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媒眼里的“中国苏-27”（上）

编者按：俄罗斯《航空航天杂志》刊载该国知名航空史学家弗拉基米尔·伊利因的文章，详细介绍了中国歼-11战斗机的发展历史。那么苏-27究竟是在什么背景下飞进中国，俄罗斯又是在什么样的战略考虑下对华输出该机生产技术，同时它又是如何看待中国怎样把苏-27“本土化”乃至发扬光大呢？本刊编译该文，仅供有兴趣的读者参考。

皆大欢喜，原装出口

从数量上看，当前中国空军和海军航空兵序列里，数量仅次于国产歼-10的第三代歼击机就属苏-27及其衍生型号了。综合俄国防部联邦军事技术合作局和莫斯科思想库的意见，中国军队应保有不少于300架苏-27SK/ UBK、苏-30MKK/MK2以及歼-11（中国组装的苏-27），按照俄罗斯的标准，苏-27和歼-11被认为是第四代歼击机，而苏-30系列被认为是“第4+代”。据英国《Flight》杂志报道，2011—2012年间，俄海空军共有230架苏-27、苏-30、苏-33和苏-35，印度有137架，乌克兰36架，白俄罗斯22架，哈萨克斯坦13架。可以预计，在未来20年内，歼-10与苏-27（歼-11）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最具价值的“空战资产”，到2020年前，这些一线战机的数量将超过1 000架。

如果回头来看解放军获得苏-27的历史，那无疑是精明的中国人“踩到历史的机关上”（俄罗斯谚语，形容一个人或国家把握住时机，通过投资获得丰厚的利润和回报），它在苏联穷困潦倒的最后时刻争取到苏-27的允售承诺，这是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前线歼击机和歼击/截击机，而等到苏联解体后，中国又巧妙地促成俄罗斯继承这一生意，使自己的空军实力得到极大提升。据伊利因掌握的档案资料，1990年是中苏围绕第四代歼击机销售事宜展开谈判的起点，而在三年前，苏霍伊设计局便获得苏联航空工业部批转的苏-27出口型歼击机的研发任务，并已确定它们将优先提供给华约国家。当时，作为苏联盟友的华约国家可以按照编制需要从苏联获得新战机，这些战机在无线电通信与电子对抗设备将有所改动（多数情况下是降级）。苏霍伊设计局制定好出口型飞机的设计方案，上报航空工业部后经过层层审批与拖延，直到1988年12月才得到苏联国防部的批准。一年后，事情有了新的进展：1989年，苏联国防部为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在库宾卡举办一次新型航空装备展览会，苏霍伊设计局总设计师M.P·西蒙诺夫亲自向总书记汇报苏-27发展情况，同时还讲述了本单位因国防订货财务问题而导致的困境，请求戈尔巴乔夫尽快允许公司向国外出售苏-27，以获得下一步的研发资金，在场的航空工业部长I.S.西拉耶夫也支持西蒙诺夫的意见。他们的努力得到戈尔巴乔夫的认可，在得到“尚方宝剑”后，苏霍伊设计局于1989年11月制定出第二套苏-27出口型歼击机的设计方案，并且取消仅供出口华约国家的限制。与第一套方案相比，第二套方案的降级处理非常小，只是在苏联国土防空军领导的坚持下取消R-27E中距空空导弹的发射功能，以限制先进武器外流。

1990年1月3日，苏联部长会议通过允许外销苏-27的决议，同年2月12日，该决议获得国防部批准，苏-27的“出口护照”正式生效。恰巧在4月，中国政府高级代表团访问莫斯科，直率地提议成立共同工作组来讨论采购战机事宜，苏联总理雷日科夫当即表示欢迎。5月31日，中苏签署《军事技术合作委员会会谈纪要》，中国购买苏联武器的工作首次进入程序化谈判阶段。正是在那次会谈中，中国军人第一次听到除了米格-29歼击机之外，苏联还有更先进的苏-27。据米高扬设计局总设计师别尼亚可夫回忆，苏方谈判代表真正希望推销的是米格-29，因为该机航程短，属于战术飞机，但在会谈中途休息和进餐的过程中，那些曾在苏联留学的中方领导人与苏方领导人共同回忆起两国并肩前进的岁月，苏联官员被那段激情燃烧的历史所感动。在中方代表团即将离开莫斯科之际，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兼国防工业部长别洛乌索夫（Blyosov）正式转达一个好消息：苏联政府原则上批准向中国出售苏-27！随后在8月23日至9月1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代表团访问苏联，苏联国土防空军在库宾卡基地向客人们现场展示苏-27，“苏联英雄”试飞员普加乔夫亲自驾驶，在中国客人头顶上表演了精彩的“眼镜蛇”机动。这更坚定了中国引进苏-27的决心。据一位亲历者回忆，在引进苏-27的过程中，中国国内也有一些不同的声音，因为这项开中国改革开放后大宗军事装备技术引进之先河的计划太过庞大，一些人认为：“国家这么困难，花巨额外汇购买飞机，又不一定打仗，值不值得？且维修和备件都麻烦，不如把钱投到自己的航空工业，继续走自力更生的路。”这些意见有的来自航空工业专家，还有一些部队领导，有人甚至提出要考虑“历史責任”。但作为中央军委副主席的刘华清坚持说：“自力更生与引进技术不是水火不容，我们自己的飞机一定要继续搞、加快搞。苏-27是个好东西，我们短时期搞不出来。与其费九牛二虎之力搞出落后的东西，不如花点钱，买点技术，缩短时间，节省经费。现在我们能买得起，人家也同意卖，所以要抓住机会买进来填补这段空白。如果不准备，一旦军事斗争需要又没办法，那才是个历史责任，没法交代。”

就在中苏双方都作出为苏-27出口放行的决定之际，苏联政府又开始考虑是否按惯例将卖给中国的苏-27降低技术档次，即根据第一套出口型方案（针对华约用户）销售给中国，但中国军方拒绝接受。1990年12月4日，苏联外经贸部副部长格里申（Grishin）访问北京，就苏-27出口事宜进行最后磋商，“会谈是封闭式的，吵吵争争、进进退退”，但结果终于皆大欢喜，苏联同意用苏霍伊设计局提出的“准自用型方案”对华提供苏-27，这就是后来的苏-27SK和苏-27UBK（双座机）。12月28日，中苏关于销售24架苏-27的协定在北京签署，其中20架苏-27SK单座机由阿穆尔河畔共青城航空科研生产联合体（KnAAPO）生产，4架苏-27UBK双座机由伊尔库茨克航空科研生产联合体（IAPO）生产，这是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来金额最大的军火采购。作为苏-27的首次出口，中国买到的苏-27在规格上与苏联自用型号近乎一致（就连当初规定的取消R-27E发射功能也没有落实），这表达了苏联在“后冷战时代”对中国的重视。协议签署后，中方邀请苏方代表品尝颇富地方特色的北京烤鸭，席间双方以茅台酒相互庆祝。

协议签署后，1991年3月，苏联航空技术代表团携带米格-29、苏-27歼击機赴北京南苑机场展出，以其一流的外形设计及超机动性能令中国空军将领叹为观止，据说一位久经杀场的老将军近距离看到苏-27时感慨道：“这架飞机真大，至少可以装下一个班的战士！”这时，西方世界还被蒙在鼓里，仅仅以为这只不过是一场飞行交流活动罢了。

突飞猛进，吃透技术

1992年6月27日，首批8架苏-27SK和4架苏-27UBK由俄罗斯后贝加尔军区吉达机场起飞，经过蒙古领空，于当日上午10时15分安全飞抵中国安徽芜湖空军基地，列装中国空军第3师第9团。11月25日，剩余的12架苏-27SK由KnAAPO所在的共青城机场直抵芜湖基地。至此，解放军空军进入到“苏-27时代”，此时距苏联正式装备苏-27也仅7年（1985年6月22日远东地区泽米吉空军基地正式装备首批20架苏-27）。亲历者回忆，在中苏（俄）首次引进苏-27歼击机的交易过程中，刘华清考虑到当时中国外汇紧缺，而俄罗斯经济正也处于最困难的时期，各类生活日用品和食品极为短缺，因此他向中共中央建议，采用易货贸易引进装备，后来中方成功地运用易货贸易，将罐头、羽绒衣等物品以“实物工资”的形式抵消了30%的货款，节约了宝贵的外汇。

苏-27的到来，对中国军人的震撼是空前的。2008年7月，中国军事装备专家赵泽龙（音）在其回忆录里写道：“苏-27SK歼击机震惊了我们的军人，我国空军现役歼-6和歼-7歼击机不具备全天候作战能力，当我们第一次感受到什么是第三代战机（按照中国空军的划分标准，苏联的米格-15/-17/-19均属战后第一代喷气式歼击机，米格-21属于第二代，苏-27和米格-29属于第三代，俄罗斯的T-50则属于第四代），第一次看到作战半径如此之大的战机，第一次认识真正的重型前线歼击机，这种感觉远远超过1986年美国空军“雷鸟”表演队驾驶F-16在北京南苑机场飞行时所带来的惊喜。苏-27SK的到来是中国空军装备发展的里程碑，从此中国空军开始了长达16年的突飞猛进式发展，并一直持续至今。”应该说，在上世纪80～90年代，尽管中国拥有一批核武器与洲际弹道导弹，但受到之前“文革”和“军队要忍耐”政策的影响，中国武装力量与其它大国的差距还非常大，军事结构体制严重落后，有数百万半游击式军队，空军歼击航空兵的主要兵器更是数以千计的歼-6和少量歼-7、歼-8苦撑局面，这些战机已算不上什么先进战机了。通过采购和生产苏-27，使中国提前10年拥有可抗衡美国及其盟友的骨干空军装备，不仅拓展了官兵视野，还奠定了中国空军“全攻全守”战略发展的基础。但要强调的是，从1992—2008年，中国空军虽然拥有可与美国F-15、F-16歼击机相媲美的现代化战机，但往往像使用歼-6、歼-7那样使用它们，没有将它们真正的战斗潜力全部发挥出来。当然，人与武器的磨合需要一个过程，中国飞行员日渐熟悉苏-27的脾气秉性，并且努力使之适应并融入自己的作战体系中，他们对苏-27的普遍观感是“武器挂点多，载弹能力强，作战半径大，比中轻型机更能拓展任务，而且未来改进潜力也更大”。

正因为希冀苏-27带动整个中国防空体系的大跃进，因此区区24架的直接购买根本满足不了需求。赵泽龙说：“在1990年购买苏-27之际，中国政府就紧锣密鼓地就引进生产许可证的问题与俄罗斯展开谈判。起初，俄罗斯不想将苏-27的生产技术转让给我们，但我们坚决地提出，如果拿不到生产许可证的话，购买苏-27的数量不会超过48架。无奈之下，俄罗斯只好同意了。”通过他的记述可以看出，从一开始中国就确立了仿制苏-27的想法，这一作法也成为中国自主升级空军装备战略规划的起点。1996年，中俄签下25亿美元的合同，俄罗斯允许中国在沈阳飞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组装200架苏-27，第一批为105架，第二批95架。赵泽龙写道：“第601飞机设计研究所和第112飞机制造厂承担了苏-27的国产化任务，这种由中国自己组装的歼击机被命名为歼-11。”顺便提一下，苏-27使用的AL-31F发动机也被中国在研的歼-10中型歼击机看上，中国利用大规模应用苏-27的机会，寻求到俄罗斯礼炮发动机制造科研生产中心的帮助，使AL-31F发动机的变型——AL-31FN也能集成到歼-10机体内，从而大大加速了该机的研发与生产速度，用中国人自己的话说，这叫“一发带两机”，推动中国航空工业近20年的稳定发展。

1998年12月15日，中国组装的首架歼-11终于飞上了蓝天，但据知情人士透露，其实该机在1997年就组装完了，但经过初步地面滑跑试飞后，不得不拆开重新组装，原因是质量不过关。随着更多中国企业加入歼-11的量产工作，而且高标準的生产规范也被坚定不移地贯彻下来，歼-11工程逐步走上正轨，生产速度逐渐加快，到1999年后达到年产15架的水平。伊利因掌握的档案显示，为帮助沈飞，前后有100多名俄罗斯专家来华参加歼-11的量产工作，他们主要来自KnAAPO，俄方专家的心态也比较坦然，认为这种合作方式是比较成功的，“一方出钱，一方出力，物尽其用”。到2002年，中国已组装出48架苏-27，第二年又组装出同样数量的战机。应该说，这两批次的歼-11在中国空军中使用的频率非常高，以至于2011年中国空军主动宣布部分歼-11退役，其中具有重要意义的几架还送入北京大汤山航空博物馆等纪念场所。

到2004年，俄罗斯按照合同规定向中国交付首批全部105架苏-27SK的零部件，但剩下95架战机的合作却没有继续下去，因为中国放弃了，原因在于苏-27毕竟是苏联上世纪80年代的产品，用途过于单一，特别是不能使用高精密武器打击地面目标，而且它只能使用苏联R-73、R-27空空导弹，中国自主研发的“霹雳”8、“霹雳”12导弹则无法兼容。其实，这些不足完全可以在量产或维修过程中改正过来，中国也在2003年就向俄方提出这一要求，于是俄罗斯推出苏-27SMK歼击机，它是苏-27歼击机的“中国专用型”，它能够使用原来的生产线，升级过程既可以在歼-11的量产过程中完成，也可以在后期调试（精加工）过程中实现。从KnAAPO公开的细节看，从苏-27SK（歼-11）向苏-27SMK的升级过程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为歼击机安装空中受油系统和部分可拆卸式翼面，后者的目的是为了安装外挂油箱和两个补充的武器挂架，并准备在这两个挂架上装备俄制主动雷达制导的R-77中距空空导弹；第二阶段，中方在俄方专家的指导下吃透苏-27SMK的技术要领，自行对已服役的苏-27SK和歼-11实施升级，并统一命名为歼-11A歼击机。但这项工作进行不久，便被中方主动放弃了。

就在抓紧苏-27国产化之际，为维持部队的有效战斗力，中国仍继续从俄罗斯采购更先进的苏霍伊系列歼击机。2000—2001年，中国空军采购38架苏-30MKK双座多功能歼击机，该机由KnAAPO生产，能够携带空对面精确打击武器，其中包括Kh-31P超音速反辐射导弹，2001—2003年间，俄罗斯又向中国提供第二批38架苏-30MKK。2003—2004年，KnAAPO另外向中国海军航空兵提供24架苏-30MK2双座多功能歼击机，它与苏-30MKK歼击机的区别在于机载设备与武器系统更全面，座舱内安装更先进的信息指挥系统，可发射Kh-31A超音速反舰导弹和Kh-59ME亚音速空对地巡航导弹，后者的最大射程为115千米。据称，中国海军于2004年又追加订购了26架苏-30MK2。从作战水平方面来讲，苏-30MKK和苏-30MK2完全符合21世纪第一个10年中国空中作战的要求，但苏-27SK则有些落伍了，在综合作战能力方面要低于俄罗斯向印度出售的苏-30MKI，就这点而言，至少中国民间充满了愤懑之情。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