厦门大学“创校”校长林文庆

人物，然而，因受特定时段政治、历史等因素的影响，林文庆不仅“被”消失在了中国近现代史的史册中，甚至被厦大逐出了他亲手缔造的校园。

[关键词]林文庆;新加坡;厦门大学;中国近现代史

人们在提及一所知名大学的时候，每每会联想到其校史上的某一位校长，譬如，北京大学的蔡元培、清华大学的梅贻琦、南开大学的张伯苓以及复旦大学的李登辉等等。然而，厦门大学却是少有的一个例外，它只记住了一个校主——陈嘉庚，和一个在那里呆了一百多天，屡屡骂厦大是“废物”的伟人——鲁迅。至于堪称厦门大学“创校”校长的林文庆，虽全程主持、主办私立厦门大学长达16年之久，且成为私立厦大后期最主要的筹款人，却在过去很长的一段时间里被逐出了自己亲手缔造的大学校园。

厦门大学“创校”校长林文庆是一个土生土长的新加坡华人。他不仅是新加坡历史上的一个重要先驱，同时，也是中国近现代史上的一个重要人物，分别为新加坡和中国政治、经济、教育的发展及思想文化的传播作出了重大贡献，在新加坡和中国历史上谱写了浓墨重彩的厚重人生。然而，由于受政治和历史文化等诸多因素的影响，林文庆身后所留下的丰厚文化遗产，在新加坡和中国却遭遇到了截然不同的际遇。林文庆在他的出生地——新加坡，获得了高度的历史评价：生前既已被尊为新加坡的“圣人”和“伟大老人”，去世后更是享尽哀荣，上至新加坡总督和政府首席部长，下至普通民众，都对林文庆的去世表达了无尽的哀思，中、英文各大媒体报章皆以显著位置大篇幅刊发报道林氏去世的消息与悼念文章。然而，在他思想上一直心生向往、渴望回归的精神家园——中国，除了厦门大学似有实无的一丁点儿模糊记忆之外，林文庆的名字却几乎完全消失在了中国近现代史的夜空中。新加坡和中国对待林文庆的态度有如此巨大的反差，到底原因何在？

一、林文庆与新加坡

在英属马来亚，能以“圣哲”（Sage）之名享誉西方社會而有文献可考者仅辜鸿铭、林文庆和李光耀三人，故又被称之为“英属三圣”。在新加坡，不止历史教科书中有林文庆的尊姓大名，还有以他名字命名的街道和车站，如：文庆路、文庆路上段、文庆站;甚至有以他为名的村庄和熟食中心，如，文庆村和文庆路上段巴刹与熟食中心等。所有的这一切，当然都是为了纪念林文庆为新加坡曾作出的卓越贡献。作为第一个获得女皇奖学金前往西方学成归来的华人医生，林文庆的医术之高明是获得了大家公认的，不止一般受其恩惠的病人登报反复颂扬其医术高明，甚至就连当时的中国驻新加坡总领事黄遵宪都亲自登门赠匾，足见在当时人们的心目中，林文庆妙手回春的医术是多么的高超。

林文庆对新加坡的贡献，当然并不局限于医学领域，他对新加坡的贡献可说是全方位的。林文庆曾长期担任“海峡殖民地立法议会”唯一的华族议员，是代表当时生活居住在新加坡、槟城和马六甲三州府数十万华人参政议政的政治家。自1895年起，他先后担任过五届立法议会的议员，一直到1921年前往厦门出任厦门大学校长之后，他才彻底告别新加坡政坛。因而，从政治上来说，林文庆堪称殖民地时代华人社会最重要的政治家。林文庆在新加坡政坛上的重大影响力，或许可从当时新加坡流传的一句话反映出来：“新加坡共有两驾半马车的资格，总督占了一驾;林文庆博士占了一驾;还有半驾是XX人的。”按此说，林文庆在当时的新加坡政坛上起码拥有五分之二的影响力。

林文庆对新加坡商业经济的贡献更是有目共睹。且不说林文庆首倡种植橡胶，为东南亚扩展财富之源和财富的爆发作出了重大的贡献，因而被陈嘉庚称之为“树胶种植之父”，早已为人们所津津乐道。他还是新加坡华人银行业、保险业的先驱。自1912年起，林文庆就联合友人先后成立了华商、和丰与华侨三家银行。后来，又在他的穿针引线和努力下，三家银行最终于1932年合并成为当时新马华人企业界规模最大，也是今日新加坡规模最大的三大银行之一的华侨银行。除了银行业，林文庆又于1920年和朋友创办了华侨保险有限公司，首创新加坡华人保险业先河。林文庆在商业上的杰出才能是为当时的商界领袖们所认同的，他不止是新加坡中华总商会的创始人之一，更是商会的一个灵魂人物。曾先后两次出任中华总商会会长的商界领袖薛中华，就曾直言不讳地将该会成立十年来之所以能成功地为众多的商业团体服务，归功于林文庆的大力协助：

大约十年前，我们总商会一成立，林医生就入会。我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他以其聪明才智，欣然为我们商会的一切事务作出宝贵的贡献，真是难以胜数。商会在努力为商业界同人效劳方面，能不断有所作为，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他以其丰富的阅历，赤诚的爱国之情，根据崇高的原则与合理的常规，为商会托付于他的一切事务献谋划策。

林文庆为新加坡教育事业所作出的贡献，至今仍让许多新加坡人受惠不已。1899年，林文庆联合宋旺相等人创办了新加坡华人女子学校，1938年，林文庆倡办了中正中学，这两所学校都已成为今日新加坡的名校。林文庆不只促使政府接管莱佛士书院（1903年），以使它获得稳定的财政资源，他还是今日新加坡国立大学医学院前身——爱德华医学院的主要发起创办人之一。至于林文庆在推广华语、规范华校方面所付出的种种努力，在今日看来，几乎就是一种先知先觉的超前行动。

林文庆为新加坡所作出的贡献，当然并不仅仅局限于上述，作为一个社会改革家，他对新加坡的贡献是全方位的。譬如，他成立华人改革党、组织华人好学会、创立南洋孔教会、创办《海峡华人杂志》、主办《日新报》、禁烟剪辫子以及发起波及整个东南亚的孔教复兴运动等等，都对促进新加坡的社会发展和社会风貌的改进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二、林文庆与中国近现代史

因与中国近现代史上的几个关键人物，如康有为、孙中山等人的特殊关系，以及长时间担任厦门大学校长等原因，林文庆在中国近现代史上曾一度留下了浓重的一笔，然而，由于各种复杂的原因，又使他的尊姓大名长期湮灭于中国近现代史之中，使人不能不感叹于历史的复杂及无情。

促成林文庆首次现身于中国近现代史的关键人物是康有为。戊戌政变后，康有为于1900年抵新加坡避难前后长达半年有余。康氏之前往新加坡，虽是出于邱菽园的盛意邀请，但康氏在新加坡期间，对其负起了更大保护责任的人，却无疑是林文庆。因刺客将至的风声日渐紧张，康有为在滞留新加坡期间，多次转换藏身之所，甚至于一度搬人林文庆的私宅暂住。为保护康氏安全，林文庆还亲手导演了一幕非常精彩、富于戏剧性的金蝉脱壳之计，以哄骗追杀康氏的刺客：林文庆让康氏在众目睽睽之下公然登上了前往欧洲的邮船，然后等邮船离开新加坡到达公海后，又安排小船将康氏悄悄地接回了新加坡！

林文庆保护康有为的义举，本是开罪于清政府的行为，但却也引起了清廷对其医学才能的关注。1911年，林文庆受肃亲王之命，前往北京出任清廷内务府医务顾问及北京西医院总监，同年三月，他又奉命作为大清帝国的医药代表前往欧洲，参加在巴黎、罗马召开的国际医学会议及在德国德累斯顿举行的“万国卫生博览会”。

至于林文庆与中国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之间的交往，说起来还要感谢康有为。为了谋求与康有为的合作，孙中山与康有为的共同朋友——日本人宫琦寅藏于1900年7月初到达新加坡。然而，时如惊弓之鸟的康有为却误认宫琦等人为刺客，使后者身陷英殖民地政府的囹圄之中。孙中山为营救宫琦从越南西贡赶到新加坡，结果也差点儿被羁押。其时，赖于时任殖民地政府议员的林文庆从中斡旋，才终使孙中山等人安然离开新加坡。林文庆与孙中山之间的终生友谊也由此开始，他的住家甚至一度成了孙中山流放生涯中可以“摆脱一切惊吓的安乐窝”。辛亥革命后，孙中山就任南京临时政府临时大总统，林文庆则受委担任其机要秘书兼军医官，第二年升为卫生部总监督。1921年5月，孙中山在广州宣誓就任中华民国非常大总统，他又给远在新加坡的林文庆拍发电报，召其回国“襄赞外交”，准备委其担任外交部长一职。孙中山曾亲书“博爱”二字赠予“梦琴先生”，还将自己的亲笔签名照片送给林文庆以示纪念。

更值得人称道的是，林文庆除了自己积极参与中国事务外，他还影响了许多杰出的海外华人回国服务、为国效力。最典型的代表人物就是出生于檳城的中国检疫、防疫事业的先驱人物，有“防疫斗士”之称的医学家伍连德博士（Dr.Wu Lien-Teh，1879-1960）;出生于印尼，享有“复旦大学的保姆”称号的复旦大学校长、教育家李登辉博士（Dr.Lee Teng-Hui，1873-1947）;以及出生于马六甲，曾担任袁世凯翻译和总统图书馆馆长的孔天增（Kung Tien-Cheng，1879-1915）。他们都是在林文庆的直接影响下回归中国和中华文化的。三人当中，除孔天增英年早逝对中国影响甚微外，伍连德博士和李登辉博士都长期在中国服务，分别为中国的医学和大学教育事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虽然林文庆曾经以自己的实际行动为中国的富强与发展作出了极大的贡献，然而，由于多种复杂的历史原因，使他只能如一闪而过的流星划过中国近现代史夜幕的上空，却不能在中国近现代史上延续其在新加坡那样耀眼的光芒。这当然不是林文庆个人的悲剧，而是善于遗忘、忽略历史的现代人的悲剧！

三、林文庆与厦门大学

林文庆与中国之间的关系，除了他与康有为、孙中山等人之间的交往外，他接受陈嘉庚邀请出任私立厦门大学校长一事，也算得上是中国高等教育史上的一件大事。今人咸知是陈嘉庚创办了厦门大学，陈嘉庚的校主身份也由此而得以奠定。问题是，当我们在肯定校主陈嘉庚的时候，又有多少人了解，林文庆倾家荡产为厦大所付出的一切？笔者以为，要全面理解、衡量林文庆对厦大的贡献，甚至都不能仅仅孤立地局限于他担任厦大校长16年这一事实，而应该综合考虑如下几个方面的因素：

第一，林文庆前往厦大前在新加坡的社会地位和影响。在林文庆接掌厦大校长前，他在新加坡的政治地位以及社会影响等各个方面都要远远地超越陈嘉庚。在20世纪初叶的新加坡，当林文庆的政治地位、社会声誉正如日中天的时候，在时人的眼中，陈嘉庚也不过只是一位“会自己写信的头家”而已。因而，从林文庆和陈嘉庚在当时新加坡的政治地位、社会影响等各方面来看，林文庆之受聘于厦大校长一职，显然并不是一种高升，倒是明显地存在着几分屈就。

第二，林文庆热衷教育的思想、行为对陈嘉庚所产生的影响。事实上，林文庆在新加坡热衷于教育的行为和思想，很早就对陈嘉庚产生了不容忽视的影响：“早在陈嘉庚有意为中国尽一份力时，林文庆便建议他将这笔钱用来兴建一所大学，培育英才。”因此，说林文庆“影响陈嘉庚，在福建省家乡创办厦门大学”显然并非空穴来风。陈嘉庚侄子陈共存的口述亦为此说提供了间接的证据：1912年秋，陈嘉庚在回国途中的轮船上与林文庆不期而遇：“陈嘉庚在首种橡胶时，曾得到林文庆的帮助，过后两人交往甚密，如今又在回国的旅途中相遇，不禁喜出望外。两人当即在轮船甲板上，迎风长谈，共相感慨国家教育不普及和民智未开的落后情况，一致认为中国之贫弱与被人轻视，就由于多数人民在无知的黑暗中，许多旧习、陋习阻碍了国民的觉醒。他们都觉得自己有责任，帮助这新生的民国建立在一种稳固的基础上;而要做到这一点，最好的办法就是提高人民的教育程度，给民众以知识之光”。此次谈话数月之后，陈嘉庚就回乡开办了集美小学。如果我们说，这次谈话就像一粒种子一般种植在了陈嘉庚的心房中，并最终孕育出了后来的厦门大学，也完全是一个符合思维逻辑的结果。

第三，林文庆出任厦大校长后个人经济上的损失。据长期研究林文庆的新加坡学者李元瑾揭示：林文庆因出任厦大校长而放弃了自己在新加坡辛苦经营多年的各项业务，后来又因托人不当，以至于蒙受了惨重的损失。当林文庆将厦门大学交归国有，亲手将厦大交给国民政府派来的接任者萨本栋的手中，从厦门回返新加坡的时候，他几乎已是一无所有了，就连他晚年在彼得逊（Pater-son Hill Road）得以遮身避日的寓所还是由友人赠送给他的。在林文庆去世后，《南洋商报》刊发《悼林文庆先生》，其中亦有“等到他告老归来，重整旧业的时候，他的家产已经荡然无存”之说，刚好可与李元瑾的研究结果互相印证。

第四，林文庆对厦大经济上的支持。众所周知，陈嘉庚在历经三次募捐失败后，变得心灰意冷，完全丧失了向别人募捐的信心，因而，在厦大成立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厦大基本上是依赖于陈嘉庚个人的财力支持。然而，到1929年后，陈嘉庚公司开始出现巨额损失，最终于1934年2月被迫收盘结束营业。其后，陈嘉庚就再无财力继续支持厦大了。身为一校之长的林文庆，不得不接替陈嘉庚肩负起了为厦大筹款，维持其生存的重任。在林文庆主掌厦大的后期，“一年中他几乎半年在校内，半年在校外。半年在校外，就是要在五个中心去接洽联络，这五个中心是南京、上海、福州、广州和南洋。”林文庆曾三次南渡筹募巨款，帮助厦大渡过了一个又一个难关，使私立厦门大学的历史得以苟延残喘地延长了多几年的时间。单是在1935年，厦大就至少接收了将近十三万元的南洋捐款，而该年度厦大的全部支出是三十六万余元，南洋捐款占了厦大全年经费总额的三分之一，这导致了“学校的经费来源已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南洋捐款成了厦大的主要经费来源。下面图表所显示的是厦大1935年8月-1936年7月学年度的基本收支情形：

从表中可以看出，厦大在该学年度竟然有了近二万元的财政盈余。不止是南洋捐款，事实上，表中所列国民政府补助费、教育部补助费、福建省政府补助费、中英庚款补助费等等款项，几乎无一例外都是林文庆四处奔波为厦大争取来的。通過上面表格，林文庆对私立厦大经济上的巨大贡献，可谓是一目了然。

通过上述我们是否可以得出如下的结论：倡办厦门大学无疑是陈嘉庚的初衷，而真正将陈嘉庚宏愿得以付诸实践并逐步实现的人却是林文庆。对于厦门大学来说，没有陈嘉庚，当然就没有厦门大学;而设若没有了林文庆，则私立的厦门大学不可能维持长达16年的时间。最起码可以这么说：林文庆是除了陈嘉庚之外厦门大学最重要的奠基者。

四、林文庆与鲁迅

林文庆与鲁迅之间“扑朔迷离”的关系，不仅是影响国内、特别是厦门大学评价和对待林文庆的一个极为重要的因素，也是历史无法绕过的一个重要因素。以往的观点皆以为在林文庆和鲁迅之间存在着尖锐的矛盾，甚至是激烈的冲突。然而，经过笔者的详细考证，发现这其实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伪命题。长期以来，研究鲁迅和林文庆的学者们，实际上都存在着一个认知上的明显错误，即犯了先人为主的毛病。基于林文庆与鲁迅之间思想理念的不同（一个满腔热忱崇尚儒家，一个要毫不留情地打倒孔家店），学者们往往就想当然地预设了这样的结论：鲁迅是被迫离开厦大的，而且皆是因为他和林文庆之间的矛盾冲突。其实，依据笔者的考证，林文庆和鲁迅的主要思想观点不同的确是个事实（虽然他们亦有一小部分的交集），但是因为鲁迅在厦大的时间太短，两人之间接触的机会实际上并不多，所以两人之间思想观念上的冲突，尚没有机会在现实中真实地爆发出来。研究者如果仅仅凭着两人思想观念的对立就以逻辑的方式推演出其行动上必有冲突的结论，那就是犯了主观臆造的错误。笔者认为，就算鲁迅离开厦大确与林文庆有一定关联，那也是促使鲁迅离开厦大的所有原因之中最次要的一个因素。实际上，鲁迅对许广平炽热的思念之情，他对顾颉刚等所谓现代评论派成员的极度憎恶，才是导致他离开厦大的最根本原因。这些都是完全可以从鲁迅日记和书信中找到明确证据的。其实，鲁迅本人已在《两地书》中说得明明白白的了，奈何鲁迅的研究者们太沉溺于鲁迅为他们所营造的氛围中，在面对鲁迅时完全丧失了独立思考的能力，因而不肯正视、更不愿意承认这个事实，而他们之所以要这么做的最根本原因，无非就是因为鲁迅本人不承认而已。鉴于笔者曾经已就这个问题先后写过两篇专文研究过此问题了，故在此不再予以详述。

五、林文庆与“华侨协会”

对于林文庆身后的评价，必然会涉及他与“华侨协会”的那段历史。很多人，甚至是个别研究林文庆的学者，在评述林文庆与“华侨协会”这段历史的时候，常常因研究者本人无法释怀而刻意采取淡化甚至回避的态度，以替林文庆感到惋惜的心态来看待林文庆和这段历史。而在笔者看来，这些都不是实事求是研究历史时该具有的态度。笔者以为，“华侨协会”的这段历史，对于林文庆个人来说，恰是考验其成就“止于至善”的人生追求，成为一个完美仁人君子的最好机会，而很明显的是，林文庆经受住了这个考验。

首先，我们来看一看，林文庆为什么要出任“华侨协会”会长，或者说，林文庆在主观上有没有投敌的主观动机。日寇侵占新马之后，以“大检证”和“大肃清”抗日分子为借口，对新马华侨进行了灭绝人性的疯狂屠杀行动。“成千上万平民被押上卡车或罗里，有些被载到海边集体枪杀后，尸体随海潮消失;有些却到偏僻地带集体枪杀或活埋。主导这场人神共愤大屠杀的日军司令山下奉文当年扬言，他要取半数新加坡人民的命！”“为了救出被捕的华侨及避免华人继续遭受屠杀”，林文庆以“尽可牺牲我们自己救活后代或牺牲我们一世救活我们后代万万世不可自私自利”的自我牺牲精神，最终在筱崎护的威逼利诱下忍辱负重答应出任“华侨协会”的傀儡会长。而“华侨协会”成立后，大检证、大屠杀很快就结束了。正如后人所言，“当时若没有林博士等人虚与委蛇地与日人周旋，则不知还会有多少华人死在日人刀下。”也就是说，林文庆之所以答应出任“华侨协会”的会长，其唯一的动机就是出于救人。很显然，林文庆没有主动投敌的主观动机。

其次，我们还需要了解，“华侨协会”成立后都干了些什么，也即，林文庆的“投敌”行为客观上带来了怎样的后果。首要的直接结果就是，“华侨协会”成立后日军很快就停止了对华人的屠杀行动。其后，“华侨协会”的最大任务就是筹集五千万奉纳金，这实际上是日军对华人的一次公开的无耻敲诈勒索，因而，我们不能将其看成是“华侨协会”，更不是林文庆个人的罪名。在奉纳金的转交仪式上，林文庆“几欲跳楼，以全其节，无奈由同僚之苦劝，良久方俯首以应。如此委曲求全，为华侨二百万人（全马来亚）生命，不得不一忍再忍，而至受无数之吞声忍气。”其内心所受之煎熬，显然大大地超出了一般人所能承受的程度。“华侨协会”先后接管了社会福利部及养老院和孤儿院的职权。其后期工作主要是参与了两个计划：其一是在柔佛开辟新区，兴建所谓的“新昭南模范村”，其二是将新加坡的平民疏散到马来亚的其他各个城市。对于这些，后人是如此评述的：

今日对于林文庆博士及其同僚，不仅是华人社会应该表示感激，就是其他社会人士，也是一样。他们曾以巨大的胆识，执行了希腊神话式的英雄任务。如果不是有他们的明智引导，那就会引起很多的麻烦与误解，造成严重的后果，并给人民带来数不清的苦难。

也就是说，从客观上来看，林文庆和其挂名的“华侨协会”并没有助纣为虐给新马华人带来灾难性的后果。日本投降后，鉴于林文庆在日占时期的义举，英国政府当局最终豁免了对他的谴责。

再次，林文庆从“华侨协会”会长任上是否获得了某些个人的利益？为了完成奉纳金，当时的新马华人，“只要具有价值在三千元以上财产的，就要把财产的百分之八，用现金支付。林文庆本人需要付出二千二百元，他没有现款，就靠了他一些学生慷慨，才筹出款来，代为支付。”林文庆当时“贵”为“华侨协会”的会长，竟然也必须捐出二千二百元！或许，身为会长的林文庆，可以在任内享受奢华的生活吧？“博士在会长任内，事务是让年轻人去办，他不过垂拱而治吧！他每天到会内视事，到中午时分通常是买五块钱的热食品，和常备的中国酒，藉酒消愁”。看起来，这样的生活，也算不上是一种享受吧？

最后，还有一个问题：林文庆是贪生怕死之辈吗？事实上，林文庆有过不止一次想要自杀的记录，但他却没有可以任性到为了一己之私而自杀的权利！正如新马敌后抗日武装组织136部队成员李金泉说的那样：“林文庆个人是对华侨很有贡献的。同时他有一次因为跟日本人发生意见，想要自杀，在华侨协会里头，要从3楼跳下来。后来被人挡住了，并劝他说：‘你不能这样做，因为没有你，我们就很难做事情。”，作为一个七十多岁的老人，林文庆早就没了贪生怕死的理由和借口，因而，他才敢于面对凶悍的日寇据理力争：

我们从来就没有说谎，既然我们答应呈交奉纳金，自然就会全力以赴。但目前的财政状况并非由我们所掌控。如果我们不能支付，则惟死而已。只不过我想指出的一点是，军方政府如此筹集军费的方式，是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与之相比的。

如果当初林文庆爱惜自己的羽毛，为保全个人声名而选择自杀，那必然会有无数的新马华人为其陪葬而遭受日寇的杀戮。那么，从表面上看，林文庆是保住了其一生的名节，但从整个的后果来看，那样的林文庆却是极端自私的一个人，那样的一个林文庆，才是后人应该唾弃的！正所谓慷慨赴死易从容就义难，在人为刀殂我为鱼肉的情形下，他没有为亲人、更没有为了自己而向敌人屈服，但他却在儒家利他主义思想的召唤下，以“尽可牺牲我们自己救活后代”的自我牺牲精神，被迫投降了。很多时候，牺牲，并不见得失去的就一定是肉体的生命！林文庆穷其一生追随儒家，崇“名”尚“节”，晚年却被迫违背自己的内心，犧牲一世英名以拯救无数新马华人的性命。因此，后人完全没有必要回避或淡化林文庆与华侨协会的那段历史，我们应该以理直气壮的态度直面那段历史，因为正是这段可歌可泣的历史，成就了林文庆、使其达到了他一生所追求的止于至善的巅峰！

令人唏嘘不已的是，至今仍有许多不明历史真相的人，将日寇强行敲诈勒索“奉纳金”的罪行算到了林文庆的头上。冤有头债有主，如果不明就里，将五千万“奉纳金”当成是林文庆的罪行，那才真是亲者痛而仇者快的悲剧！的确，林文庆并没有牺牲他的生命，但他却牺牲了自己一世的英名——林文庆用他看似“不洁”的晚节，换取了无数新马华人的新生！

纵观林文庆的一生，他所作出的贡献其实远不止上述这些有案可查、有目共睹的具体事情。林文庆穷其一生致力于研究、宣扬儒家思想，为儒学的发展与传播作出了重要的贡献。林文庆不仅是儒学史上一个里程碑式的重要人物，他还是沟通东西方文化之间的一座重要桥梁。对于新加坡这样过分崇尚经济、轻视文化的商业社会来说，其意义或许就更大了：林文庆堪称是新加坡哲学史、思想史上前无古人的重要思想家。被郁达夫誉为“真正的儒者”的林文庆以中英文撰写发表了大量论述儒学的文章、著作，他力图将儒学建立于科学的基础之上，使传统儒学摆脱迷信、走向理性，他甚至于破天荒的想在儒家思想史上为儒学建构起一个“哲学体系”，将儒家文明与基督文明融汇其中，不止发展、传播了儒学，也对世界文明史的发展做出了贡献。然而，让后人倍感痛心的是，林文庆迄今却一直徘徊在儒学史之外，仍未能进入中国哲学史之中。当然了，对于一向淡泊名利、崇尚儒家本义的林文庆来说，他所追求的人生目的或幸福，未必然就是这些流于表面上的形式，因为他更在意的是内心的澄净，正如他所说的那样：“儒家所追求的幸福是什么？幸福就是敞开心扉因而能正视现实，幸福就是参透人生因而能视死如归，幸福就是生活在人间却犹如置身天国、挣扎在喧嚣的尘世却能聆听到来自上苍的天籁之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