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烨,：文学的新常态及其他

卢欢，80后，湖北某媒体文化记者。关注出版动态，遍访文化名家;喜好阅读，“为了让所有的善意颗粒归仓”;带着谦卑、耐心与好奇心，深入这个世界的细节，观察它的微妙，捕捉丰富的过渡色彩。

当下的文学进入了一个凝聚着新力量，混合着新关系，含带着新元素的“文坛新常态”。

说起当今文学圈里的大忙人、“大红人”，白烨算一个。每到岁末年初，他都格外忙碌，现身京城的各种文学活动场合，新书发布会、作品研讨会、文学奖项评奖会、年度好书颁奖仪式……以文学批评家的身份致辞、发言、投票、评论，指点文坛江山。

这背后他的付出是，生活中、会议间隙的闲暇时间全都用来看书稿。平时三天看一部长篇作品，一遇到开会、活动的密集期，只好在这场活动的间歇翻看下一场要研讨的书。来不及细看只能匆匆浏览，也是常有的。谁也不知道他每年得拿出多少时间和精力做这些事，但绝不是个小数目。

不在文学现场的普通读者则会留意到，很多青年作家的处女作都是经白烨看过之后才问世的，他们的新书上有他写的序言或推荐语。他十几年前主编和出版的《中国现代散文精品文库》、《世界散文随笔精品文库》等，以及知名文学品牌“布老虎”丛书，至今都是部分人案头的常备书。这个时候，白烨不只是文学批评家，更多的是扮演出版策划人的角色。他对文学的敏感，选编书的眼光和品位，常常使他能得风气之先。

白烨又是个学者，兼任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会长。研究新的文学现象，为文学现状和年度文情做学术考察和梳理，亦是他的本行。他主编的《文学蓝皮书：中国文情报告》和《中国文坛纪事》两个项目如今都进行十余年了，乃是对新世纪文学及中国文坛的持续观察。而这些年他个人的文学研究与文学评论也相应地形成了一些特点，即在宏观层面上对一些倾向性问题的梳理与把握，以及对新的文学群体、新的文学现象的关注与捕捉等。

许多文学现象的命名都和白烨有关。前些年，在一次女性文学研讨会上，为了区别于以往关于女性文学写作的研究，他贡献了“她世纪”这个概念。去年在武汉举行的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第18届学术年会上，他对“文坛新常态”进行了概要总结。

当然，最值得一提的是，在白烨等人的推动下，“80后”一词在文坛内外广为人知，盛行已久。白烨在接受采访时透露，自己正在编专门评介80后作家作品的文集，其中涉及到他对80后文学现象及其意义的认识，也有他对个别文本的解读等。

“作为注重‘自我’，张扬个性的一代，‘80后’其实是由丰繁个体构成的多样群体，这一群体与我们这一代有诸多的不同与差别，而正因存在着不同，才需要走近，正因为存在差异，才需要对话，并在这种走近与对话中，彼此了解和相互改变。”自2003年开始，白烨就一直关注80后作家的创作，也追踪了他们近年里的分化状况。用他的话来说，这期间自己受过许多累，包括顶撞、误解等，但也受过许多惠，如撞击、启迪等。

因为总在大力培养文学新生力量，白烨在很早以前就被称为“文学的保姆”。直到现在，他都不敢接受这个名号，“这只是一个形容罢了。问题是，谁敢做，谁能做？因为你当不了他们的家，只能是在相互走近中交朋友，相互交流、理解、影响。而且，有时候，你关注80后，不能以长辈的口气去刻意地教导，否则适得其反。”也就是说，在代际交流中，他信奉的是降低姿态，平等对话。至于能起到什么样的效果，可先不去管它。

直面现实对作家构成挑战

卢欢：《文学蓝皮书：中国文情报告》和《中国文坛纪事》这两个项目背后各有一个团队么？每次出版的著述在多大程度上打上您个人的烙印？

白烨：两本书的情况不尽相同，一本是团队成果，一本是个人编著。《中国文坛纪事》是我个人主编的，可能个人色彩更浓重。《中国文情报告》有个课题组，这个团队有八个人，其中四个是中国社科院的，四个是中国作协的，由我来主持、主编、统稿。报告中的长篇小说综述、理论批评综述，由我撰写。还有个总报告也由我来写，用万把多字的篇幅对年度情况进行总结，主要是概述年度文学大致走向，对一些重要现象、文坛事件进行解读，并提出一些存在的问题。一年长篇小说有四千多部，择取什么，选评什么，都需要看过作品之后再权衡，因此难度非常大。我一年光看作品就要看一百多部，几乎三天要看一部长篇，也只有在大量阅读的基础上进行比较，才能做出选择，谈出观感。

卢欢：我看到2014年出版的《中国文情报告》有这样的总结：与往年相比较，2013年间，各类文体的写作中现实性普遍增强，各路作家的倾斜和回归“使得现实主义的写作成为蔚为大观的时代风尚”。可否说反过来，目前中国也迫切需要现实主义文学？

白烨：现实主义文学的确是中国文学的一个重要传统，很多作家擅长通过这种方式表达他们对生活的理解。同时，咱们的阅读传统也有这样的倾向，很多读者也是这种口味培养出来的，也愿意看这类书。再一个，文学是社会生活的审美反映。我们说当下不只是指眼下的，而是包括二三十年的社会生活的变化，包括变化中所带来的阵痛和问题。这是我们强调文学的现实性时所依托的东西。文学必须建立在这样的现实性前提下。我觉得，这种作品一定是不断需要的，而且需要很多。每年都有这个倾向。但是，有特色的、有经典元素的、好的现实主义作品却匮乏。

卢欢：现在有一句流行到泛滥的话：现实比小说更残酷、更荒诞。也有人批评中国作家关注现实不够，切入现实不深，更谈不上超越现实了。为什么大家都朝直面现实的方向努力，结果却不尽如人意？

白烨：对于我们的作家来说，直面当下现实的写作难度确实很大。有时候也有一些作品涉及现实，你会感到这些作品在生活故事的层面上很是鲜活，但是在这个表象现实之外，若要看到更多的内容与更深的意义，就基本上是一种奢望了。我尤其感到，现实题材写作中，塑造出能反映这个时代特点的、带有典型性的、具有新的元素的文学新人形象的作品非常少。有一些作品只是限于把生活用照相的方式、纪实的方式描述出来，做不到比生活更集中、更典型、更形象、更凝练、更高昂。为什么？简要地说，一个是距离现实太近，很难做到仰观俯察，深入地把握与认识。而且，你要能超越眼下的认识，揭示当下生活所隐含的复杂性，所预示的方向性，也是非常大的挑战。再一个来说，也与我们的作家一些应有的造诣有关，比如缺少探究生活、蒸腾生活的能力。很多生活现象背后都有各种复杂的关系或潜隐的因果，好的作家作品，就不仅要把表面事象写出来，还要把个中的内涵写出来。也就是说，作家要往深处、新处去挖，这很考验作家的艺术功力。我觉得好的作家，还需要一定的人文情怀，需要一些超出文学范畴又跟文学相关的造诣。我们的很多作家，在知识上、造诣上还显得比较单一，或者过于专门化或技术化，并不是很注重技巧背后的观念形态与理性思考。其实，这些东西对于写作者无形中会起到帮助与支撑的作用。

卢欢：是的，您也说过，当下的现实，既复杂难辨，又变动不居，写作要直面这样的现实，风险大，难度大，比那种狂欢式的写作要艰苦得多。

白烨：直面现实的写作对很多作家都构成挑战。当代作家中，真正以现实题材为主来写作的并不是很多。当然，湖北在这方面比较特殊，作家都较为擅长于现实题材的写作。比如方方、池莉、刘醒龙、林白、陈应松等作家，就很注重现实题材。现在有很多作家把写作的眼光往后移，我称之为“新历史”写作取向。所谓“新历史”，就是区别于写古代生活的“老历史”，主要写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十七年”、“文革”前后等。这些历史生活是相对静态的，是可以反复去琢磨研究的。

对于当代的作家来说，要不要直面现实、怎么直面现实，都是需要努力解决的问题。现在看，最大的问题可能是怎么样直面现实。这里头有很多问题要解决，包括作家对生活现实的了解与熟悉程度，以及如何从生活积累上升到艺术想象的高度等等。现在我们不像过去那样提倡深入生活，偶尔有些作家挂职，其实那种蜻蜓点水跟生活没有太大关联。而过去的一些作家是直接浸泡在生活里边的，比如陕西的柳青、山西的赵树理等，他们须臾不离土地，长年和农民打成一片，他们是真正的那个时代的农民兄弟的代言人。他们的经验，在今天仍然值得我们学习和效法。

卢欢：有些作家明确表示自己在尝试让新闻入小说。余华的小说《第七天》甚至被称为“新闻串串烧”，陈应松的小说《滚钩》写的是许多人熟知的“挟尸要价”新闻事件。您认为作家将社会事件升华为小说艺术，该怎么处理文学与现实之间的距离问题？

白烨：我的看法可能还处于一种矛盾状态中，借助新闻素材构筑故事，铺排细节，增加了小说的写实性，使小说更有现实感，与当下生活更有勾连，但是它确实跟我们习见的报纸与传媒上的新闻事件没有太大区别，也影响了作品应有的文学性。新闻入小说这种尝试可能是有意义的，但恐怕有一个怎样选择、认识及重新叙述的过程，让新闻事件变得更具有超越现实的意义，或者说带有精神现象学的意义。不是把新闻事件照搬过来，而是要让它更具有文学性和文学意味，让人从中读到更深层次的东西。当然，这恐怕要因人而异。

卢欢：前不久，您在与张江、王鸿生、关仁山等人的对话中还在说，我们其实还缺少与这个时代相称的史诗性作品。为什么这么说？

白烨：我们说的跟这个时代相适应的史诗性作品，指的是反映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史无前例的社会实践和历史变革，以及改革开放带来的人的精神世界的变化，在这个过程中出现的新的精神力量、新的人物形象、新的时代性格等。这种作品得有一定的时间长度，在描述现实生活时带有历史长河性的、全局性的宏大叙事。虽然，你有可能是以小见大，以点带面，但是要把这种历史与现实的巨大演变叙述好，要告诉人们这个国家、民族是怎样变成今天的这个样子，在这个过程中付出了什么，又得到了什么，以后还会怎样，等等。

有人问我现在有没有这类史诗性作品，我想了半天，勉强想到一个不怎么出名的作家，就是一个叫阿耐的人写的《大江东去》三部曲。阿耐何许人也，不大清楚，但他的《大江东去》确实是全景性地反映改革开放历史进程的唯一一部长篇小说作品。当然，早期的贾平凹，后来的河北的“三驾马车”等人的作品，也都不同程度地涉及到改革开放，具有一定的“意识到的历史内容”，但对于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历史来看，也还主要是阶段性、片段性的叙述，都是历史长河的一个个浪花。

卢欢：作家麦家曾说，也许这个时代是可以造就伟大的作品，但这个作品肯定不是在眼下这个年代可以写出来。伟大的作品不是用“脑”去写作，而是用“心”，但现在这个年代心完全被遮蔽了，没有家了。他这样说有没有道理？

白烨：他只是发出一种声音——作家面临当下时代无可奈何的心声，表达了一种期待或者说呼吁。当下的社会文化现实确实存在着浮躁、焦虑、喧闹等诸多问题，这种氛围对于作家的写作不可能没有干扰和影响。所以，现状不是一下子就能改变的，那么，这就要求作家要有抗干扰、拒诱惑的能力。三十年来的改革生活史，也许再过三十年写会更好，也许现在就着手准备，趁热打铁来写也是可以的和可能的。这需要作家静下心来做，我想总会有人来写，至于是哪个作家写，我们也不知道。

文坛确实进入了“新常态”

卢欢：每年的《中国文情报告》书后会附上“新浪读书频道文学（小说）类图书点击量排行榜”，还有“开卷文学类图书销售量排行榜”。显而易见的是，市场上叫座的和圈子里叫好的是完全不同的两类图书，而且越来越相去甚远。这会引起您的哪些思考？

白烨：我觉得，现在创作和销售越来越像是在两股道上跑的车，各行其道，互不搭界。圈子内叫好的，场子上不叫座;场子上叫座的，圈子内不叫好。这说明文学读者的趣味已经严重分化，甚至到了互不交集的程度。可能畅销的作品我们基本上不去看，但它们照样畅销，因为我们不是这些作品的主要读者。而这些作品极其畅销，又缺少评论。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而且在我看来，这个问题也没有可能改变的迹象。

卢欢：比如说80后编剧、作家张嘉佳的“睡前故事”突然走红，占据2014年度虚构类作品排行榜首位。您关注过这类畅销书作家的作品么？

白烨：对这类作品，我没怎么关注。我在新浪的一个颁奖年会上，见到过张嘉佳，但与他并不熟悉。据说张嘉佳是把严肃文学写法弄得流行了，我没有看过，无从判断。但我想，他既然能流行起来，一定有他的过人之处。我越来越觉得我们这些评论家，总是不屑于去读和谈这类畅销书，这可能会使我们越来越不了解现状，也越来越影响不了行情。我觉得，当下文化生活的流行趋势与现象，可能是符合年轻受众的某种需要。现在是年轻的受众主导阅读的取向，年轻作者喜欢贴近他们的需求和迎合他们的形式。严格来说，这种东西并不是很正规的文学作品，很难归于纯文学，但恰恰是这一类东西销售很好。

现在有个复杂的状况是，文学的边界，以及题材、类型的概念，与过去相比，都发生了异动与变化，不再像过去那样中规中矩，界限分明，更带有了某种模糊性、暧昧性、混杂性。现在的文学，加入了许多新的元素、新的动因、新的力量，使得文学的既有关系变得格外复杂丰繁了，比如市场与资本、传媒与信息、网络与科技，以及不同代际的崛起与冲撞，不同观念的并行与抵牾，这使文学形成了与过去明显不同的新的现实，或可借用习近平总书记的一个说法，与我们的经济生活进入了一种“新常态”一样，我们的文学也进入了与前不同的“新常态”。跟过去相比，现在的文学场域格外混杂，文学的关系也更加复杂，文学的事情不再像过去那样，既单纯单一，又清晰可辨。而是混乱驳杂，氤氲难辨，很多现象与问题需要仔细辨认与认真辨识，才可以大致看清是什么东西，是怎么回事。

卢欢：近年来网络文学中真正有生产力的是怎样的文本？长篇、短篇或是微博体？

白烨：网络文学实在太庞大、太庞杂，我只知道一星半点。目前，虽然有微博体结集出版，但不是很多，我也看过一些。更多的是，网上的长篇小说转成纸质的书出版，数量越来越多。现在，每年有四千多部长篇小说出版，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网络作品转化为纸质出版的力度在加大，数量在增多。

总的来看，网络文学作品影响力比较大的，主要是两类作品，一类是虚构取向的玄幻与仙侠，一类是写实取向的官场与职场。可能玄幻与仙侠影响要更大一些，而且这类作品以长篇、超长篇居多。网络小说是越来越趋于类型化的，据说现在流行于网际的小说类型，有二十多个种类，细数起来恐怕还不止。这也表明，从大众层面看，文学追求与文学趣味，文学需求与阅读口味，都越来越分化和细化。这种从写作到阅读的分化，就使得类型写作成为一种必然。这也说明网上的小说写作、作品类型等，变得非常丰繁多样，不再是某一种、某一类起主导作用。或者说，在某几种为主导的前提下，网络文学呈现出多元和多样的态势，而且这种态势越来越明显了。

卢欢：在资本日益成为支撑和推动网络文学的主要杠杆和重要力量的当下，作为一种文学样态，网络文学在走向经典化的过程中会遭遇到什么问题？

白烨：我觉得你的这个说法要做点修正，应该是网络文学的一部分作品走向经典化。事实上，这样的作品已经有了一些，比如流潋紫的《甄嬛传》，小桥老树的《侯卫东官场笔记》等。这类作品的写作一定会借助经典文学的某些元素，比如讲究故事的细节营构，塑造典型环境的典型人物等。当然，还有更多的作品在走另外一些路子，充分发挥娱乐化、游戏性的元素，比如玄幻小说、仙侠小说、后宫小说、穿越小说、灵异小说等。靠近传统，借鉴经典只是其中的一个方面，网络文学也在不断走向分化。

现在有一些趋向表明，影响最大的网络文学运营公司，实际上是瞄着市场最大化，怀揣赚大钱的强烈欲望来做网络文学的。而网络文学的写作、生产与传播、开发，也形成了一个高度利益化的紧密链条。我担心长此以往，会使网络文学淡化文学与美学的因素，成为为资本服务的一种特殊工具。这是特别需要加以警惕的。

卢欢：几年前，您曾提到文学批评的一个重大失语是对“三分天下”的文坛中的市场化文学和新媒体文学等新兴文学板块的漠视。那么，这种情况到现在有没有好转？

白烨：这几年有一些变化，特别是网络文学，新媒体文学方面，传统的文学批评开始关注了，网络文学自身也在涌现新的批评者。但总体来看，批评的介入跟创作自身发展并不匹配。粗略地讲，市场化文学与新媒体文学已经很有阵势了，很成气候了，一些类型的创作水平也已经很高了，但是批评的介入非常少也非常浅，明显地不对位，差距拉得很大。

卢欢：就比方说 80后作家比较多了，但是同代际的批评家没有跟上，更没有掌握话语权？

白烨：新世纪以来，80后作家层出不穷，但热衷于作品创作的很多，有志于文学批评的很少，基本上还没有形成“队伍”的模样。现在在一些高校出现了一些属于80后的研究者，批评者，但他们的取向偏于学院派，他们基本上和他们的父辈一样，对于传统的经典作家更感兴味，反倒对同代的80后作家兴趣不是很大。

批评家比之作家，需要特别的素质和造诣。除了要有系统的文学创作知识、文学理论批评知识、中外文学史知识之外，还要有好的感觉与悟性，以及感性与理性相结合的判断力。这样他才可能对新出现的作家和作品保持敏锐感知，并及时且准确地给出判断和意见。现在更为严峻的问题是，从70后开始，从事文学批评的就明显减少，到80后就更是凤毛麟角。这使得整个文学批评界都面临一个青黄不接的问题。目前从事批评的，主要是50后、60后、70后，而在创作方面，90后都出来了。三代批评人要对付六代写作人，这种错位很大。老让50后批评家去跟踪80后、90后作家的创作，总不是一回事。批评人才的培养比作家的培养要更为困难。我觉得要下大气力，花大功夫，去从年青一代中发现和培养新的批评人才。这个问题要从整个批评行业乃至国家的文化战略来考虑和审视。

卢欢：对于所有批评家来说，当“文学的问题越来越是综合性的问题，社会性的问题”之时，文学批评的难度是不是在加大？

白烨：显然加大了。面对越来越不单纯的文学现象，批评变得有点穷于应付，难以应对。事实上，批评本身是在守成，甚至萎缩，而创作与文坛又在不断地泛化、放大。这种一小一大，一少一多，就构成了巨大的反差。就我自己的感受而言，我们的批评对应严肃文学，还差强人意，跟踪自己代际的作家作品，也还勉强凑合，但要去面对新写法、新代际，处理新现象、新取向，就会很不拿手，很不适应，甚至发生错位、失语或缺席等情况。文学批评要说有一定的有效性与影响力，那主要还是在严肃文学领域。但即便是在这一传统领域，也有一定的问题，那就是更多的批评家更关注大家和名家，不太关注新人新作，这使得文学新人出头露面也很困难。

卢欢：那您更关注文学新人么？

白烨：比较之下，我还算是关注新人较多的。我以为，关注名家是锦上添花，关注新人是雪中送炭。大概是在1990年代后期，我开始关注70后。新世纪之初，又开始关注80后。近三五年来，涌现的文学新人中，我就曾介绍过三四十人加入中国作协或地方作协，比如张悦然、蒋峰、李傻傻、颜歌、七堇年、春树、笛安、唐家三少、流潋紫、桐华、霍艳、鲍尔金娜等。他们需要借助这个体制来实现自己的文学追求，跟其他代际的作家交流和沟通，而我们传统的文学体制，也需要吸收新鲜的血液和力量。事实上，他们加入地方作协和中国作协，参加作协的活动，包括上鲁院学习，在看取问题和把握文学上，确实都有明显的变化。

我还给《十月》、《人民文学》、《北京文学》等杂志推荐过一些80后作家的作品。在80后作家中，我更为关注那些靠近传统倾向的年轻作家，比如笛安、颜歌、七堇年、甫跃辉、郑小驴、张怡微等。像湖北的80后作家苏瓷瓷，我曾为她出的第一本书写过推荐意见，她的作品不多，但很特别，辨识度高，一开始就超越了青春文学写作，不是一般写生活的层面，而是关注到人的精神病象。这些新人各有个性，但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他们的写作比较靠近传统，或者在向靠近传统的方向努力，如假以时日，他们是可能成为严肃文学创作的后备者与生力军的。

莫迪亚诺一直保持着写作的纯粹性

卢欢：当法国作家帕特里克·莫迪亚诺获得2014诺贝尔文学奖的消息传开时，您第一时间表示力挺。具体来说，您认为他被褒奖的理由有哪些？

白烨：我觉得，任何事情都要在比较中来说。相比之下，莫迪亚诺的作品比2013年获奖的爱丽丝·门罗的作品更具可读性，充满了悬疑，也很耐读。从纯文学写作角度来看，他是有想法、有特色的作家，他的作品大多翻译成了中文，对不少中国作家都有一定的影响。

我为什么对他评价那么高呢？因为报载的赔率榜上排名靠前的日本作家村上春树，一直呼声很高，但我认为他没法跟莫迪亚诺比。村上的作品参差不齐，一些作品带有明显的通俗化倾向。比如他的《挪威的森林》，我也很喜欢，但基本上算是青春加情爱的成长小说。你把村上的小说作品排在一起来看，可以说很丰富，也可以说较芜杂，还不能说他保持了一个严肃文学作家的纯粹性。而莫迪亚诺与他不同，一直保持了一个严肃作家写作的纯粹性。从这个角度来说，诺贝尔奖选他当然是合适的。

卢欢：但也有些反对者认为，莫氏的小说其实是相当模式化的，写起来总是一个套路，即在电话簿上随机找个名字，然后展开想象。如果说法国文学曾让我们高山仰止，那么他则让我们看到它也有格局偏小、趣味偏浅的一面。您怎么看？

白烨：这个看法有一定道理。作家一般都是有自己的长处，又有自己的短处，伟大的作家也一样会有他的局限。莫迪亚诺的小说，通常会以“寻找”为主线，但“寻找”的过程往往有不同的内涵。20世纪五六十年代，法国出了不少大师级的作家，他们的作品都很经典。今天，不管你拿哪个语种的小说来与他们相比，想找出那么多的大师都极其困难。莫迪亚诺就是属于这个时代的代表性作家。

就拿我们的莫言来说，有人特别喜欢，有人就是不喜欢。确实，他的作品有些参差不齐，存在着不够精雕细刻的毛病，但他的超凡的感觉，丰沛的语言，还是有过人之处。在当代中国作家里综合比较而言，虽然长短处与优缺点都很明显，但他依然是当代中国作家艺术水准的最好代表。

卢欢：当初我采访北大中文系的一位教授，他说，莫迪亚诺这样的作家在中国，饭都吃不饱，书也没法出版，甚至会被一堆人骂死。您觉得，他这样的作家如果在中国会是怎样的处境呢？

白烨：我觉得，他如果是中国作协会员，仍然还可以活得不错。在作协系统，他通过写作，有碗饭吃还是可以的。像莫迪亚诺那样水平的，放在中国看，也应算是优秀作家。但在文学现象上，中外之间不好简单比较。国外没有中国这样的作协体制与文学组织，作家要么自己在家写作，靠稿费生活;要么有单位待着，搞业余写作。这样一比，中国作家比外国作家确实要好过一些，甚至要舒服得多。

卢欢：莫氏得奖可以给中国坚持严肃文学写作的人和纯文学写作者以信心吗？

白烨：在中国，以写作为职业的作家经常要扪心自问，我的写作究竟有没有意义？因为严肃文学不断被更时尚的东西所覆盖，严肃文学作品不断被更流行的读物所遮蔽，这会给人造成某种冲击，令人产生某种疑惑。莫迪亚诺获得诺奖，让很多作家觉得严肃文学的写作还是有意义的，有前途的。诺贝尔文学奖坚持彰奖纯文学作家，无疑以其文学选择昭示写作者，可能你的写作不为更多的读者认可，可能你的作品也不是很赚钱，但是在文学理想与文学价值上看，你的写作追求一定是有意义的。这种彰奖取向确实会给坚持严肃文学倾向的写作者以鼓励，以信心。

卢欢：我看到评论家柳鸣九写了篇文章说，莫氏当年随《法国二十世纪文学丛书》引人注目地来到中国。但这套丛书历来“不赚钱”甚至“赔钱亏本”，后变身为《法国二十世纪译丛》，刚好在他获诺奖那阵子宣告停止出版了。他感叹，人文书籍的读者群日益萎缩，不该熟视无睹，您有这样的担忧么？

白烨：我觉得，近十年以来，不仅读者的分化情况比较严重，而且因为年轻读者崛起，更带来了新的趣味与口味，从某种意义上说，这都使得纯文学作家的生存境遇更加逼仄，这是显而易见的。但是，我觉得无非是减少了一些数量而已，还不至于读者大幅度流失，纯文学压根活不下去。现在不少人都很担忧，担忧电子阅读将代替纸质阅读，纸质作品将难以为继。我认为，完全代替不大可能，应该是并行并立。当下的文学进入了一个凝聚着新力量，混合着新关系，含带着新元素的“文坛新常态”。文学阅读也走向了分层与分众，多面与多边，各种阅读方式在分化中并存的状态。 我们要认清这样一个现状，要更为清醒地去坦然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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