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意识形态对翻译的影响

摘 要：意识形态对翻译有重要影响。本文以严复和林纾的翻译为研究中心，考察了意识形态在翻译过程中对翻译文本的选择、翻译策略的运用所产生的影响。

关键词：意识形态 翻译文本 翻译策略

引言

“意识形态”一词源出18世纪法国唯理哲学家德斯特·图·特拉西(Destutt de Tracy) 。他认为意识形态囊括了包括科学在内的整个文化领域，是我们自己与世界之间的一个必不可少的中介。特里·伊格尔顿在《意识形态论》中给“意识形态”下了数种定义，并明确指出，意识形态“象征着某一特定的重要社会团体或阶级状况和生活经验的观念和信仰”，构成社会的上层建筑，表现在政治、法律、道德、哲学、艺术、宗教等形式中。

翻译作为一种跨语言、跨文化的交际活动与社会实践，无疑要受到意识形态的影响和制约，两者之间存在着复杂的关系。翻译不仅仅是实现语言符号层面的转换和变形，它还具有更重要的社会功能，而且翻译工作从来都是一个政治任务。（辛红娟，2004）勒菲维尔(Lefevere)认为，操纵文学创作和翻译的因素有文学系统内外之分。文学系统内因就是评论家、教师、翻译家等组成的所谓“专业人士”(professionals)，文学系统外因是拥有“促进或阻止”文学创作和翻译的“权力”的“人或机构”，他所用的术语是patronage(“赞助人”)。在这里，“赞助人感兴趣的通常是文学的意识形态”，而“文学家们关心的则是诗学(poetics)”。（胡莉莉，2005）因此，制约翻译过程的两大因素归根到底就是意识形态和诗学。

翻译是一种特殊的意识形式，译者往往受本土意识形态影响对源文本进行改写，但同时又具有极强的颠覆性，因为它是本土意识形态与外来意识形态直接交锋的平台。在本土意识形态影响下，经过改写的译本还是会顽强地传达外来意识形态，并且在某些时期颠覆本土意识形态。(刘小刚，2006)

在勒弗菲尔的理论中，翻译是改写文本的一种形式，是创造另一个文本形象的一种形式。翻译创造了原文、原作者、原文的文学和文化形象，实际上也是译者对文本的摆布，使文学以一定的方式在特定的社会中产生作用。实际上，翻译就是一种文化改写，一种文化操纵。勒弗菲尔认为控制文学和翻译的因素有两个：一个在文学系统之内，就是文学的专业队伍，包括评论家、教师、译员等；另一个在文学系统之外，就是所谓赞助者(任何可能有助于文学作品的产生和传播，同时又可能妨碍、禁制、毁灭文学作品的力量)，这个赞助者可能是一个人，或者宗教组织、政党、阶级、宫廷、出版社、大众传播机构等。一般来说，赞助者最关心的是意识形态问题，通常管得很严。至于涉及文学观的问题，则会把处理的权力下放给专业人士。

因此，翻译为文学作品树立什么形象，主要取决于两个因素。首先是译者的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有时是译者本身认同的，有时却是“赞助者”(patronage)强加于他的；其次是当时译语文学里起支配地位的“诗学”(poetics)。译者采用的翻译策略，直接受到意识形态的支配。原文语言和文化万象带来的各种难题，译者也会依据自己的意识形态寻找解决办法。

不同的文化有着不同的意识形态，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往往首先是意识形态的交流。这种交流包含着对抗、妥协、融合。翻译，从根本上讲，就是向本土文化意识形态输入异域文化的意识形态。对于本土的价值体系而言，这是一种外来的文化渗透，它意味着破坏，意味着颠覆，因而也就意味着对本土文化的考验。强硬的上层建筑会运用自己的权力话语反过来操纵这外来的破坏力；软弱的上层建筑则在这外来的破坏力面前显得束手无策，最后要么被其同化，要么被其颠覆。而那些拒绝与外界交流的文化，等待它们的则只能是原始、落后，最后走向灭亡。作为译者而言，翻译活动本身就带有强烈的意识形态倾向，而这种活动又必须遵循译入语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不能超出此种意识形态的界限。任何一个社会都有其独特的意识形态体系，有着或隐或显的意识形态边界，翻译实际上就是两种意识形态对抗之后妥协的结果。翻译者作为上层建筑的精英分子，面临着复杂的策略选择：要么逆反，要么顺从，要么逆中求顺，要么顺中求逆。于是，我们在表层的翻译方法中，便看到了“文译”与“质译”、“直译”与“意译”、“归化”与“异化”，以及力求不偏不倚的“厥中”之道。本文以严复和林纾的翻译实践为研究中心，试图对意识形态和翻译二者之间的互动关系作一初步阐释。

一、翻译文本的选择

任何翻译活动皆是有原因的，或有一定的目的性、功利性，为特殊团体服务，为政治目的服务，为经济利益服务；或由于译者本身的兴趣、偏爱。不管哪种情况，要想出版发行，就要符合赞助人的要求，符合出版商及社会的期待视野。当然若想自己把玩，自己品味，也无可厚非。也有一些人明知不可为而为之，是需要勇气的，也需要时间去等待意识形态的慢慢改变。总之，翻译作品的发行和读者群的接受与译入语意识形态密切相关。所以翻译文本的选择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译入语的意识形态，同时对意识形态的发展也有一定的影响。

严复是一位翻译家，更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我国著名的启蒙思想家。作为启蒙思想家，他的翻译以及他对翻译事业的选择，都有着明确的政治目的。从历史的角度看，或从目的论的角度看，严复的翻译都是极其成功的。他通过翻译利用异域的意识形态颠覆了中国当时的封建传统意识形态，唤醒了知识分子的革命和民主意识。(孙艺风，2003)严复为什么要选择这些西方社会科学著作来进行翻译，在翻译过程中对原著的思想内容做了哪些删削附益，译著为何能产生如此之大的社会影响，都是与近代中国社会的政治、文化、意识形态密切相关的。众多研究者都注意到了严复的“择书而译”，翻译对象的选择，从一开始就为其翻译活动打下了深刻的社会政治烙印。正如论者指出，严复、林纾、鲁迅等早期翻译家，总是在寻找对国家民族有益的东西，从起初的资本主义理论和爱国主义，直到后来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和现实主义文学，都是如此。严复研究者几乎无不承认，严复译著最显著的特点就是有明确的政治特性，即译介西学、启迪明智、寻求富强，所以他选译的著作都是反映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社会、经济和政治制度的社会科学名著，所以严复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翻译家，而是作为启蒙思想家的翻译家。

严复每一本译著的选择，都是从中国的实际需要出发的，这从各种译著的序言或译例言中即可清楚地看到。以《原富》为例，该书译自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严复在译例言中提到，斯密的论著属于西方“计学”(经济学)中“观化察变，见其会通，立为公例”的“内籀”(即归纳)之学，但近世以来耶方斯、马夏律等人已“渐入外籀，为微积曲线之可推，而其理乃益密”。(蒋骁华，2003)换言之，斯密之书已不足以反映西方经济学日趋精细化、科学化的最新进展，而严复之所以“独有取于是书”，除了“温故知新”、“足资考镜”、便于“浅学”之外，一个重要的考虑在于“其中所指斥当轴之迷谬多吾国言财政者之所同然，所谓从其后而鞭之”。即是说，选择此书是因为它与本国财政的实际情形相吻合，足以为国人提供借鉴。同样，正是出于救亡运动的迫切需要，严复在介绍进化论时既没有选译生物进化论方面的名著《物种起源》，也没有选译斯宾塞的大部头综合哲学著作《第一原理》，而是选择赫胥黎的小册子进行精心改作。

再看林纾，他翻译的第一部小说《巴黎茶花女遗事》，是欧洲文学名著输入中国的第一部。这部译作的出现，震动了中国的作家和文艺读者，给中国的小说界输入了一股新鲜血液。那种才子佳人式、大团圆结局的中国旧小说已不能表现时代精神。随后，林纾又翻译了斯托夫人的《黑奴吁天录》，这部译作的问世带有明确的目的和动机。当时满清政府腐败无能，中国劳工屡遭欺侮屠杀，林纾出于爱国热忱，有感于这种“为奴之势逼及吾种”的事实，希望翻译此书给国民敲响警钟，使他们认识到亡国灭种的危险。在广大人民中林纾的译作激发了国家要富强、民族要独立的爱国主义思想。林纾的翻译所起的“媒”的作用，已经是文学史上公认的事实。他翻译的170余篇作品尽管漏译误译很多，然而其生动优美的译笔，风趣夸张的风格在读者中留下了深远的影响。他介绍人们去认识外国作品，引导大家去爱好外国作品，仿佛做媒似的，使国与国之间缔结了“文学姻缘”。林译小说的魅力与影响自此可窥一斑。林译小说之所以能得到广大读者的喜爱和欢迎除他独一无二的译笔和风格外，还有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他所处的历史背景及翻译动机。林纾所处的时代，正是清廷腐败衰微，列强入侵瓜分中华国土的时代。所以，从一开始，林纾便受梁启超等人的文学思想和翻译思想的影响，认为只有发展翻译事业，才能“开民智”，才能抵抗欧洲列强。他认为，救国应该靠实业，而翻译工作就是他自己的实业，他翻译的目的就是要唤起国人救国救民之情。可见他的翻译受当时的意识形态所影响的程度。

二、翻译策略的选择

翻译活动介于原语意识形态与译语意识形态之间，这两者有可能是相容的，也有可能是相互排斥的。再者，不能为译语意识形态在某一历史时期所容忍的原语意识形态中的事物或现象，有可能在其他时期被接纳，甚至被奉为经典或时尚。无论怎样，译者往往会采取以译语及译语文化为中心的策略，即用归化的手法对原文本或删或添或改，以便满足译语读者的期待和维护整个译语意识形态系统的稳定。

严复翻译《天演论》是想提醒国人民族发生了危机，他“对原作或增添，或删减，或替换，或改写，甚至为发挥、为达自己之旨而不惜改造原文”。其译作第一次向国人灌输了“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意识，从而引起了国内无数有志之士的重视和深思。(胡莉莉，2005)赫胥黎在《天演论》中曾经提到哈姆雷特这个人物，除了名字以外，别无其他解释。这是因为哈姆雷特是莎士比亚笔下的人物典型，在英语国家可谓家喻户晓。但是，当严复译介此书时，惟恐当时的中国读者不解其意，故加译为“罕木勒特，孝子也。乃以父仇之的，不得不杀其季父，辱其亲母，而自剚刃于胸”。人名之后的三十字都是严复加上去的。严复的本意是为了有助于读者的理解，但此译文又一次说明了译语意识形态对再现原文的支配作用：严复给哈姆雷特安上“孝子”的头衔，显然是受到当时中国传统伦理道德的影响，因为中国人眼中的“孝子”并不等同于西方人心目中的“a child who loves his parents”。

林纾成为翻译界屡屡指责的对象是因为他的“不忠实”于原著，他的任意的“增译”和“删改”；而林纾被当时的人所指责和唾弃的却是因为他的“忠实”于原著——将某一原著从头到尾地译出。《迦茵小传》原著是哈葛德(H·Rider Haggard) 的Joan Haste ，在林纾翻译该书前，杨紫麟便与包天笑合作翻译了这本书的一部分，并在序言中说在旧书店发现这本原著时书残缺得很严重，只好译出这书的下半部分。而林纾在《哈氏丛书》中找到了整部作品并将之译出，结果招来骂名，因为书的后部分内容有违中国伦理道德意识形态，为时人所不耻；杨紫麟和包天笑大刀阔斧将之删去，这一为时人所认可的审美意识形态的选材显然更能迎合读者群的接受心理。

与梁启超一样，林纾同样认可文学对于国家、民族的重要性。然而，对林纾影响最深的传统意识形态必然会跟西方文学作品中的意识形态相抵牾，而传统诗学观念也难免与西方文学观念冲突。从林纾的翻译以及他为翻译文学所撰写的序、跋等文字中我们可以看到林纾在传统观念的驱使下对异域文化的误读、在翻译中对源文本的改写与摆布。林纾用自己的解读调和着中西文学观念之间的差异。小说在西方已经成为最重要的文学样式，但在中国文学中向来被认为是“小道”而不登大雅之堂，而林纾却要借来自西方的“小道”行载道之大事。对于这个矛盾，林纾以“中国传统文人文学——具体说是史传和唐宋派古文作为‘前理解’，在西方小说中寻找审美契合点”。他用古文义法来比附、阐述西方小说。他称赞《黑奴吁天录》的“开场、伏脉、接笋、结穴处处均得古文家义法”。周作人指出：“他译司各特(Scott)和狄更斯(Dickens)，其理由不是因为他们的小说有价值，而是因为他们的笔法有些地方和太史公相像，有些地方和韩愈相像，太史公的史记和韩愈的文章既都有价值，所以他们的也都有价值了。”林纾正是用这种误读调和着两种不同的诗学，为自己身为古文家而行“小道”之事辩解，使自己翻译作品的地位得以提升，从而达到介绍西学的维新目的。(孙宁宁，2005)

结语

从严复和林纾的翻译中可以看出，意识形态对翻译有重大的影响。意识形态影响到了翻译的方方面面，包括从翻译文本的选择到翻译策略。作为沟通不同文化的桥梁，翻译不仅是语言互译活动，更是文化互动行为，意识形态与翻译成互动的关系。评论家在评论译作时，不应只着重“忠实”于原文，而应从宏观的角度去研究文本以外的因素，同时注意防止无限夸大意识形态的影响和作用，以免出现泛意识形态化的倾向。

参考文献：

［1］刘小刚.意识形态与翻译研究［J］.天津外国语学院学报，2006第13卷第6期.

［2］辛红娟.意识形态与翻译选择.求索，2004年04期.

［3］胡莉莉.论意识形态对翻译实践的操控［J］.嘉兴学院学报，2005年12期.

［4］孙宁宁.意识形态对翻译活动的操控［J］.四川外语学院学报，2005年01期.

［5］蒋骁华.意识形态对翻译的影响：阐发与新思考［J］.中国翻译，2003年0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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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谢天振.翻译的理论建构与文化透视［M］.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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