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以三位华文文学著名作家余光中、严歌苓、高行健为研究个案,分析中国人在离乡去国后几种不同的文化心态,阐释他们在写作中体现出来的“乡愁的泛滥与消解”,探讨近代以来的中国知识分子与现代性思想脉络的内在关联。
关键词:乡愁;泛滥;消解;余光中;严歌苓;高行健;离散心态
中图分类号:I0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677(2014)5-0046-09
虽然离开了中国大陆,他们却摆脱不了中国的标签。他们用写作的方式“怀想中国”,在域外建构另一个中国,文化的中国。
本文以华文文学著名作家余光中、严歌苓、高行健为研究个案,分析他们在去国离乡后各自不同的文化心态,阐释他们在写作中体现出来的乡愁的泛滥与消解,探讨近代以来的中国知识分子与现代性思想脉络的内在关联。
余光中:泛滥的乡愁
对大多数人来说,余光中最有名的诗歌是《乡愁》,笔者编辑《华文文学》学术杂志,收到的不少投稿都是把他作为“乡愁诗人”来进行审美观照的。
余光中,祖籍福建永春,他1928年生于江苏南京,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10岁的余光中随父母辗转于上海、重庆等地。22岁那年,余光中随家人到台湾,并考取了台湾大学外文系。虽然专业是外文,余光中却对中国传统文化有浓厚的兴趣。他在诗歌、散文、评论、翻译都有著述,而其中成就最杰出的,当属诗歌。他的诗题材广泛,风格屡变,技巧多姿,融汇了传统与现代、中国与西方的笔法。他被誉为台湾现代派“十大诗人”之一。1971年,20多年没有回过大陆的余光中思乡情切,在台北厦门街的旧居内赋诗一首。据说写完后,诗人热泪盈眶,沉吟良久。这,就是后来被大家不断传唱的《乡愁》。
乡愁,当然并非余光中的发明。但是仔细观照他这一代的中国人,因为战乱等外部原因不得不选择背井离乡,因为政治因素又不得自由回归故土,加上中国传统文化积淀了对旅居生活的浓重忧郁。“乡愁”作为一种审美体验,此时融合了国家、民族等被明确出来的大概念,被解读成政治意味十足的“爱国”情绪而达到了吟咏的高潮。除了余光中的诗歌,由台湾去了欧洲或者美国的赵淑侠、於梨华、白先勇等人书写的华文小说,其主题内涵也包涵了浓得难以化解的乡愁意味。他们之后,华文文学上的这种“悲戚与愁绪”便日趋式微。这与中国文化转型和学界知识分子对现代性的反思息息相关。
十几年前,就有华文文学研究专家针对大陆学界提出要警惕“乡愁的泛滥”,理由是:就乡愁这种现象来说,我们看到的应该是它所体现出来的人的某种生存论困境,应该是体现为个体心灵痛苦的意义交通的不畅。我们应该进而追究造成这困境和不畅的文化学根源,精心梳理中国文化近代以来的运动规律,找出这种文化跟现代性之间矛盾的地方。他很忧愁,为什么?如果我们的研究思维只给出一个最浅近的答案——他想家的话,那就是不尽职的。他忧愁真的是因为想家吗?家是什么?他想的那个“家”是真的吗?如何处置想家的心绪活动与现代理性创制的人的存在的独立自足之间的关系?这才是有价值的思索方向。①
就当前中国思想的一般情态而言,乡的观念是对文化民族主义的一种十分贴切的表白。一方面,“乡”完整地承继了中国文化里家的文化学结构,作为一种观念它的基本方向是集体主义的,它因而能够有效地阻隔个体主义文化因素向集体主义诠释学世界的渗透,将个体维持在集体化诠释之中;另一方面,乡的观念里包含了某种人间情愫,这使它在表象上成了一种暖意融融的东西,它的这个性质是“民族”这个概念所没有的。“乡”包含的人情因素安抚了近代以来处于成长中的人性存在的个体性要求,使后者获得似是而非的满足。这样的话,当思维向着纵深为生存寻找形而上根据的时候,一遇到乡的观念,精神便在那里安歇了,不再继续向前了,在梦与醒之间它获得了它所追求的存在论确定性。所以说,“乡”既实现了民族主义的意志,又没有它的面目可憎;很完美!②
乡愁文章的危险性就在于,通过制造一种虚假的温情可能将我们引向对广义的民族主义生活现实的认可。……不管是泛民族主义,还是文化民族主义,都会顺其本性地延续普遍中国生活的集体化原则,使一切生活事件继续在集体主义方向上在诠释学世界里大行其道,使人在中国文化里的存在无法得到个体主义的解放。而这正是中国问题的根源。中国文化里的民族主义不是现代思想史上的作为必然一环的民族主义,而只是这种文化集体主义基本结构的现代变种。对于中国文化近代发展来说,它不是一个新的东西,而只是传统文化个体主义反题的重新体现。它与传统的“家”、“国”等观念分享同一的本质,即集体。它的基本的诠释学作用一如从前,即将日常理解活动规范在集体化原则之下,使伦理个体继续保持其过去的伦理学内涵,成为普遍的外部伦理关联的连接符。③
中国旧的文明秩序已经崩溃,全球的现代性潮流已经席卷而来。乡愁在表面上看起来是思念家乡,抒发有家难回的惆怅,实际上是颠沛流离的个体在茫然中四处追寻新的皈依处所。
严歌苓:中国文字是故乡
严歌苓是美籍华人,著名作家,好莱坞专业编剧。她1958年出生于中国上海,自小生活在书香世家。祖父留学美国并获得博士学位,回国后曾在厦门大学教书,是当时的翻译家。其父为作家萧马。萧马在阶级斗争中被打为“右派”,之后移居安徽省马鞍山市而夫妻离异。严歌苓与弟弟在安徽省作家协会的大院里长大,她12岁时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成都军区文工团,学习舞蹈并在部队里学习写作,从军十五年。20岁时,她作为战地记者到对越自卫反击战的前线采访。
严歌苓1978年发表童话诗《量角器与扑克牌的对话》。1980年开始发表小说,1986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1989年赴美留学。1990年进入美国哥伦比亚艺术学院就读,获写作硕士学位。其作品用中文、英文发表,还被翻译成法、荷、西、日等多国文字。她的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绿血》、《一个女兵的悄悄话》、《一个女人的史诗》、《花儿与少年》、《第九个寡妇》、《小姨多鹤》、《陆犯焉识》等。中篇小说《女房东》、《人寰》。电影剧本《扶桑》、《天浴》(根据此作改编的电影获美国影评人协会奖、金马奖的七项大奖);《少女小渔》(根据此作改编的电影获亚太电影展六项大奖)。她的英文版小说The Banquet Bug(《赴宴者》)由郭强生教授翻译成中文版本。2008年年末热映的电影《梅兰芳》由严歌苓参与编剧。2011年她与导演张艺谋合作电影《金陵十三钗》。今年热映的张艺谋作品《归来》,改编自严歌苓的小说《陆犯焉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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