努力人生：胡适在北大

第一次到北大

1917年9月1日，胡适动身北上，9月10日抵达北京，住西河沿中西旅馆。这是老乡汪孟邹介绍的旅馆，去年底，汪孟邹和陈独秀到北京，也住这里。蔡元培就是在这家旅馆看陈独秀时，定下聘胡适的。

次日，胡适再去东堂子胡同三十三号蔡元培家，这次见到了蔡校长。两人谈起对办大学的意见，胡适谈了不少。虽然初来，他已感到北大幼稚的东西不少。他今年接了三门课：中国古代哲学、英国文学和英文修辞。其中，前两门课为三小时、后一门课一小时，后来增加了《中国史学研究方法》，每周一小时，共八课时。作为哲学教授，胡适还教英文，似不合理。此外，一个知名学堂，至少要有一个哲学研究所。

初见胡适，蔡元培非常高兴。他邀请胡适在开学那天，谈谈整顿大学的意见，胡适推辞了一番，答应就“大学与中国高等学问之间的关系”谈几句。

很快，蔡校长任命胡适为北大英文部教授会主任，其月薪也由刚来时的二百六十元加到三百元，与文科学长陈独秀月薪一样。

北大文科旧教员有沈尹默、沈兼士、钱玄同，陈独秀任文科学长后，又增加了胡适、刘半农、周豫才、周岂明，于是，文学革命、思想自由风气，在北大迅速流行起来。与此同时，北大理科有李仲揆（四光）、丁巽甫、王抚五、颜任光、李书华；惟法科单薄，先只有王亮畴、罗钧任，二人调到司法部后，蔡元培又引进了王雪艇、周鲠生等人。蔡元培对胡适的印象尤其好，称他是“旧学邃密”而且“新知深沉”的一个人，所以，胡适能一方面以新方法整理国故，一方面帮助蔡元培整理英文系。

在大学教员宿舍住下不久，胡适秋天住到高一涵在竹杆巷租的房子，与他合租。此房偏僻安静，房租每月六元，胡适分摊三元。加上每月饭钱九元等，胡适每月开销四五十元。

高一涵是留学日本的安徽六安人，去年夏天，与许怡荪同行回国。

秋日的一天傍晚，刘半农和胡适两人在北大河散步。初到时，刘半农不把门口的这条小河放在眼里。因为在南方，这种河遍地皆是。过了几个月，刘半农发现，走遍北京城，竟找不出同样的一条河来。

胡适说：“不知道为什么，独秀近来颇不起劲。”刘半农说：“我也不知是何道理？”走了一会儿，胡适说：“你知道‘北大河’的来历吗？”“考据这玩意儿，是你‘独份’，我能在你面前‘玩票’？”刘半农说。“呵呵！”胡适愉快地笑了起来。

刘半农见胡适笑得欢，心想，我有时间，一定“考”它一回！

11月20日夜，胡适给钱玄同写信，回答他7月2日信中关于《金瓶梅》的话题。

钱玄同和陈独秀两人都肯定《金瓶梅》，胡适不赞成。今天的中国所谓男女情爱，与兽性的肉欲差不多，应该排斥《金瓶梅》一类书才是。与此同时，翻译出一批高尚的言情之作，五十年后，或许有转移社会风气的希望。此种书，即以文学的眼光看，也没有什么价值。文学要素之一是“美感”，《金瓶梅》有何美感？

记得小时候自己看《肉蒲团》一类淫书，加上在上海交上一班好逛妓院的朋友，自己就跟着学坏了。作为过来人，胡适深知读坏书误人子弟。他说：“中国小说没有一部好的，没有一部应该读的。”胡适的意思，不但《金瓶梅》流弊大，就是《红楼》、《水浒》，青年也不宜读。

钱玄同称赞苏曼殊的小说，胡适也不赞成。夏天在上海，胡适细读苏曼殊《绛纱记》，全是兽性的肉欲，生拉硬凑。其《焚剑记》简直是胡说八道，比不上《聊斋志异》百分之一。

对于钱玄同批评自己诗词“未能脱尽文言窠臼”，胡适开始不接受，次年8月1日，胡适写《尝试集》自序，改变了自己的意见：

我初回国时，我的朋友钱玄同说我的诗词“未能脱尽文言窠臼”，又说“嫌太文了！”美洲的朋友嫌“太俗”的诗，北京的朋友嫌“太文”了！这话我初听了很觉得奇怪。后来平心一想，这话真是不错。我在美洲做的《尝试集》，实在不过是能勉强实行了《文学改良刍议》里面的八个条件；实在不过是一些刷洗过的旧诗！

12月3日，北大成立哲学研究所，胡适任主任。该所类似西方大学的硕士、博士生深造机构，培养本校大学毕业后的学生。

当天，胡适给母亲写了一封信。昨天，北方各省督军在天津开会，决心进攻广州革命政府。胡适担心，皖南会不会受战祸牵连。母亲要急着钱用，可以临时找别人借一下。胡适打算带四百元回家结婚。自己到北大总共才拿四个月薪水，除了日常开支，还为江冬秀和自己置了新衣服，又为明侄的死花了钱，二哥和思聪来，也花了钱。

傅斯年在暗中保护

1918年2月18日，正月初八，星期一，是胡适过年之后第一次上西洋哲学史课。昨天上午才备好课，中午就被朋友喊出去，吃了两斤花雕酒。晚上吃过饭就不行了，睡了一会儿，大约是醉了，渴得要命，起来喝了一大碗茶，又叫佣人阎海洗了一个萝卜吃下去了。

胡适在西洋哲学史课的开场白中说：

一个哲学家的学说，来源不一，有师承旧说；有对于前人学说的反动；有受人攻击产生的，如我写白话诗；有自己的怪僻才性的结果；有受当时的学术限制，所以看得差了；还有是眼光太远，当时不能适用后世却可实行的；也有针对时弊下猛药，只可施于一定的时代。总之，研究哲学史，须要有历史的眼光。

北京大学本科聘有刘师培、黄侃、陈汉章等人讲授国文，发挥仪征学统和章太炎学说。他们讲中国哲学史，讲两年，才讲到商朝。胡适讲中国哲学史，把商朝以前割断，从东周说起，学生听了，说是“思想造反”。他们拿不定主意，是否要把胡适赶走，便请傅斯年去听课。

与顾颉刚住在北大西斋同一房间的傅斯年，一向景仰章炳麟的学说。此外，他也喜欢读西洋书籍，节衣缩食在日本丸善株式会社邮购书。听了胡适的课，傅斯年很受启发。他对同学们说：“这个人书虽然读的不多，但他走的这一条路是对的。你们不要闹。”

见学生功力不差，胡适备课不敢马虎，加倍用功。过了几十年以后，胡适才知道，自己二十几岁之所以在北大压住了台，是傅斯年在暗中保护了自己。

胡适的课安排在一、三、五。早上起来，阎海端来一杯豆精乳。北大化学系讲师李石曾建立了一个制豆腐浆的豆食厂，胡适很喜欢喝。

2月25日，元宵节，头晚两点半钟，胡适写了一个明信片后就睡了。早晨七点多钟，胡适起来洗面，要照镜子，遍寻不见，剃须刀子一盒也不见了。胡适以为是聪侄拿去剃面去了。叫佣人去找镜子，也找不着。后来找到胡适从前住的房间，见一只外国箱子大开。佣人叫胡适去看，始知昨夜有贼进来了。

查了一下，被窃去狐皮马褂一件、外国衬衫几件、罩袍一件、单衣几件、帽子两顶、茶壶一把、剃刀一盒、镜子一面、洋袜几双，还有家中带出来的千里镜头两个、破表一只。大概还有些小零碎，也想不起来了。在院子后面，佣人找到袜子一双，掉在地上。茶叶倒在地上，说明贼从屋后墙上爬进来的。北京的房子没有高墙，易爬进爬出。早饭胡乱吃了几口，胡适就匆匆去上课了。破表没有了，胡适怕耽误上课，宁可早出门。晚上，胡适给母亲写信说：

此次失物，并不值几个钱，只可惜家中特为我做的马褂也偷去了。还有那剃须刀，从家中寄来，只用了两次，便被他拿去了。别的东西，他用得着，到也罢了。这一盒剃刀他拿去一定不会用，岂不是白白地枉费心思吗？

江冬秀知道后，回信说，失窃“只是一点小事”，要胡适注意身体。

3月16日，胡适因为牙痛，找牙医补蛀洞。然后忙了一天，替《新青年》做了一篇一万字的文章，做到半夜后三点才做好。

胡适想把文学革命的目标化零为整，归结到“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十个字。不要先把“标准国语”订好，再写国语文学。而直接以国语写文学，等有了国语的文学，自然有了文学的国语。任何一个国家、朝代，都是靠文学著作来传播本国或该朝代语言的。国语没有文学，便没有价值，便不能发达。这是他写《建设的文学革命论》的本意。

一句话，先拿出国语文学，而不是先制定国语的标准。即先有《红楼梦》，而不是先有关于如何写小说的说教。对于这篇文章的作用，胡适后来说：

此文发表后的两三年之内，许多人也已看出其中的道理来。青年人也不再以没有“标准国语”而发愁了。他们就用群众的语言去做诗作文。我也以我自己的体验告诉他们，许多伟大而畅销数百年的小说如《水浒传》、《三国演义》、《西游记》、《红楼梦》、《儒林外史》等等著，早已把白话文的形式标准化了。

北京气候干燥，3月23日夜，突然下起雨来。胡适和刘半农是南方人，不约而同地高兴起来。夜里，胡适给母亲写信说：“北京有几个月没下雨了，今晚忽然下雨，终夜不歇。”

林蔡之争

1919年2月19日上午，陈独秀、钱玄同和胡适在文科学长室闲谈。他们为《公言报》上刊登的学生宋春舫谈戏的文章，闹了不愉快。宋春舫讲“歌剧的势力比文剧的势力大”，钱玄同很反感。对于胡适偏向宋春舫，钱玄同更不满，甚至说若适之看得起宋春舫，他便要脱离《新青年》云云。此外，钱玄同也不满意胡适看得起学生张厚载。

胡适觉得，钱玄同也未免太生气了。分手后，他找《公言报》读，觉得宋春舫发表于19日的末段的话，明白地说了歌剧的影响不如白话剧，并不错。至于他17日发表的文字，谈“歌剧之势力且驾文剧而上之”，可能有误会处。

因为钱先生很生气，胡适找来宋春舫，问他情况。宋春舫说，所谓“势力”并非influence（影响），本意作号召听者之能力，随笔写去，不图有此误会。

次日夜，胡适给钱玄同写信说：

适意吾辈不当乱骂人，乱骂人实在无益于事。宋君无论如何，他总算得是一个新派人物。其人作文太粗心则有之（此乃多作日报文字之过，且少年得志太早之过），然不当把他骂出我们的大门去也，老兄以为然否？

至于请张厚载做文章，目的是找作文的材料。这样做，总比凭空闭户造出一个“王敬轩”的材料要值吧？胡适写道：“老兄肯造王敬轩，却不许我找张子做文章，未免太不公了。”钱玄同化名“王敬轩”扮旧派人物写文章攻击新派，在《新青年》发表，遭到“记者”（刘半农）的痛斥。

钱玄同看了胡适的信，有点不高兴。胡适怎么忽然用起《红楼梦》里贾宝玉对林黛玉的口吻来对自己了？

看了钱玄同的回信，胡适写信反驳道：“我写的信是胡适之与钱玄同赔不是的，你们偏要说是宝玉对林妹妹的手段，这是‘古典主义’，我是不赞成的。况且我又如何敢讨老兄的便宜，把老兄当作林妹妹呢？”

宋春舫无非很想加入新派，胡适希望大家不要赶他出去。钱玄同不同意在《新青年》上发表张子的文章，胡适因已请他为自己作文，不好反悔，打算把他的文字作自己文字的“附录”发表。

就在这时，张厚载在《神州日报》发表《半谷通信》，说陈独秀、胡适、陶孟和、刘半农等人，以思想激烈，受到政府干涉，陈独秀已去天津，态度消极云云。张厚载的流言被上海等报刊转载后，他又在《神州日报》上说：“北京大学文科学长近有辞职之说，记者往访蔡校长，询以此事，蔡校长对于陈学长辞职之说，并无否认之表示。”

不得已，胡适3月10日致函《北京大学日刊》，说“这事乃是全无根据的谣言”。

在南方的陶行知看到报上说胡适等人被撵出北京，十分高兴，正准备联系几个人一起写封信，欢迎他到南方来，不料，报上又出现了陈独秀辟谣的声明。见到报纸，陶行知连呼：“可惜！可惜！”

当时，反对新文学运动的，除了北大内部的国故派，还有林琴南派以及东南大学的胡先骕办的学衡派。3月18日，《公言报》刊登林琴南写的《致蔡鹤卿太史书》，把矛头直指蔡元培和北京大学。

去年年底，林纾在上海《新申报》上发表了几篇隐射性的短篇小说。其中《荆生》一篇，很明显地隐射攻击陈独秀、胡适、钱玄同三人，并且希望有个伟丈夫荆生出来，用重十八斤的铜锏，来制伏书痴。那篇小说的末尾有一唱三叹的论赞，说：“如此混浊世界，亦但有田生（陈独秀）狄生（胡适）以自豪耳！安有荆生！”

这是刺激“荆生”的话，要荆生出来，干涉新思潮。荆、徐都是州名，由“荆”而“徐”，荆生暗射小徐将军徐树铮，徐是林纾的门生，颇自居于“卫道君子”之流。3月10日，徐树铮、王揖唐等在北京安福胡同成立俱乐部，依附皖系军阀段祺瑞的集团，时称“安福系。”

在《致蔡鹤卿太史书》中，林琴南说：

近来尤有所谓新道德者，斥父母为自感情欲，于己无恩。此语曾一见之随园文中。仆方以为儗于不伦，斥袁枚为狂谬，不图竟有用为讲学者……今全国父老以子弟托公，愿公留意，以守常为是。

当天，蔡元培致《神州日报》函，反驳张厚载，又写《答林琴南的诘难》，反驳林琴南。

林琴南说北大已尽废古文而专用白话，错了。大学预科国文课，内容全是古文，每月学生练习写文章，也是用文言文。大学本科有中国文学史、西洋文学史、中国古代文学、中古文学、近世文学等课，均涉及古文和文言文；而且，本科、预科都有文字学（朴学），教师上课的讲义，也都是文言文。《北京大学月刊》中，也有不少文言文写的文章。只有胡适，用白话体写了《中国古代哲学史大纲》，即便这本书，其中引的古书原文，也不是白话文，而是古文。

就在此信中，蔡元培提出了著名的办大学两项主张：

（一）对于学说，仿世界各大学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

（二）对于教员，以学诣为主。在校讲授，以无背于第一种之主张为界限。其在校外之言动，悉听自由，本校从不过问，亦不能代负责任。例如复辟主义，民国所排斥也，本校教员中，有拖长辫而持复辟论者，以其所授为英国文学，与政治无涉，则听之。筹安会之发起人，清议所指为罪人者也，本校教员中有其人，以其所授为古代文学，与政治无涉，则听之。嫖、赌、娶妾等事，本校进德会所戒也，教员中间有喜作侧艳之诗词，以纳妾、狎妓为韵事，以赌为消遣者，苟其功课不荒，并不诱学生而与之堕落，则姑听之。夫人才至为难得，若求全责备，则学校殆难成立。

这场“林蔡之争”，成为五四前夕新旧思潮大激战的一件大事。

二十五年后，蔡元培谈到这次和林琴南争论的意义：“这两函虽仅为文化一方面之攻击与辩护，然北大已成为众矢之的，是无可疑了。越四十余日，而有五四运动。”蔡元培的话说得明明白白，这场论战，于五四运动的发起，有推波助澜的作用。

“问题与主义”论战

陈独秀被捕后，李大钊和胡适之间，发生了“问题与主义”的论战。

1919年6月23日下午，胡适在六味斋招待周作人、高一涵、李大钊等十二人，商议《每周评论》善后事。胡适想一个人编《每周评论》，限制李大钊宣传马克思主义。大家商量了三个小时，决定维持现状，即由李大钊和胡适共任编辑。

不久，李大钊逃避抓捕，回到老家，《每周评论》不得不由胡适来代编了。本来，胡适不主张谈政治，现在，他不得不谈点了。7月20日，胡适在《每周评论》31号发表《问题与主义》。因为李大钊是同人，胡适只是“稍加批评”。

此时，李大钊偕长子李葆华到昌黎县城北十二里远的五峰山避暑。在韩文公祠，李大钊写了《再论问题与主义》，其中提到陈独秀的态度：

所谓过激主义《新青年》和《每周评论》的同人，谈俄国布尔什维克主义的议论很少，仲甫先生和先生等的思想运动，文学运动，据日本《日日新闻》的批评，且说是支那民主主义的正统思想。一方要与旧式的顽迷思想奋战，一方要防遏俄国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潮流。我可以自白：我是喜欢谈谈布尔什维克主义的。

李大钊的话表明，他本人是少数派，因为陈独秀和胡适是站在一边的，是问题派。

李大钊的文章在《每周评论》35号发表后，胡适写了《三论问题与主义》，进行反驳。在这篇文章里，胡适提出了一个著名的结论：多研究问题，少谈些主义。

多研究些具体的问题，少谈些抽象的主义。一切主义，一切学理，都该研究，但是只可认作一些假设的见解，不可认作天经地义的信条；只可认作参考印证的材料，不可奉为金科玉律的宗教；只可用作启发心思的工具，切不可用作蒙蔽聪明，停止思想的绝对真理。如此方才可以渐渐养成人类的创造的思想力，方才可以渐渐使人类有解决具体问题的能力，方才可以渐渐解放人类对于抽象名词的迷信。

文章写好后，胡适又写了《四论问题与主义》，并打算在8月31日《每周评论》37号上发表。不料头一天，北洋军阀政府警察突然查封了《每周评论》，一切财物被充公。《四论问题与主义》已经校印完毕，也被抄走了。

李大钊的“主义”和胡适的“问题”未见输赢，警察的警棍赢了。

建国后，大陆开展了对胡适的批判，内容之一，是批判胡适在问题与主义上的观点。胡适看到了大陆对他的批判材料，说：

在这场大规模的清算胡适思想运动之中，他们的重点便是阐明，胡适思想的全部，和胡适所有的学术著作，都是以反对马克思主义为目标的。他们所提出的证据便是我那《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的两篇文章。他们总是征引我在一九一九年所写的那些早年著述，作为他们所谓我一切学术著作背后所隐藏着的阴险动机的铁证！他们说我在一九一九所作的整个有关[问题与主义]的讨论，不只是[学术性]的辩难；而是对我的同事李大钊和他的朋友们，那时正在发起的马克思主义运动一种[恶毒的]攻击。

《每周评论》停刊了，胡适与李大钊的矛盾并没有解决。

11月1日晚上，胡适写了《新思潮的意义》一文，又涉及到了问题与主义的争论。陈独秀对《新青年》“罪案”作了承诺，但没有替新文化运动下定义。胡适认为，新思潮的根本意义只是一种可叫做“判评的”新态度，表现出“研究问题”和“输入学理”两种趋势。新思潮的唯一目的是再造文明，即这个那个问题的研究和解决。

这段话，仍然是在提倡研究问题，隐含着反对主义。“输入学理”四个字，为杜威的学说开了大门。这是胡适写《四论问题与主义》的主要思想。马克思主义也可以是一种学理，但胡适习惯上把马克思主义叫“主义”。

胡适认为，新思潮的根本意义只是一种可叫做“判评的”新态度，表现出“研究问题”和“输入学理”两种趋势。这么一来，胡适实际上是继续问题与主义的争论。

结识毛泽东

1919年11月，胡适在《北京大学月刊》发表了《清代学者的治学方法》。他认为清代的“朴学”（即与“宋学”对立的“汉学”或“郑学”）最有“科学”的精神。因为“朴学”体现了考据的思想，接近实证精神。胡适认为朴学包括四部分：

一、文字学（Philology）。包括字音的变迁，文字的假借通转，等等。

二、训诂学。训诂学是用科学的方法，物观的证据，来解释古书文字的意义。

三、校勘学（Textual Criticism）。校勘学是用科学的方法来校正古书文字的错误。

四、考订学（Higher Criticism）。考订学是考定古书的真伪，古书的著者，及一切关于著者的问题的学问。

蔡元培秋天复职后，胡适代理了七八周教务长，直到12月17日自己生日这天才辞去。胡适辞去代理教务长，起因是与北京教职员联合会决定罢课发生了矛盾。

12月13日夜，北大教职员在第三院礼堂开会。马夷初、沈士远是北大教职员代表，在报告与教育次长交涉发薪的经过后，马夷初说：“因教育当局侮辱代表，欺诈恫吓，北京教职员联合会已决议自星期一起各校一律罢课。”

代理教务长胡适站起来说：“我反对罢课的主张。代表的职权只限于交涉方面，并不能代表我们决定罢课。罢课与否，应由各校教职员决定。”今年因五四、六三游行，上学年没有考试，星期一补考，一切都预备好了。而且，马夷初、沈士远无权代表北大决定学校罢课。

马夷初起立说：“代表的职权既然发生问题了，代表只好辞职。”

沈士远提议：“我们投票，看看代表有没有代大众决定罢课之权。”投票结果，代表有代大众决定罢课的权利。胡适承认自己失败了，随即，他辞去代理教务长。

1920年年初的一天，丁文江去见胡适，说：“适之，你们的地质系是我们地质调查所的青年人才的来源，所以我特别关心。前天北大地质系的几个毕业生来找工作，我亲自给他们一个很简单的考试，每人分到十种岩石，要他们辨认。结果是没有一个及格的！你看这张成绩表！”

胡适问：“你打算怎么办？”

丁文江说：“我来同你商量：我们同去看蔡先生。请他老人家看看这张成绩单。我要他知道北大的地质系办得怎样糟。你想他不会怪我干预北大的事吧？”

胡适说：“蔡先生一定很欢迎你的批评，决不会怪你。”

这次谈话后，蔡先生聘请李四光任地质系教授，并与丁文江的地质调查所联合聘请美国古生物学家葛利普来中国领导古生物学研究。

1月15日下午五点，率驱张代表团到达北京的毛泽东拜访胡适，他们谈了不少工读互助团和湖南的话题。毛泽东走后，胡适在日记里说：“毛泽东来谈湖南事。”

前年年底，毛泽东第一次到北京，曾到缎库胡同拜访了胡适，两人谈到了出国勤工俭学的话题。胡适写过《非留学篇》，他劝毛泽东，不一定非留学不可。去年8月24日，胡适在《每周评论》36号上写《介绍新出版物》，肯定了毛泽东寄来的《湘江评论》和毛泽东写的《民众的大联合》长文：

《湘江评论》的长处是在议论的一方面。《湘江评论》第二、三、四期的《民众的大联合》一篇大文章，眼光很远大，议论也很痛快，确是现今的重要文字。还有湘江大事述评一栏，记载湖南的新运动，使我们发生无限乐观，武人统治之下，能产出我们这样的一个好兄弟，真是我们意外的欢喜。

驱张胜利后，毛泽东于7月9日给胡适写信说：“湘自张去，气象一新，教育界颇有蓬勃之象。”

1936年，毛泽东和斯诺谈到自己到北京拜访胡适的情形：“那时候我也遇见了胡适，我去拜访他，想争取他支持湖南学生的斗争。”

1950年5月16日，在纽约的胡适读萧三的《毛泽东的初期革命活动》，其中有一段说，毛泽东代表“新民学会”和《湘江评论》再度赴北京，1920年回到了长沙，组织了一个“文化书社”，又组织了一个“自修大学”，后来又组织了“湘江中学”。

这段史料引起胡适的注意，他查出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上说毛泽东1920年回长沙，组织了文化书社，青年图书馆，办船山学社，自修大学，湘江中学，组织马克思主义研究会。

次日，胡适写日记说：

毛泽东依据了我在一九二〇年的“一个自修大学”的讲演，拟成“湖南第一自修大学章程”，拿到我家来，要我审定改正。他说，他要回长沙去，用船山学社作为“自修大学”的地址。过了几天，他来我家取去章程改稿。不久他就南去了。“自修大学”见于记录，似只有这两处。

胡适1958年在哥伦比亚大学进行《口述自传》录音时，唐德刚问胡适：“你是毛泽东的老师？”

胡适说：“那时，他在北大作旁听生，听过我的课，还到我家拜访过我。五四那年，毛泽东写文章，我在《每周评论》上写过介绍文章。”

唐德刚问：“毛泽东的文字如何？”

胡适说：“共产党里白话文写得最好的还是毛泽东！”

三天后，鲁迅去集成学校讲课，顺便去钟鼓寺看胡适，不巧，这天胡适出门了。第二天，鲁迅给胡适写信说：“但如果无所不可而仍无卖处，则请还我，但屡次搅扰，实在抱歉之至也！”鲁迅心情这时很不好，话的口气也重些了。

因兄弟失和，三天后，鲁迅回八道湾拿东西，遭到了周作人夫妇的谩骂。为了调整心情，鲁迅暑假去了西安，作西北大学暑假班演讲。回来后，鲁迅于8月13日回了胡适一信，胡适于9月2日回信后，心绪不好的鲁迅没有再回信。

从此，两人关系疏远。

夏天，北京南城一家书摊被警察收去《胡适文存》三部，《独秀文存》七部，西城锦什坊街一家书摊被收去两种文存约十几部。

6月8日，胡适找了北京政府教育总长张国淦和顾少川。过了两天，北大代理校长蒋梦麟转达张国淦的意见，说他已代询过内务部及警厅，说：“《胡适文存》及《独秀文存》并未曾禁卖；前次向各书店收去检阅的书，均已发还原店了。”胡适把张国淦的话说给一两家书摊掌柜听，这些书店小老板试着把一两部《胡适文存》摆出来卖。不料各区警察署派便衣侦探继续干涉此书，不准售卖，而且态度蛮横。前次没收的书，警察也并没有发还。书店小老板怀疑胡适拿话塞责他们，哄骗他们继续卖《胡适文存》。为这事，钱玄同也化名发表了文章《文字之狱的黑影》。

（选自《胡适：努力人生》/朱洪 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8月版）

读图时代

世上有五种人：做了再想、边做边想、想了再做、做了不想、不做不想。

（选自《斗室的散步》/黄永玉 著/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6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