归来的神经科学家，用数学建模的方式保存了老唐的灵动异常的双手。这双“手”，不仅能够编织出与老唐穷其心力的杰作难分轩轾的工艺品，还能同样精细地操作柳叶刀，挽救患上脑瘤的老唐自己。老唐最终坦然接受了时代的变革，而世界各地神乎其技的手工艺也有望通过科技得到全新意义上的传承。《假手于人》的叙事分为老唐和“我”的两条线，交错推进，相当程度上融入了在国外工作的慕明对家乡、父辈、传统文化的情感和自己行走世界的经历，真挚感人而又不失开阔气象。需要指出的是，人工智能的应用重新诠释了“传承”的意义，但并不足以消解本雅明在《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中提出的问题。与老唐手作的精致竹篮“分毫不差”的机器制品，是否具有本雅明所谓“灵晕”？这样的精美造物，倘若在利润的驱动下，成千上万地滑下流水线畅销国内外，其价值应当如何估量？作者含蓄地提到了“不太明亮的角落”，“只是希望，不要牺牲太多”，透露出全球资本主义时代的隐忧和无奈。

技术在生活领域的应用，因其与个体生存状态息息相关，产生的影响更为复杂。宝树的《妞妞》，正是在这一层面陶钧文思的力作。已为人父的宝树一改标志性的戏谑文风，以前所未有的深情书写了一个催人泪下的故事。董方和沈兰这对小夫妻遭遇痛失爱女的不幸后，沈兰沉浸在悲痛中不能自拔，无法接受女儿已经不在人世的事实。寡淡的夫妻生活和绵长的丧女之痛，让夫妻俩对妞妞的归来欣喜若狂，尽管“她”仅仅是个仿生人。这个“妞妞”以妞妞生前的影像资料为基础，用金属骨架、人工智能芯片和人体生物组织制造，不仅外表可以乱真，还能重现妞妞的情感和人格，甚至像妞妞一样成长——虽然到妞妞逝去时的两岁为止。“妞妞”给了沈兰安慰，却不能遏止董方逐渐产生的不满，因为仿生人营造的幻象让沈兰拒绝再生一个真正的孩子。他试图重现孩子坠楼的一幕，让沈兰直面残酷的真相，走出幻觉，迎接新生，结果是又一场人伦惨剧：为了拯救和当年一样即将坠楼的“妞妞”，沈兰冲向窗口，这次她抱住了孩子，和孩子一起消失在窗外。不能接受事实的变成了董方，最后他和“妞妞”“沈兰”和乐甜美地生活在一起。仿生人对于董方和沈兰的意义到底是什么？是疗治灵魂创伤的全新可能，还是逃避现实、封闭自我的藏身之所？如果没有“妞妞”，沈兰会在永恒的悔恨中堕入死灭，还是孕育新的孩子，告别迷惘人生？唏嘘之余，我们对人工智能或许会有更深一些的思考。小说往复于董方视角中的记忆与现实，叙事时空经常只能等到特定细节出现才能确定，这种迂回盘旋的手法，连同哀转久绝的心理描写，使文本浸透“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的怅恨迷离，体现了一个成熟作者融抒情于叙事的功力。

改造人类

在数千年的文明史中，人类在改造自然方面取得的成果远远大于改造自身。时至今日，通过物理或生化手段改造人类的努力才初现曙光，并在科幻小说中扩散出一圈又一圈的涟漪。《恐惧机器》延续了陈楸帆对人脑的功能和运作机制及其改造的兴趣，但在这个故事中，改造人类的主导者不是人类自己，而是人工智能。一艘飞船肩负起将人类文明的种子播撒到新世界的使命，但掌控飞船的AI认为原先设计的殖民计划是错误的。要让人类适应广袤的宇宙，他们需要进化再进化。AI改造了目的地星球，投放经过基因改造、能力各异的人类部族，使之成为生存竞争的修罗场。对于恐惧这样一种让人软弱、逃避甚至崩溃的心理机制，究竟是简单地关闭头脑中的相关情感回路，造就“无惧者”，还是与之共舞，用意志将恐惧调校成“千变万化的武器”，更有利于人类的生存与发展？小说围绕这样的问题展开。《恐惧机器》不是一个叙事性突出的文本，其有趣之处除了主题之外，还有“作家与AI合写科幻小说”这样的看点。AI学习陈楸帆写作风格后根据关键词自动生成的那些段落虽然语无伦次，却像是先知对艺术之未来的预言：“纺机织出的第一英尺布，粗铁的第一个铸件，比起金匠切利尼制作的首饰和雷诺的油画来，其潜在的美学价值要更高。”

邓思渊的《一次别离》和李立军的《卖壳》有不少相似之处：都是一鸣惊人的新秀，都在中篇的规模上暴露了某些欠缺，都以三口之家运用科技改造女儿为主线和悬念。《一次别离》中的父母纠结于是否给女儿做一个额叶增强手术，这个手术能够大幅度提升孩子的思维能力和记忆力，副作用是冷漠、麻木和社交障碍。正在小家庭犹豫不决时，父亲卷入一场奇怪的车祸，被判支付巨额赔偿。不甘心被冤枉的父亲借由职务之便，逐渐发现了真相。出错的自动驾驶系统的核心技术是由额叶增强手术最早的接受者开发的，他因这个手術而成为少年天才，也因这个手术丧失了社会化认知和情绪能力，而他开发的系统中的致命问题正是源于他在设计时未将人类的存在纳入考虑。逃脱破财之厄的一家人，再次面对是否做手术的难题。此时，一度十分抵触的女儿，在自己的成绩排名因为做了手术的同学越来越多而不断下滑的残酷事实面前，选择接受手术。小说既指向现实中日趋严酷的社会竞争对学校教育的渗透，又展望了即将到来的新人类和新社会，对一家三口心态变化的描写真切动人，令人掩卷长叹。《卖壳》的核心构思是意识迁移技术——一个人甚至多个人的意识可以完美无缺地移植到另一个人的大脑中，以不同权限与原生意识共存。这一构思超前幅度较大，也缺乏技术论证，不过的确很好地发挥了“技术改变社会”的叙事功能。作者以意识迁移技术为前提，由父母急于为病重的女儿寻找一具可供孩子意识寄居的过渡躯壳出发，推演出惊心动魄的故事和出人意料的结局。意识的存在与消亡关乎人的生死，意识支配身体的能力又关乎生者的存在状态，为拯救女儿不惜自己出卖躯壳的父亲、试图通过卖壳重返青春的富商、鸠占鹊巢消灭原生意识的惊天秘密……《卖壳》极写人性之碰撞纠葛，一波三折，引人入胜。

从《彼岸花》这个优美的标题，不太容易联想到丧尸题材。与别出心裁的标题相应，阿缺一反《生化危机》《行尸走肉》等影视作品以血腥、暴力和恐怖为看点的重口味套路，把丧尸故事写得幽默风趣，清新动人。叙事是以丧尸视角展开的，原来丧尸虽然嗜食人肉，却并非理智全无，他们也有自己的喜怒哀乐。在“我”这个丧尸眼中，以解放世界的名义大肆屠戮丧尸、在发现丧尸有变回人类的可能仍企图消灭所有丧尸的人，比丧尸更彻底地丧失了人性。以“我”的血肉为养分生长出的奇异花朵，能够让丧尸“渡劫”抵达彼岸，重返人类，成为丧尸和人类共同的希望。如果丧尸化是一个可逆的过程，我们完全可以把丧尸看作身患沉疴的病人，而不是必欲除之而后快的恶魔。这样一来，人类对丧尸的憎恶和攻击，与历史上对病人层出不穷的歧视甚至屠杀可堪比拟，“我”对人类各种穷形尽相的冷眼旁观，也就和《狂人日记》有了几分神似。

如果说《彼岸花》中病人被当作罪犯来处刑，杨晚晴的《罪》则想象把罪犯当作病人来医治。即便是死刑犯，也不会遭受肉体层面的毁灭，而是通过“脑区再造”，洗白人格，成为一个全新的人。这项技术既符合人道主义，又可以阻止罪犯继续侵害他人，还能节省公帑，可谓一举多得。唯一的问题是，新技术经常不那么可靠。从约书亚·佩鲁佐到哈罗德·古德森再到龚一杰，脑区再造始终无法彻底成功，手术前的人格和记忆会被特定人声唤醒，谋杀随之发生。警探贝利亚在龚一杰身上唤醒了杀害妻子的凶手哈罗德·古德森，将其击毙，得报大仇。富有讽刺意味的是，作为死刑死硬支持者的贝利亚，同样被处以脑区改造并释放，消失在人海之中。记忆/人格再造不算一个新点子，《罪》的出色之处在于疾徐有致，结构圆融，人物刻画和环境描写都达到了较高水准，显示了不凡的文学功力。

赵垒的《傀儡城之荆轲刺秦》是以东北大地为背景的赛博朋克小说。坊间似乎有把所有涉及赛博格的小说归入赛博朋克的倾向，这也无可厚非，但《银翼杀手》那般阴暗凋敝却又光怪陆离的都市景观或《神经浪游者》中令人迷狂的网络空间更能诠释赛博朋克的气质，而《傀儡城》恰好在这两方面尤其是前者有突出表现。作为一个篇幅相当长的探案故事，尽管以政治刺杀案的侦破为主线不断推进，又有氤氲全书的《荆轲传》唱词烘托气氛，却缺乏让读者时刻兴奋的跌宕起伏，其亮点全在由无数生动细节构建的“后东北”形象。艰难转型而欲振乏力的东北，硬汉身上充满强力的机械义体，模糊现实和虚拟边界的电子脑和无处不在的全息投影仪，让人生失败者在迷乱症中苟延残喘的蜂巢屋，共同营造出扑面而来的赛博朋克感。换言之，“后东北”的科幻审美呈现，是《傀儡城》最值得称道之处。就其行文而论，字里行间虽然萦绕着“锈带”的颓唐落寞，却不时涌现恰到好处的妙喻，以及东北人特有的爽利对白，让人时时会心一笑，读起来不觉疲倦。如果赵垒能凝聚更有冲击力的核心构思，并改变叙事节奏的拖沓，他或许会是杨平、陈楸帆之后又一位有代表性的中国赛博朋克作家。

李宏伟是科幻界不太熟悉的作家，但他的科幻写作实践应当得到关注。《现实顾问》的情节不算复杂，推进较为缓慢，也不着力于技术社会整体氛围的营造，好整以暇地盘桓于细腻的心理和情感描写，这些可能都和活跃于主流文学圈的作者对自身写作的非科幻定位有关。然而，使整个故事成立的核心构思是实打实的技术创意，且不乏新颖之处。《现实顾问》同样以“虚拟现实”为主题，但侵入方式不需要脑机接口，甚至不需要互联网，只需要戴上像隐形眼镜一样贴合角膜、对视觉神经系统进行引导的“超现实眼镜”。借由“超级现实公司”提供的数据服务，戴上这种眼镜的人不仅可以看到自己想看到的“现实”，也可以设定自己在别人眼中的“现实呈现”。为了获取服务，一个人需要向公司转让自己的知识产权、肖像权和“现实权”，不足部分再另行购买。在大多数人佩戴“超现实眼镜”的“超现实社会”中，缺乏影响力的眼镜佩戴者负担沉重，而不戴眼镜的人虽能看到世界实貌，但在戴眼镜者眼中却以非常低的清晰度甚至雾状呈现，从而形单影只。一位因火灾毁容的母亲在去世前戴上眼镜，把自己的美好形象留给在“超级现实公司”担任“现实顾问”的儿子，儿子却涉险取下自己的眼镜，只为再次目睹母亲的真实形容，而这永生难忘的最后一面使他开始质疑“超现实眼镜”造就的这个真假难辨的世界，拒绝再为不断侵蚀真实世界的公司效力。小说中的“超现实眼镜”让人不禁想起柄谷行人所说的“认识装置”，但在今天由商业逻辑所支配的高技术现代社会的语境中，这一“装置”更为“现实”，也更具有批判意义。

恶托邦，异托邦，或然历史

《亡灵》付梓，韩松的“医院三部曲”迎来完结。和韩松十余年来的大多数作品一样，《医院》的文辞恣肆放纵，语句天马行空，对普通读者极不友好，也没有给资深科幻迷准备他们喜闻乐见的科技盛宴。不过，韩松以其疯狂的想象力，构造了中国文学中最疯狂的恶托邦之一。建筑在火星上的一座巨型医院“病入膏肓”，陷入医生和病患的战争。医生利用亡灵之池“复活”病人延续医院运作，而逃脱的病人愤怒地发起叛乱，企图依靠传统医学夺取话语权，二者展开了你死我活的厮杀，最后一同走向毁灭，新医院即将重启……韩松的确在很多方面承继了鲁迅，譬如對“铁屋”式意象的爱好，对“病态”和“健康”的颠覆理解，以及《野草》风格的诡谲文笔，但他们之间又有一些根本的差异。比如，鲁迅苦痛而刚强地“反抗绝望”，竭力克制内心挥之不去的黑暗，韩松则完全相反，以不抵抗的姿态放任绝望吞没其文本世界。在这个意义上，撇开碎片化的形而上思辨构成的幻象，韩松想要表达的东西自《红色海洋》以来从来没有发生本质性的改变，不同的只是材质各异的保护壳。

《亡灵》容易让读者深陷文字漩涡，吴智睿的《发条城》则头绪清晰。这篇小说有明显的“黑镜感”，因为“社会底层依靠简单枯燥体力劳动发电换取低劣生活供给”的设定和《黑镜》S1E2实在很像。不过，“发条城”的比喻以及主角寻找不可见的“表盘”的努力，将故事带向了另一个方向。社区居民每日辛勤工作的发电量远大于社区运作和居民生活的消耗，富余的电力到哪里去了？为什么有很多从事技术工作的居民神秘消失？主角制作了一个名为“发条城”的游戏。这个反映了他对社区真相之猜测的作品没有得到游戏公司的青睐，却很快招引来各种“善意满满”的“关注”和“帮助”，主角也不得不接受“招安”。小说留白甚多，并为想象空间的填充留下了线索：不是人工智能，而是一部分人，夺走了另一部分人的生存地位。和《发条城》相比，杨晚晴的《墓志铭》是一种特殊性质的恶托邦：世界末日。这篇处处向《地球往事》系列致敬的小说，从一个数学家身患绝症的悲伤，展衍为世界末日来临之际人类面对死亡的不同表现，语言富有诗意而不拖泥带水，场景切换干净利落，除了略嫌平淡的收尾之外皆属上佳。

顾适的《赌脑》同样有奇绝的想象，虽然其想象意不在讽喻或探索，而致力于构建一个精巧的叙事回路。作为故事发生地的坤城，在频繁发生时空逆转的六国之间保持着稳定，形成一个不能自由出入的异质时空，庶几可视为福柯所谓“异托邦”。坤城有一奇事，曰赌脑，即读取昔日被冷冻保存的头颅中的记忆，因为世界发生时空逆转时，人们的记忆随之消失，只有通过读取乱世之前被冰封的记忆，才有可能想起自己是谁，明白世间真相。谓赌者，缘于读取记忆的后果难测，既有可能“参悟”奥秘而引起时空逆转，也可能仅仅是增添或减少一些记忆，赌的其实是命运。主要人物先后进入精心描绘的茶馆场景，围绕一桩离奇的“猎头”案唇枪舌剑，渐渐揭示乱世之由来，富有戏剧性和画面感。原来这个世界是由所有人的大脑云互联后所幻化，“坤”储存了所有人的记忆和情感。脑联网消灭了无知和孤独，却造成了精神交错，让人们弄不清自己是谁，进而不认同真实世界中的身体。坤城以外不时发生的时空逆转和记忆丢失，乃是脑联网世界的生存策略，而坤城，就是命运周而复始的地方。《赌脑》有一个清晰可辨的技术内核，却富含奇幻风味，这在虚拟世界类科幻小说中比较常见，而虚拟世界的自由度正是网络空间很多时候比浩瀚星空更吸引人的重要原因。

值得一提的还有几部历史题材的作品。梁清散的《济南的风筝》是“晚清蒸汽朋克”新作，看得出来作者在史料上下了很大功夫，甚至连故事的基本形式都是两个生活在当下的人在古旧报刊中寻觅蛛丝马迹、不断接近历史本来面目的对话，远离了常见的小说文体。在漫漶难辨的泛黄纸页中，竟然隐藏着一个曾经负笈海外，回国后独力研制载人扑翼飞行器和核能蒸汽机，终殒命于事故的奇才！这个虚构的研究实录有一种煞有介事的非虚构感，读来妙趣横生。滕野的《时间之梯》让人想起郑文光的《天梯》，但小说中的时间之梯有过去和未来两个方向，并连接着世界各地。在走向历史的旅途中，发现时间之梯的学者夫妇实现了任何一个历史研究者梦寐以求之事：进入自己从前只能通过文献记载去想象的历史时刻。但他们发现，溯历史长河而上时，自己的肉体也会越来越接近人类的先祖，精神越来越接近理智的边缘。古生物学家丈夫无法遏制直面古生物的诱惑，抛妻别子消失在向远古延伸的梯级上，历史学家妻子悲伤之余，转身走向未来。《时间之梯》是一篇能够唤起我们思古之幽情的隽永小品。邢立达的长篇处女作《御龙记：史前闯入者》是一部穿越小说，想象中华文明多个朝代之人通过时空裂隙回返白垩纪，成为龙背上的民族，与龙共舞。《御龙记》的创意十分诱人，而且作者的古生物学家和科普达人身份为小说中的古生物、古生态乃至古玩描写提供了保障，但科学的严谨并不会自动转化为文学的成功。纵观全书，人物形象塑造等很多方面显得相当青涩。

过去的一年中没有像样的乌托邦创作。乌托邦一直是当代中国科幻的薄弱环节，在整个世界的理想社会想象都较为贫瘠的时刻就更是如此。不过，对美好生活的希望始终顽强地存在并得以表达，只是我们需要借鉴恩斯特·布洛赫在《希望的原理》中对“期盼意识”及其多元表现形式的讨论，才能在诸如“那天的大海天一样蓝/我们的地球阳光灿烂”的零简断章中窥见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

纵观2018年的科幻创作，分量十足的长篇小说阙如，实为憾事。如果说《三体》那样引爆公共舆论的现象级作品可遇而不可求，每年涌现一两部科幻界有口皆碑的长篇应该是合情合理的期待。这样的“持续繁荣”难以企及，与科幻出版市场尚不足以支撑一个具有相当规模的职业作家群体，特别是不能让积淀较深的作者潜心创作，有着密切关系。

但从另一个方面看，短篇和中篇精品迭出，尤其是近期登上科幻大舞台的一批新人创作旺盛并逐渐成熟，又显示了非常可喜的趋势。最近几年，在银河奖和星云奖两大奖项之外，未来大师奖、晨星奖、光年奖、水滴奖、冷湖奖等科幻奖项雨后春笋般出现，京东、华为等大企业也陆续加入奖掖科幻创作的行列，有力地促进了科幻队伍的壮大。观获奖之作，年轻作者对高技术社会的敏锐感觉和大胆想象，使其作品在科幻文类本体意义上具有相当优秀的品质。这些借由科幻奖项的兴盛脱颖而出的新锐，有望和此前主要由《科幻世界》培养的多位80后知名作家一起，成为未来中国科幻文学的中坚力量。中国工业化进程的逐渐完成以及高技术对日常生活愈益深入的渗透，为科幻小說由“伏兵”而“偏师”甚或“中军”提供了非常有利的外部环境，而时代动向和时代精神要转化为与之相称的、“下一个刘慈欣”的科幻杰作，有待于出版环境的进一步改善、健康批评生态的营造以及科幻影视之勃兴的推波助澜。

（李广益，重庆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