乳腺恶性肿块细胞学分析与病理学诊断对比分析

【摘要】目的：探讨乳腺恶性肿块细胞学分析与病理学诊断对比。方法：2009年10月-2013年4月选择我院收治恶性乳腺癌患者60例作为观察组，同期选择在我院进行健康体检的女性60例作为对照组，两组都进行FOXP3蛋白的免疫组化分析与临床病理分析。结果：观察组中的Foxp3+T细胞阳性表达率明显高于对照组（P<0.05）。而在观察组中，随着乳腺癌组织学分级越高、肿瘤增大和伴有淋巴结转移时，FOXP3阳性例数越来越多（P<0.05）。结论：乳腺恶性肿块Foxp3+T细胞的阳性率表达比较高，其与肿瘤大小、淋巴结转移和组织学分级密切相关。

【关键词】乳腺恶性肿块；Foxp3+T细胞；病理学诊断

【中图分类号】R3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004-4949（2014）09-0647-01

当前本地区的乳腺癌发病率逐年上升，已成为本地区发病率排名前三的恶性肿瘤。但由于乳腺癌筛查技术的推广普及，手术切除治疗，传统化疗方法和放射性治疗的不断更新，乳腺癌的死亡率在逐渐下降[1]。同时其对于患者身心可造成严重的负面影响，故对于乳腺癌治疗和预防还是一项值得长期研究学习的问题。在常规诊断中，多采用病理诊断，包括肿瘤大小、组织学分级、淋巴结转移情况[2]。研究发现，乳腺癌肿瘤微环境中存在一定量的异质性细胞和分子，为此相关细胞学诊断方法也应用于乳腺癌的诊断[3]。Treg细胞（regulatory T cell）即调节性T细胞，其通过抑制其他具有免疫功能的细胞活性使得机体内环境保持在稳定水平上下，可以使肿瘤细胞更易于逃逸机体免疫监视而得以繁殖增生并转移[4]。本文具体探讨了乳腺恶性肿块细胞学分析与病理学诊断对比，现报告如下。

1 临床资料

1.1 研究对象

2009年10月-2013年4月选择我院收治恶性乳腺癌患者60例作为观察组，入选标准：符合恶性乳腺癌的诊断标准；年龄20-80岁；患者知情同意。年龄最小25岁，最大78岁，中位年龄56.2岁，平均年龄55.23±3.21岁。病灶位置：外上象限40例，内上象限10例，内下象限2例，外下象限3例，中央区5例。病程最短3个月，最长10年，平均3.66±0.35年；病理类型：原位癌2例，导管癌55例，小叶癌1例，粘液腺癌2例。肿瘤大小≤2cm 24例，>2cm 36例；淋巴结转移38例，无淋巴结转移22例；组织学分级：Ⅰ级10例，Ⅱ级22例，Ⅲ级28例。同期选择在我院进行健康体检的女性60例作为对照组，两组的年龄对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1.2 恶性肿块细胞学分析

将手术切得的组织标本用10%的福尔马林液固定，然后制作石蜡切片，采用链霉素亲和素-生物素-过氧化物酶复合物方法检测FOXP3蛋白的表达水平，免疫组化染色程序严格按照试剂盒说明书进行（武汉博士德公司）。应用Leica IM50 图像采集系统对切片染色结果进行分析记录。FOXP3 蛋白阳性标准：细胞胞核可见棕黄色或者棕褐色颗粒。

1.3 统计方法

采用SAS13.0进行分析，计数资料对比采用卡方分析，P<0.05代表差异显著。

2 结果

2.1 细胞学分析结果

经过观察，Foxp3+T细胞在对照组中呈微量表达（图1A；于观察组中有明显存在，以弥散性分布为主，偶见灶状聚集（图1B）。经过分析，观察组中的Foxp3+T细胞阳性表达率明显高于对照组，对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1。

3 讨论

乳腺癌是世界范围内的女性最常见的一种癌症，我国虽是乳腺癌的低发区，但其发病率逐年上升，且青年乳腺癌患者日趋增多。在肿瘤的病理类型中，乳腺癌患者的病理检查结果是指导我们术后进行综合治疗的重要临床指标。一般来说，组织学分级，分级越高，表明分化越差；其次是淋巴结情况，转移越多，预后越差[5]。

我们知道，T细胞缺乏会导致众多器官的严重自身免疫疾病；此外T细胞缺乏还会导致同种异体移植物排斥，并且在机体应对肿瘤形成产生重要作用。其也能够在肿瘤患者的血液和淋巴液中检测到肿瘤相关T细胞，研究表明T细胞在抗原特异性免疫抑制肿瘤相关T细胞杀伤功能中起着关键作用[6]。在细胞学分析的相关基因中， Foxp3基因对于T细胞发育成熟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乳腺恶性肿瘤内部Foxp3+T细胞可作为乳腺免疫学治疗的新靶点对象；乳腺恶性肿瘤内部Foxp3+T细胞数较乳腺良性瘤体内高；乳腺恶性肿瘤内部存在大量的Foxp3+T细胞，与乳腺恶性肿瘤细胞发生发展有着密切关系[7]。本文观察组中的Foxp3+T细胞阳性表达率明显高于对照组，对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而在观察组中，随着乳腺癌组织学分级越高、肿瘤增大和伴有淋巴结转移时，FOXP3阳性例数越来越多（P<0.05）。

总之，乳腺恶性肿块Foxp3+T细胞的阳性率表达比较高，其与肿瘤大小、淋巴结转移和组织学分级密切相关。

参考文献

[1] 于志勇，于金明，吴泰璜，等.乳腺癌分子生物学特性检测的临床意义[J].中华肿瘤杂志，2005，27（2）：420-422.

[2] 沈镇宙，张锡珍.乳腺癌.见：汤钊主编.现代肿瘤学（第二版） [M].上海：上海医科大学出版社，2013：819-858.

[3] Rettig L， Seidenberg S， Parvanova I，et al.Gemcitabine depletes regulatory T-cells in human and mice and enhances triggering of vaccine-specific cytotoxic T-cells[J].Int J Cancer，2011，129（4）：832-838.

[4] Galimore A，Godkin A.Regulatory T cellsand tumor immunity-observations in mice and men[J].Immunology，2008，123（10）：157-163.

[5] 顾林，穆振宇，宁连胜，等.女性乳腺粘液腺癌101例临床分析[J].中华普通外科杂志，2009，17（2）：430-431.

[6] 马擘，宁连胜，史玉荣.乳腺癌家族史对乳腺癌临床特点及预后的影响[J].中华肿瘤防治杂志，2006，13（3）：173-176.

[7] 王春林，杨伟明，邬江华，等. 16606例妇女乳腺疾病普查结果分析[J].遵义医学院学报，2013，36（4）：374-37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