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祥熙秘晤希特勒始末

1937年7月，上海《申报·图画特刊》第261期的头版头条位置，印着一幅引人注目的时事照片。照片是时任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的孔祥熙与德国元首希特勒，以及包括中国驻德首任大使程天放在内的中德双方多名官员的合影。

这张中德两国首脑会晤的合影一经刊出，迅即引发众多猜测与传言。至今，关于这场神秘会晤，仍有许多传言，莫衷一是。因为这次会晤的内容，在当时属国家机密，除了这张公开刊发的合影之外，再未公布任何相關内容。

30年后，曾任中国首任驻德大使的程天放，赴台湾定居已近20年。此时，距离二战结束已有多年，中德关系也早已时过境迁，孔祥熙与希特勒秘晤的“国家机密”也随之不复存在了。为此，他在业已完稿并即将出版的《使德回忆录》书稿中，详细记述了此次秘晤的诸多细节与实质内容，将之作为近代中国外交史上的典型案例公之于世。对于这部主要记叙其亲历，以私人日记为佐证的《使德回忆录》，程天放自称：“我不敢讲这是一本史学著作，可是我相信这里面有许多史料，可供当代或后代的人研究。”

书稿撰成之前约两个月，即1967年8月15日，孔祥熙因心脏病发作，病逝于美国纽约；书稿完成一个月后的1967年11月29日，程天放病逝于台湾。至此，中方参与当年秘晤希特勒的两大重要人物均已作古，而《使德回忆录》也因此成为“遗稿”。著者至死未能看到书稿成为正式出版物，实在遗憾。此后，这部遗稿的出版也相当不顺利，不知何故竟被搁置了整整10年之久，1977年10月方在台湾出版。

【戈林的傲慢接待】

1937年，孔祥熙参加完英王乔治六世的加冕典礼后，接受德国政府邀请，于当年6月中旬到柏林进行正式访问。6月9日上午8时，孔祥熙率领代表团由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乘火车抵达柏林，代表团的团员有：行政院秘书长兼资源委员会主任翁文灏，他是中方主管对德贸易的负责人；另有海军部部长陈绍宽、中央军校教导总长桂永清等军方要员。德方则派出了经济部部长兼国家银行总裁沙赫特、国防部部长布隆伯格以及远东协会和中国实业研究会的人员，计有四五十人之多。此次赴欧，孔祥熙带来了许多礼物，准备赠予各国元首和政府要员。到达柏林后，这些物品存放在大使馆里，孔祥熙一一过目，并问道若送希特勒，应以哪些物品为宜。程天放随后挑选了一对朱红漆雕花瓶、一册珂罗版精印宋画、一幅湘绣和两盒名茶，孔表示同意。

按照访问计划，孔祥熙要先行拜访纳粹党的二号头目、德国空军部部长戈林。

在纳粹党内，戈林追随希特勒的时间，远早于后来声名大噪的希姆莱、古德里安、海因里希等人，早在希特勒政治失意被关押在政治监狱时，戈林就是他最早的信徒。甚至希特勒在掌握大权后，第一个确定的继承人就是戈林，当时希特勒的意见是，如果自己不幸殒命，第三帝国的一切职务都将直接由戈林继承，可见戈林在希特勒心中的地位。

戈林以其老奸巨猾闻名于世，他向来认为日本与德国有着共同的战略和利益目的，能够互相利用，日本才是他们的远东伙伴，而中国不过是一个尚不可缺的战略原料供应地，在没找到替代者之前，还有点用途。

出于这份轻视，他让孔祥熙与程天放在德国空军大楼等候了许久，才姗姗来迟，而且态度傲慢。孔祥熙深感不快，他列举日本抢占德国远东殖民地之史实，说明日本不可靠，并追问德国究竟要和中国还是和日本做朋友。戈林表示，中国有成为强国的条件，德国自然愿意继续与中国做朋友，也希望看到中国今后成为强国。孔祥熙要求德方给中国更多的帮助，提供更多的军火，戈林则要求中方为中德易货制定出长期的供货计划，确保向德方供给原料与农产品，否则德方将要求中国付给现款才能供应军火。谈话至此，已无继续的必要，孔祥熙起身告辞。

【希特勒愿意做中日间的调解人】

接下来，关键是听取希特勒的想法了。希特勒定于6月13日在沙尔兹堡的别墅接见孔祥熙。当天下午，孔祥熙一行在卫队的护送下，前往沙尔兹堡山上的“鹰巢别墅”。别墅建在半山上，海拔一千公尺以上。汽车绕着山盘旋而上，别墅大门外，有几百个乡村装束的人聚集在那里，高呼“希特勒万岁”。

房屋只有两层，客厅不宽，可是很深。前半段的右边摆了一张大圆桌和十几把椅子，左边是一个大地球仪，桌上放了一只中国出产的绿玉碗，玉质上乘，雕刻精细，此外整个客厅便无其余陈设。大客厅最特别的地方，是与客厅同高同宽的一面大玻璃窗，由窗子望出去，在群峰环绕中有一个山谷，景色秀丽，再由山峰空隙向前望去，可以看到奥地利——希特勒生长在奥地利，他在此地建筑别墅，大概含有念念不忘德、奥合并之意。

孔祥熙一行人候了约两三分钟，希特勒从里间走出来，由外交部人员介绍后，双方一一握手就座。孔祥熙首先代表蒋介石委员长并以他本人的名义向希特勒表示钦慕之情。希特勒回道，他对蒋委员长亦很敬仰，并问候蒋的健康。孔说四年前曾到访德国，这次重来，见一切都大有进步，很佩服德国政治收效的迅速。希特勒回应，国家这四年来虽有进步，但不够理想，政治家的眼光要放到几十年甚至几百年后，不能满足于目前的小小成就，所以他正在为德国谋求远大计划。

谈到远东局势，孔祥熙向希特勒介绍了日本侵华给中国东部、北部造成的危害，针对德日《反共产国际协定》，孔氏指出：中国现在政局稳定，“中国绝大多数农民拥有小块土地，缺少构成共产主义基础的工业无产者”。希特勒说：“我希望中日间彼此友好合作，不要发生事故，应该共同对付共产主义及苏联的威胁。”对于中日间现在的激烈矛盾与冲突，如果需要他做中介调解人，那么他很愿意从中斡旋尽力。孔祥熙强调中国可以永远做德国的朋友，而日本则是不可靠的，如果时机成熟，中国欢迎德国出面调停中日之争。希特勒故作诚恳地说：“我非常希望中国强盛，也希望中德关系更加密切。”他还说，德国驻上海总领事克里拜尔是他的老朋友，也是中国的友人，克里拜尔对中国的情形很熟悉，经常向他作汇报。孔祥熙问：“元首阁下对中国方面有什么建议或意见？”希特勒说，他认为中国现在最需要的是将军政大权集归中央，以形成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而后一切问题都不难解决。

对于目前的中德关系，希特勒说：“德国是一个工业国家，中国则有丰富的矿物和农产品，两国间自然要进行经济往来，德国在远东没有任何政治或领土的要求，只想发展贸易。”至此，中方算是得到了德方元首对于发展中德关系的亲口承诺，会谈气氛更趋缓和。孔祥熙试探着询问德国在欧洲的政策，希特勒说：“目前的欧洲，平安无事。有些无聊的报纸大谈德国如何备战，准备发动侵略，这全是无稽之谈，德国决不随意攻击别人，但也不怕别人来进攻。”他大骂布尔什维克主义的苏联是世界秩序的威胁，然其危险性并不在苏联的军队。他认为，如果苏联敢来侵犯德国，德国用一个师的兵力就能击败苏联两个军团，问题在于欧洲的布尔什维克化，与法国和比利时有重要贸易往来的德国，将因此失去最主要的市场。另外，如西班牙的内战“就是由于共产主义的传播而引起的”，因此，德国对于共产主义的威胁不能不加以防范，“德国在远东政治行动的目的也正在于此”。

会谈将近一个小时，结束后，大家到小客厅看孔祥熙一行带来的礼物，希特勒尤其喜欢朱红漆瓶和湘绣。将中国客人送出别墅大门后，希氏又招呼全体在庭院中合影留念，还把有亲笔签名的本人照片赠予对方。

孔祥熙登上汽车告别时，回首窗外，意外地发现希特勒已出现在别墅二层的阳台上，正高举右臂向客人致以纳粹军礼，严肃之中又透露出几分滑稽。

【中德间的以货易货“”协定】

从会谈过程可知，双方表达的，只是对当时中德友好关系的一种愿望，具体到两国外交与政治互动的层面，彼此间没有达成任何实质性的协议。如何将会晤成果盡快落实，是孔祥熙、程天放等人接下来面对的重要议题，于是，再次与德国国家各部门的官员进行磋商与谈判，就显得尤为必要了。

1937年6月14日上午，孔祥熙一行坐专车回到柏林，下午安排与德国国防部部长布隆伯格元帅见面。布隆伯格是德方“亲华派”人物，对中国一直抱着友好态度，在办理中德“以货易货”的过程中，他与孔祥熙有多次函电往返。两人见面，寒暄了几句后，布隆伯格便单刀直入地问：“中国对德国有什么希望及需要办理之事，请坦白相告，本人一定尽力协助。”孔祥熙希望德方能继续执行易货协定，对华提供军火及尽可能多的国防装备。布隆伯格想了想，说：“德国现在也正在整顿国防，自身所需武器的数量很多，但对中国仍愿尽力相助。希望贵方一定要拟出计划，早日通知我方，以便有充分准备，千万不要随意增减改变计划，使我们无法应付。”中德关于继续供华军火的问题得以顺利解决。

当晚，布隆伯格在旅馆举行晚宴，有不少德国的军方人士出席。宴会上，孔祥熙再次强调中德双方商谈的核心内容——“以货易货”协定，可以说，只要能顺利履行这个协定，即意味着中国能购买更多的德国军火装备，用以补充脆弱的国防，增强对日的抵抗力量。

由于“谈得非常融洽”，当晚孔祥熙即乘车离开柏林，圆满完成了秘密会晤希特勒的使命。

那么，什么是“以货易货”协定呢？程天放在回忆录中作了如下解释：

中德两国政府在1936年3月间签订了一种协定，规定德国供给中国以一亿马克的信用贷款，中国可以用来购买各种德国出产的物品，然后以中国出产的原料，如同钨沙、锑沙等归还。货款的年息是五厘，中国未动用的数目不付息，已归还的数目也不再付息。这笔贷款没有规定清还的期限，随时可以延长，也随时可以结束。双方都不用现款，所以叫以货易货。协定中虽讲的是德国物品，实际上中国所要的都是武器或军用品，用来加强国军的实力，准备对日作战。当时恐怕引起日方注意，所以这个协定是通过军方，而没有经由正常外交途径，同时对外也从来没有公开过。八一三事件发生以后，国军在上海作战，所用的武器一部分就是根据以货易货协定，由德国得来的。

简而言之，这个协定相当于德国为中国提供了价值1亿马克的军备基金，中国政府可以随时动用，无限期地使用这笔基金，用于购买德国制造的军用武器。不过须按年息五厘的利率予以偿还，以中国出产的物资原料作为抵偿——这样一来，中德双方之间没有货币交易，既成“以货易货”之事实。

按照1930年代的汇率粗略核算，中德货币的兑换比率基本为1：1等值，即“以货易货”协定意味着当时的德国政府为中国提供了价值1亿银圆的军备基金，这一数额堪称可观（据统计，1937年全年中国财政收入的总额不足7亿）。毋庸置疑，德方为中方提供的军备基金，在当时的国际外交环境之下，还是有相当诚意的。

当然，德国因自身军工需要，每年消耗万吨以上的钨、锑等原料，客观上也促成了与中国的“以货易货”协定。这一协定于中德双方皆是有利的，只不过中国因为面临日军侵略的战局，对军火的需求更为迫切罢了。

事实上，早在1935年5月，德国经济部部长沙赫特就曾致函孔祥熙，表示德国完全愿意并有能力大量采购中国的矿产及农产品，且愿以德国发达的工业全力提供中国所需的各类工业产品。1935～1938年间，中国用特矿产品换来了大量的德制武器装备。这些武器主要有要塞炮、防空炮、迫击炮、各类枪支、坦克以及望远镜、钢盔、防空装备、架桥设备，还有海军的快艇、鱼雷、潜艇等。国民政府还以特矿产品为抵押，得到了德国的贷款。

1936年2月，德国同意向中国提供价值2.5亿马克的贷款，来购买包括德国的军火和其它工业用品在内的物资，而且可以将1亿马克的物资先行输华。1936年3月，中德达成协议，德国国家银行向中国提供1亿马克的贷款，国民政府以透支的形式，向德国订购兵工器材及陆海军装备，中国则以德国所需的钨、锑、桐油、生丝、大豆作为偿还。国民政府将这笔货款的90%都用于从德国购买武器装备和兵工器材，其余近10%由资源委员会向德国购买机械、电子、化工、冶金等重工业设备。

据统计，至全面抗战爆发时，国民政府从国外进口的武器装备中有83%来自德国，有将近30万军队接受了德国的军事训练和武器装备，还有30万也准备在短期内采用德国步兵师的编制与装备。抗战初期，这些来自德国的军事援助，在抵抗日本侵略的过程中，确实起到了一定的成效。比如，参加“八一三”抗战的国民政府军第87、88、36师，使用的就全是德式装备，他们凭借先进的武器装备与昂扬斗志，痛击日军，拖延了日本侵华的步伐。1936年9月至1937年2月间，中国从德国进口16门8.8公分要塞炮，配制于江阴、南通、南京等要塞，对抵抗日军沿江西行进发挥了一定的作用。（《抗战时期资源委员会特种矿产统制述评》，《江苏社会科学》2004年第3期）

另据德方的统计资料表明，1937年全年，德国运送中国的作战物资总值达8000多万马克，其中包括卡宾枪、大炮、坦克、飞机、高射炮、战车防御炮等，成为苏联军援到达前，中国军队抵抗日本侵略的主要军火补充来源。德国军事顾问也继续活跃在中国的抗日战场上，成为中国军队在实战与军事策略上的重要辅助。

然而，因日本军队的大肆攻掠与突袭，打破与打乱了中国的战略部署与备战计划。中日战局的迅猛发展，远远超出了当时中德两国的预料，且因德日同盟关系的存在，中德两国关系也随之发生逆转。孔祥熙秘晤希特勒后不到一个月，即发生震惊中外的七七事变，中华民族的全面抗战就此拉开序幕。此时，南京国民政府还有意让孔祥熙作再晤希特勒之行。

【再赴德国，无功而返】

据程天放回忆，七七事变发生时，孔祥熙正在美国，不久，他便接到了政府要他与列强接洽如何援助中国、抵抗日本侵略的通知。因此，孔在美接洽后，又折返欧洲，先赴英法两国，于1937年8月10日再度到达柏林。当天中午，程天放陪同孔祥熙在柏林郊外的别墅共进午餐，同餐的还有布隆伯格、魏茨澤克（时任德国外交部政治司司长）等9人。

餐后，众人在餐厅外走廊谈话。孔祥熙首先阐述了中日冲突的经过，并询问德国政府的态度，讲了约有20分钟。语毕，布隆伯格和沙赫特互相看了看，不肯发言，局面一度陷入尴尬。后来还是由沙赫特解围，请魏茨泽克表明德国政府的立场。魏茨泽克说，中日都是德国的友邦，德国极愿两国言归于好，以使和平不至于破裂，德国驻日大使曾奉命劝告日本政府，可惜未能收到成效。德国在远东只有经济利益而无政治力量，中国如需要第三者出面干涉，应以邀请英美为宜。

孔祥熙回应，日本的野心不仅在于征服中国，而且想称霸世界，万一中国被日本征服，日本利用中国的人力和资源，必然给全世界造成灾祸。日本曾对外宣称，列强中只有德国是它的朋友，因此如果德国出来劝阻日本，不要挑起战争，是很恰当的。沙赫特继而问道，如果冲突扩大，中国对德国抱何种希望？孔讲，中国当然不希望德国加入中国方面作战，只希望德国给予我们精神和物质上的援助。沙又说，中日冲突假如不演变成正式战争，中德签订的“以货易货”合同自然继续有效。万一两国正式开战，德国是中立国，情况就大不一样了，如果苏联加入，形势就会更加复杂。（意为如果苏联加入中国方面作战，德国就有加入日本方面的可能。）布隆伯格在旁同时发表意见，认为如果战事延长下去，苏联卷入漩涡的可能性极大。

因为中日的冲突，德国政府对孔祥熙第二次访问的态度，冷淡了许多。除了沙赫特的午餐外，官方别无招待。8月13日晚，孔就匆匆离开柏林了。

显然，1937年8月10日至13日，孔祥熙再次出使德国之行，以黯淡无光、徒劳无功结束。此行不但未能再晤希特勒，且先前曾有过多次接触的德国军政要员，也仅对中日开战表示遗憾，明确强调德国保持“中立”的立场与原则。不过，当时的英、美两国对中日战局也多持观望态度，也是严守“中立”的态度，中国只得另寻盟友与外援。

随着1937年8月20日中国政府与苏联签订《中苏互不侵犯条约》，中德两国邦交开始进入低迷状态。在程天放等中国外交官的多方努力与全力维系下，中德关系尚不至于恶化，“以货易货”协定依然生效并运作。为此，德国政府遭遇了其盟友日本政府的强烈抗议和交涉，日方甚至威胁称，假如德国继续这种支援中国的方式，将不惜退出德日《反共产国际协定》。

七七事变与“八一三事变”之后，中德关系每况愈下，但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1938年，德国与中国还达成了一个口头协定，德国愿提供2000万马克的货品给中国，换取中国800万法币的特矿原料，虽然总交易数额锐减，但“以货易货”协定还在艰难维系着。但时至1938年2月20日，经希特勒改组后的德国政府承认伪满政权；4月27日，德国禁止将武器运往中国，“以货易货”协定实质上已然中止。5月13日，德方召回全体在华的德籍军事顾问，中德两国关系急转直下。

为表示强烈抗议，程天放曾建议中国政府召回大使，中止大使级外交关系，但未获批准。复又多次请辞，终于当年的6月14日，获准辞去驻德大使一职，由时任国民政府外交部常务次长的陈介继任驻德大使。至此，程天放作为中国政府委派特使秘晤希特勒的见证者与参与者，在无奈与忧愤中终结了自己的历史使命。此次秘晤的所谓“成果”种种，也随着德国政府彻底倒向日本，中国自主寻求更多国际盟友与外援而告终。1941年7月1日，因德国承认汪伪政府，中国政府正式宣布与德国断交。

（作者系文史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