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的百年孤独

80年前的10月19日，鲁迅去世。他是毛泽东推崇备至的“圣人”，也是蒋介石心存敬仰的乡贤。崇拜鲁迅的人说他是斗士、先驱、导师、革命家，是“没有半点媚骨的人”；厌恶鲁迅的人，说他心胸狭窄、不知宽容、睚眦必报、有失温柔敦厚的人；亲近他的人则说他是一个幽默风趣的老头儿。80年过去了，鲁迅渐行渐远，我们也终于可以走出喧嚣，从另一种角度，注视这曾经那么伟大的身影。

近日，《纽约时报》发表了一篇关于韩寒的专访文章，“韩寒近些年来呈现给大众的印象，低调，不再热衷解释和争论，不再言辞大胆犀利。”文章称。“当被问及鲁迅话题时，这个常常被拿来和鲁迅做比较的青年作家说，自己并不喜欢鲁迅。”

“实际上，大多数年轻人都读不懂鲁迅，他们印象中的鲁迅总是怒目金刚的模样。但这种理解完全是肤浅的。”中国鲁迅研究会理事田刚对《时代人物》记者说。

“民族魂”

1936年10月19日，鲁迅在上海溘然长逝。鲁迅治丧委员会由宋庆龄、蔡元培等知名人士组成。上海各界救国联合会推荐沈钧儒、李公朴二人参加治丧委员会。沈钧儒先生很细心，他发现直到出丧前一天（10月21日）下午四时，覆盖灵柩用的绸幛和出丧的乐队还没有准备好，便嘱咐当时担任上海各界救国联合会干事的姚士彦马上去办理，务必于第二天上午9时前办好。沈钧儒对他说：绸幛应该怎样，乐队应该怎样，原都应由治丧委员会决定，现在来不及了，你一定赶紧去办好。

23岁的青年干事姚士彦，劲头十足，虑事却并不周到。领命之后，倒有些为难了，鲁迅这样伟大的人物，该用怎样的绸幛覆盖灵枢呢？用青天白日满地红旗，显然不是鲁迅先生所乐意的；用斧头镰刀的标志，也觉不妥；用蓝绸嵌上一个金色大奠字，太一般化了。反复思考，决定用大幅白绸，上面写着“民族魂”3个黑色大字。

于是，他立马就去汉口路申报馆隔壁一家礼品局赶制。那一带是当时上海礼品局集中之处。这一家是职救理事周肇基先生的亲戚开设的，周在店内有一小写字间，老板、伙计都同情抗日救国运动，与姚士彦较熟。姚士彦说明来意后，这家礼品局连夜做成由黑丝绒包制的40厘米见方的“民族魂”3个大字，缀在大幅白绸上，庄严得体而有新意。在当时约值法币四至五元，可老板连成本费都不肯收，只说：“表示我们对鲁迅先生的一点儿心意。”

绸幛送去，沈钧儒看了“民族魂”三字，认为非常恰当，其他治丧委员们也都认为很合适。出丧时，就覆盖在鲁迅先生的灵柩上。是日下午，参加鲁迅先生葬礼的送葬队伍，从徐家汇一直排到万国公墓。到墓地时，已经是人山人海。蔡元培、宋庆龄、沈钧儒等先生立在高台上。蔡元培、宋庆龄先生致悼辞后，沈钧儒先生讲话，他激动地说：高尔基几个月前死了，死后由苏联政府替他国葬。现在，像鲁迅这样伟大的作家，我们人民群众一致要求国葬，但政府不管。今天我们人民自己来葬，到的都是民众自己。这个，我想鲁迅先生一定很愿意！

从那时起，鲁迅的形象变得时而清晰，时而又模糊起来。

“堕落反动”文人

鲁迅去世时，上海各界不顾当局设置的种种障碍，仍然有两万多人自发参加了鲁迅的葬礼，郁达夫先生在《怀鲁迅》一文中，怒斥当局对这样一位伟大的文学家不知爱护，“没有伟大的人物出现的民族，是世界上最可怜的生物之群；有了伟大的人物，而不知拥护、爱戴、崇仰的国家，是没有希望的奴隶之邦。”

实际上，国民党对鲁迅也并非赶尽杀绝，相反，倒有“放过一马”的嫌疑。

1903年，21岁的鲁迅在日本东京弘文书院剪掉发辫，赋诗明志：“灵台无计逃神矢，风雨如磐暗故园。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1909年，22岁的蒋介石在日本振武学校学习期间也做了一首《述志》的小诗：“腾腾杀气满全球，力不如人万事休！光我神州完我责，东来志岂在封侯！”

蒋介石的打油诗自然不及鲁迅高妙，但诗中所传递的抱负、志趣还是与鲁迅相通的。尽管后来政见不合，势同水火，但蒋介石或许依然对鲁迅存有隐隐约约的好感。

1927年4月，国民党开始清党剿共，鲁迅处处与其作对，令当局相当难堪，于是国民党浙江省党部一度呈请中央，下达了对所谓“堕落反动”文人鲁迅的通缉令，但在当时一国三公，政出多门的境况下，这份通缉令的效力实在有限，当局除了想以此恫吓鲁迅之外，似乎也并不想认真地缉捕鲁迅。

上海发生“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鲁迅同国民党反动派在政治上产生了严重分歧，但这似乎并没有影响鲁迅的生计。1927年6月27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通过蔡元培等提议，组建中华民国大学院。鲁迅通过同乡许寿裳的关系获得一个“特约撰述员”的位置，不用上班，每月300大洋。

1930年12月，有人向行政院长兼教育部长蒋介石告密，说：现在部里的特约撰述员周豫才，就是周树人，也就是鲁迅，也就是最激烈地反对你的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和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发起人和头子，也就是浙江省国民党党部呈请中央通缉在案的这个人。

举报者的本意是想提请蒋介石得悉此事后整治鲁迅，以此邀功。可是蒋介石却说：“这事很好。你知道教育部中，还有与他交好的老同事、老朋友没有？应该派这样的人，去找他，告诉他，我知道了这事，很高兴。我素来很敬仰他，还想和他会会面。只要他愿意去日本住一些时候，不但可以解除通缉令，职位也当然保留；而且如果有别的想法，也可以办到。”

“党外的布尔什维克”

那时，鲁迅在当局的眼里是个“爱找麻烦的人”，但在另一个尚不强大的阵营里，他却备受推崇。

1934年初，冯雪峰在瑞金见到毛泽东，向毛汇报上海的工作和左翼文艺阵营的活动，毛泽东对鲁迅的事情尤其感兴趣。冯雪峰告诉毛泽东，有一个日本人说，全中国只有两个半人懂得中国：一个是蒋介石，一个是鲁迅，半个是毛泽东。毛泽东听了哈哈大笑。一番沉思之后，他说：“这个日本人不简单，他认为鲁迅懂得中国，这是对的。”

冯雪峰告诉毛泽东，鲁迅看了毛泽东的几首诗词后，认为有一种“山大王”的气概，毛泽东听后，并不生气，反而开怀大笑。

鲁迅的作用和影响力，毛泽东看得很准。1934年与冯雪峰热议鲁迅时，他正受到王明势力的冷落和打击，被排挤在中央领导层之外，听说中央局有意请鲁迅主持中央苏区教育工作时，他摇头说：“真是一点儿不了解鲁迅！鲁迅当然是在外面作用大。”

鲁迅的作品1923年便开始入选中学语文教材，民国时期选入教材的多是小说、散文。鲁迅去世后，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及苏维埃中央政府致电许广平，称鲁迅为“民族最伟大的文学家、热忱追求光明的导师、献身于抗日救国的非凡领袖、共产主义苏维埃运动之亲爱的战友”。

10个月后，“八一三”全面抗战爆发，紧迫的时局淡化了鲁迅知识分子的独立形象，“战士”、“斗士”的形象被高扬起来。郭沫若以他惯有的充沛激情疾呼，“鲁迅并没有死！目前在前线上作战的武装同志，可以说个个都是鲁迅，目前在后方献身于救亡活动的人，也可以说人人都是鲁迅。鲁迅化为复数了。”

1940年1月9日，毛泽东在陕北发表长篇演讲——《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演讲中称鲁迅为“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并给予鲁迅“三家（伟大的文学家、伟大的思想家、伟大的革命家）五最（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最高政治定位。

“最为典型的一个例子是，毛泽东对‘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这句诗的解释，说‘千夫指’是指敌人，‘孺子牛’是广大的劳动人民。但鲁迅的原诗并不是这个意思。”谈到鲁迅的形象被政治化，田刚举例说。“实际上，这首名为《自嘲》的诗里，‘千夫指’和‘孺子牛’都是作者的自喻，一方面鲁迅写文章不留情面，仗义执言，得罪了很多人，千夫所指；另一方面，他老来得子，就特别宠爱孩子，愿意给孩子当牛。写的是一种疼爱孩子的心态。”田刚说。

“他的灵魂被抽空了”

在鲁迅一步一步被推向高台的同时，对他的骂声也从未断绝过。民国时，鲁迅确与不少文人“交恶”，包括陈西滢、梁实秋、胡适等等，但大多都是学术上的“论战”。骂鲁迅骂得最狠，最多的要数民国女作家苏雪林。

1936年11月12日，鲁迅逝世不到一个月，苏雪林便拉开了她“半生‘反鲁’的序幕”。她写了长达四千言的《与蔡孑民先生论鲁迅书》，公开祭出反鲁大旗，破口大骂鲁迅是“褊狭阴险，多疑善妒”，“色厉内荏，无廉无耻”，“玷辱士林之衣冠败类，二十四史儒林传所无之奸恶小人”，在文坛“兴风作浪”，“含血喷人”，其杂文“一无足取”，“祸国殃民”。并影射、攻击鲁迅勾结日本特务机关内山书店，“行动诡秘”等等。

1949年，苏雪林到台湾后，国共两党处于敌对状态，苏雪林对鲁迅的态度自然更是变本加厉了。

1966年11月，正值鲁迅逝世30周年，台湾《传记文学》刊出她的一篇两万七千字的长文《鲁迅传论》（后收入《我论鲁迅》一书），大骂鲁迅。鲁迅对贫困青年作家萧军、萧红、叶紫等的经济援助，也被其骂为小恩小惠，笼络人心。苏雪林刻薄之极，无出其右的骂鲁言论，正迎合了蒋介石当时的政治需要。鲁迅的著述在台湾两蒋时代，一直都是禁书。

与此同时，鲁迅在大陆被塑造成了圣人一般的人物。

1966年10月19日，鲁迅逝世30周年纪念大会上，姚文元作了题为《纪念鲁迅，革命到底》的报告，“发扬鲁迅‘打落水狗’的战斗精神”，“对人民的敌人决不宽恕”。

“文革”前夕，毛泽东给江青写信，信中说，“我与鲁迅的心是相通的。”1971年11月20日，毛泽东在武汉说：“我劝同志们看看鲁迅的杂文。鲁迅是中国的第一个圣人。中国第一个圣人不是孔夫子，也不是我，我算贤人，是圣人的学生。”

“此语一出，万人追随。1973年底，鲁迅作品集的单行本全部出版，成为一代人罕有的精神食粮。‘文革’后，‘鲁迅语录’大量出现，断章取义、任意曲解鲁迅作品及言论的现象登峰造极。”田刚说。

有这么一个故事，说“文革”时，有一位雕塑家雕塑鲁迅的像，请许广平提意见，许广平看了以后，沉思了一下跟那位非常有名的雕塑家说，“我很喜欢您的雕塑，不过鲁迅是不是太严肃了一点，太凶了一点？”这个雕塑家不好意思地回答，“许大姐，我也想雕塑一个您心目中的鲁迅，但是群众不答应。”许广平听了这话就走开了，没再说什么。

田刚反思那个时代，“鲁迅逐渐被政治化的过程，也是逐渐被抽离的过程。这是对鲁迅的一种扼杀，就是把他的灵魂给掏空了。”

胡风也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如实呈现了轰隆运转的宣传机器对鲁迅的巨大损耗和吞噬。

一次冯雪峰代拟了一个稿子，约胡风一起去鲁迅家。鲁迅病体不支，冯雪峰把稿子念给鲁迅听，鲁迅没有力气说话，只是点了点头，表示同意，脸上略有不快之色。

两人出门后，冯雪峰对胡风说：“鲁迅还是不行，不如高尔基；高尔基那些政论文，都是党派给他的秘书写的，他只签一个名就行了。”

胡风很震惊，“鲁迅病得这样沉重，应该尽一切可能抢救他，应该尽最大的努力避免刺激他打扰他。……鲁迅在思想上是非常严正的，要他对没有经过深思熟虑的思想观点担负责任，那一定要引起他精神上的不安，对病情产生不利的影响。”

“后期的鲁迅，他如此热烈拥抱社会甚至热烈拥抱政治，是事实。……鲁迅尽管是个天才，但也难以逃出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激进大潮流。在精神创造中，也曾悲剧性地用政治话语取代文学话语，消耗太多宝贵的心力。他那么深地介入政治……是幸还是不幸，尚须时间来判断。”刘再复为朱正《鲁迅传》作序时如是写道。

被消解的鲁迅

80年代中期，鲁迅终于逐渐被移出政治祭坛，挪进学术领域。由“在朝”转向“在野”，随即在学界与民间展开“鲁迅争议”。

2000年，王朔在《收获》上发表长文《我看鲁迅》后，立即引起文坛上的轩然大波。文中说：“像所有被推向高处的神话人物一样，在鲁迅周围始终有一种迷信的氛围和蛮横的力量，压迫着我们不能正视他，他是作为一个不可言说的奇迹存在着。”

从上世纪80年代末开始，鲁迅突然变得不合时宜起来。“特别是进入市场经济时代后，鲁迅的‘股票行情’严重下跌，简直跌到了历史的最低点。许多人将其视为文化怪物，敬而远之。未能被旧社会封杀的鲁迅，尝到了被抛弃的滋味。”田刚说。

“首先，是风行一时的新保守主义和反省激进主义，把‘五四’视为导致‘文化大革命’的罪恶源头，鲁迅的启蒙主义变成专制主义的同义词。然后，在悄然兴起的国学风里，一些民族主义者、新儒学、新国学的支持者们，以鲁迅为断裂传统的代表。再然后，号称后起之秀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后现代主义者，用世俗消解理想，告别鲁迅是必然的结论。还有自称‘新生代’的作家，也迫不及待地要搬开鲁迅，以‘开创文学的新纪元’。”

在田刚看来，这是一个很有意味的文化现象。“上世纪90年代的中国文坛学界，轮番走过各式各样的鼓吹者，而且几乎毫无例外地以‘批判鲁迅’为自己开路。这样的情况，在二十一世纪初仍在继续。在这种思想文化界的思潮下，就不断有人提出这样的质问：为什么要让青少年读鲁迅？于是，鲁迅淡出中小学教材，似乎是‘顺理成章’了。”

到了新世纪，“鲁迅争议”衍生了“还原鲁迅”的愿望。不论是鲁迅的“捍卫派”还是“质疑者”，近十余年出版的鲁迅专著大幅度抛弃官方意识形态尺度，试图描述真实的鲁迅。旧史料出现新的解读，一些新的史料披露了。其中，最可注意的声音来自鲁迅后代：先有2002年周海婴回忆录《我与鲁迅七十年》，后有2006年海婴先生大公子周令飞在交通大学的一场讲演，这位鲁迅的长孙直截了当问道：“鲁迅是谁？”

“过去几十年对鲁迅的描述是偏颇的、不完整的，甚至是可笑的。”《鲁迅回忆录（手稿本）》首发式上，周令飞如是说。

一个幽默风趣的老头儿

80年来，崇拜鲁迅的人说他是位斗士、勇士、先驱、导师、革命家，说他愤怒激烈、嫉恶如仇、是“没有半点媚骨的人”；厌恶鲁迅的人，则说他心胸狭窄、不知宽容、睚眦必报、有失温柔敦厚的人。总之，综合正反两面的印象与评价，仿佛鲁迅是个很凶、很严厉、不通人情的人。

周令飞爱给大家看鲁迅不同历史时期的照片，以实例说明，鲁迅先生并非“过去大家经常看到的，短发竖立，目光犀利，眉头紧蹙，面庞消瘦，或沉思或眺望，没有笑容，凝重而严峻……”

“我和我父亲共同编辑了一本《鲁迅家庭大相簿》，收集了所有鲁迅的照片，统计之后发现100多张中有20多张的鲁迅是面带笑容的。”

“我看过当年为拍摄电影《鲁迅传》邀请好些文化人搞的谈话录，其中一部分是文艺高官，都和鲁迅打过交道。他们几乎每个人都提到鲁迅先生并不是一天到晚板面孔，而是非常诙谐、幽默、随便、喜欢开玩笑，千万不能给他描绘得硬梆梆。夏衍，是老先生讨厌责骂的四条汉子之一，他也说老先生‘幽默得要命’。”田刚说。

在回忆老先生的文字中，似乎女性比较能够把握老先生“好玩”的一面。譬如章衣萍太太回忆有一天和朋友去找鲁迅玩，瞧见老先生正在四川北路往家走，于是隔着马路喊，鲁迅没听见，待众人撵到他家门口，对他说喊了你好几声呢！

于是老先生“噢、噢、噢……”的噢了好几声。问他为什么连声回应，鲁迅笑说，你不是叫我好几声吗，我就还给你呀……接着进屋吃栗子，周建人关照要捡小的吃，味道好，鲁迅应声道：“是的，人也是小的好！”章太太这才明白又在开玩笑，因她丈夫是个小个子。

这样看来，鲁迅简直是随时随地对身边人、身边事开玩笑。照江南话说，他是个极喜欢讲“戏话”的人，连送本书给年轻朋友也要顺便开玩笑——那年他送书给刚结婚的川岛，就在封面上题词道：

“我亲爱的一撮毛哥哥呀，请你从爱人的怀抱中汇出一只手来，接受这枯燥乏味的《中国文学史略》。”

“那种亲昵、仁厚、淘气与得意！一个智力与感受力过剩的人，大概才会这样随时随地讲‘戏话’。我猜，除了老先生遇见什么真的愤怒的事，他醒着的每一刻，都在寻求这种自己制造的快感。”田刚说。

“鲁迅是一个很热情的人，尤其是见到了萧红，总是很健谈，就像我们现在见到一个小姑娘一样。”田刚笑着说。

萧红笔下，鲁迅是一个爱笑的师长。

“鲁迅先生的笑声是明朗的，是从心里的欢喜。若有人说了什么可笑的话，鲁迅先生笑得连烟卷都拿不住了，常常是笑得咳嗽起来。”

“鲁迅先生走路很轻捷，尤其使人记得清楚的，是他刚抓起帽子来往头上一扣，同时腿就伸出去了，仿佛不顾一切地走去。”

“鲁迅还是一个电影迷，在他大半生中，去影院的次数比较多。他看电影不拘一格，尤其讲究电影的品位，鲁迅当时很推崇进步的外国电影。”田刚介绍，鲁迅对前苏联的早期革命电影情有独钟，如《夏伯阳》《复仇艳遇》（《杜勃罗夫斯基》）等。

许广平曾回忆说：“至于苏联的影片鲁迅是每部都不肯错过的，任何影院不管远近，我们都到的，着重在片子。”虽然，在当时很难看到这些影片，鲁迅还是想尽办法看了10部。就在他逝世前的10天，还看了由普希金小说改编的《复仇艳遇》，鲁迅把它视为“最大慰藉、最深喜爱、最足纪念的临死前的快意”影片，并向友人推荐“不可不看”。

孤独的前行者

“鲁迅一生很孤独，兄弟之间的关系很不好，敌人很多，朋友很少，也没什么知己，他是一个走得很远的精神战士。”田刚说。

《死》是鲁迅最后时期的一篇散文，文中有他对亲属的嘱托，常被视为先生的遗嘱：

“……此外自然还有，现在忘记了。只还记得在发热时，又曾想到欧洲人临死时，往往有一种仪式，是请别人宽恕，自己也宽恕了别人。我的怨敌可谓多矣，倘有新式的人问起我来，怎么回答呢？我想了一想，决定的是：让他们怨恨去，我也一个都不宽恕。”

关于“我也一个都不宽恕”，田刚的理解是，鲁迅的意思是说，你们都不会宽恕我的，我的敌人不会宽恕，我的朋友也不会理解我。“鲁迅就是一个孤独的先驱，他走得太远了。包括对中国革命的惊人的预言，这些一一都被他言中了。所以说，他在精神上绝对是孤独的，没有人能理解他。即便是他的三大弟子（胡风，萧军，聂绀弩）。”

与鲁迅关系最为密切的许寿裳是一位忠厚的人，虽然他们交往时间最长，“但只是生活上最亲密的朋友，思想上的交锋切磋则完全不在同一档次。”我平生有许多难解问题，他居然早以明白启示过了。鲁迅的这些人生难题到底是什么？如果许寿裳具有与鲁迅相当的水准与思想上的敏感，他一定会问，但显然他没有。

真正称得上鲁迅知音的是瞿秋白。两人交往时间其实并不长，但一见如故，相见恨晚。

当时鲁迅正处于左右夹击腹背受敌的境地，瞿秋白的到来，以一篇掷地有声大气磅礴的《鲁迅杂感选集序言》，对鲁迅第一次做出了在当时条件下，最深入最客观最有力度的历史性评价，给鲁迅以巨大的精神支持。

“鲁迅一生，鲜有对手，更少知音，如胡适、林语堂、茅盾只谈得上有过交往。倒是在当时延安简陋的窑洞里，另一位民族巨人毛泽东一直关注着他，通过他的著作与他进行着心灵对话。”田刚说。

“鲁迅是一个彻底的批判者，也是一个惊人的预言家。这也注定了他在精神上孤独。我们只要看看鲁迅的《坟》《热风》中的文章，几乎全是针对今天的国学热和保守主义思潮的，鲁迅的批判到现在仍然不‘过时’。”

对于鲁迅的现实意义，田刚说，“鲁迅曾提出一个‘真的知识阶级’的概念……永远站在底层平民这一边，是永远的批判者。这也是鲁迅的自我命名。这样的‘真的知识阶级’的传统，在当下中国的意义，是不言而喻的。这是我们今天需要鲁迅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

“而启蒙的问题，也是鲁迅留给我们的一个大课题。当然还有许多这样的课题。鲁迅的文化遗产是丰厚的，我个人认为二十一世纪中国要前进，依然离不开鲁迅的思想。”田刚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