亦公亦私的皇家书法鉴藏

学习右军法，亲自为王羲之作传之外，他在位期间下大气力诏求天下古贤书迹，尤以王羲之为重，并多次组织进行官方的整理工作，优厚的征求回报使得民间情绪高涨，一时“天下争古书诣阙以献”，内府所藏得到了很大的补充。晋、宋人墨迹之中，非吊丧问疾书迹，皆入内府。《历代名画记》云：“贞观、开元之代，自古盛时，天子神圣而多才，士人精博而好艺，购求至宝，归之如云，故内府图书谓之大备，或有进献以获官爵，或有搜访以获锡赉。”尤其是获取《兰亭序》的过程成为千古佳话，为此太宗也给予了萧翼、房玄龄和辩才和尚丰厚的回报。

贞观年间发生的书法鉴藏相关活动是较为密集的。先是“贞观六年正月八日，命整理御府古今工书钟王等真迹得一千五百一十卷。”这应该是阶段性成果，其中包括钟、王、张芝等名家，也包含其他工书者。此外，另有徐浩所云：“太宗大购图书，内库有钟繇、张芝、张昶、王羲之父子书四百卷，及汉、魏、晋、宋、齐、梁杂迹三百卷。贞观十三年（639）十二月装成部帙，以‘贞观’字印缝，命起居郎褚遂良排署。”在韦述《叙书录》中也有相关记载：“右军之迹，凡得真行二百九十纸，装为七十卷；草书二千纸，装为八十卷。小王及张芝等，亦各随多少，勒为卷帙。”内府整理工作大致有两个方向，其一是对所有藏品整理编目；其二是针对王羲之法书墨迹的鉴定编目工作。由于太宗偏好，这一工作往往更为细致，重賞之下，四方妙迹咸至，太宗命内府拿出右军书迹来参校以鉴真伪优劣，使褚遂良、王知敬负责主要的科简工作。《叙书录》和褚遂良所撰《晋右军王羲之书目》明确记载了右军书迹的详细数目，然而，这些统计结果很可能是有误差的。由于唐太宗在处理二王问题的态度偏差过大，使得很多投机者将王献之的手迹裁掉名款充作右军书迹进奉以博取更多的利益，这些手迹即便是都要经行家里手过眼，但以二王之间的渊源论，很难将二者完全辨析清楚。这种滥竽充数的现象在当时并不新奇，李世民所撰《断卖佛像敕》中便提到了当时一般工匠只图利润来私造佛像之事。

唐太宗是一位深谋远虑的政治家，在文化建设方面同样是眼光深远。他精心学习王羲之的书法，身体力行的追摹他所树立的典范，并常与近臣有相关的讨论和互动，虞世南（558-638）、褚遂良（596-658）是他研讨书法的主要臣僚，他还经常将书法赏赐给大臣，在他周围逐渐养成了浓厚的文艺氛围。在这样的条件下，唐太宗不失时机地让高手匠人（如冯承素、汤普彻等）高精复制王羲之的精品手迹，然后赏赐近臣。现存冯承素（617-672）摹本《兰亭序》便是当时众多复制品中的上品，可谓下真迹一等。唐何延之《兰亭记》载：“帝命供奉榻书人赵模、韩道政、冯承素、诸葛贞等四人，各榻数本以赐皇太子、诸王、近臣……今赵模等所榻，在者，一本尚值钱数万也。人间本亦稀少，代之珍宝，难可再见。”另据褚遂良记载，贞观十三年，出王羲之真迹《乐毅论》，命将仕郎直弘文馆冯承素等人模写，赐给了长孙无忌、房玄龄、高士廉、魏徵等人，“并笔势精妙，备尽楷则。”这种开枝散叶的做法也使得大臣能够体味到王羲之的高妙，受到切切实实的影响。这一创举可谓唐太宗于书法史之一大贡献，其在古代官藏较为集中的情况下具有重要的意义，一方面使王羲之的影响体现出社会效应，进而达到唐太宗文治思想的初衷；另一方面是在可能的情况下做了一层保险，一旦官藏珍品遭遇不测，还能够延续其生命力。神龙本《兰亭序》便是最好的例证。

自南朝始，装潢裱褙就成为了内府保存法书名绘的必要环节。至唐太宗时，内府装潢保存工作已经比较成体系，除秘书省所设熟纸匠、装潢匠各十人之外，贞观二十三年，弘文馆置揭书手、熟纸匠和装潢匠，专门从事古迹法书的裱褙、保存及复制工作。以当时情况推测，当是内府藏品规模日趋庞大，且弘文馆为太宗非常倚重的文化机构，需要与秘书省分担法书图籍的整理传播工作。贞观时期的整理工作沿用了南朝的押署跋尾制度，还开创性的制作了“贞观”小印印缝及卷之首尾：“贞观十三年十二月装成部帙，以‘贞观’字印缝，命起居郎褚遂良排署。”目前，贞观时期内府藏右军书迹具体目录的官方纪录无从可考，褚遂良的相关记载成为了最重要且最有说服力的凭证。当时除了褚遂良之外，还有王知敬、长孙无忌、魏徵、杨师道、韦挺、冯长命等参与过法书墨迹的鉴识工作，并留有签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