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运行分析

摘要　健康水平的提高对于农民贫困的缓解、增加收入具有重要的作用，健康权被看做是一种重要的人类“可行能力”，在当前我国农村地区，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是保障这项最基本可行能力的最重要的制度基础。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有效运行，将有助于合作医疗制度秉持公平和保障最基本健康的制度理念并保证包括少数民族农民在内的全体农民健康的实现。而在当前新疆民族地区存在来自自然、经济、社会等方面的制度运行约束，阻碍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平稳、有效运行。该文全面分析了这些制度运行障碍，详细阐述了新疆农村地区自然环境恶劣、卫生设施落后、农民健康保健意识差、农民收入增速缓慢、民族之间语言障碍等因素，并提出了发展民族医药、重视预防保健、改革补偿模式、加强双语教育、探索新时期赤脚医生制度、完善医疗救助制度6项对策。

关键词　健康投资；制度运行约束；农村合作医疗；新疆

中图分类号R197，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04(2009)01-0041—06

农民的最大财富和收入的主要来源就是他们的劳动能力或人力资本，减少收入不平等，缩减、消除贫困、增加农民收入的有效途径就是对他们进行健康投资，增加他们的人力资本存量。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是我国农村最基本的卫生保障制度，也是我国农村居民最基本的社会保护制度与福利形式。新疆地区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实施和不断完善，可以从根本上解决长期困扰新疆农牧民的看病难看病贵问题，保障和改善农牧民的身体健康状况，对新疆农村地区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起到巨大的作用。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是一项长期、艰巨的社会系统工程，少数民族地区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建设更是如此。新疆农村地区地广人稀、多民族聚居、住居分散，人均收入低、贫困人口多、地区经济发展程度差异大，所有这些因素都决定新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建设和完善既要符合社会保障的一般特征，又要充分考虑新疆农村地区的经济社会条件，因地制宜、稳步推进。

1　新疆少数民族农民生活与健康

健康投资是为提高人的健康水平而支出的货币成本与非货币成本。世界银行《1993年世界发展报告》就以《投资于健康》为题，强调了对健康投资的重要性。该报告认为投资健康可以通过改善工人的身体状况而提高劳动生产率增加收入；可以促进对卫生资源的利用；可以提高对下一代进行教育的收益；可以减少医疗成本；并且可以减少贫困。阿马蒂亚·森提出了围绕能力、权利和福利而建立起来的有关发展的理论体系，突破了人们对健康的传统认识，健康权被看做是一种重要的人类“可行能力”，并称之为“几乎是我们每个人都珍视而向往的”。改善医疗保健和营养也会提高工人的生产力及其收入。人口健康水平的提高对于贫困的缓解具有重要的作用。舒尔茨(Schultz)认为健康是人力资本的重要组成部分，帮助贫困人口走向富裕道路的决定因素在于迅速提高他们的人口素质，这包括提高教育和健康服务等。他认为：由教育、保健、人口的迁移等投资所形成的人的能力增长和平均寿命的延长，都是资本的一种形成。寿命的延长使人们作为劳动大军的一员从事生产劳动的时间更长，还使“生病时间”减少。较好的健康状况又转而导致了生产劳动中每个人的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他相信，用于“改善人口素质的投资能够极大地促进经济繁荣和提高穷人的福利。世界银行指出，衡量生活水准除了考虑家庭收入和人均支出外，还要考虑那些属于社会福利和健康保健方面的内容，如医疗卫生设施、预期寿命、居民健康状况及公共资源的获得与利用情况，这体现了人口健康状况与贫困状态存在的密切联系。

新疆2 000多万人口中，少数民族人口占60％。而少数民族人口主要分布于农村地区，占80％以上，远高于全国的平均58.2％的水平。新疆农村人均年收入944元以下的低收入人口169万人，占农村人口的13％。新疆农村贫困人口占全国贫困人口的8.8％，高于乡村人口占全国7.1％的比重，贫困发生率为5.1％，比全国平均2.5％的水平高出1倍，与全国相比，新疆贫困面依然较大。统计资料显示，贫困人口中，少数民族贫困人口高达96％，贫困发生率达12.66％，贫困人口分布呈现极强的民族性特征。贫困造成很多少数民族农民健康投资不足、健康意识落后，大量少数民族家庭陷入了贫困——疾病的恶性循环，少数民族农民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现象严重。据扶贫部门调查，新疆低收入标准以下人口中，有8％的人因病需要救助，因病返贫占总返贫的60％左右。按照世界卫生组织，确定的标准，衡量一个国家的人民健康水平有三大指标，即人均预期寿命、婴儿死亡率、孕产妇女死亡率。用这个指标衡量新疆农民健康水平，结果并不乐观。2000年全国人口平均预期寿命达到71.40岁，新疆人均期望寿命67.41岁，低于全国平均水平4岁。新疆婴儿死亡率55.5‰，高于全国32‰的水平。妇女孕产死亡率191.7／万人，高于全国平均水平51／万人。综上可见，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实施以前和实施之初，新疆少数民族农民健康状况并不乐观，很多健康指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而因病致贫、因病返贫、因病致亡的可能性(概率)却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2　新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运行现状

从2003年开始，在新疆按因地制宜、大同小异原则，全面推广新型合作医疗制度，并取得初步成功。截至到2007年底，新疆已开展新型农牧区合作医疗工作的县(市、区)达87个，占全区应开展县(市、区)的97.75％，参合人数847.25万人，参合率达86.99％，平均补偿比率为44.36％。新疆从2007年起，在全区范围内统一住院起付线、补偿比例、封顶线、基金结余率等几项关键指标的标准，其中，乡镇卫生院起付线不高于80元，补偿比例不低于70％；县级医院起付线不高于200元，补偿比例不低于55％；地(州、市)及自治区级起付线不高于500元，补偿比例不低于40％；取消按不同比例分段补偿的做法，年度补偿封顶线不低于1万元。各级定点医疗机构住院实际平均补偿比例不低于40％，年度合作医疗统筹基金结余率控制在10％以内。对农牧区计划生育内孕产妇住院正常分娩给予合作医疗基金定额300元补助。建立并实行大病补助和二次补助制度。从基金使用构成来看，全区合作医疗基金支出中用于住院常规补偿占76.03％，用于门诊补偿占16.47％；用于体检占3.84％；大病(或二次)补偿占3.65％。

最近，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卫生厅提出了今年的新农合目标：2008年新疆农牧区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覆盖全区，中央对参合农民补助标准从20元提高到40元，自治区也提高到40元，加上农民自己缴纳的20元和各级财政配套给个人的补助，农民个人筹资水平达100元。调整和完善统筹补偿方案，提高住院补偿水平，适当增加门诊补偿，扩大受益面。但，实施新农合的时间不长，经验不足，

加上新疆特殊的人文、地理环境等因素，难免制度实施过程中的各种阻碍和困难，有待边疆民族地区新农合的制度创新和不断完善。

但是，必须看到，健康作为人力资本的重要组成部分，健康的实现是需要大量条件作为支撑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是新疆农村地区实现居民健康的根本制度保障，而新疆少数民族地区的自然、社会、经济等条件仍制约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有效运行。

3　新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约束条件

3.1自然环境恶劣、农村生存环境恶化、农牧民居住分散

任何制度运行都需要以人类社会和自然环境作为载体，自然条件对人类活动和制度运行都具有“先致性”的影响。新疆的维吾尔族主要分布在南疆以塔克拉玛干沙漠为周边的干旱荒漠区，哈萨克族主要集中分布北疆天山、阿尔泰山为重点的高寒农牧区。新疆人类生产、生活的活动局限于被沙漠戈壁分隔的绿洲内，仅占新疆全区面积的4.3％。而且，绿洲间距离遥远，平均距离在100公里以上。自然环境恶化严重影响了新疆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信息难以传播，科技难以推广，农业生产力水平低下，商品生产难以发展，导致了严重的贫困。恶劣的自然环境以及其所直接导致的贫困都制约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供给和需求，使之建立和运行呈现低水平均衡。在制度供给方面，政府由于财力有限，往往对合作医疗的支持力度有限，而地方财力所决定的地方公共卫生水平、地方公立医疗机构服务水平、地方交通和通信等体系也相对脆弱，这都给合作医疗制度的建立和运行造成了障碍。而在制度需求方面，贫困极大的遏制了少数民族农民的医疗消费需求，甚至极大的遏制了少数民族农民医疗保险的消费需求。所以，在新疆少数民族农村就会出现合作医疗制度建立与运行的“低水平均衡”，即制度的供给和运行都处于一个较低的均衡水平，而且，制度运行的效率较低、效果较差。

另一方面，日益恶化的居住环境也严重威胁了新疆少数民族农民的健康。由于大规模的资源开发，加上人口和社会经济发展的压力，新疆的生态环境遭到了破坏，草场退化、沙化严重，空气和水遭受了不同程度的污染，而农村公共卫生状况堪忧，这些都加剧了少数民族农民患病的可能性。据第三次全国卫生服务调查，新疆农村致贫原因是因缺乏劳动力占21.1％，因自然条件和灾害39.3％，因病伤占20％。脏水和空气污染(沙尘暴)是新疆农区农民呼吸和肠道疾病的罪魁祸手。

3.2农村公共卫生事业发展缓慢，卫生基础设施滞后

公共卫生体系是民众获取健康的最为基础和初始的条件，缺乏公平、有效的公共卫生体系将会导致健康的剥夺，并影响更高层次(和其它形式)的医疗保险形式丧失作用。新疆卫生资源存在着70％的农村人口利用着30％的卫生资源，30％的城市人口却享受着70％的卫生资源的现状，机构、人员、床位过剩与不足并存，分布和配置不合理。新疆农牧区医疗资源严重不足，万人拥有病床数和医生数增长缓慢。1985年到2005年先进省区市医疗体系发展很快，但新疆在这20年间，万人拥有病床由40.6张下降到39.7张，万人拥有的医生由19人增加到21人(才增加2人)，而同期全区总人口由1 200万人增加到2 000万人，卫生资源跟不上人口增长，无法满足需求的状况令人十分关注。15％的行政村没有医疗保健点，40％以上农村人口不能保证有及时的医疗服务，15％的农村婴儿没有享受免疫接种。统计表明，在30个重点贫困县中有2 909个重点贫困村，没有卫生室的有2 736个占94％。县、乡、村三级医疗预防保健网虽已初步建立，乡镇基本上都有卫生院，但乡镇卫生机构设备简陋，医疗设备短缺，医护资质差，诊疗技术条件差。随着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覆盖面的扩大，以前没钱治疗的农牧民大量住院治疗，出现了各级医院门诊、住院人满为患，不能按时治疗，等待时间过长等现象，引起医疗资源紧张，治疗效果下降。医疗卫生事业方面的财政投入不足，一方面导致了新疆农村医疗卫生条件的落后且发展缓慢，另一方面也使居民自身承担了较大的医疗卫生费用压力。据第三次全国卫生服务调查，在新疆经济经济水平较低的农村，0～4岁组人口占6.7％，15岁以下的儿童占整个人群的比例超过33％，这些地区人口负担系数大，妇幼儿童保健工作任务艰巨。

3.3少数民族农牧民的思想观念落后，健康和风险意识差

健康不仅受到自然因素、经济条件的约束，社会文化传统和意识也深深影响健康保险制度的建立和运行。人们生活方式和受教育程度影响他们的健康状况，并深入影响医疗保险制度运行状况。新疆有10个民族信仰伊斯兰教，占新疆少数民族人口的97.59％，占全国穆斯林人口的52％。宗教经过长期的历史沉淀，逐渐与民族的传统文化融为一体。宗教对少数民族的生活习俗、生产方式影响很大。有些农民认为，疾病是上帝给予的，信命，不信医。由于农牧民文化水平不高，收入低，非法土医土药有一定的市场，乱办医，假医假药影响农牧民的健康。艾滋病是新疆的一大隐患，据2007年国家艾滋病疫情估计，新疆艾滋病感染者人数已超过6万例，发展蔓延的绝对数也居全国第四，感染者占全国感染人数的20％，是全国疫情发展速度最快的省区之一。据测算，全区最少有20万人以上在吸食大麻毒品。新疆仍然是全国传染病、地方病及慢性非传染病的高发区，各类传染病的总发病率为297.58／10万人，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在农村常见的疾病是伤寒、消化系统疾病、肝炎、肠炎、麻疹、肺结核等。感染性疾病主要与生活环境、卫生条件、生活习惯有密切关系。

3.4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医疗费用和药品价格的增长速度快

改革开放以后新疆各族人民的收入水平在持续快速增长的同时，新疆农民的收入与内地的差距、南疆和北疆差距，城乡差距不断扩大，是全国城乡收入差距较高的地区之一。农村人均收入的增长更为缓慢。农民增收渠道狭窄，过分依赖种植、养殖，56％的劳动力仍滞留在劳动生产率相对较低的农村和农业，由于维吾尔族等少数民族具有不同于汉族的体质，语言，宗教习俗等方面的差异，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难，转移比率低导致农民增收困难。2007年全国农民人均纯收入4 140元，而新疆的农民人均纯收入3 150元，差距达990元，新疆农民人均收入近几年一直居全国第25位。新疆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007年为10 313.4元，城乡居民收入的绝对差距达7 163元，收入差距扩大为3.26：1，农民人均纯收入仅为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30％。若将城乡居民合在一起计算，基尼系数则达到0.460 4，突破了公认的警戒线。目前，包括民族地区在内的许多地方已开始实施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这对于农牧民非常有利，但是对很多贫困人来说，它们现金收入很低，家庭人口多，有些贫困家庭交不起20元钱，他们不愿意参加合作医疗。据第三次全国卫生服务调查，患者

未就诊的原因构成来看，农村45.2％的患者是由于经济困难而没有就诊。因经济困难未住院的构成是79.4％。实施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后，参加合作医疗的农民，按规定只是部分地报销医疗费用，并且比例较低，一般在30％～60％之间，农民看病自己交钱比例还是很高。医疗服务费用和药品价格的增长速度超过了人均收入的增长。新农合给农民带来的补偿，大部分被医疗费用上涨所抵消。

3.5医患之间的语言障碍引起少数民族农民的就医困难

制度建立和运行需要统一的社会环境和人群载体，而制度作用范围内的经济社会状况差异较大将会制约一项制度实施在更大范围内的有效性，而当语言等基本交流工具都存在差异时，制度建立和运行的可能性甚至都值得怀疑。在我国55个少数民族中，有43个少数民族转用或大多兼用汉语。兼通汉语人数比例小的12个一般分布在汉族人口较少的地区(如新疆、西藏等)。新疆的维吾尔族、哈萨克族、柯尔克孜族等少数民族人口全部用自己的语言文字，在新疆农村90％以上少数民族基本上不懂汉语，他们到县级以上的医院就诊治疗有很大的语言障碍，经常出现沟通不顺而引起的错误诊断，轻视少数民族患者的利益等现象。有些少数民族因语言障碍放弃就医。大部分汉族医务人员不懂当地的民族语言，就不可避免地会造成治疗护理上的困难，甚至引发医疗纠纷，产生医患关系的不和谐。语言交流工具的障碍已经深深影响了新疆少数民族地区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建立和运行，语言工具的障碍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新疆少数民族健康的缺失。

4　结论与思考

4.1因地制宜，发挥优势，发展民族医药事业

农村医疗保障制度的建立必须考虑当前农村的基本情况，因地制宜，发挥当地的资源优势。要考虑少数民族人口居住分散，收入低，预防意识薄弱，公共卫生条件差等因素。对于内地省份农村合作医疗的成功方法不能简单地移植到民族地区。1985年，新疆被国际自然医学会列为世界上4个长寿地区之一，目前在新疆100岁以上的老年人800多，占全国百岁老人的23％。每百万人口百岁老人数居全国之冠。这也证明维吾尔医的独特的特征和保健当地少数民族的作用。2007年8月温家宝总理在新疆考察工作时特别指出：“在维吾尔族聚居区，维吾尔医药大有市场，既要发展中医药，也要发展民族药”。应加强新疆民族医医院基础设施改造，大力发展维吾尔医药事业。维吾尔医医疗方法适应维吾尔族人所生活的地理环境与气候变化，维吾尔医药品的原料都在当地取材，价格便宜，花几元人民币可以购买一般急需的药品。用维吾尔医医疗方法可以解决看病难、看病贵的现象，也可以适应少数民族农民生活习惯和收入水平。

4.2建立和完善预防为主的卫生保健体系，重视健康教育

医疗卫生是提供疾病预防、健康教育、医疗服务、保健和康复等服务的主体。在新疆农牧区普遍存在重医疗，轻防疫、健康教育的现象。通过节约在医疗保健上的开支而增加在健康教育上的投入，改善膳食结构，加强锻炼，也许可以用较低的成本达到增进健康的目的。改善人口健康关键是要改变不良的生活方式。提高人类健康的因素中，生活方式占60％、遗传占15％、环境占15％、医疗服务占10％。改善营养、加强健康教育对提高低收入人口健康的作用很大。运用各种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社会媒体进行健康教育，养成符合健康要求的生活习惯。应使用少一部分合作医疗统筹资金，进行健康教育和预防疾病教育。中央财政的转移支付要足够支持贫困人口免费获得7岁以下儿童免疫，产前、分娩期间及产后服务，性病、艾滋病防治，结合等其他传染病防治与健康教育。

4.3建立大病统筹与门诊统筹兼顾的补偿模式

在农民收入较低的民族地区，应当将小病和门诊纳入报销范围。农民真正需要的是基本健康关系更为密切的常见病、多发病和传染病。新型合作医疗立足于大病保险，但大病的发生率小，降低了参保者的积极性，同时生了一些小病也要去住院，小病大医等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一些高危人群非常愿意参加，一般健康少病人群不愿意参加，加大合作医疗工作难度，这违背了建立合作医疗的本意。

2007新疆新农合医疗基金支出仍以大病统筹为主。乌鲁木齐县、哈密市等12个县(市)以门诊统筹的形式进行门诊补偿，其余67个县(市)以家庭账户的形式进行门诊补偿。显然，在两种模式住院补偿金额比重与全国同步，呈现逐年增加趋势。为了提高农民的参合积极性应建立累计制度，如累计连续3年参加合作医疗未有大病报销的家庭，后第3年仅交收80％的保费即可参合，累计6年参加合作医疗的家庭未有大病报销的家庭，后3年交收70％的保费，并提供更高金额的报销上线或报销比例等。还要考虑农民提供一定门诊补偿。对参保人员的门诊费用实行部分(一般10％～50％)直接补偿，提高参保农民的受益面和积极性。

4.4增加民族地区卫生保健事业的资金投入，重视培养双语医务人员

在《1993年世界发展报告——投资于健康》中，提出国家对穷人的健康投资能减少贫困或削弱其后果。良好的公共卫生体系不仅能够维持和提高居民的生存能力，而且还能促进人力资源的普遍发展，对于促进宏观经济的增长也具有重要作用。从国际经验来看，由于医疗卫生事业的特殊性，政府往往承担重要责任。目前我国已经具备足够的对公共卫生予以财政支持的能力。卫生保健系统的运作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人口的健康状况，一个高度发达的卫生保健系统的结果应该是更高的健康水平。医疗卫生服务的宗旨就是让每一位社会成员都享有健康，医疗卫生服务中各个环节体现的公平性。国家应在扶贫资金总量中划出一块资金，加大对卫生扶贫的专项投入，帮助贫困地区重点解决卫生基础建设、改善卫生条件、提高医务人员素质、加强卫生保健宣传等，尽快缩小城乡间、地区间的医疗卫生供给水平和服务质量的差距。国家卫生部也专门下发了卫生部关于改进护士工作的指示，其中明确指出“为适应少数民族及边远地区的具体情况，护士的培养可在保证一定质量的原则下，各地可采取适当的变通办法办理。同时可以培养护理员，以适应目前工作的需要。”医疗工作者懂得少数民族语言、熟悉当地民族风俗习惯，这对于少数民族地区医疗事业发展具有深远的意义。在重视培养汉族和少数民族双语义务人员的同时，对掌握双语的义务人员在评职称、发奖金方面倾斜，建立汉族义务人员学习少数民族语言的激励机制。

4.5应扩大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统筹范围，探索新时期赤脚医生制度

基本医疗保险是典型的社会保险，基本特征是其强制性、非营利性和国家的社会承担责任。农村合作医疗作为一种互助救济性的社会保障制度，要符合保险业通行的“大数原则”，即参加的人越多，保障水平越高，参保率越高，农民收益的面越大。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确定以县为单位进行统筹，实施统一的保费征收以及费用发后的审核、补贴

发放等等。表面看来，统筹层次很低。在新疆绝大部分县人口少，收集的合作医疗资金少，贫困县财政自给率一般仅有20％左右，地方财政无力给农民提供合作医疗补助。由于规模少，承担风险能力弱。所以，把农村新型合作医疗的统筹范围要扩大到地区，逐步扩大到全区范围，才能保证农村合作医疗的资金保障。少数民族地区开展巡回医疗和远程医疗等试点，培养具有多方面医疗保健知识的“通科医生”。对于人口较少和医务室业务量较少的的农村，可以充分借鉴传统合作医疗时期“赤脚医生”制度的宝贵经验，探索新时期的“赤脚医生”制度。这项制度的探索与确立可以更好地解决偏远地区分散居住的少数民族农牧民看病难问题，加快实现“人人享有健康”的目标。

4.6加强民族地区的医疗救助制度

改善贫困人口的健康状况是政府义不容辞的责任，对贫困人口实施医疗救助也是新农合的重要内容之一。从世界范围来看，许多国家对农村贫困人口实行减、免费医疗制度。农村贫困家庭实行医疗救助对象主要是农村低保户及患大病重病，经各种互助帮困措施后，个人自付医疗费仍有困难的农村居民。医疗救助制度是整个医疗保障制度的最后一道防线，是保障居民享有基础的健康的“底线公平”制度。按照人均收入的1％确定保险费的标准，年人均收入在1 000元以下的家庭是负担不起人均20元的保险费。理论上这部分人群能够得到医疗救助实现免费参保。参保的贫困人群，与普通人群相同的报销标准下，也会因为无力支付起付线下的医疗费用，事实上他们无法享受到制度的实惠。新疆目前年人均纯收入在700元以下的农村低保人口达129万人，占新疆农业总人口的10.16％。这些低保人口都需要政府的医疗救助。但由于医疗救助制度和新农合制度分属于民政部门和卫生部门管理，而且医疗救助制度相对于新农合的制度建设稍有滞后，很多地区的两部门之间，两个制度之间还不能很好地协调和配合。扶贫办、民政部门、农合办等部门互相合作，衔接救助制度，依靠政府补助，实现贫困人群免费参保。医疗救助制度可以弥补新型合作医疗制度对贫困人口保障不足的缺陷。通过中央政府转移支付、社会援助、新疆石油天然气开采企业和发达地区的支持，可以解决新疆农村贫困人口的医疗救助问题。

(编辑　李　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