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甘膦安全引全球争议

全球最大的农药品种草甘膦近期遇到了麻烦，世界卫生组织（WHO）下属的国际癌症研究机构（IARC）将其列为“很可能”对人类致癌的物质。这一分析报告引起了许多国家的强烈关注，包括美国在内的国家都开始重新评估草甘膦这一农药产品的特性。

草甘膦是一种由美国孟山都公司1971年开发的除草剂，纯品为白色固体，水溶性很低，广义的草甘膦是各种草甘膦盐的总称。它是一种非选择性、无残留灭生性除草剂，对多年生根杂草非常有效，目前已是世界上应用最广、产量最大的除草剂，广泛用于玉米、茶、橡胶、甘蔗地及果园等。

草甘膦致癌存疑

IARC发表在著名医学期刊《柳叶刀·肿瘤学》的一份研究总结称，“有限的证据表明，草甘膦可能导致非霍奇金淋巴瘤”。在3月20日，IARC发布的报告中还将草甘膦评为2A级。IARC将致癌物质分为四类：1类是对人类致癌；2类为可能对人类致癌，其中又细分为2A和2B，2A为很可能对人类致癌，2B为可能对人类致癌。“这一结论与其他国际组织的结论矛盾。”中国水稻所生物工程系首任系主任王大元说，对于判定草甘膦安全性，截至目前，全球主要有三个官方权威机构，分别为：CODEX（世界食品法典委员会）、EPA/FDA（美国环保署和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和EFSA（欧洲食品安全局）。其他国家的政府机构标准基本上是根据3大机构的标准来制定的。

王大元说，2000年联合国粮食组织就评审了草甘膦的安全实验数据。美国环保署对草甘膦毒性的分类为低毒和极低毒，即每公斤体重含量超过5000毫克，可造成口服急毒。“而草甘膦在大豆上的农药最高残留限量是每公斤20毫克，也就是说一次吃25公斤转基因大豆，也不会有毒。”

中国农业科学院生物技术研究所所长林敏坦言：“我们生活中可能致癌的东西太多了，如果要把所有可能致癌的东西在你的生活中排除，那么你就无法生存。所以，不同国际组织间的说法并不矛盾，国际癌症研究所的报告仅告诉你草甘膦可能致癌。”

在过去的40余年里，大量研究都未发现草甘膦和癌症有关联。国际食品法典委员会、欧洲食品安全局都有大量的实验数据表明，草甘膦是一种安全低毒的除草剂。

事件的逐渐升级引起美国环保署的关注，有媒体称，其已经完成草甘膦安全性的审查，将在不晚于7月份发布备受期望的草甘膦初步风险评估。在初步风险评估发布之后，该机构将会发起公众评议，然后起草最终的法律提案。

安全性争议

对于草甘膦的毒性会不会带来破坏，业界一直存在争议。

事实上，草甘膦在全球的用量非常大。其1974年开始商业化，1980年成为除草剂最大的品种，这个时候主要用于环境、果园或非种植季节除草。到了1996年，由于转基因作物产业化应用，极大推动了草甘膦的广泛使用，现在已成为全球应用最大的农药品种。

为什么草甘膦的发展如此迅速？“一个重要原因是常规的除草剂药害较严重。”林敏解释说，草甘膦的优点是广谱灭生性、内吸传导型优秀除草剂，具有高效、广谱、低毒、低残留，可以很快在土壤里降解，不会污染地下水，不破坏土壤环境等优良特性。其唯一的缺点是非选择性的除草，对农作物同样有杀死作用。“除草剂不可能一点毒性没有。我认为选择一种已经证明是低毒的农药总比用高毒类的农药要好得多。”林敏说。“用量大并不代表不安全。”中科院遗传与发育研究所生物学研究中心高级工程师姜韬表示，草甘膦本身水溶性非常好，甚至如果不添加一些助剂，喷到叶子上很快就消耗掉，不会往里渗透。“后来孟山都就加了一些助剂，为了草甘膦渗透到植物的细胞壁里面，这些成分即使残留在蔬果桑茶上，也可以用水清洗掉。”

对于45%的欧洲人尿液中检出草甘膦的报道，中国农业科学院生物技术研究所研究员黄大昉表示，应该进一步检查尿液中的剂量。“这个量的概念对于食品安全至关重要，比如说草甘膦一般在作物上的允许残留量标准是每公斤20毫克，它在尿液里边才几毫克甚至零点几毫克，那么检出没有任何意义。”“对于草甘膦的安全性评判应尊重科学实验结果。实际上，人们对于草甘膦的安全性、实验结果没有争议，争议的是对它的看法。”姜韬表示，这次癌症研究所的结论也不是基于任何科学实验结果，由于目前没有任何机理证明草甘膦是致癌的，他们只是从预防的角度建议大家提出关注，采取预防的原则，就是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

转基因与草甘膦

草甘膦是孟山都公司的核心支柱产品，不论是转基因种子，还是配套农业系列，都是围绕其展开的。可以说，有了转基因作物的推广种植，才有了草甘膦的大发展。“转基因为什么选择草甘膦，或者说为什么转基因作物产业化需求最大一个品种是抗草甘膦的作物，是有它内在原因的。”林敏分析说，第一，一些土壤微生物高抗草甘膦，从中能获得高抗草甘膦EPSP合酶基因。第二，由于转基因技术的发展，能够把微生物来源的目的基因转到作物中，获得抗草甘膦的转基因作物。

20世纪的60年代，发现了草甘膦的靶标：EPSP合酶。时隔十几年之后，到了1974年，草甘膦作为除草剂在美国登记了。1992年，美国孟山都公司把农杆菌CP4的抗草甘膦的基因转到大豆中，1997年抗草甘膦的转基因大豆上市。目前，全球60%以上的转基因品种都是抗除草剂的。“还有最重要一个原因是，抗除草剂作物的广泛应用带来巨大的农业变革与增产效益。”林敏说，从1996年以来，在美国采用窄行间距方式种植的抗草甘膦转基因大豆产量增加了35%，在阿根廷增产57%。此外，还可以缩短育种周期，培养更优良的品种。“草甘膦毒性与耐草甘膦转基因作物无关，草甘膦毒性是指除草剂草甘膦本身毒性。”中国水稻所生物工程系首任系主任王大元介绍称，全球转基因作物栽种总面积占作物总面积的12.5%，主要是大豆、玉米、棉花和油菜。剩余的87.5%耕地是用来种植非转基因作物的，例如水稻、小麦、大麦、高粱、小米，各种蔬菜和水果等其他经济作物。这些非转基因作物的农田中施用的草甘膦应该比12.5%的转基因作物农田还要多。“世界上没有绝对安全的技术与产品。因此，转基因技术其实是一个替代技术，草甘膦也是一个替代产品。安不安全，关键要与它所替代的东西做比较。譬如转基因技术与传统育种技术或农药化肥高度依赖的传统农业技术进行环境与食品安全性比较。”林敏说。

草甘膦的中国命运

目前，全球只有美国孟山都和中国生产草甘膦，孟山都、中国草甘膦企业几乎平分了草甘膦原药市场。据林敏介绍，2014年我国草甘膦产量约45万吨，孟山都24万吨，全球原药产量69万吨。我国每年使用草甘膦原药在5万吨左右，其余均出口海外。我国草甘膦万吨以上的出口国分别为阿根廷、美国、巴西、马来西亚、印尼、澳大利亚和泰国。

林敏认为，我国草甘膦研发的现状是“一头热，一头冷”。媒体和公众都关注转基因和食品安全去了，对草甘膦本身及其产业关注度较低。

目前为止，我国没有一个抗除草剂转基因作物获准商业化种植，这是研发的基本现状。但是从1999年第一期国家转基因专项立项以后，我国获得了一系列知识产权的抗草甘膦基因，其中利用部分基因培育的转基因作物目前已进入生物安全评价的环境释放阶段或生产性试验阶段。比如，克隆和改造4个抗草甘膦基因，均申请了国内或PCT专利保护，已在模式植物拟南芥或烟草，以及水稻、玉米、棉花和大豆中进行了功能验证。

与奥瑞金公司合作，已经培育出了抗草甘膦的转基因玉米，并在2012年进入生产性试验阶段，但多次申请安全证书均未获得通过。“其实现在对国内自己研发的产品，在安全性评价上也是非常严格的。”林敏说。

此外，有人呼吁拒绝使用草甘膦，问题的关键是：不用草甘膦，我们能否有更为安全的除草剂来替代？以百草枯为例，在我国曾经广泛应用，对人的致死率可能高达90%；还有乙草胺，被美国列为2B类致癌物，在欧盟已经2012年取消了乙草胺的登记，但目前我国还没有禁用，是目前我国使用量最大的除草剂之一。

从中国被禁用的农药品种来看，中国一直抱着非常谨慎的态度。因此，若在中国全面禁止草甘膦使用的条件还不成熟的话，在中国禁止使用草甘膦将难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