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是如何投入新中国怀抱的

主任委员，钱昌照任副主任委员。1946年5月，资源委员会直隶国民政府行政院，钱昌照任委员长，孙越崎担任副委员长。1949年4月，资源委员会又归隶经济部。

资源委员会内设机构为业务委员会和秘书、财务、总务、会计四处，参事、人事、统计三室。它经办全国煤炭、钢铁、石油、有色金属、电工、机械、化工、电力、水泥、制糖、造纸等国营企业。总计下辖111个总公司或总机构，共有生产单位近千个，此外还有部分研究、勘测及服务性事业单位，共有职员3万多人，其中40%为大学毕业的技术人员或管理人员；共有工人六七十万，其中技术工人约22万人。

新中国成立前夕，该会主要负责人从民族大义出发，领导在大陆的所有企業及其几十万员工弃暗投明，投身新中国的经济建设。

主动寻找接触共产党

1948年5月，孙越崎上任国民政府最后一任资源委员会委员长，吴兆洪任副委员长。这时国内形势急剧变化，国民党兵败如山倒，使孙越崎看到国民党必败，看清共产党是真正为人民打天下的，他不得不做出抉择。10月，孙越崎在南京召开秘密会议，所属主要企业总经理和会本部负责人约三四十人参加。孙越崎用共产党解放鞍钢重视知识分子为例，检讨了他以往撤退东北工矿人员入关的错误，号召今后大家要坚守岗位，保护财产，准备移交。与会者心领神会，认为说出了他们的心声，纷纷发言支持。这次会议，无异于是举行了迎接解放的动员大会。

不久，淮海战役打响。一个周末，吴兆洪约该会技正兼财务处长季树农到上海路他的家里去。先后到场的有杨公兆、许本莼、陈中熙等人，都是会总部各部门负责人，大家见面后就谈战局。吴兆洪问道：“孙委员长号召大家坚守岗位，今后怎么办？一旦淮海战争败阵，南京必定动摇。那时如果跟着去台湾，或重庆，将是跟着殉葬；如果不跟着去，又何以图存？”座中杨兆公、许本莼认为，如果不跟着下去，就得找找共产党，通通气，要不然，共产党来了，就会玉石俱焚。杨兆公还说，他早年在德国读书时，曾经认识几位共产党员，但现在都已失去联系。吴兆洪于是讲了钱昌照和孙越崎找共产党的故事，他们早就想与共产党接触了。他们多次商议，由钱昌照利用到欧洲考察的机会，经捷克进入苏联，再转入中国东北解放区。但是，考虑到捷克和苏联都与国民政府有外交关系，恐怕不易越境。结果，谈来谈去，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办法。当时，季树农听后没有表态。

第二天，季树农单独去找吴兆洪，说：“找共产党已刻不容缓了，一味清谈不见行动，不正是‘晋人议论未定，兵已渡河’吗？”季树农又说：“你们找不到，我却找到了。”吴兆洪又惊又喜，问季树农怎样找到的。季树农于是把其在《大公报》任记者的堂侄季崇威是上海地下党，自己1948年7月从美国回来后堂侄和他联络的事，透露给吴兆洪。季树农又说：“回国后，你们曾让我在财务处和秘书处两个职务中挑选一个，我选择了仍当财务处长，这还是他的参谋。他说‘抓实在的，以后有用’。”

季树农说，因业务关系他经常往来宁沪，每到上海，必和季崇威密谈，主要是介绍资源委员会的情况，特别是领导人的思想倾向。季树农认为那些领导包括翁文瀚在内，都不是蒋介石的死党，而是一批书生气十足的“工业救国”迷。抗战初期，他们为了抗日，在川、滇、黔、桂等地努力办了几处工业基地，支持过抗战。后来国民政府消极抗战，积极反共，榨取民脂民膏用于内战，而对工矿事业的投资却十分吝啬；同时，官僚资本垄断市场，与民争利。大家逐渐看透国民政府是不可能实现工业化的。但日本投降后，接管抚顺煤矿时的工程师张莘夫毙命；东北解放战争中，北票煤矿工程师俞再麟被害，实际上是两起意外事件，而国民政府借机诬蔑共产党谋害知识分子，资源委员会负责人不明真相，又陷入彷徨无计境地。针对这个情况，只要消除这方面的思想障碍，很有可能把他们争取过来。季树农还告诉季崇威关于蒋介石命令要拆迁南京5个新建工厂去台湾重建，孙越崎不愿拆又不得不拆的经过。季崇威也告诉季树农不少解放区的消息，送给他香港出版的进步刊物，并说全国解放为期不远了。

不久，吴兆洪把季树农和地下党的关系向孙越崎汇报了。于是，孙越崎直接找季树农谈话，鼓励他大胆继续和地下党保持联系。从此，季树农和地下党的秘密联系，在正副两位委员长的统一下，顺利进行。他们寻找共产党的夙愿终于实现了。另外，吴兆洪也通过其他途径联系了别的地下党。使资源委员会与共产党的联系更密切了。

资源委员会成立以来，没有编印过职员录，这时人事室不先不后编印了一本《资源委员会职员录》，除刊出本部全体职员姓名之外，还附有附属单位的正副负责人姓名，规定这是密件，人事室编号发给职员签收，不许外传。季树农觉着这个文件对于争取同事弃暗投明可能有用，就把封皮撕下，送给了季崇威。在上海临解放时，季树农和许多同事都收到了油印密信，是共产党的宣传材料，号召大家消除顾虑，留下来共同建设新中国。季树农送的那本职员录果真发挥了作用。

1949年1月，季树农在南京，忽然接到季崇威的电报：“明晨抵京，请到站接。”翌日黎明，季树农接到季崇威之后，二人进了湖边的一家茶馆，季崇威坐下来低声说：“蒋介石已经下台飞往奉化了，今天可以见报，我这次来是请你找孙越崎设法停拆南京五厂。”季树农说：“孙越崎正在拖延搪塞，工作进行得很慢。”季崇威还是要季树农努力敦促。

精心策划“迁都”人事安排

1948年年底，解放战争节节胜利，南京公务员情绪已趋浮动。民国政府各机关纷纷议论迁都，秩序日益混乱，资源委员会的部分职员看到会本部按兵不动，有起哄闹事现象。孙越崎亲自召开大会，表示他与职工同进退，绝不抛弃同事于不顾，这才使混乱平息下来。1949年1月，民国行政院院长孙科宣布迁政府到广州。资源委员会留在南京已属非法，于是也打起了“迁都”旗号。

按照南京10月会议确定“坚守岗位”的方针，第一个行动是人员的疏散。首先考虑到南京是首都，发生战事是难免的，资源委员会本部共有职工约400人，人数虽然不多，但为了便于行动，应精简。资源委员会决定允许原籍在西南、中南的职员在自愿的原则下调往各地办事处工作，除原有昆明、重庆办事处外，新成立长沙、桂林两处，不少职员在11月起即陆续疏散到上述4个城市工作。他们作为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编制内的人员，工资仍由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发给。

另外，他们将剩下的职工分成两批，一批叫“随行人员”，顾名思义是迁往广州的，实际上是转移到上海就不再走了；另一批叫“留守人员”，是自愿留在南京的，包括一些年老的、本地的职员和全部勤杂人员。“随行人员”的名单由孙越崎、吴兆洪和人事室主任吴福元等挑选，包括全体业务委员和秘书、总务、财务、会计四处，人事、经济研究、参事三室的负责人，以及与会本部在同一大院内办公的煤业总局、金属矿业管理处、钢铁业务委员会等单位的部分人员，并配备必要的工作人员。他们由吴兆洪带队，在1949年1月分批到达上海，借用资源大楼中央造船公司筹备处办公，随带印信、重要档案、资金、账册，以及电讯事务所总电台等，实际上是把资源委员会从南京移到了上海，不打算再走了。

在南京的资源委员会会址山西路虹桥路二号，原是一所小学，院落很大，资源委员会兴建了煤业总局、金属矿业管理处，保险事物所3座办公大楼和3幢家属楼，“随行人员”走后，留下大量生活用的物资。孙越崎本人应李宗仁代总统之邀，留在南京，筹组和谈代表团。他根据实际需要，将“留守人员”组织起来，取名为“员工励进会”，这是一种群众团体性质的组织，由季树农推荐财务处青年科员卢英立为主任，负责照顾留守人员和全部财产。南京有不少工厂和筹备中的工厂，距离南京不远的马鞍山也是一个不小的工矿基地，因此有必要加强领导，恰巧电业管理总处处长陈中熙表示愿意留在南京，孙越崎又成立“资源委员会南京办事处”，陈忠熙兼处长，谢佩和为副处长，原已成立的“员工励进会”也划归陈中熙领导。

资源委员会本部分成隨行、留守和外放三批人员后，都分别驻在当地不动，坚守岗位，直到各地解放，这也是他们有目的迎接解放的统一行动。资源委员会重心移到上海，吴兆洪安顿职工生活后，即赴南方各企业视察，日常事务无暇兼顾，会领导决定由季树农兼代主任秘书，以便集中事权，有利于工作安排。主任秘书领导秘书处，下设机要、文书、档案各科，另外还有简任秘书一人，秘书若干人。附属企业之一的电讯事务所，也归秘书处领导。电讯事务所在全国工矿企业集中的地区设有电台七八十处，这对于解放前的指挥调度，起了相当的作用。

随着战争的日趋紧张，上海方面“随行人员”长期逗留不动，引起社会注意，当时国民政府行政院派一个姓齐的参事坐镇上海，督导人员南迁，曾多次分发去广州的飞机票。他们一再婉言谢绝，后来又借口自己包机运送，以拖延时日。但日子久了，深恐败露，正苦于难以应付，恰巧会本部所属台湾水泥公司董事长张俊来访，要求拨款包专机去台北，季树农立即批准。他们故意将包机的消息传到那位姓齐的参事方面，从此他才不再来催促。飞机包成后，张俊到处拉人赴台，职员已经认清形势，应者寥寥，—架飞机50多个座位，只坐了不到10人。

上海物资储存和汤恩伯的追查

上海是中国进出口的最大港口，资源委员会主管物资进口的材料供应事务所设在这里。凡资源委员会直接掌握的物资，由该所集中办理进口和分配，主要有成套设备、五金材料、工具仪表，以及美援和救济总署拨给待分配的大批生产资料等。资源委员会出口的物资主要为江西的钨、湖南的锑、贵州的汞、海南岛的铁沙等，由金属矿业管理处主管，其外销业务由国外贸易事务所经营，所得外汇由财务处掌管。资源委员会在台湾有十大公司，他们也在上海设有营运处，供应全国的食糖、铝锭、铝制品、纸张等大都运存上海仓库和私营堆栈。上述各类物资的仓库大小70多座，分散在上海各个角落。

资源委员会决定与国民政府分道扬镳后，一面加强物资的进口和储存，一面拖延钨、锑等有色金属的出口。五金材料和工具仪表等，凡为各企业所通用的物资，都加速分配。美援和救济总署拨给的器材为数较多，材料供应事务所储运能力有限。其中属于发电设备的，有5000千瓦火力发电机10套，交由电业管理处处长陈中熙接收分发；属于煤矿设备的，有卷扬机、空气压缩机、煤矿成套机械厂设备等。交由煤业管理总局副局长吴京负责从长江溯运武汉、长沙、株洲等地保存。所有物资中，以石油一项储存最为困难。资源委员会所属中国石油公司设在上海，油矿则在甘肃的玉门和新疆的独山子。此外，该公司并经营军用油料的进口事宜。当时在上海储存有汽油1800加仑，进口原油约10万吨，注满了高桥油库的全部油槽。油料易燃，全部依赖油库职工冒险犯难，夜以继日地坚守岗位，得以安全保存下来。原油原从美国直接运到台湾高雄炼油厂交货，后该公司副总经理郭可诠改交上海，这是准备交给人民的。上海解放后，华东工业部部长汪道涵、副部长孙冶方利用这批原油，在高桥建立了上海炼油厂，为新中国自己炼出第一批油料。

另外，还有中国油轮公司10艘小油轮为黄浦江两岸工厂输油作业。上海形势严重时，油轮日夜穿梭于黄浦江上，引起国民政府军宪机关的注意，突然将油轮公司顾副经理扣押，勒令将油轮撤走或破坏。该公司王总经理前来向吴兆洪告急，设法营救，商定立即乘黑夜将油轮的阀门打开，进水下沉。当地军宪以为达到破坏目的，允许顾经理保释。解放后，轮机人员很快就把这批油轮打捞上来，依旧日夜穿梭在黄浦江上，为两岸工业企业供应油料。

正当顺利安排各项工作时，突然。淞沪警备司令汤恩伯发来一道命令：“查资源委员会物资疏运不力，仰即查明具报，切切！”汤恩伯是杀人魔王，主管上海资源委员会的吴兆洪以及在李宗仁南京幕府的孙越崎都紧张起来。吴兆洪找来材料供应事务所所长蒋易均，请他出面召集上海各企业主管物资的负责人开会，研究对策。与会者都懂得这一“命令”的份量，但他们也知道台沪间船只已为警备司令部征用。研究结果是，与其进行解释，不如以攻为守，将他一军，要求派船抢运。于是连夜编造了两份清册，一份叫《半年来已运台湾物资清册》，把台湾十大公司在沪采购的物料全部列入，表明转运物资工作从来没有停止；另一份包括各仓库存量多、体积大的器材，名叫《急待抢运台湾物资清册》，20多人编写到第二天傍晚才完毕。

这时，台糖公司上海营运处处长彭养怡白告奋勇，愿意前去投递。他是上海各轮船公司的大主顾，清楚所有往来与台北、上海间的航运情况，船只被警备司令部接管后，他又常和司令部一名参谋长打交道，因而相熟。彭养怡说：“怕什么，他们装官太太还来不及，肯替我们运机器？”他抱了一包公文去了。其他人守在办公室，忐忑不安。不到一个小时，老彭若无其事地回来了：“无啥事，无啥事！”又说：“我找到了那个参谋长，我问他为了台糖公司的物资，找过你批给运输吨位，你给了多少？现在忽来问罪了。资源委员会大批物资早已准备运走，不派船的是贵部，打官腔又是贵部。”那位参谋长只好说了一通“军运第一”的大道理。彭养怡把公文交了，拜托他“手下留情”，早早批给船只。就这样，这一困境让彭养怡几句话就化险为夷了。

自汤恩伯下令清疏运查物资不力事件发生后，孙越崎觉得风险逐渐加大，要季树农通过季崇威请求中共组织派正式代表和季树农见面，指点今后行动方针。经过几天等待，1949年3月间的一个下午，季崇威招呼季树农同坐一辆汽车，直赴虹口，他们在一个弄堂口停下，嘱咐司机将空车开到拐角处等候。他们步行约1站路，到了一所叫广肇小学的楼上，踏进一间黑暗的卧室，窗帘拉得严严的，隐约看见床边站着一个人。季崇威说：“你们谈吧。”他们互不通姓名。面对面，但容貌识别不清。季树农取出汤恩伯的“命令”，说明遇到的危险。对方把命令带到窗口，挑开窗帘一角，看了一下，然后用一口无锡土音慢条斯理地答复：“命令是严重的。汤恩伯杀人不眨眼，我们的同志给他杀得太多了。”接着又说：“共产党不做强人之难的事。汤恩伯既看重物资，那也好，能留则留，不能留就让他运走些。人是第一，物是第二，保全人是要紧的。”季树农又应孙越崎之托，向这位带无锡口音的代表转达孙越崎的顾虑。孙越崎在东北时，为了俞再麟工程师毙命事件，撰文骂过共产党，后来有了认识，很后悔，希望共产党谅解。这位代表说：“孙委员长的情况我们有所了解，他靠拢人民，人民欢迎他，有什么可顾虑的。”语气深沉而坚决：“天快亮了，注意啊！越在这个时刻，敌人越猖狂。要注意安全。以后按你们的步骤进行，和季崇威少接触些，免得有人注意。”说完，他匆匆离开了暗室，季树农跟着一起向门口走去，季崇威拦住他说：“你等几分钟再走。”事后，季树农才知道这是季崇威的家，他把妻子、儿子都支走了。

孙越崎听了季树农的汇报，对这位共产党代表的指点十分满意，说：“水平高，像是一个重要负责人，我可以放心了。”

上海解放后，举行了一次“华东工业会议”，季树农担任这次会议的副秘书长，季崇威仍以记者的身份采访。季树农问起那位代表的大名，才知道是王寅生，原来是位教授。1954年季树农调到北京，回忆起这段革命情谊，打算约季崇威同访王寅生时，才知道他已经去世了。

拒迁南京五厂与智取拆迁费

1948年底，蒋介石召见孙越崎亲自下令拆迁南京5个工厂，装运台湾重建，而且蒋介石特批132亿台币拆迁经费。

南京五厂是无线电厂、有线电厂、高压电瓷厂、电照厂和马鞍山机械厂，都是抗战胜利后，资源委员会利用美备，抽调复员归来的和国外刚回国的技术人员，并配以优秀的管理人员很快建成的。之所以挑选南京建厂，主要是因为国民政府党、政、军各方面的负责人对工业一无所知，从来不重视经济建设，蒋介石热衷于借外债买军火，宋、孔、陈各家族崇洋媚外，一切仰赖外国。资源委员会每次提出基建预算，层层削码送到立法院审议，立法委员会中不少是CC分子，又多方刁难，肆意攻击。因而决定在这批大人先生眼皮底下建造些模型工业，吸引他们注意，灌输一点工业知识，减少日后的阻碍。建成之后，确实吸引了一些党政要人前往参观，知道中国人也会生产现代化产品。蒋介石对这几个厂有所了解，才紧抓不放。资源委员会还在南京开辟了燕子矶化工基地，建造了一个化工厂。国民政府也想拆走，但因化工设备是管道、坛坛罐罐之类，拆下难再利用，才没有列入拆迁项目。

蒋介石时刻关注着拆迁进度，即使退居奉化，仍没有忘记，曾分电南京、上海两个警备司令亲自督促。孙越崎不得不利用他帮助李宗仁筹组和平代表团的机会游说李宗仁：“一面拆迁工厂。一面倡议和谈，何以取信共产党？”李宗仁认为有理，同意缓拆，这才有了挡箭牌。这样，拆了的又运回来安装上继续生产，没拆迁的则停止拆迁，南京五厂终于保住了。

拆迁这5个工厂的经费，是蒋介石以“紧急命令”由国库直接以台币在台湾拨发的，没有通过正常的程序，总数为132亿台币。征地、基建已在台预付了54亿。停止拆迁后，余款78亿元有被没收的危险，急需设法汇回大陆。但汇款必须通过台湾银行，而通过银行有两个难处：一是数量巨大，台湾银行上海分行付不出这么多金圆券；二是专款应该用在台海建厂，返汇大陆，就暴露了停拆的目标。季树农和财务处帮办陈以刚研究，决定用内部拨款的办法来解决，把存在台湾银行的专款就近交给台糖公司，指令台糖公司在上海销售食糖，所得金圆券（按汇率折算）直接分撥南京这5个工厂作为重建和扩建资金。这样，没有越出资源委员会范围，就把拆迁费调作重建费，使大批资金神不知鬼不觉地留在了大陆。

解放后，这5个工厂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成为发展我国电子工业的基础，南京燕子矶化工区也扩展成为巨大的化工基地。

共产党全面接收资源委员会

随着形势的不断变化，吴兆洪为了应付国民党当局，佯装去了广州，隐藏起来。因为此时孙越崎随孙科到了广州，名义上把资源委员会的总部迁到了广州，后孙越崎的爱国行动被国民党发觉，即辞去国民党的职务去了香港，公开与国民党决裂。到香港后，孙越崎发动资源委员会驻港国外贸易事务所员工开展斗争，组织“保护矿产品委员会”，并于1949年11月14日通电全国宣告起义，使在港的大量稀有矿产得到保护，并回到祖国的怀抱，得到毛泽东复电嘉勉。

在上海，1949年5月26日凌晨，还在睡梦中的季树农被电话铃声吵醒了，原来是南京办事处副处长谢佩和从江宁路招待所打来的。他说，南京解放时，他找到军方代表孙冶方，并一同到丹阳谒见了陈毅司令，报告资源委员会迎接解放的安排。陈毅得悉会本部已移至上海，嘱咐他转留军中，随司令部同来上海。他又说：军代表要和季树农见面。季树农回答说：“先告诉你一个秘密，吴兆洪已经回上海了。”于是与谢佩和约定，当天上午9时季树农找到吴兆洪一起到资源大楼相会。

9时许，谢佩和、谢家荣陪同上海军事管制委员会的孙冶方、程望和、李文采3位负责同志来到资源大楼，由吴兆洪和季树农接待。他们一见如故，向军方汇报了人、财、物三方面的情况和数量。孙冶方鼓掌表示满意，感谢他们的努力，说：“我们进入上海前，担心几‘白’和几‘黑’，‘白’是粮、棉、盐；‘黑’是煤炭。要是出了问题，打下了上海，养不活500万人民，也就站不稳脚跟。现在粮、棉、盐都有，又截获了一批军粮，虽然质量不好，留给我们解放军吃，还是可以的。”季树农插话说：“上海还有白糖，也是一‘白’，还有原油，也是一‘黑’，都是资源委员会留下的。”孙冶方非常高兴地站了起来，再度鼓掌，再次感谢他们。他说：“南方人吃糖比吃盐更多，原油是重要的燃料，我们手上又多了一‘白’一‘黑’，好极了！”

接着，随同孙冶方等3位代表前往外滩六号资源委员会上海办事处拜访，随军来沪的接收代表徐今强、曹维康、李伯涛等三四十人，约定当天下午在资源大楼会商交接的具体办法。

当天下午，工厂纷纷反映，同时出现几批接管人员，长枪短棍，守着车间和厂门，许进不许出，有的是本厂的护厂队，有的是工厂的地下党，还有地区工会组织、地下街道组织等，没有统一领导，很是混乱。资源委员会已经知道，军管会下分设重工业、轻工业、贸易、金融、商业等部门，准备各按行业性质接收。季树农他们考虑其所属企业性质复杂，有的是联合企业（如中国石油公司，它的产油、炼油是工业，销售是商业，加油站是零售业），还有些单位并非工业（如保险事务所是金融机构，电讯事务所是交通机构，国外贸易事务所是外贸机构），便向孙冶方建议，为了避免漏接和重复接收，不如先不打乱系统，由资源委员会原负责人陪同军代表按原系统从上到下先接过来，以后再进行调整。孙冶方同意，并请示上级，由军管会通知各厂矿各种接收人员一律撤退，由重工业处一家接管。于是双方负责的交接人员在资源大楼见面后，开始交接，工作进展很顺利。

就这样，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下属所有的企业、事业单位和大批新中国急需的各类人才和物资，都投入了新中国的怀抱，对促进新中国的工业发展和建设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