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民国时期湖南学术的发展及特点

摘要：民国是中国学术发展的重要转型时期，民国湖南学术也获得了长足的进步，出现了一大批文史、哲学、法学、教育诸领域的大家。晚清以来史学独树一帜的学术传统得到延续，史学成为民国湖南学术的奇葩，对20世纪下半叶中国史学的影响巨大；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方法在学术研究中得以运用，并形成了具有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和文学研究成就；传统学术方法继续在学术研究中传承，在文字学、文献学研究中收获硕果；西方现代学术研究方法和流派也在伦理学、法學、逻辑学研究中打上烙印；由此呈现了民国湖南学术的发展轨迹，并凸显其湖湘学术独特的传统。

关键词：民国；湖南；学术

民国是中国学术史上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它具有两个转型时期的重要特征：一是延续了晚清中国传统学术向近代学术转型的进程，实现了中国传统学术向现代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学术体系的转变；二是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及其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运用，改变了民国学术界的面貌，并由此而诞生了中国马克思主义人文社会科学各学科。民国时期湖南学术的发展，也是在这一背景中进行的，并且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在第一届中央研究院81名院士中，湖南籍院士有3名，而且集中在人文学科，他们是哲学家金岳霖、中国语言文字学家杨树达、法学家周鲠生，占28名人文学科院士的10.71%。此外，还出现了杨昌济、翦伯赞、周谷城、吕振羽、向达、舒新城、李达、李剑农、蒋廷黻、齐白石、黎锦熙、田汉、欧阳予倩、丁玲、周扬、成仿吾、余嘉锡等一大批哲学家、史学家、文学家、法学家、教育家、文字学家以及作家、艺术家等等，他们在各自领域的工作，构成民国湖南学术史的鸿篇巨制，在民国学术界占有重要的地位。

一、湖南史学家的异军突起

经世致用是晚清湖南学术的传统，以经世为依归的史学研究则是晚清以来湖南学术发展的一大特色。晚清经世史学的开山代表作当属贺长龄与魏源通力合作的结晶《皇朝经世文编》，该书猬集清道光以前众多官员学者的奏稿论述，涉及学术、政事、文教、刑制、礼制、兵政、河务、兵防等，文章达1300多篇，辑为120卷，共300多万字，其中“言学之属六，言治之属五，言吏之属八，言户之属十有二，言礼之属九，言兵之属十有二，言刑之属三，言工之属九”[1]157。《皇朝经世文编》“是中国近代经世学的划时代文献，标志着嘉道年间经世思潮的形成”[2]211。同时，也是晚清湖南经世史学之滥觞。经世史学的典型代表人物主要有魏源、王闾运、李元度、李桓等，其它如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曾纪泽、陈天华、杨毓麟和曾鲲化等在史学方面虽无专门著述，但其史学观与经世史学一脉相承。进人民国，史学研究仍然是湖南学术的重镇。出现了李剑农、翦伯赞、吕振羽、周谷城、向达、蒋廷黻等一大批史学家，成为民国史学界令人瞩目的史学家群体，对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史学界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李剑农（1880—1963），又名剑龙，号德生，湖南邵阳人。以研究政治史、经济史著名，代表作是《中国近百年政治史》（该书由其成名作《最近三十年中国政治史》及补写的篇章合刊于1942年，中华书局2011年再版）以及《先秦两汉经济史稿》（三联书店1957年版）、《魏晋南北朝隋唐经济史稿》（三联书店1959年版）、《宋元明经济史稿》（三联书店1957年版）。

李剑农通过对中国古代经济的研究，特别是对生产方式和生产工具变化的考察，主张历史进化论。他认为，历史的进化过程就是新事物代替旧事物的过程，“新者得半之位，而今日之新者，又渐为余半之旧者，以次递演，斯为进化”[3]2。这种进化是渐进发展的，“凡社会组织之变革，及各种文化形式之成长，皆由渐次进展而来”[4]28。而且，进化的过程也并非一帆风顺，“历史之进展常走曲线”[4]83。在阐明历史发展是一个进化过程的基础上，李剑农力图探寻历史发展的原因，他认为历史发展都是有其原因的，“历史的事变如流水，不能由我们用刀去截断。后时代的变化，都是在前时代已经成了问题，后时代的人物事迹，都是前时代的产儿”[5]1。他从中国经济史研究的实践中得出结论，指出历史进化的根本原因是生产力的发展：

“冶金术渐次进步，其影响所及，工具随之改良，生产随之增进，分业随之繁密，金属货币随之成立，商业随之进步，社会经济出现空前之发展，同时上层建筑之政治结构亦开始发生变化”[3]37，皆由生产力的增进。这一结论符合历史唯物主义的历史观点，但由于李剑农没有系统地研究和接受马克思主义，他又陷于历史循环论的局限中。他认为“中国历史上有一种所谓‘一治一乱’的周期律：每次统一约二三百年之间，必要经过一二次的小屠杀；到了二三百年又要经过一次大屠杀。自秦汉以来，这种周期律的表现是历历不爽的”[6]57，“中国近三十年的政治史，大部分还是为中国旧历史上的周期律所支配。……所以近年来的混乱战争，纵然没有帝国主义的势力侵入，也是不能免的”[5]647。

在史学方法上，李剑农重视史料的作用，主张应当用史料来说话，强调历史的客观性。他说：“我们研究历史的人，最宜注意的，就是以客观的事实下判断，不要以主观的感情下判断。”[6]63例如，关于中国文明的起源问题，他不赞成当时流行的殷周起源论，认为这种说法的主要依据是甲骨卜辞，而“现时所得之甲骨卜辞，既不足以包括殷代文献之全部，而甲骨文之尚未考释明白者，又居大多数也”[4]3，因此必须持谨慎态度。同时，李剑农还主张从整体上来研究历史，即将历史看作一个整体并运用整合方法和比较方法来研究历史。在研究中国古代经济史时，他将经济的发展变化当作是各种因素相互影响的一个整合体来考察，尤注意各种因素的关联。同时，对南北方经济的状态进行对比研究，以明确中国经济发展的整体状况。李剑农不单纯是一个学者，也是一个社会活动家，有强烈的用世想法，但作为一个历史学家，他在民国学术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正如萧致志教授所评价的：

李剑农在史学上的主要贡献：一是在中国近百年政治史的研究中取得了杰出的成就。所著《中国近百年政治史》曾译成英文，为国内外学者广泛引用和参考；二是开拓了中国古代经济史的研究。其《中国古代经济史稿》运用唯物史观，探求中国社会发展规律，是新中国建立后第一部系统的中国古代经济史著作。他的史学观点和治学经验，足资后学借鉴。[7]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