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心目中的赵俪生先生

摘要：赵俪生先生是一位卓有成就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赵俪生先生虽然对马克思主义自始至终都怀有执著的信仰，但又不是那种抱残守缺、墨守成规式的教条主义信仰，而是在提高自身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认识的基础上，加深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理解，还原马克思主义理论知识结构，从而使自己的信仰从盲从中解脱出来，这是一位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所具有的立场和胸怀。赵先生先生运用阶级分析方法研究历史，在很大程度上与他对社会底层人民的人文关怀和对家国情仇的巨大情感联系在一起。这也应是赵先生信仰马克思主义的心理和情感基础。赵俪生先生虽然不专攻宋史，但他对宋代地方武力的研究、对宋代社会发展的总体把握及其主流现象的认识，颇有独到而深刻的见解。

关键词：赵俪生;马克思主义史学;宋史

DOI：10.16346/j.cnki.371101/c.2019.01.12

一、记忆中的赵俪生先生

20世纪80年代从兰州各高校历史专业毕业的学生，大概无人不晓赵俪生先生。赵先生的道德文章和传奇人生，总是成为历史系学生们重要的谈论议题。我知道赵先生是在1979年的春季，那是赵先生在甘肃省博物馆学术报告厅给兰州高校和科研单位史学界的师生作报告，报告的题目是“农民起义与古史分期”。1978年冬季，赵先生分别出席了在长春召开的中国古代史分期讨论会和在上海召开的农民战争史讨论会。赵先生的报告就是围绕这两个会议的议题而展开，有关会议主题讨论，赵先生专门撰文发表在省内杂志上①。而在报告会上所讲要比论文内容宽泛许多，特别是讲了会议上的争论以及许多趣闻。

当时，我刚考进甘肃师大历史系不久，因为以前从未学习过历史，对于赵先生讲授的内容并不是很能听得懂，但是当时我所在甘肃师大历史系中国古代史课正好讲到秦末农民大起义，讲课的老师潘策先生主张农民大起义后地主阶级实行反攻倒算政策的观点，由此知道在20世纪50年代以后的农民战争史研究中，形成了学术观点十分对立的两派：一派以孙达人先生为代表，讲“反攻倒算”，受到毛泽东的赞赏;一派以孙祚民先生为代表，讲“皇权主义”和“让步政策”，遭到批判。尽管他们二人观点对立、遭遇迥别，却都是赵先生在山东大学任教时的学生。故而我对于赵俪生先生讲他的这两位学生都在会下积极联络他，希望自己能支持他们各自的观点印象深刻。赵先生说，都是学生，手心手背都是肉，支持一方，另一方肯定受伤害，因而每次面对学生都是笑而不语，任他们尽情发挥自己的观点。

作者简介：李华瑞，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北京100089）。

①赵俪生：《关于古史分期问题和农民战争问题》，《甘肃社会科学》1979年第1期。这次报告会后，有许多人谈及赵俪生先生的传奇人生。赵先生1957年从山东大学历史系调至兰州大学历史系，并被补划为右派，剥夺了讲课和发表作品的权力。不久，兰州大学文科下马，赵先生被并入甘肃师大历史系，随后被遣往甘肃师大设在河西走廊山丹县的农场接受“改造”。1960年，饥饿降临到每个人的头上。农场里人人饥肠辘辘，还得从事繁重的劳作。赵先生已极度虚弱，仍遭受非人的虐待，九死一生。

得悉赵俪生先生的这段经历，一下子拉近了我与赵先生的情感距离。因为赵先生在山丹遭受饥饿之时，只有两岁多的我也在山丹遭受同样的饥饿。我的父亲在50年代中期从北京支援大西北来到新组建的山丹矿务局（后改为山丹煤矿），而我就出生在山丹县平坡。1960年我家从平坡搬到山丹煤矿留守处所在地前窑。前窑离县城约4公里，而山丹四坝农场在县城南面9公里，少年时的我在每年七八月间都要到四坝农场捡拾麦穗和掘挖黄鼠储存粮的洞穴，也常到邻近的三十里铺滩上吃西瓜，一角钱管吃足按，山丹县农场，现今名称是甘肃省国营山丹农场。1947年国际友人路易·艾黎在山丹周围建了三个农场，其中之一建在县城南面的四坝滩上。翌年，艾黎在四坝滩发现新石器遗址，后被考古界定为“四坝文化”。四坝农场于1958年收归国有，成立山丹四坝农场，1967年以前归兰州军区生产建设兵团二师十二团（兰字922部队）。甘肃师范大学于1958年在山丹、甘南建有两座农场，但“校史”讲述得太简略，语焉不详。从艾黎所建培黎学校与甘肃师范大学的交往历史而言，甘肃师范大学所建农场应是在已收归甘肃省农业厅而隶属山丹县农业局管辖的山丹四坝农场内。赵先生被发配的山丹县农场当是山丹四坝农场。赵先生回忆山丹农场时说设在山丹三十里铺，三十里铺现属陈户乡，距县城约十五公里，与位奇镇交接。四壩现属位奇镇，两地相距七八公里，赵先生在《山丹医院杂咏六首之六》有“伶仃疲体觉丰满，抖擞归来垦滩田”，三十里铺大致也在四坝滩地上。。

据父辈讲述，1958年以后山丹县连年遭受自然灾害的侵袭，1959年年底发生了严重的疫情，甚至出现了人吃人的悲惨景象。从有关记载也可以印证当时山丹的灾疫很严重：1960年4月“全县不断出现食物中毒和浮肿病人”，“1960年12月17日，县委向张掖地委上报灾情，初步统计全县共有各种病人五千多人，最近两个月死亡246人。群众口粮每人每天只有6两，体质日益瘦弱”。“1961年1月7日，县委作出《关于进一步深入开展大规模采集和制造代食品（包菜根、糜谷根、大豆叶、麦衣、山药秧、葫芦秧、瓜秧、蓬科、碱柴子等）运动的几点意见》”甘肃省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甘肃省煤炭工业志编纂委员会编纂：《甘肃省志》第三十一卷《煤炭工业志》，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1995年。。由此可知，当时正常人的生命尚难以得到保障，对于遭受政治“迫害”的赵先生九死一生的经历，就有了切肤的理解。

自1979年春季听过赵先生的讲座后，我自然开始关注赵先生的学术动向。赵先生自己曾说过，有些名家告诉他在看期刊杂志时，只要有赵先生的大名总会留意翻看他的文章。名家如此，作为学生的我喜欢读赵先生的文字那更是理所当然。其后多次听赵先生的学术讲座。赵先生口才极好，讲座大气磅礴，据听过赵先生的学生回忆，赵先生讲课，条理清晰、剖析透彻、抑扬顿挫、妙语连珠，学生皆大欢喜。著名历史学家王家范先生称：“解放前，中国高等学府历史课讲得最好的是钱穆，解放后，则首推赵俪生。”我没有机缘听钱穆先生讲课，无从比较，但是自读大学以来，听过无数名家巨擘的学术讲座和报告，就讲座氛围而言，赵先生的讲座和报告最富感染力则是名副其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