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能源独立”致能源版图裂变

一面是中东地缘政治动荡升级，一面是花旗预言，随着页岩油开发的全面崛起，北美将取代沙特和俄罗斯成为“新中东”。当前，世界能源格局正经历着深刻变化与调整。美国正通过“能源独立”战略寻找一条可持续发展的能源安全路径。

美谋求“能源独立”

“能源独立”并非新名词，事实上，第一次石油危机以来，历届美国政府都承诺采取措施实现“能源独立”，奥巴马则以新能源为主要切入点，设定了自己的战略：一是在本土寻找和生产更多的石油；二是通过更清洁的替代燃料和更高的能源效率，全面减少对石油的依赖，以在未来10余年内把美国的石油进口量削减1/3，提高美国能源的独立性。

近年来，由于美国油气产量，尤其是页岩气等非常规资源产量大幅增长，同时国际金融危机导致的美国石油需求减缓甚至负增长，美国“能源独立”战略取得显著进展，已经彻底扭转了能源自给率下滑的态势。过去的6年里，美国能源自给率逐渐提高，在2011年达到81.4%，美国能源信息署（EIA）预计在2035年将达到87%。

石油对外依存度现拐点

随着近海油气田的开采、能源利用效率的提高和新能源开发，美国对石油的过度依赖程度逐步降低。根据EIA数据，2010年美国石油对外依存度为49.2%，自1997年以来首次降到50%以下；2011年有望进一步降至44.9%。

这其中，以页岩气为代表的非常规油气的成功开发（“页岩气革命”）功不可没，是美国石油对外依存度出现拐点的重要突破口。新方法已使美国页岩气产量从2000年的3900亿立方英尺提高到2010年的4.8万亿立方英尺，年均增长47.7%。现在页岩气产量已经相当于美国天然气总产量的23%，并使美国超过俄罗斯成为全球天然气第一大资源国和生产国，基本实现了自给自足，从此不必担忧产气国垄断天然气市场的威胁，甚至还可对欧洲市场等输出液化天然气（LNG），削弱俄罗斯、委内瑞拉、伊朗和沙特阿拉伯等国的能源资源影响力。

同时，美国已经成为世界成品油净出口国。美国能源部《石油供应月报》显示，随着全球燃料需求上升，2011年，美国炼油企业出口的汽油、取暖用油和柴油总量首次超过其他单项产品，汽油、柴油和航空燃油的净出口量达43.9万桶/日，美国1949年以来首次成为成品油净出口国。

美国的石油需求量和人均能源消耗量也持续下降。近年来，美国能源使用效率不断提高，加之经济衰退引发的消费乏力，美国国内石油需求量已由2005年的9.4亿吨下降至2010年的8.5亿吨，降幅达9.5%，为10年来最低需求水平。同时，根据EIA《2012年能源展望》的预测，2010～2035年，美国人均能源消费量将以平均每年0.5%的速度下降。

能源成本优势加速复苏

金融危机以来，在奥巴马政府提出的“再工业化”战略的框架下，“出口倍增计划”、“制造业促进法案”、“重振美国制造业政策框架”等一揽子计划已经凸显出“美国制造”战略转向的轮廓。美国制造业正出现长期结构性改进的迹象，开始进入上升期，而因“页岩气革命”带来的能源价格下降将大幅降低制造业成本，从而推动美国实体经济和制造业加速复苏。

当前，尽管中国等新兴经济体仍具有劳动力成本优势，但工资和要素成本的涨幅要远远超过生产率增幅，但根据美国咨询公司埃森哲调查，受访的北美制造业经理人有约61%表示，正在考虑将制造产能迁回美国，以便更好地匹配供应地和需求地。

“去中东化”

随着西半球能源轴线崛起，中东地区能源战略地位将下降。在全球一次能源消耗中，石油仍占有较大比重，但在美国“能源独立”战略的影响下，中东主导的全球能源生产版图正在发生改变，一条新的能源轴线已在西半球悄然崛起，并可能改变全球能源分布版图，这也是美国被花旗称为“新中东”的重要原因。

近年来，美国石油供应呈现出向本土及周边地区收缩的态势，墨西哥湾等海上石油产量增加，从美洲进口石油的力度加大，并逐步减少对中东石油的依赖。2010年，美国自中东进口原油仅占总进口规模的14.9%，较1977年最高时期下降12.9个百分点；同时，美洲进口原油从1977年的10.7%大幅增至2010年的71.1%，使其成为了美国后院的“油库”。

目前，除美国页岩气产量飙升外，加拿大油砂矿、墨西哥湾和巴西深海的油气资源潜力巨大，北美正在成为世界能源供应版图中隆起的板块，将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中东地区能源的战略地位，并深刻影响地缘政治和全球经济格局。

在上述背景下，以中印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将成为全球，特别是中东能源消费的主力。随着亚洲新兴经济体的快速崛起，全球主要能源需求正在向东转移。以20世纪90年代日本从中东的进口量超过欧洲为标志，东亚和南亚伴随其经济的持续较快发展石油消费量和进口量猛升。2000～2010年，世界基础能源（包括石油、天然气、煤炭、水电和核电，未计入新能源）消费总量的年增长率为2.67%，其中，北美、欧洲和独联体地区的年均增长率仅为0.20%，而亚太年均增长率则为6.34%。特别是中国和印度，占世界能源消费量的份额由2000年的9.02%和3.44%分别提高到2010年的20.82%和4.38%。

而且，随着美国能源需求渐渐回归北美，欧洲也更多地依赖俄罗斯、中亚和北非，中东将在更大意义上成为亚太的中东。BP（英国石油公司）《2030世界能源展望》报告预测，到2030年，中国和印度将分别成为世界上最大和第三大经济体以及能源消费国，两国的能源需求总和将占全球需求总量的35%。因此，未来围绕石油的核心矛盾将从欧佩克（OPEC）与经合组织（OECD）之间的利益冲突逐步转移到新兴经济体与OPEC之间的供需稳定问题上，亚洲能源定价中心也将初步形成，从而扭转全球石油贸易体系中“亚洲溢价”的不平等现象。

美加速战略东移

一直以来，美国的全球能源战略兼有“内保安全”和“外谋霸权”的双重功能，主要体现在以维护石油美元霸权体系为核心，控制能源产地和能源通道，实现国际石油战略和地缘战略密切结合、国际石油战略和谋求霸权密切结合。从这个角度出发，“能源独立”虽然使美国对中东石油进口的依赖减少，但不意味着美国放弃对中东的战略控制，相反将使美国对中东政策立场更趋强硬，为美国加速战略东移、构建“太平洋新秩序”创造条件和空间。

目前，美国试图以《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协定》（TPP）取代“10+3”和“10+6”，甚至取代APEC和拟议中的亚太自由贸易区，进而主导亚太经济合作的未来，塑造以美国为中心的亚太地区新秩序。这必将使亚洲各国的贸易格局做出调整，中国一东盟自贸区模式与美国力推的TPP模式之争将成为无法回避的焦点，从而对全球战略布局造成重大影响。能源格局调整

将给我国带来严峻挑战

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增长，能源供应不足已经成为制约国民经济发展的瓶颈，而因美国“能源独立”战略导致的全球能源格局和战略布局的调整，将使我国能源发展和安全面临更为严峻的挑战。

首先，石油对外依存度逐年攀升，能源安全受到威胁。近几年来，我国石油对外依存度大致每年提升3个百分点，2011年中国石油对外依存度达到56.5%，远超美国。2011年欧佩克一揽子油价平均每桶107.46美元，以每吨为7桶来进行大概计算，我国2011年原油进口花费1910亿美元，接近新增GDP中的两成，能源安全形势异常严峻。

其次，能源需求“东移”使中国周边环境更趋于复杂。亚太作为全球增长最快的能源消费中心，由于区域内能源需求与供给不平衡，也面临着能源资源的竞争，特别是我国与印度、日本等消费大国可能面临着比较激烈的竞争。如果再加上因海洋油气开发而涉及海疆主权问题的，还要被迫应对来自菲律宾、越南等国的挑衅，能源问题政治化倾向将更为突出，我国面临的周边环境将更加复杂。

未来能源安全对策

面对日益突出的能源供需矛盾和国际能源格局变化，我们要统筹国内、国际两大能源发展大局，立足当前、着眼长远，按照互利合作、多元发展、协同保障的新能源安全观，建立我国能源安全保障体系。

第一，加快推进和完善石油战略储备体系。首先，充分考虑未来全球能源格局变化，适时调整石油战略储备计划和目标。民营石油企业拥有的具备相当规模的油库由于没有油源，大多长期处于闲置状态，因此需要在加快石油储备基地建设速度的同时，让民营油企参与到国家战略储备之中，通过“藏油于民”增强战略储备力量。其次，推动石油储备立法进程，规范战略储备石油建设的中长期目标、发展规划，明确政府储备和商业储备的最低规模、紧急情况下的动用程序和规模等。再次，加强协调外汇管理部门、石油企业、金融机构、投资基金等，加大对石油战略储备建立的金融支持。此外，考虑与周边国家和地区建立战略石油储备共享机制，加强同周边国家和地区的石油合作，丰富中国战略石油储备体系。

第二，积极推动“走出去”战略，强化全球能源供应能力建设。充分利用全球能源资源是我国能源安全必须坚持的长期战略。随着美欧能源需求的持续下降，中东、加拿大、俄罗斯等能源出口国都在更加积极地寻找需求方，中国已经成为战略首选目标。我们要抓住这一有利时机，不断加强面向全球的能源资源勘探开发、贸易和科技合作，加快推进中哈、中土、中俄、中缅等跨境油气运输管道建设，加强远洋石油、液化天然气运输能力建设，建设完善的能源贸易基础设施，增强对国际能源市场的影响力。

同时，积极和东亚地区的能源进口国加强合作，争取共同开发周边国家如中亚、俄罗斯的石油天然气资源，共同开发中东地区油气资源，共同开发输油输气通道和战略管线，推动亚洲能源定价中心的形成。

第三，发展清洁能源、替代能源，大幅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大力发展太阳能、风能、生物质能、地热能、海洋能、氢能等可再生能源技术，以“减量化、再利用、资源化”为原则，以低消耗、低排放、高效率为基本要求，积极推动能源循环高效使用。

第四，加大能源勘探开发的科技投入。借鉴美国“页岩气革命”方面的成功经验，研究和跟踪重大能源技术的变化趋势，加大页岩气等非常规能源勘探、开发的科技投入，特别是提升关键技术的自主创新能力，为新一轮能源革命提供战略技术储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