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评点与宋代的《庄子》文学解读

〔摘要〕文学评点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学批评形式，是在宋代发展起来的。《庄子》散文有着极高的艺术感染力，明清两朝评点者甚众。文章选取《庄子》为个案，以对《庄子》文本在宋代的历时性解读为切入点，梳理评点学在宋代开始走向成熟的内在脉络，力图在总结评点方法得失的同时，深化对《庄子》散文的研究。

〔关键词〕庄子；评点；王雱；高似孙；林希逸

〔中图分类号〕 I206〔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008-2689（2007）0３-0092-05

古今对《庄子》文章的解读，多从义理、辞章、文学等几个角度入手。辞章与文学，对于今天的研究者来说，属于不同的范畴和概念。辞章指文章的结构安排，起承转合，不包括形象思维、抒情性、风格等内容。但是，对于古人来说，辞章与文学界限是比较模糊的，难以分割清楚。因此，说古人对《庄子》文章的解读，便包括辞章与文学两方面的内容，它与文本解读、文学评论的特点相关，在不同的时期也有不同特色。有宋一代对《庄子》的解读主要是从义理方面入手的，也有一些对篇章文句的分析，这种分析比较近似于我们今天所说的辞章方面的研究，并与文学评点的发展密切相关。(注：古书无句读，也不分章节，学者们在注释时将经书断章析句，分层次对篇章字句逐一进行意义辨析。经典注释最初只是疏通意思，以后渐渐有了修辞分析的内容，并逐渐发展成为评点。评点，顾名思义，即评论圈点。古人读书时，随手在字里行间写上一点体会、感受，对精美警策的句子加以圈点，这便是评点。有学者对评点的发展进行过总结，指出文学评点的形式是在多种学术因素的交叉作用之下形成的，主要是接受了“古代的经学、训诂句读之学、诗文选本注本、诗话等形式的综合影响”（参见吴承学：《 评点之兴——文学评点的形成和南宋的诗文评点》. 文学评论，1995，01：24－33）。)

文学评点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学批评形式，是在宋代发展起来的。古文运动在北宋中叶的成功，标志着古文战胜骈文，从此成为通用的散文样式。而伴随古文运动的成功而来的，是文学观念的泛化。对文章实用性的重视，使人们对“文”的理解更近于文章学而非文学。文章学的范围比文学的范围要广，包括了一切有关文章写作的词法、句法、章法结构、语言修辞、文体风格等内容，而具有文学性和审美价值的散文，因不具备言理论事的实用性，在欧阳修、苏轼等散文大家之后，便逐渐减少，抒情的功能由诗词承担，散文则主要承担言理论辩等实用功能。到了南宋中期以后，几乎很少有美文出现了。与创作上的这一趋势相适应，专门讲究“文法”，即文章写作方法、结构技巧的文章学著作及古文选本开始流行，如吕祖谦（1137～ 1181）的《古文关键》、陈骙（1128～1203）的《文则》、真德秀（1178～1235）的《文章正宗》等。以《古文关键》为例，吕祖谦在原文中关键字句旁边进行圈点，又有旁注小批，详细分析文章的命意、布局、用笔、句法、字法等等，示学者以写作门径。《古文关键》卷首有《看古文要法》，分“总论看文字法”、“看韩文法”、“看柳文法”、“看苏文法”、“看诸家文法”、“论作文法”和“论文字病”等八节，对古文的欣赏和写作提出了一些具体的法则。如其《总论·看文字法》：

第一看大概主张。第二看文势规划。第三看纲目关键：如何是主意首尾相应，如何是一篇铺叙次第，如何是抑扬开合处。第四看警策句法：如何是一篇警策，如何是下句下字有力处，如何是起头换头佳处，如何是缴结有力处，如何是融化屈折剪截有力处，如何是实体贴题目处。[1]

《古文关键》有很强的实用目的，它为指导写作而发，读者通过“四看”，既能领会名著的精华，也学习了实际的写作技巧，可说是文学批评的一个重要转折。另外，江西诗派论诗重视“法”和“律”，“诗话”品读文本的精细化倾向也对文章的评点产生了影响。

评点之所以兴盛于宋，除了宋代文学批评发达的原因外，还与宋代学术氛围及宋人读书认真的风气有关。宋人读书，讲究虚心涵泳，熟读深思，喜欢独立思考，提倡自得悟入之说。宋人注意条理，读经书固然需要离经辨志，读其他文章也要找出个次序伦贯，读到会心处多有题跋或笔记，理学家读书尤喜圈点。作为品评文章的一种方法，文学评点渐渐发展成熟起来，并在日后的文学批评领域兴盛一时。

在文学评点发展史中寻找一个个案，以对文本的历时性解读为切入点总结评点的发展，是具有知微见著的意义的。先秦散文是中国文学的源头之一，其中又以“吐峥嵘之高论，开浩荡之奇言” [2](1)的《庄子》散文的艺术成就为最高。古今盛称《庄子》为才子书，明清两朝评点者甚众，呈现与古人的解读、今人的鉴赏截然不同的批评特点。本文拟以《庄子》为例，选取宋代几位著名的《庄子》解读者，在对《庄子》文章点评的历史变迁中，梳理评点学在宋代开始走向成熟的内在脉络，期望能够深化对《庄子》散文的研究。

一、王雱对《庄子》文章的研究

细细寻绎起来，北宋的王雱可说是开《庄子》评点风气之先的一位解读者。王雱（1044～1076），字元泽，是宰相王安石之子。他的《庄子》注本《南华真经新传》[3]主要是解读庄子的哲学思想，但是在对文本论述逻辑的分析中，已经开始注意对《庄子》文脉的分析把握，梳理《庄子》各篇章之间的逻辑联系，从宏观上把握研究对象的全部思想。他往往从《庄子》的各个篇章，特别是内篇诸章的内在思想的连续性上，把握庄子为文的内在逻辑，并将其贯通起来。

在《逍遥游》篇之后，王雱在内七篇每一篇首都有一个题解，对本篇主旨先有一个提纲挈领式的介绍，推阐庄子写作此章之意（“此庄子之所以有***篇也”，“庄子因而作***篇”等），并在具体分析中勾勒了各篇与前一篇的首尾伦贯的内在联系。比如，王雱通过“不为物累”将《逍遥游》与《齐物论》联系起来；又通过“无物无我”，将《齐物论》与《养生主》联系起来等等。王雱的这种对内七篇的疏通未必符合庄子原意，亦不一定合理；但是努力从内在逻辑上去把握《庄子》，把全书当作一个整体去认识，而不是埋首于章句注疏等细枝末节的问题，还是有助于从宏观上把握《庄子》大旨的。

王雱在这样对《庄子》各篇之内及篇章之间逻辑联系的疏通中，已经初步开始了对文脉的寻绎把握。比如在《逍遥游》篇末注庄子为惠子讲“大树”的无用之用：

此庄子言逍遥之极致，而处之于篇终也。

这种对于文章结构安排上的分析，虽然仅此一句，但是确为宋以前各家注本所无。而最重视庄子文字血脉的林希逸，也只于《逍遥游》题解中分析了此篇的着眼点——“乐”字，并未在全文的疏解中从宏观上做出这类总结。宋人读书认真，王雱注《庄子》又有服务于变法的实用目的，所以必须要非常仔细地寻绎《庄子》与荆公新学的接口。在一篇一篇进行具体分析的过程中，很自然地就会由对创作旨意的探寻，深入到对贯彻此旨意的篇章安排的探寻中去了。类似情况在《南华真经新传》中比比皆是，几乎每篇都有：

夫齐物者必无我，无我者必无生，无生所以为养生之主，而生之所以存。此庄子作《养生主》之篇，而次之于《齐物》也。（《养生主》题解）

善养生者必自得于性命之际，而无思无为也。无思无为则足以处人间，应世变，而忧患不足以累之。此庄子作《人间世》之篇，而次之于养生也。（《人间世》题解）

以上是说篇章之间的次序伦贯，对于篇章之内逻辑意义的贯通，王雱也同样注意，比如：

夫庄子作《大宗师》之篇，而始言其知天，次言其知人，而终言其知命者，盖明能知天则所谓穷理也，能知人则所谓尽性也，能委命则所谓至命也。穷理尽性而至于命，此所以为大宗师也，故终之以命焉。此庄子之为书，篇之始终皆有次序也。学者宜求其意焉。（《大宗师》篇末注）

王雱对于文脉的有意识的寻绎把握，也可能导致一个问题，就是不再客观地就事论事，而是从现存文章的章节结构中，逆向去推阐庄子之所以如此行文的创作初衷，最终导致对文本逻辑解读的主观臆断。对于经过秦火的先秦典籍的阐释来说，这种解读方法尤其是不可靠的，因为《庄子》本身就不是完整的专题议论文形式，是经过后人整理改动的，其中完全有可能象苏轼所说的那样，有大段衍文、脱文的现象。一味就现有的传本去推阐庄子关于整体文章布局的设想，就会导致在思想注释上的一些错误。如《逍遥游》篇末王雱注云：

夫道无大小，所以为小大之本；体无所用，所以为众用之祖。惟圣人全性命之根本，而体道以为用，故以大樗况之也。樗者深其根而枝叶生，命者固其本而万事起。惟能深根固本，而不以小大内外为累，则逍遥矣。无何有之乡，言虚无广莫之野，言阔大。狸狌、斄牛，言用之不同，而均有于困苦。彷徨言其动，寝卧言其静。不夭斤斧，物而无害者，言不与物迕，而物莫能伤。此庄子言逍遥之极致，而处之于篇终也。

王雱认为，从论文逻辑上来看，狸狌、斄牛与大树一段既然处之篇终，则必应为逍遥之极致；王雱又并不想把庄子之“逍遥”解为篇末由大樗、斄牛所言的无用之用，因为要服务于变法，变法是有为、有用的；所以他只得曲解文意，解此无用之木为“深其根而枝叶生”，以与“命者固其本而万事起”相比况，以“惟能深根固本，而不以小大内外为累”为逍遥。(注：关于“逍遥”的含意，王雱一章之中而数变，没有能够坚持一个统一的立场，这与他本身思想的复杂是有关的，此处不再赘述。)而变法正是为了给当代社会开一剂“深根固本”的良方，这样，道家理论著作《庄子》就能够服务于现实政治理论了。

当然，王雱的这种逆推式的文法分析，存在着不小的弊病。对此，苏轼的有关观点可供参考。苏轼（1037～1101）著有《庄子祠堂记》，他根据《庄子》行文的逻辑贯通，认为《列御寇》篇首应当上承《寓言》之篇末，中间的《盗跖》、《渔父》、《让王》、《说剑》四篇当为间入之伪作：

庄子之言未终，而昧者剿之以入其言。余不可以不辨。凡分章名篇，皆出于世俗，非庄子本意。[4](348)

在这里，苏轼提出了一个很有价值的观点，即“凡分章名篇，皆出于世俗，非庄子本意”。他认为《庄子》文章中孱入有后人的文字，这是非常敏锐大胆的见解，开庄子学中辨伪之先河。后来《庄子》中被认为是伪作的越来越多，及至到了清代，基本认为只有内七篇为庄子本人所作了。可惜的是，苏轼对于传写过程中有衍文及庄子本人并未参与分章名篇的正确见解并未被时人所重，其后学黄庭坚（1045～1105）仍然认为庄子的内七篇“法度甚严”，读者不可不知：

庄周内书七篇，法度甚严。彼鹍鹏之大，鸠鷃之细，均为有累于物而不能逍遥，唯体道者乃能逍遥耳，故作《逍遥游》。物之不齐，物之情也。大块噫气，万窍殊声，吾是以见万物之情状。俗学者心窥券外之有，企尚而思齐，道之不著，论不明也，故作《齐物论》。生生之厚动而之死地，立于羿之彀中。其中也，因论以为命；其不中也，因论以为智。养生者谢养生，而养其生之主几乎无死地矣，故作《养生主》。上下四方，古者谓之宇；往来不穷，古者谓之宙。以宇观人间，以宙观世，而我无所依。彼推也故去，挽也故来，以德业与彼有者，而我常以不材，故作《人间世》。有德者之验，如印印泥，射至百步，力也；射中百步，巧也。箭锋相直，岂巧力之谓哉？子得其母，不取于人而自信，故作《德充符》。族则有宗，物则有师，可以为众父者，不可以为众父父，故作《大宗师》。尧舜出而应帝，汤武出而应王，彼求我以是，与我此名。彼俗学者因以尘埃粃糠，据见四子，故作《应帝王》。二十六篇者，解剥斯文尔。由庄周以来未见赏音者。晚得向秀、郭象陷庄周为齐物之书，涽涽以至今。悲夫！[5]

《庄子》的精义，于内七篇已经可以大概把握，黄庭坚认为外杂篇不过是对内篇的疏解，这个评论不为无见。王雱也认为外篇“不过藏内篇之宏绰幽广已尔”，也就是外杂篇是对内篇的扩而广之之意。王雱、黄庭坚对内七篇之次序伦贯的分析虽然主要是从思想逻辑上入手，不过，他们认为篇章的安排一定有可待寻绎的深远之意，将之梳理清楚有助于加深对《庄子》思想的理解。按这种思路发展下去，必然会渐渐走向对文法的评点。

二、高似孙对《庄子》文章的研究

到了南宋，随着古文选本的流行，评点的发展进一步深化了。目录学家高似孙（1158～1231），在其诸子著录的目录学著作《子略》中，也评价了庄子的文学价值：

（庄周）浚涤沉潜，若老于玄者；而泓峥萧瑟，乃欲超逸于老氏之表。是以其说意空世尘，倜傥峻拔，无一毫蹈袭沿仍之陋。极天之荒，穷人之伪，放肆迤演，如长江大河，滚滚灌注，泛滥乎天下。又如万籁怒号，澎湃汹涌，声沉影灭，不可控抟。率以荒怪诡诞、狂肆虚眇、不近人情之说，瞀乱而自呼，至于法度森严，文辞隽健，自作瑰新，亦一代之奇才乎！

战国多奇士，荀卿之学，有志斯世者也。鲁连之辩，独善其身者也。《寓言》一书，非深乎道者，未易造此，顾独以滑稽发之。士至于无所用其才，而犹区区于矫拂世俗之弊者，不亦恝恝乎？方是时，天下大坏，荡不可支，攘夺争凌，斩然一律。其意思有以激之回之，矫之夷之，肆意无忌，以放乎辞。矫世之私，曾不一二，而乱天下之过，将不可免于中。……又言尧、禹、文王、太公之事，皆非《诗》《书》所见，而窃快其无稽之论，狎圣侮道，兹为已甚矣。学者知之乎？[6]

高似孙对《庄子》的评论比较复杂。他以《寓言》指代《庄子》书，是认为庄子书中的“荒怪诡诞、狂肆虚眇、不近人情之说”率皆寓言，这完全是从文学的角度出发的，比之与新学纠缠数十年之久老庄性理之辨，自是崭然一新的评论。他说的“法度森严”也是在文章选本盛行的风气之下，进行的初步的文法上的评点，上承王雱、黄庭坚等人对《庄子》文章的解读，同之后的林希逸的“文势”说一起，为后世文人展开分析《庄子》文章所谓层层递进、法度严谨的篇章结构铺下了伏笔。但是，高似孙行文至一半，忽而笔锋一转，开始批评庄子之人，以为庄子只是“无所用其才”者，独以滑稽愤激矫于世弊。弊尚未及略矫之一二，而其乱天下之过已不可救。王安石曾要求人们推求庄子为书之心，而高似孙此处认为，尽管其为书之心是矫弊，但亦只是一快其私意，论结果可算是乱世之书。高似孙这种文学、思想二分法，在庄子学史上，是有一定典型性的。

高似孙对《庄子》文章的评论虽然简短，但是在《庄子》学史上却是有它的意义，从以疏释思想为主的北宋发展到兼重思想与辞章的南宋，《子略·庄子总论》是不可或缺的一环，他的评论显示出对《庄子》文章的研究评论越来越全面了，辞章分析中已经开始有对文学价值的重视了。

三、林希逸对《庄子》文章的研究

著有《庄子口义》的林希逸是南宋庄子学的代表人物。林希逸（1193～？），字肃翁，一字渊翁，号竹溪，又号鬳斋、献机，福建福清人。他是南宋理学艾轩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北宋理学家一般都抱着重道轻文的观点，把文章只当作“理”的附庸和工具，南宋时文学慢慢开始受到理学家的普遍重视，艾轩学派实开此风气之先：

自道学兴，辞命多鄙，光朝（艾轩）之门，独为斐然。[7]

林希逸作为艾轩学派的代表人物，在他的《庄子口义》中，特别注重对《庄子》篇章之中文脉衍进的分析，注意上下文之间照应与关联，还非常重视文章的开头的结尾，认此为作文成功与否的关要之一。①在他的《庄子口义》中，符合上文所引吕祖谦《古文关键》提出的“四看”原则的评论，可说比比皆是。在评论话语上，《庄子口义》也与《古文关键》有不少近似之处。比如《古文关键》[2]评论苏洵的《高祖论》，说“此篇须抑扬反复过接处，将无作有，以虚为实”，颇类林希逸评《庄子》之语。不过，他并不主张象王雱、黄庭坚那样强行去贯通篇章之间的次序伦贯，认为那样太牵强：

虽其说亦通，但如此拘牵，无甚义理，却与《易》之《序卦》不同。善读庄子却不在此，但看得中间文字笔势出，自无穷快活。（《应帝王》篇末注）

他认为《庄子》一书在篇章之间固然有些联系，但是并非严格按照什么次序来写的，与其枉费心神，强求篇章之间的命意，还不如实实在在地分析每一篇文章是如何破题，如何收束，怎样起承转合，怎样呼应对照来得有价值、有乐趣。他的这个看法，比起日后受评点学影响渐深的一些注本，从理论上还是要灵活一些，客观一些的。对篇章之内的行文逻辑分析，林希逸是格外注意的。比如，他认为《齐物论》篇末“罔两问景”、“庄周化蝶”二喻再次点明了“齐物”之意，可说是首尾照应：

此篇立名，主于齐物论，末后却撰出两个譬喻如此，其文绝奇，其意又奥妙，人能悟此，则又何是非之可争？即所谓“死生无变于己，而况利害之端”之意。首尾照应，若断而复连，若相因而不相续，全是一片文字。笔势如此起伏，读得透彻，自有无穷之味。（《齐物论》篇末注）

除了逻辑疏通，林希逸还有对《庄子》文章的文势和笔势分析，仍是从文章结构气势的角度去讨论的。另外，他提出了一个重要的概念“鼓舞”。林希逸的所谓“鼓舞”，有这样三个作用：1、以儒解庄，不合儒门的说法可以解为鼓舞处、过当处、戏剧处，所谓“正言若反”，背面敷粉；2、笔势变化，句子成分上的对举与参差，造成变化的行文；3、反复说明，对同一意思做出丰富联想或寓言故事，反复列举，予以说明。[8]可以看到，林希逸的“鼓舞”说中，已经包含了我们今天所说的文学性的鉴赏了。他对《庄子》文章的逻辑解读，着眼点常常不在哲学思想，而主要是从行文的需要进行分析的，也就是说，在阐释《庄子》思想的同时，他也是把《庄子》当作文章来读的。

当然，林希逸的读法也还是有一些弊病。以前文所引的对于《齐物论》篇末二喻的评价为例，《齐物论》可以说是庄子书中第一难读者，文章中的“若断而复连，若相因而不相续”之处，是否出于“笔势起伏”，是否“全是一片文字”，实在是难以确论的。庄子的文章汪洋恣肆，跳跃性极强，即使撇开是否在传承过程中有衍文、脱文的因素，对于半语录体的《庄子》，最稳妥实在的做法，也还是在某一篇的某一相对完整的段落中，寻绎一下内在的文脉，如《逍遥游》中“野马”一段的逻辑分析。若把每一篇文章都看作不可撼动的有机整体，认为解释不通的地方就是出于“笔势起伏”、文字鼓舞的需要，这很容易犯牵强的错误。

林希逸秉承师学，一方面依据笔法文势的分析，寻绎《庄子》理论系统的义脉，一方面则从文章学的角度来赏鉴《庄子》的种种妙处，这对于后代庄子学产生了深远影响。明清以来，评点《庄子》之家越来越多，评析也越来越细密，对庄子文脉的分析把握成为庄子学之一大宗。林希逸的“笔势”、“文势”等提法可以说成为了后世《庄子》文章风格理论的渊源，比如刘熙载在《艺概·文概》中关于《庄子》文章的著名评论“无端而来，无端而去，殆得‘飞’之机者”，便是来自林希逸的“断而复连”、“笔势起伏”说。

通过对宋代《庄子》文学评论这一个案的回顾，我们可以看到，在对原典的解读中如何慢慢掺入了辞章评论的因素，而文学性的鉴赏又是如何逐渐融入本以辞章技法分析为主的评点范畴，而这正是文学评点从发生到发展的动态过程一个具体体现。

不同于以训诂为主的汉学，宋学是以阐发义理为主的。宋人读书认真，解读者最初是为了更好地、更能据为己用地理解原典，在这个体会语气、细心涵咏的过程中，渐渐开始了对文章结构安排的寻绎，并在古文选本流行的影响下，对文章的起承转合给予了越来越多的重视，再经过吸收融合固有的文学批评因素，终使评点成为中国古代独特的文学评论形式。在研究方法上，评点学通过辞章分析，深化了对修辞、风格及创作方法的研究，在文学理论发展史上有很大的贡献，但是它也有比较突出的缺点。清人皮锡瑞在《经学通论》中曾说：

宋儒解经，善于体会语气，有胜于前人处。而其失在变易事实以就其说。[9](87)

这段话其实也可以说很好地概括了评点学的得失。读书认真，善于体会语气，这是评点派的优点，也是宋人胜于前人的地方；但是怎样去体会语气，体会出什么样的语气，这是一个主观的问题，掌握不好分寸，很容易导致“变易事实以就其说”的错误。这一点在《庄子》学研究中也有所体现。

以前向秀、郭向与成玄英解《庄子》，都只是注释疏通，而王雱对《庄子》进行具体的疏释时，属于“六经注我”，是有着直接的实用目的的，他需要采取多种方法吸收《庄子》中可以为变法服务的有关内容，包括直接曲解《庄子》思想，以及从行文逻辑中寻找再阐释的空间与可能，这种解读方法虽开《庄子》辞章评点风气之先，但实有“变易事实以就其说”之隐患。黄庭坚、高似孙在肯定传本为最初定本的基础上，分别从思想、行文的角度指出《庄子》文章“法度森严”，使篇章结构安排也具有了独立于文本之外的思想意义及美学意义。南宋的林希逸从“文字血脉”上分析《庄子》文章，充分肯定了修辞的独立意义，真正奠定了《庄子》评点的基础。宋以后出现了不少优秀的评点注释本，如林云铭的《庄子因》、刘凤苞的《南华雪心编》、胡文英的《庄子独见》、宣颖的《南华经解》等。需要指出的是，这些评点家在对《庄子》行文文法进行归纳总结时，也往往忽视了经后人整理的半语录体《庄子》在逻辑上严丝合缝的可能与程度，忽视了苏轼提出的“凡分章名篇，皆出于世俗，非庄子本意”的中肯观点，过于重视修辞学方面的问题，为文法而文法，在解读中也出现了一些“变易事实以就其说”的牵强之处。

《庄子》评点史中出现的种种得失现象，在其它的诗文评点、小说评点中其实也常常出现。评点者通过对行文结构安排的深细研究去寻求作者的创作旨意，有时会申说出一些原来的文本中所没有表明、甚至完全没有的意思，这是值得今天的研究者在借鉴评点派成果的同时要慎重进行斟别的。当然，也正因为在文本之外具有一定的独立性，中国古代的文学评点也成为了一种独特的文学批评方式，评点成果同时也是评点者本人在时代风气的影响下所作的留世文章了。

①关于林希逸对《庄子》文章文脉的有关分析，参考张梅《〈庄子口义〉对〈庄子〉文学的分析》，载《北京科技大学学报》2004.1。

〔参考文献〕

［１］吕祖谦. 古文关键[Ｍ]. 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

［２］李白. 大鹏赋. 李太白全集[Ｍ].（第一册）. 北京：中华书局，1977.

［３］王雱. 南华真经新传[Ｍ]. 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

［４］苏轼. 庄子祠堂记. 苏轼文集（第二册）[Ｍ]. 北京：中华书局，1986.

［５］黄庭坚. 庄子内篇论. 黄庭坚全集（第二册）[Ｍ]. 四川：四川大学出版社，2001.

［６］高似孙. 庄子总论. 子略（卷二）[Ｍ]. 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

［７］李清馥. 闽中理学渊源考[Ｍ]. 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

［８］张梅. 《庄子口义》对《庄子》文学的分析[J]. 北京科技大学学报，2004，1：13－17.

［９］皮锡瑞. 书经·论宋儒体会语气胜于前人，而变乱事实，不可为训［A］. 经学通论[C]. 北京：中华书局，1954.

（责任编辑：马胜利）

Literature Comment and Understanding of “Zhuang zi” in Song Dynasty

ZHANG Mei

（Schoo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Beijing，

Beijing 100083， China）

Abstract: As a unique literature critical form， literature comment developed from Song dynasty. This paper, taking "Zhuang zi" as a case, intended to summarize the pros and cons ofcommentary method, as well as to deepen the study of "Zhuang zi".

Key words: Zhuang zi; comment; Wang Fang; Gao Sisun; Lin Xiy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