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与处理周总理后事的回忆

主任、副主任分别由汪东兴、郭玉峰担任。办公室主要成员由郭玉峰、耿飚、罗青长、姬鹏飞、张耀祠、朱穆之、胡绩伟、吴庆彤等17人组成，办公地点设定在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东交民巷的14号宾馆。办公室下设6个组，分别是秘书组、群众吊唁组、警卫组、外事组、宣传报道组和总务组。总务组由国管局牵头，局长李梦夫担任总务组组长，副组长有国管局副局长侯春怀、人民大会堂管理处处长刘剑、中直管理局管理处的李思文、北京市革委会办事组的陈树林、卫生部保健局的黄树则等。总务组主要任务是负责遗体告别、吊唁、追悼大会的场所布置；车辆和各种物资、物品的保障；医疗救护、八宝山遗体火化和治丧办各组工作人员的生活保障等工作。国管局参加总务组工作的干部职工有40余人，我作为服务处管理科的科长，参加了周总理治丧工作的全过程。

骨灰要完整、安全、干净

1976年，正值“文化大革命”时期，“四人帮”始终把周总理看做是他们阴谋篡党夺权的一大障碍。周总理生前，他们一次又一次地寻找各种理由向总理发难。总理去世了，他们极力压低总理的治丧规格，妄图削弱乃至消除周总理在人民群众中的崇高声誉与威望。他们假借中央的名义，限定周总理遗体告别的地点在北京医院太平间，时间仅为2天，人数不超过2万；吊唁的地点在劳动人民文化宫的太庙，时间限为3天，人数限为4万；追悼会的地点设在人民大会堂的北大厅，人数限定为5000人。当时，治丧办各组工作人员出于对总理的深厚情感，议论纷纷，都认为治丧规格太低了，特别是对遗体告别的时间和地点有意见。北京医院的太平间是用医院的旧车库改建的，房子小且外面的院子也不大，容纳不了多少人。车辆进出只能经过一条狭窄的小胡同，极不方便，根本不适合在这里举行大型的治丧活动。当群众吊唁组工作人员将此意见反映上去，并建议将告别时间由2天改为5天，地点改在中山公园的中山堂时，遭到“四人帮”的严厉批评，他们说：“中央已经作出决定，不准再提意见。”

治丧活动的日程确定之后，李梦夫、侯春怀等国管局领导召集总务组的全体同志开会，连夜研究各种方案，明确了各项任务并且具体分工到人。如：有的同志负责置办花圈、挽幛；有的同志负责制作总理的遗像、镜框；有的同志负责置办黑纱、花圈、白纸花；有的同志负责书写挽联、制作横幅；有的同志负责调配各种车辆；有的同志负责布置现场、订购花卉等工作。我的任务是联系八宝山，调用灵车、灵床、棺椁、党旗、被褥、衣服和其他火化事宜。

9日下午，我来到八宝山殡葬管理处，找到管理处李兆成等几位负责同志。大家在一间办公室研究总理遗体的火化安排，心情都十分沉重和悲痛。我传达了邓大姐对总理遗体火化的几点要求：一是骨灰要完整，所谓完整是指骨灰要全部完整地收集起来，装入一个骨灰袋里，不能分装成几份；二是要确保安全，安全是指火化前要把火化炉清扫干净，不能把别人的骨灰或其他不适当的东西混装进来；三是要干净，火化后也要把火化炉仔细清扫干净，不能把总理的骨灰遗留些许在炉内（为了达到邓大姐的要求，八宝山的干部职工怀着对周总理无限思念之情，连夜改建了一个专用的新火化炉，连同所有火化工具都是崭新的）。我还和八宝山的几位领导一起验看了灵车、灵床和灵棺（当时没有水晶棺，只有白色有机玻璃罩的灵棺）。并要求他们挑选政治可靠的殡葬工人带上灵床、灵棺在晚上7点之前送到北京医院太平间。从八宝山出来，我又到了北京医院，医院已经决定选派最有经验的外科大夫马雁龙为总理整理遗容。我当面和马大夫约好，晚上去北京医院太平间加班。一切都落实了，我回到人民大会堂向总务组的各位领导作了汇报。

吃过晚饭，我带上总理办公室送来的衣服和我们服务处为总理准备的党旗、被褥去北京医院太平间为总理整容穿衣。给总理用的褥子、床单、枕头都是漂白细布做的，白丝光的枕巾、白软缎的罩单，也都经过我们处工作人员精心挑选查验过，上面没有一点瑕疵。

当我来到北京医院太平间，那里已经有许多工作人员在布置灵堂。马大夫也在那里，我和他一同来到太平间后面的一间整容室，马大夫开始认真细致地为总理整容。我默默地守在旁边，屋里安静极了，马大夫小心翼翼地一直工作到深夜，才将总理的遗容整理好。我和总理办公室的几位同志看后，都认为马大夫的技术高超，整过容的总理好像熟睡了一样，面目极为安详平静。我让早已等在外面的几个八宝山的殡葬工人抬着灵床进来，并一再嘱咐他们不要大声说话和哭泣。在殡葬工人的帮助下，我和马大夫一起为总理换好了衣服，抬上了灵床。灵床上，殡葬工人已经把我带来的被褥、枕头等铺垫好了。总理躺在洁白的灵床上，我和马大夫又仔细检查了一遍，觉得已无问题，就轻轻地为总理盖上了白罩单，上面又庄严地盖上了一面鲜红的中国共产党党旗。当我们将周总理的遗体抬到告别室大厅时，灵堂里的一切布置都已基本完成。总理的灵床抬入灵堂当中，工作人员迅速将早已准备好的鲜花翠柏摆放至灵床的四周。总理办公室的同志将一个精美的小花圈轻轻地摆放到灵床前面，那是邓大姐敬献的花圈，花圈的缎带上写着“悼念恩来战友”，落款为“小超哀献”。这个精美的鲜花花圈，是广州的花卉工人精心制作后用班机送来的。为了表示对周总理的哀悼和怀念之情，他们保证每天敬献一个，而且绝不重样。总理遗体告别仪式开始前，邓大姐来到告别大厅，我们请大姐看了总理的遗容和灵堂的布置，大姐看后没有提出任何问题。

1月10日上午9点，周恩来总理的遗体告别仪式正式开始。在哀乐声中，党和国家领导人、中央和国务院各部部长、军队的高级将领依次排队进入告别大厅，瞻仰总理遗容。参加总理遗体告别仪式的党政军各界人士络绎不绝，当天计划安排1万人，实际上约有1.5万余人，大大超出了限定的人数。许多群众出于对周总理的爱戴，自发地来到北京医院东大门外的东单公园，那里黑压压地聚集了几千人之多。因为没有治丧办发的讣告进不了告别厅，他们只好久久地站在露天广场上迎着凛冽的寒风，自愿为总理守灵，人群中不时地传来悲痛的哭泣声。

在两天的告别仪式中，我们工作人员的心中都有个疑问：“毛主席什么时候来向总理告别呀？”后来听说，毛主席当时也已重病缠身，下不了床，说不了话了。事后，当身边工作人员向毛主席念了邓小平代表党中央为周总理致的悼词时，毛主席躺在床上，再也控制不住自己内心的情感而失声痛哭，这是毛主席一生中少有的悲痛情感的流露。

灵车开慢些，让人民多看一眼总理

1月11日下午4点30分，总理的遗体告别仪式结束。治丧办的工作人员最后进入告别大厅，大家站在邓大姐的身后向总理的遗体三鞠躬，最后送别总理。我招呼八宝山来的殡葬工人把灵床周边的鲜花翠柏移开，又将总理的遗体入棺，盖好了透明洁白的棺盖。这时邓大姐和她身边的工作人员扑到总理的灵柩前，感情悲痛地流着泪，深情地透过玻璃棺盖凝视着总理的遗容，不肯离去。大厅里一片哭声，上百名曾在总理身边工作、服务过的同志哭喊着拥上前来，都想争着再看总理一眼。后经吊唁组的工作人员手拉手站在总理的灵柩前，一边劝说，一边向前挤压，才清出了一条通道。见此，我马上招呼殡葬工人将总理的灵柩慢慢抬出大厅，上了灵车。八宝山的灵车是用一辆黄河牌大客车改装的，灵车的前后和车顶都装饰了花圈和挽幛，车内的大部分车座已被拆掉，司机和殡葬工人坐在前两排座上，身后有一面带小窗户的隔断。总理的灵柩抬上车后，为了灵柩的安全，我也上了灵车。在灵车上，在敬爱的周总理身边，我不能入座，一直站在车厢里看护着总理的灵柩。

灵车是下午5点离开北京医院西大门的，经过东交民巷、台基厂到王府井大街南口，车向左转进入长安大街。此时的长安大街已经被交通管制，笔直的大道上空旷如野，但大街两侧却有上百万的群众冒着严寒静静地守候在十里长街上，等着为总理送上最后一程。他们每个人都戴着自制的白花和黑纱，泪流满面地注视着眼前总理的灵车，许多人高举着总理的遗像大声喊道：“敬爱的总理呀！您一路走好！”“我们永远怀念您！”看到这悲壮的一幕，我一边忍不住流下感动的泪水，一边嘱咐前面的司机，把灵车开得慢一些，让街上的群众能够多看一眼人民的好总理，也让车上的总理再感受一次广大人民群众对他的崇高敬仰和爱戴之情。

上百辆护灵、送灵的小轿车排起了长长的车队，缓慢地行驶在十里长街上。车过天安门，国旗致敬悄然低垂；车至中南海，卫兵肃立泪送总理。当车队开到八宝山时天色已经很晚了。灵车一到，早已等候在那里的八宝山管理处的领导和殡葬工人们上前轻轻地将总理的灵柩抬到一间告别室。邓大姐和送灵的党政军领导再一次向总理三鞠躬。最后的告别仪式结束后，我们将总理灵柩抬进火化车间，放在已经准备好的四号火化炉前。工人们打开棺盖，我上前取下党旗收好，由几位火化工轻轻地将总理的遗体放在输送车上，遗体被缓缓地送进了火化炉内。炉门关上了，开始点火进行火化。我睁大眼睛，亲眼目睹了这最令人悲痛欲绝而又十分无奈的一幕，至今想来，仍令我心跳不已。从火化到出骨灰、冷却、装盒需要三四个小时，我们治丧办、总理办的几个同志一直站在火化炉前等候，不敢有半点闪失。大约晚上11点左右，总理的骨灰被安全、完整地放进骨灰盒内，我又将一面党旗覆盖在骨灰盒上，大家一起将总理的骨灰盒护送到劳动人民文化宫的太庙里。

为期三天的吊唁活动安排在文化宫的太庙里举行，大堂内墙的正中悬挂着周总理的巨幅遗像。下方的灵台上摆放着总理的骨灰盒，上面覆盖着党旗。一对装满鲜花的花瓶分放在骨灰盒的两边，骨灰盒的下面放着邓大姐送上的鲜花花圈。灵台的两侧站立着持枪的卫兵，摆放着党政军领导人、各单位、首都各界、各驻华使馆送上的1000多个花圈。由于庙堂内地方有限，很多花圈被摆放在太庙外面的平台和汉白玉的几层台阶上。朝鲜劳动党总书记金日成派专机送来一个用翠竹制作的非常别致的花圈，放在了大厅外一个显眼的地方。太庙重檐的上方横拉着一条黑底白字的横幅，上面写着：“中国人民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杰出的共产主义战士周恩来同志永垂不朽！”

治丧办公室原制定的吊唁方案为5天时间，人数6万。由于“四人帮”的反对，只好压缩为吊唁3天，人数在4万以内。由于太庙院子纵深较长，一路纵队进入太庙显得有些单薄，两路纵队可显得庄重些，但吊唁时间将会缩短。后因各单位要求参加吊唁的呼声很高，治丧办领导临时决定，仍按6万人安排。

从1月12日上午8点30分开始的吊唁活动，先由部长们参加守灵。9点以后因有各国使节、外宾到场，再请邓大姐出面守灵。整个吊唁活动秩序井然，在阵阵哀乐的伴随下，许多人一进大堂看到总理的遗像就泣不成声了，有人还放声恸哭，悲痛的气氛笼罩在整个太庙上空。

14日下午，吊唁活动结束。总理的骨灰盒要移送到人民大会堂的台湾厅暂时安放。移灵之前，治丧办各组的负责人及工作人员陪同邓大姐来到总理的遗像前三鞠躬，然后起灵。国管局副局长侯春怀上前双手轻轻地捧起总理的骨灰盒，转身走到邓大姐面前，泪流满面地将骨灰盒转交到邓大姐手中。邓大姐双手捧着总理的骨灰，用沙哑的嗓音哽咽着对在场的工作人员说：“几天来，大家都很辛苦，我和恩来感谢大家！”说完便向大家鞠躬致谢。邓大姐的这一举动，让所有在场的工作人员都为之感动地放声痛哭起来。之后，我们跟在大姐的身后，慢慢地走下太庙的台阶，乘车将总理的骨灰送往人民大会堂。

周总理，您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1月15日，是为周恩来总理举行追悼会的日子。追悼会的灵堂设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汉白玉大楼梯的前边。总务组分管同志前两天就开始了灵堂的布置工作。首先在大楼梯前面，拉起了一道浅蓝色的帷幕做背景，将整个大楼梯遮挡起来。帷幕上方是一条写有“周恩来同志追悼会”的黑底白字大字横幅，横幅下方吊挂着一排球状的黑色挽幛，帷幕正中悬挂着周总理的遗像，两侧幕布上镶嵌着两个巨大的花圈。遗像正下方设有一个小灵台，覆盖着党旗的骨灰盒就放在上面。灵台前立放着邓大姐敬献的小花圈，灵台两侧摆放了两盆盛开的水仙花，在水仙花的两侧是6棵茂盛的万年青，遗像正前方的空地上还摆满了许多绿色的植物和君子兰。党和国家领导人、党政军机关、社会各界敬献的花圈摆满了北大厅的四周。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我们总务组的工作人员能够千方百计把总理的灵堂布置成如此规模，已实属不易。

1月15日下午2点30分，首都各界群众代表5000余人准时由人民大会堂东门进入东大厅等候参加周恩来总理的追悼大会。下午2点45分，由工作人员将群众代表带入北大厅，代表们站在指定的位置上。

追悼会于下午3点在哀乐声中举行。党和国家领导人100余人参加了追悼会。邓小平表情严肃，面带哀伤，以低沉而悲痛的声音代表党中央宣读悼词。当读到“全党、全军、全国人民都为失掉了我们的总理而感到深切的悲痛”这句话时，他的声音颤抖了，眼里饱含着泪水。话犹未毕，大厅里骤然响起一片哭泣之声。

追悼会结束后，根据周总理生前的遗愿，中央指派专人把总理的骨灰撒在了他无限热爱，并用毕生精力为之奋斗的祖国山河大地上。

“杰诚与日同辉耀，天不能死地难埋。”

敬爱的周总理，您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责任编辑 谢文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