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汉代宗资墓前天禄、辟邪是楚国巫风艺术的代表作品,造型诡谲,动感十足。汉代雕塑艺术风格依次经历了静穆沉厚、阔大沉雄生动开张、沉雄大气奔放扬厉等造型特征变化,天禄、辟邪是第三个阶段的代表作品,其“蛇形线”的运用是东西方文化交融的产物。受印度佛教美术体系的冲击,这种巫风模式的作品渐渐消失,南朝时期的天禄、辟邪是其收尾之作。
[关键词]天禄;辟邪;巫风艺术
[中图分类号]J05[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9-3729(2010)04-0062-04
宗资,东汉南阳郡安众人,曾为御史中丞、汝南太守,因任用范滂为功曹,委任政事,推功于滂,不伐其美,任善之名闻于海内,逝世后葬于河南南阳。宗资墓前置放有一对石兽,一为天禄,一为辟邪,这对石兽是我国现存体量最大、制作最为精致、最早引起学界关注的一对石兽。关于这对石兽的最早记载见于唐代章怀太子李贤注《后汉书•灵帝纪》:“案,今邓州南阳县北有宗资碑,旁有二兽,镌其膊,一曰天禄,一曰辟邪。”[1]宋天圣年间(1023—1032),欧阳修曾多次路过邓州,曾见天禄、辟邪于道旁。30年后,他委托尚书职方员外郎谢景初为他临摹石兽膊上“天禄辟邪”四字,后欧阳修将此四字收入《集古录》中,并写下了一段跋语记载此事[2]。宋代著名科学家沈括于宋元丰年间(1078—1085)外游途经邓州,听说南阳县有此二石神兽,也使人墨拓了石兽上面的镌字。他在《梦溪笔谈》中提到:“今邓州南阳县北《宗资碑》旁两兽,镌其膊:一曰天禄,一曰辟邪。元丰中,余过邓境,闻此石兽尚在,使人墨其所刻天禄辟邪字观之,似篆似隶,其兽有角鬣,大麟如手掌。南丰曾阜为南阳令,题〈宗资碑〉阴云:‘二兽膊之所刻独在,制作精巧,高七八尺,尾鬣皆麟甲,莫知何象而名此也。’”[3]王寀于宋大观三年(1109年),又将天禄辟邪摹本收入《汝帖》。明代嘉靖七年(1528年),南阳知府杨应奎见天禄、辟邪石兽“其一侧卧,四足已经残断;另一体残缺,大半埋入土中,细寻膊刻字,也已漫漶无存,即以汝帖摹于膊上”,重刻“天禄辟邪”四字,并立碑一通——《重镌汉宗资墓前石兽膊字记》。中华民国二十年(1931年),国民党豫鄂陕边防绥靖督办刘镇华将天禄、辟邪移存于南阳玄妙观,并建二亭加以保护。抗日战争期间,日本侵略者企图把这对神兽运往日本,后因宛城人民坚持抵抗而未得逞。1960年,南阳市博物馆将此二神兽移至卧龙岗武侯祠。1997年南阳汉画馆落成,又把二神兽迁至南阳汉画馆保存至今。曾昭阁、孙照金等[4-5]对宗资墓前这对天禄、辟邪进行了研究。本文拟对两只神兽的艺术渊源、造像艺术及影响进行探讨。
一、宗资墓前天禄、辟邪的艺术渊源
宗资墓前的天禄高1.65m、长2.20m(见图1),辟邪高1.65m、长2.35m(见图2),用青色石灰岩刻成。天禄的职责是带领主人灵魂到天上去享受福禄;而辟邪的职责是辟除凶恶,守卫尸魄。这对神兽造型神气十足,图像怪异,既属于巫风题材的作品,又具有浪漫激情的格调。此种巫风题材的作品和浪漫激情的艺术始于楚国(南阳在春秋战国时是楚国的北方重镇)。
楚国之所以巫风炽烈,与其历史背景有密切关系。楚国是由原始社会直接跨入封建社会的,原始的神话思维依然存在,楚人热衷于通过巫术礼仪鬼神以获得神灵的庇护和赐福。东汉王逸在《楚辞章句》中曾写到:“昔楚国南郢之邑沅湘之间,其俗好鬼而祠,好祠。必作歌乐鼓舞,以乐诸神……”这就是当时楚国的原始宗教仪式,是一种虚拟的人神杂糅、人神互娱的世界。从某种意义上说,浓厚的巫风造就了楚人对待万事万物的非理性精神,也培养了楚人对神灵的虔诚情感,使楚人的艺术带有一种宗教艺术的审美倾向。
宗资墓前的天禄、辟邪造型诡谲,其造型来源于虎头、雀尾、狮身等,富有浪漫气息。这种风格也是楚艺术的延续。其实这种动感十足、造型诡谲的艺术当时在楚国已经遍地开花。如江陵雨台山所出的双头镇墓兽(见图3),长达93cm,背向的双头曲颈相连到颈的下端合而为一插入覆斗状的方形底座中。两只兽头被雕成变形的龙面,圆睁巨眼,长舌伸至颈部,其顶部两头各插一对巨型鹿角,虬曲盘错转侧变幻,似在迎风而动,与对称的方柱形兽体的厚实稳定的方形底座构成了一个颇具神秘意味的虚幻空间。这一扑朔迷离而又灵动多变的神兽极具审美意味,浪漫而不失威严,神秘而不失单纯。这种造型模式把兽首、龙面、鹿角集于一体,创造出一种源于现实生活又别于现实生活的艺术形象。这种模式在宗资墓前的天禄、辟邪身上被很好地继承和发展。
宗资墓前的天禄、辟邪给人印象最深的是曲线条,这种曲线条在楚国的绘画中也大量存在,而且运用到相当成熟的地步。如在《彩绘木雕座屏》中,工匠们凭借特有的激情和灵感将方寸之地视为无限宇宙,构造出一个生命涌动的世界。50几个精力弥满的动物啄咬虬结,盘绕厮缠,座屏中曲形线条生动而富有张力。这种线条是楚人最擅长的艺术表现,在楚人眼中,曲线最能传达大自然生生不息的运动感。曲线造型在楚国艺术史上尤为明显,其婉转、奔腾、流动传达出生命之美和生命的律动感。
图1 天禄图2 辟邪图3 双头镇墓兽
二、天禄、辟邪的造像艺术
宗资墓前的天禄、辟邪是中国雕塑史上的里程碑,是汉代雕塑沉雄大气、奔放扬厉风格的代表作品。汉代雕塑艺术风格的发展大体可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汉雕的风格富有静穆、简约的气息,从汉高祖(前206—前193)到汉景帝(前156—前140),历时70余年。这段时间,社会政治刚刚稳定并得到巩固,经济文化不断发展,雕塑艺术在秦代的基础上继续发展,并保留有秦国的风格。雕塑艺术主要以马王堆一号墓出土的大量彩绘木俑为代表,多以整木雕成,墨绘眉目,朱涂双唇,眼睑微敛,神态恭谨,整体风格静穆、简约。
第二个阶段汉雕的风格以阔大、沉雄、生动、开张的气象为主。这一时期从汉武帝(前140—前87)至汉章帝(76—88),历经西汉在政治经济上的兴盛期和衰落期、“短命”的新莽时期、东汉的复苏兴盛时期几个历史阶段。
雕塑艺术在这个时期获得了长足发展,它们在总体上确立了汉代的艺术风格。形式的充实饱满、气势的生动奔放、思维的恣肆浪漫、整体气象的阔大沉雄,形象地再现了创作者自信的心态和激情飞扬的活力。霍去病墓前的石雕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品。霍去病墓前现存石雕14件,制作的石刻散布于冢间,且具有统一的创作风格,皆因石取象,整体凝重浑朴,又突出了以线勾勒的技法,艺术风范独具一格。
第三阶段汉雕的风格以沉雄、大气、奔放、扬厉的造型为主,从汉和帝(89—105)到汉献帝(189—220)。这一阶段是东汉社会失控与分化瓦解期,却是汉代雕塑艺术风格的完善期[6],最能代表这一时期的作品就是宗资墓前天禄、辟邪石雕。这对石雕的造型来源于虎头、雀尾、狮身等艺术形象,经过汉代艺术家的丰富想象,运用肢解、整合、变化、夸张的艺术手法,把天禄、辟邪的造型雕刻得栩栩如生。它们的脊背从头到尾雕刻有圆球形的椎骨,两边肋骨骨骼暴起,好像蕴藏着无穷的力量;伸颈张口,针髭八分,目圆眸鼓,胸腔隆起,两翼欲展,匍伏于地,美丽的凤尾卷于臀部,神态姿势极富个性,既神武凶猛,又憨态温顺。工匠们充分利用团块、体面、光影等三维空间的立体效果,恰到好处地表现各部位之间的比例、透视关系,合乎解剖学的机体结构。工匠们在注重圆雕的同时,充分利用高浮雕、浅浮雕等表现手法来刻画其不同部位的艺术特征。如天禄辟邪的双翼、凤尾等部位采用浮雕的形式,而羽毛则采用阴线雕刻。在这对石兽身上,线条的灵活应用表现得尤为突出,从侧面看,其头、颈、胸、躯干、臀所组成的轮廊剪影,上部从头至尾部的线条显得跌宕起伏、急促而富有跳跃的节奏,下部从下颌经腹腔至尾部呈流线型,缓慢而饱满。这两条线上下对比,互相照应。神兽的细部用线条来表现,如双翼用排列有序的阳线来表现,凤尾则以卷曲的阳线来表现。[5]在整个造型艺术中,天禄、辟邪给人印象最深的是上部从头到尾的富有楚国艺术情调的曲线线条。这种线条,用荷加斯的话说是“蛇形线”。他认为在美术作品中,“蛇形线”是最美的线,是最能使美术作品生动感人的线条。这种艺术的源渊,一般被认为是由于亚历山大东侵,希腊雕塑艺术传到东方各国,与当地的雕塑艺术相互融合的结果。历史上通常称这种融合为“希腊化时期”。“蛇形线”就是希腊雕塑艺术与东方文化融合的产物。
三、宗资墓前天禄、辟邪对南朝天禄、辟邪艺术的影响
东汉末年,黄巾起义,群雄四起,随后三分天下,魏蜀吴三国鼎立。在三国时期,天禄、辟邪的造型艺术仍然沿袭了汉代的创作模式。在今河南许昌(三国时期魏都城)仍可以看到曹魏时期制作的天禄、辟邪雕像。这时期的天禄、辟邪在神韵和姿态方面,完整地继承下了宗资墓前天禄、辟邪生动的曲线。公元280年,司马炎统一中国,37年后,北方战乱再起,随着河南一带民众的南迁,中原的文化艺术也被带到南方。南朝诸陵前的天禄、辟邪就是南北文化融合的见证。
南朝天禄、辟邪石刻现存69件,从布局上看,南朝的天禄、辟邪与东汉宗资墓前的天禄、辟邪布局一致,均列于墓室前方墓道,其作用是带墓主人亡灵升天和保卫墓主人体魄不受侵扰。
从南朝陵墓天禄、辟邪艺术风格的演化来看,可分为宋、齐、梁、陈四个时期。宋以武帝初宁陵的一对天禄、辟邪为典型,其身体平正,颈短而直,腿略短直,整个姿态缺少变化,纹饰也较简单,继承了宗资墓前天禄、辟邪的大致轮廓,显现了初创时期的特征。齐代天禄、辟邪风格变化较大,以武帝景安陵的天禄、辟邪为典型,兽身窈窕而颈长,腰细而胸凸,整体呈曲线,装饰效果强烈,并注意圆雕、浮雕与线雕等技法的综合运用。此时期的天禄、辟邪造型既继承了宗资墓前天禄、辟邪的曲线艺术及身上的浮雕纹饰,又吸取了当地的“瘦骨清新像”的刻画模式,其艺术表现力较宋时更加充分。梁代天禄、辟邪最盛,特别突出了宏伟豪迈的气势。如肖宏墓前天禄、辟邪昂首在际,雄视阔步,周身充满力量;肖秀墓前天禄、辟邪侧面轮廓线概括而明确,充分展现了天禄、辟邪凶猛、强悍的性格;肖正立墓前天禄、辟邪,雄性英俊倜傥,吐舌扬长而来,雌性略作蹲态,似有所等待,情感交融统一而富变化。梁代的天禄、辟邪从整体上继承了宗资墓前天禄、辟邪的模式,又更加注重细部刻画、突出细部神韵。陈代的天禄、辟邪既有宗资墓前天禄、辟邪的特征,又有宋、齐、梁三代的创作经验,在某些细部如脚爪的处理上作了大胆创新,使天禄、辟邪不仅张牙舞爪,气韵也更加生动。
总之,南朝陵墓天禄、辟邪艺术风格的主要特征在于动。这一特定的审美特征源于楚国巫风中神兽护墓的基本职能,是楚国艺术的延续。可以说,南朝墓前的天禄、辟邪与南阳宗资墓前的天禄、辟邪都是楚国艺术发展史上富有里程碑意义的作品。楚国艺术源于西周,发展于春秋战国,兴盛于汉代,东汉时期这种具有巫风模式的楚国美术体系受到印度佛教美术体系的冲击,随后渐渐消失。南朝陵墓前的天禄、辟邪是具有巫风模式艺术的收尾之作。
[参 考 文 献]
[1] 范晔.后汉书(卷八)[M].李贤,注.北京:中华书局,1965:353.
[2] 欧阳修.欧阳修散文全集[C].北京:今日中国出版社,1996:465
[3] 沈括.梦溪笔谈[M].长沙:岳麓书社,2004:157.
[4] 曾昭阁,尹俊敏.气势恢弘的汉代大型动物圆雕——天禄、辟邪艺术探微[J].南都学坛,1993(4):17.
[5] 孙照金.南阳汉代雕塑天禄、辟邪的艺术特色[J].中原文物,2005(4):45.
[6] 刘宗超.汉代造型艺术及其精神[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50
[作者简介]卜友常(1975—),男,河南省南阳市人,杭州师范大学讲师,中国美术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汉代美术史。
[作者已有相关文献]
[1] 卜友常.汉代画像石墓起源新考[A].中国汉画学会第十届学术研讨会论文集[C].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415.
[2] 卜友常.南阳汉代嫦娥奔月画像石浅探[J].商丘职业技术学院报,2009(6):40.
[3] 卜友常.汉代宗资墓前的卫士——天禄•辟邪[J].美术界,2010(3):65.
[相关主题文献]
[1] 林俊平.汉代茂陵霍去病墓石雕造型艺术特点及其历史原因[J].职大学报,2007(2):8.
[2] 董邯.论汉代画像中的动物造型艺术[J].许昌师专学报,1998(4):29.
[3] 赵志生.从汉代瓦当“四神”图形解读秦汉的造型艺术[J].内蒙古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4(4):18.
[本文创新点]梳理了天禄、辟邪造型艺术的发展与流变,指出:天禄、辟邪是楚国艺术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作品,这种巫风模式作品后来受到佛教美术的冲击而渐渐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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