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食货”学派的基本特征研探

摘 要：1934年，陶希圣创办《食货》半月刊，以此为平台，一批从事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的学人聚集于此，形成名盛一时的“食货”学派。食货学派的主要特征是：其成员以陶希圣为中心，具有稳定的师承关系，并形成了紧密的学术联系；他们大都接近或倾向于唯物史观，在一些重要历史问题上已形成较为相似的学术观点；其治学风格以理论与史料并重见长。这些主要特征的形成，是“食货”学派作为一个主要学术流派存在的基本依据，并对中国经济史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食货”学派在中国史学史上的地位不容忽视。

关键词：食货学派；《食货》半月刊；基本特征

中图分类号：K09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4608(2011)01-0072-06　收稿日期：2010-09-21

作者简介：陈园园，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博士生 210097

1934年，陶希圣创办《食货》半月刊，以此为平台，一批从事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的学人聚居于此，形成名盛一时的“食货”学派。随着抗日战争的爆发，《食货》半月刊停刊，“食货”学派渐趋无闻。由于《食货》半月刊存在时间较短，“食货”学人在社会经济史研究领域影响范围有限，学界对这一学术群体是否已形成学派尚存疑问。事实上，在此期间，《食货》半月刊的骨干成员经过数年的相互砥砺，已逐渐形成一个具有共同学术旨趣和治学风格的学派。总结食货学派的基本特征，或可有助于我们对这一问题作出较为明确的回答。

一、“食货”学派成员具有稳定的师承

关系和紧密的学术联系

据史学家何兹全称：食货学派的主要成员“有陶希圣直接指导的在北京大学法学院‘中国经济史研究室’工作的鞠清远、武仙卿、曾謇和后来与陶希圣有工作关系的连士升、沈巨尘、何兹全。”而在《食货》杂志上发表论文还有其他一些学者如稽文甫、傅衣凌、全汉昇、杨联陞、王瑛、李秉衡、刘兴唐等，由于他们的学术观点及治史旨趣与陶希圣等人相左，故一般这些人都不被算作食货学派的成员。显然，食货作者群并不完全等同于食货学派。

食货学派的形成与作为食货学派宗师的陶希圣密切相关。1931—1937年，陶希圣在北京大学任教，并在北京师范大学、北平大学、燕京大学、清华大学、朝阳大学轮流兼课，这一时期食货学派的主要成员正处于完成大学学业的过程中。如1930—1931年入学的北京大学学生武仙卿、沈巨尘、何兹全、曾謇，北京师范大学学生鞠清远；还有1934年人燕京大学研究所继续深造的连士升等人。这些青年学生都师从陶希圣，在其影响下专攻中国社会经济史。何兹全回忆：“我走上研究中国社会史的道路，是受陶希圣的影响。我在北京大学史学系读书时(1931-1935年)，陶希圣正在北大教书。他开中国政治思想史、中国社会史的课，我都选听。”陶希圣本人精通中国社会、政治、思想等各领域，并对中国历史有精深的研究。因此，他就中国历史的各个方面提出的观点、假说总能给学生以启迪，并引发他们进行深入研究。何兹全称：“他提到南北朝的佛教寺院之战，也使我很受启发，我便立意要研究这一课题。”著有《中国古代社会》(上)一书的曾謇也对陶希圣提携自己从事学术研究的经历念念不忘，认为没有陶希圣的支助，他不可能写就此书。他说：“这部家族组织的研究工作，却大都是在他们(陶希圣等)启迪下完成的。没有他们的启迪，我决做不出来，至少是现在不能做出。”“我最初没有获得齐燕民族婚媾家族习惯的许多材料。所以我并不企图把它们独立作一章来处理。但最近承希圣师把他所得的关于齐燕婚姻家族的材料见示以后，我才决计加添一章，”“假如他不把材料供给我，我能有这样的发现吗?”陶希圣在教学过程中，不断发掘年轻有为的青年，并引领他们从事史学研究。沈巨尘回忆：“民国二十年秋，我进入国立北京大学，在政治系肄业，政治系的课程，多是舶来品，政治思想是西洋的，政治制度是讲欧美的，无一课涉及中国。”“我因此便立定志愿，要彻底研究中国政治制度，显示其清晰面貌，编著一部中国政治制度史。”陶希圣发现沈巨尘的志趣后，随即指导他从秦代开始，研究中国政治制度史。“在校时，常蒙陶希圣指导鼓励，利用课余时间，寻找有关资料，撰写成秦汉政治制度一书。”④ 不仅如此，食货学派成员学术思想及观点的形成深受导师陶希圣的影响。陶希圣较早注意到东汉以后、中唐以前这一历史时期的特殊性，并“再三叫起同学的注意”。食货学派成员武仙卿与陶希圣合著的《魏晋南北朝史》一书，着重强调南北朝政治经济地域性与割据性，大力阐扬魏晋南北朝能独立成一段的思想。“此书写时，我们讨论的次数很多。初稿成后，由我(陶希圣)重加斟酌，除修改几处文字之外，更有改动见解的二三处。”鞠清远的代表作《唐代经济史》一书，被袁永一评价为“关于唐代租庸调与两税制的内容，作者见解颇为新颖，有它独到的地方。”此书也是与陶希圣合著，“材料搜集的周到，功在鞠先生。体裁、系统及观察解释如有错误，由我负责。”这表明，食货学派成员在对中国社会经济史的学术研究过程中，以陶希圣为中心，具有稳定的师承关系，并形成了紧密的学术联系。

二、“食货”学派成员在学术思想和

学术观点上的趋同

首先，食货学派成员在学术思想上大都接近或倾向于唯物史观。

20世纪上半叶是唯物史观风行一时的时代，食货学派成员都曾受到唯物史观的影响。陶希圣早期影响较大的两部著作《中国社会之史的分析》(1928年)和《中国封建社会史》(1929年)中应用的阶级、生产技术、生产力等术语皆来源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此外，在《中国社会之史的分析》一书中关于“士大夫阶级成为中国的治乱之源。优秀分子大抵贱工贱商而趋于政治活动，则生产技术不易改良，而农工商不能进步。游惰者多，官位又少，则政争便由此发生”⑧的观点，受马克思的影响非常明显。不仅如此，陶希圣在《中国社会与中国革命》(1929年)一书中，更明确地表达了自己持“唯物的观点”。他称观察中国社会应持三个观念，其中“第三是唯物的观点”。以致时人郭湛波也直言不讳地评价说：“中国近日用新的科学方法一一唯物史观，来研究中国社会史，成绩最著，影响最大，就算陶希圣先生了。”当然，陶希圣的唯物史观是不彻底的，如他所言：“我的思想方法，接近唯物史观，但却不是唯物史观。”四这主要在于他坚决反对无产阶级革命理论，刻意回避阶级斗争。此外，陶希圣对马克思依据唯物史观分析所得的一些结论也不认同。

同陶希圣一样，那些聚集在陶希圣周围的学者也大都具有同样的思想倾向。何兹全称：北伐战争后，很多马克思主义的书被各个出版社竞相出版，“给我印象深的是河上肇的关于辩证法的书。对我以后研究中国古代和中世纪史影响大的是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德国

农民战争》和考茨基的《基督教之基础》。我从这些书里学习的是读史、学史和写史的理论和方法——辩证法和唯物论。”曾謇也坦言：“西洋的两位学习者——莫尔甘和恩格斯，他们的著作对于我的影响也极大，我的理解中国的古代社会也多是以他们的学说为根据而参加我自己的主张的。”还有连士升，他称马克思在其经济学批判的序言中对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关系的论述是“经济史学开路先锋的重要宣言”，同时也认为“人类社会的经济的构造是一切形而上的基础，所以我们要了解过去的历史必须先从经济史做起。”由此可知，食货学派成员在学术思想上形成基本共识，他们大都接近或倾向于唯物史观。

其次，食货学派成员对当时讨论热烈的一些重要历史问题，如商业资本主义社会、奴隶社会的有无及封建社会的断限，形成了基本一致的学术观点。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关于商业资本主义社会

商业资本主义能否成为一个独立的社会形态，这是社会史论战中争论较多的问题之一。陶希圣早前提出秦汉以后是商业资本主义社会的观点，稍后又修正为由宋至清末为商业资本主义社会。此论一出，受到学术界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学者的批判，焦点集中在商业资本的历史作用上。马克思主义学者认为商业资本不是生产资本，它只能依附于其他生产方式来发挥其剥削和破坏的机能，而不可能创造一种独立的社会形态。

面对学界的批评，陶希圣逐渐改变了商业资本主义可以单独成为一个社会形态的观点。他在《中国社会形式发达过程的新估定》一文中明确指出：“长期前资本主义社会说也一样的不妥当，我向来也是主张此说的，现在我觉得此说从根本上有应当改正之点。”稍后，陶希圣在《食货》“编辑的话”中承认：“从前我曾取长期商业资本主义社会说及循环论，甚至使商业资本主义等于陶希圣主义。近来略对中间这一段加些研究，看出一些重大变化出来，自觉从前把春秋战国与清代两头一拉的见解是有缺陷的。”并直言：“商业资本固然不能决定社会形态，但分解旧有社会形态的作用是不能否认的。”可见陶希圣已放弃了商业资本主义社会说。

何兹全也就商业资本主义社会问题发表观点：“封建社会中前后两个时期的变化，是很重要的。过分看着这种变化，而于封建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之间划成一个商业资本主义社会的独立阶段，固然是不妥，过分忽视这种变化，而含糊看的下去，也是不妥。”由此可见，食货学派成员对商业资本主义社会的观点持否定态度。

2　关于奴隶社会的有无

陶希圣等食货学派成员认为，在中国的社会发展历程中，存在着奴隶经济居主导地位的奴隶社会。陶希圣在社会史论战早期曾否定奴隶社会的存在，但他在1932年发表的一文中提出战国到后汉是奴隶经济占主要的社会的观点⑨。稍后武仙卿就这一观点进行了详细论证：“秦汉两代的社会形态，是奴隶制度的古代社会。无论田园的耕作与工商业的经营，莫不以奴隶劳动为主要的劳动。尤其当时所谓开泽的‘虞’，简直都是用奴隶去开发。”并指出，“因为奴隶劳动能够忍受过量的榨取，且奴隶劳动不受军事服务的影响，因此奴隶劳动在当时成了主要的劳动形态。由此可认定秦汉时期是奴隶社会。”何兹全也持秦汉奴隶社会说：“秦汉以来，在整个社会经济结构中占支配地位的，是以奴隶生产作基础而发达的交换经济，社会经济的重心在城市而不在农村。我们不否认小农经济的发达，我们也不否认小农数量众多，但支持秦汉社会性质的，却是基于奴隶劳动而发达的城市交换经济。”食货学派另一成员曾謇，在奴隶社会问题上的观点与陶希圣等人略有不同，他持西周奴隶社会说。虽然食货学派成员在奴隶社会的分期上出现分歧，但就奴隶社会存在这一点上仍具有共识。

3　关于封建社会的起始

在社会史论战中，学者对中国社会发展过程中封建社会的存在已无异议，但就封建社会的起始时间则争论不休，如有人提出“西周封建说”等，而食货学派成员则提出了“魏晋封建说”，认为中国封建社会始于魏晋南北朝迄于唐末。

1929年陶希圣在《中国封建社会》中称汉代至唐初是封建制度发生、完成发达的时期。1932年他又特别指出：“由三国到唐末五代，要另划一个时期。其中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史里最少研究的一个段落。……这是一个发达的封建庄园时期。1937年他在《南北朝经济史》序中再次指出：“东汉以后，中唐以前，无论在经济社会，政治思想上都自成一个段落，与以前的秦汉及以后的宋明，各有不同之点。……魏晋至隋唐，社会上严于士庶之分辨，政治上显有大族的操持，思想上富于佛教的影响。彼此因应，断非偶然。”陶希圣此时很明确地指出东汉至唐末这一历史阶段的特殊性，并暗示这一时期封建社会的特征。

何兹全是较早比较明确地提出“魏晋封建说”的食货学派成员。1934年9月何兹全在《中古时代之中国佛教寺院》一文中指出：“中国历史的分期，至今尚无公认的定说，奉篇所用中古时代，是约指从三国到唐中叶即从3世纪到9世纪一时期而言”；“中古中国的社会是封建社会”；“寺院是披着一件宗教外衣的，所以在封建关系的表现上也特别显著”。何兹全称：“中古时期，就是封建时期的同义语。”此文“已有了魏晋之际封建说的意思”。稍后，何兹全在《食货》创刊号上发表《魏晋时期庄园经济的雏形》，此文“明确以魏晋之际(以建安时代为魏)为中国封建社会的开始”。

随后，武仙卿在《食货》上发表《魏晋时期社会经济的转变》一文，直接提出“魏晋封建说”。文章指出：“秦汉奴隶社会已经解体，新的社会制度——封建社会正在演进。魏及西晋就是这个新社会制度的发端，五胡时期，东晋及南北朝就是这个新社会制度的典型时期。”此后，曾謇在《三国时代的社会》一文中也指出，“三国时代是一个社会经济政治的剧乱时代。经过这一个时期，秦汉的社会转入于两晋南北朝中古的封建社会。”@鞠清远在《两晋南北朝的客、门生、故吏、义附、部曲》一文中对“魏晋封建说”进行呼应。文中虽特别声明：“我没有意指出这时代的社会，是不是能为客、门生、故吏、义附、部曲等等现象，而决定了性质。我只说明了这些现象的性质、地位、及发展。”qo但陶希圣就此文指出：“客观转变过程的研究是了解中古社会的钥匙。自由人怎样依附豪宗大族，从自由的食客变为半自由的农奴，这种转变指示我们以古代社会为何转变为中古社会的两大线索之一。”四对“魏晋封建说”进行附和。此外，何兹全的《三国时期农村经济的破坏与复兴》、《三国时期国家的三种领民》、《中古大族寺院领户研究》，“都是在封建说的基础上写出的”。

食货学派成员在《食货》上就“魏晋封建说”进行的集体阐述，学界历来对于此存有疑义。吕振羽认为：“确定魏晋为中国史由奴隶制转入封建制的时代，南北朝为中国史之封建主义下的庄园经济时代，——在这一点上，我觉得应该从内的矛盾之斗争的统一，和外的矛盾之对立

诸关系上去作全盘的把握。……《食货》的意见，似乎不应太统一化了。”虽然“魏晋封建说”的观点有待商榷，但此论确已成为食货学派成员的共同认知。

三、史料与理论并重成为“食货”

学派成员共同的治学风格

食货学派成员认为要探寻社会经济的演变规律，了解中国社会的发展历程，就必须对大量的史料进行细致的分析、科学的辨伪，他们对社会史论战中将“方法当结论”的研究方法极不赞同，由此形成了理论与史料并重的治史风格。

食货学派成员在研究过程中对史料非常重视，史料丰富是他们文章及论著的一大特点。陶希圣在《食货》中发表“读史随笔”16篇，都是通过阅读正史，钩沉相关材料撰写而成的。以《十六七世纪间中国的采金潮(读明史随笔之一)》为例，该文虽篇幅不长，但援引《明史》却达30多处。鞠清远的《两晋南北朝的客、门生、故吏、义附、部曲》一文资料来源于《三国志》、《后汉书》、《晋书》、《南齐书》、《宋书》、《梁书》、《魏书》、《全宋文》、《陈书》，被陶希圣称为“这篇论文已经搜集可搜集的材料的大部分了”。《南北朝经济史》被学者评为“由于作者关于南北朝经济史料搜集的辛勤，这本书对于中国中古社会的特色遂有确切和精彩的论断。”连士升也表示经济史研究中材料的搜集“以详尽为主，兼收并蓄”。

除了常见的正史等史料外，食货学派成员还非常重视方志、文集、账簿等资料。地方志是经济史研究过程中很重要的资料，其中有关经济方面的人口数量、贸易往来、赋税制度等记载正是经济史研究所需要的。陶希圣发起的搜读地方志的提议得到学人的响应。鞠清远则就地方志的读法做了更详细的解读，扼要地指出应着重关注地方志中的三个要点，即都市、交通枢纽和工商业发达地区。杜若遗对此的评价是：“鞠清远、陶希圣两先生发起评读地方志，这是很要紧的一个提议。中国各地的地方志中，原是含有许多政治、经济、文化材料，其重要性非但不在二十四史之下，在经济资料方面，还在二十四史之上，现在倘加以搜读，一定会有许多发现的。”⑤食货学派成员从社会经济史研究的视角来看待地方志，对开拓经济史史料具有重要意义。

此外，食货学派成员还充分认识到文集、笔记中经济史料的学术价值，并将其运用到经济史研究中，起到了开风气之先的作用。鞠清远在这方面着力较多，他的《元代的寺产》一文主要根据《牧庵集》、《吴船录》、《翰苑前集》等文集辑录而成；《南宋官吏与工商业》一文资料来源于《朱文公集》；而《清开关前后的三部商人的著作》、《校正江湖必读》则是根据《商贾便览》、《江湖尺牍分韻》和《酬世群芳杂锦》这三部商人的著作整理出来的，“这三部书，正好是在鸦片战争前后，所以这三部书中，可看出一点商业组织的改变，特别是货币问题。”具有很高的经济史料价值。陶希圣也自言：“关于社会史料，我觉得笔记小说是狠要急看的。笔记小说和文集有含社会史料多的，也有少的。大抵经学考据的笔记，所含材料少，见闻录之类所含较多。神怪小说如神录之类，甚至劝善的书，因果数应的书，如厚德录之类，所含倒是不少。”并根据几部宋人的笔记写就《宋代社会之一斑》一文。连士升也指出：“好些笔记和文学作品常有价值很高的史料，如杜甫和白居易的诗集，洪迈的客斋笔记，顾炎武的日知录，赵翼的廿二史札记都有丰富的社会经济史料。”食货学派成员都对方志、文集等被学界忽略的经济史资料予以重视，极大地拓宽了经济史史料的范围。

食货学派成员在广搜史料的基础上，对待史料的态度是审慎的。连士升称“中国历史上数字的记载极少，即有也很笼统。所存的记录又随史家主观的观察，变成了事实的断片的解说的阴隐。两汉以前的史乘和典籍尤其靠不住，大抵经过汉儒的伪造。这种伪造的史料非经过一番科学的辨伪工作，实在不能随便使用的。”“材料收完之后，须详为分类，严加鉴定，以辩它收完真伪和可信的程度，如字句的校对，版本和作者年代的考证，文字内容的讨论等。这样得来的材料，才适合详尽精确的材料。”武仙卿也在研究中指出：“唐代诏令的记载，主要见于唐律疏议、唐六典、通典、唐会要、文苑英华、册府元龟、唐六诏令、新旧唐书、宋刑统、文献通考诸书中”，“在上列几部书中，选出记载比较翔实，年代比较确的材料，互相校譬，反之；年代记载都较模糊的材料，则予以舍弃。”食货学派对史料的考证辨伪是符合历史科学的，为他们学术成就的取得提供了科学保证，

食货学派成员在重视史料的同时并不轻视理论，他们都认为参考借鉴外国学者的理论方法有助于研究中国社会经济史。如连士升所言：“经济史是探讨过去的经济生活的问题，所以我们必须有经济理论的素养，使我们能够洞悉问题之所在。同时又能帮助我们解释经济史料。”连士升在翻译介绍西方的理论方法上着力最多，他在《食货》上共发表译文18篇，其中有桑巴德、克拉判、约克曼、格拉斯、卫布思夫妇、西摩勒尔等人的作品。食货学派其他成员则较多地参照西方的理论方法从事中国经济史研究。在何兹全所做的寺院经济研究中，中西比较的研究方法对其影响至深。他在晚年回忆道：“写佛教寺院和佛教经济，也是学《基督教之基础》的写法，先写这一时代的社会，再写佛教寺院和寺院经济的发展成长。”凹曾謇的《中国古代社会》(上)主要是依据摩尔根、恩格斯的家族形态来分析中国古代社会。其《殷周之际的农业的发达与宗法社会的产生》一文也参照了西方的社会形态，他认为：“在这儿我们必须先要讨论到的，是父系家长制家族的形态，这个家族的形态，照《古代社会》的作者穆尔甘的意见，以为并不是人类均须经过的一个阶段，他只特别见于少数的像Hebrew一样的种族里面，所以在他的书里面，对于这个家族的形态的处理得非常的简单。但他对于这个家族阶段的物质条件和重要的特征，却很正确的把握了。”⑤武仙卿则在《魏晋时期社会经济的转变》一文中称：“避乱避役的人民聚集在大地主庇护之下，都是屯‘垒’相保。这‘垒’的形式，如同欧洲中古的caSdc一样，是领主保护自己附庸的防御物。”他对魏晋时期社会形态的研究参照借鉴了西方中古时期的社会形态。由此可见，食货学派成员在研究过程中逐渐形成理论与史料并重的治史风格。

四、结语

“学术流派，即某一学科的研究者中，因相同的学术志趣和师承关系而自然形成的具有独特治学观点、方法、风格的学术群体。”综上所述，陶希圣及其他“食货”学人，如武仙卿、沈巨尘、何兹全、曾謇、鞠清远、连士升等，已经在学术研究过程中形成了稳定的师承关系，基本相同的学术观点和治学取向，并以经济社会史研究为共同目标。因此，以陶希圣为中心的这一学术团体可以被称为“食货”学派。食货学派成员在中国经济社会史的诸多领域内颇有建树，尤精研于魏晋至唐宋社会经济史，他们在倡言搜集史料的基础上，强调理论的重要，在治史风格上形成自己的特色，并对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范式的建立起到一定的示范作用，进而在推动我国社会经济史学科的发展方面做出了积极的贡献。食货学派的社会经济史研究、史学思想和治学方法，在今天仍不失其意义。食货学派在中国史学史上的地位不容忽视。

(责任编辑：赵仁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