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诗学中“《诗》源观”的发展定型

摘  要：“《诗》源观”在汉代建立，与汉代《诗》学和文化特征相一致。随着诗学从魏晋走向自觉，“《诗》源观”亦在南朝齐梁时走向定型，有两个方面的表现：一是更多的文体被纳入《诗》源中，二是《诗》源内涵多与文学自身的本质属性相关。后世在这个问题上继承很多，发展余地少。“《诗》源观”之所以能在齐梁走向定型，最主要的原因是诗学自觉意识的高度发展。

关键词：“《诗》源观”;定型;文体范围;《诗》源内涵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8135（2019）05-0080-06

一、传统“《诗》源观”在汉代的建立

中国传统诗学内容丰富，比如探讨诗歌风格、体式、文体、文体功能的源头，论者皆指向《诗经》，即把《诗经》作为后世诗歌风格、体式、文体等的源头，这就是我们所谓的中国传统诗学中的“《诗》源观”。可看两则材料：“风人之诗，不特性情声气为万古诗人之经，而托物兴寄，体制玲珑，实为汉魏五言之则;”[1]3“风人之诗，不特为汉魏五言之则，亦为后世骚、赋、乐府之宗。”[1]3不仅将后世的文体如骚、赋、乐府，而且将诗歌的思想内容如“性情声气”、表现手法如“托物兴寄”、体制特征如“玲珑”等俱归源于《诗经》。此论颇有代表性，可以说是“《诗》源观”发展定型后的典型表达形式。

“《诗》源观”产生在汉代，汉人以《诗》源内涵作为后世诗歌的源头，即政教功能。汉代学者认为，在圣人所删定的《诗经》中最先出现了政教功能，后世文学如骚、赋应遵守，故而为源。可见汉代学者建立起这个观点是从政教功能的角度，而不是从文体角度来立论，所以这个观点与文学本质属性无关，它只是汉代特定社会文化背景发展下的产物[     具体分析和内容可以参看拙文《论“〈诗〉源观”在汉代的建立过程》，《芒种》，2015年第2期，第82-83页;《汉代“〈诗〉源观”的实质内涵与建立目的》，《芒种》，2015年第14期，第59-60页。]。

如果这个观点本身和内涵止步于此，那它肯定成不了中国传统诗学中的一个重要观点，因为它不符合文学的本质属性。历史的变迁给这个观点的发展提供了契机，从魏晋开始，文学走向自觉，相应的中国诗学也开始走向自觉。在新的时代下，“《诗》源观”不断得到重申，《诗》源内涵在发生变化的同时，“《诗》源观”发展至南朝也走向定型。

二、传统“《诗》源观”在魏晋的发展

“《诗》源观”在魏晋的发展有两个方向：第一，纳入“《诗》源”的文体范围有所扩大。汉代只涉及辞和赋两种文体，魏晋将更多的文体纳入其中。举两个论者的观点，一是魏之桓范，他在《世要论·赞像》中说：“夫赞像之所作，所以昭述勋德，思咏政惠，此盖《诗颂》之末流矣。”[2]30从班固所言“赋者，古诗之流”之语可知“《诗》《颂》之末流”的含义，即认为“赞像”亦以《诗》为源。二是西晋挚虞，他将颂体纳入《诗》源：“颂，《诗》之美者也。古者圣帝明王，功成治定而颂声兴……故颂之所美者，圣王之德也，则以为律吕。”[2]88

第二，《诗》源内涵有所变化而扩大。前文已提到汉人“《诗》源观”之源头内涵乃政教功能，认为政教之源在《诗》，而后之辞、赋继承这种政教传统，故而为《诗》之流。汉人之论影响着后来的论者，如此处提到的魏之桓范，其将“赞像”纳入到“《诗》源”中，其依据就是政教传统[     关于这个问题，董乃斌、陈伯海、刘扬忠主编《中国文学史学史（第一卷）》是这样分析的：“赞像”，又作“像赞”，是为人物像所作的赞辞。而《诗》《颂》之作，在汉人眼中本是秉“先王之泽”“美盛德之形容”的“正始之道，王化之基”。桓范认为“像赞”的内容必须继承《诗》《颂》的传统，歌颂圣贤的“勋德”和“政惠”，故“宜由上而兴，非专下而作也”。魏时去汉未远，桓范所论还存有汉儒的思路痕迹（河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52页）。]。挚虞之论亦是如此，他仍持汉人的赋为“古诗之流”观，希望辞赋创作要以“情义为主”，作品的思想情感要合乎“礼义之旨”，这犹如汉人“发乎情，止乎礼义”[2]88之论，皆为明证。但他在《诗经》源内涵上有所扩展，表现于两个方面，一是以《诗》之“六义”作为源头，如他论赋、颂文体，认为它们与《诗》“六义”中的“赋”“颂”相关。二是以《诗》之语言形式作为源头：“古之诗有三言、四言、五言、六言、七言、九言。古诗率以四言为体，而时有一句二句杂在四言之间，后世演之，遂以为篇。古诗之三言者，‘鹭于飞’之属是也，汉郊庙歌多用之。五言者，‘谁谓雀无角，何以穿我屋’之属是也，于俳谐倡乐多用之。六言者，‘我姑酌彼金罍’之属是也，乐府亦用之。七言者，‘交交黄鸟止于桑’之属是也，于俳谐倡乐多用之。古诗之九言者，‘泂酌彼行潦挹彼注兹’之屬是也，不入歌谣之章，故世希为之。”[2]89

挚虞认为因为《诗经》中有三言、四言、五言、六言、七言、九言的诗句，后世才产生三言诗、四言诗、五言诗、六言诗、七言诗和九言诗。这是以《诗经》的语言形式作为后世诗歌体式源头观点的表达。在“《诗》源观”走向发展定型之路上，挚虞开拓之功较大。

三、传统“《诗》源观”在南朝的定型

“《诗》源观”真正定型是在南朝时期，尤以刘勰为代表。刘勰肯定是持有“《诗》源观”的，无论是从其宗经思想来说，还是欲以经典的提倡来纠正当时的文风来说，都表现出他以《诗经》作为后世文学源头的观点和思想。请看《文心雕龙》的材料：

（1）赋、颂、歌、赞，则《诗》立其本。（《宗经》）

（2）及汉宣嗟叹，以为皆合经术;扬雄讽味，亦言体同《诗雅》。（《辨骚》）

（3）观兹四事，同于《风》《雅》者也。（《辨骚》）

（4）固知《楚辞》者，体宪于三代，风杂于战国，乃雅颂之博徒，而词赋之英杰也。（《辨骚》）

（5）按《周南·行露》，始肇半章。（《明诗》）

（6）至于三、六杂言，则出自篇什。（《明诗》）

（7）至宣帝雅颂，诗效《鹿鸣》。（《乐府》）

（8）诗有六义，其二曰赋。赋者，铺也;铺采摛文，体物写志也。（《诠赋》）

（9）然赋也者，受命于《诗》人，拓宇于《楚辞》也。于是荀况《礼》《智》，宋玉《风》《钓》，爰锡名号，与诗画境，六义附庸，蔚成大国。（《诠赋》）

（10）四始之至，颂居其极。颂者，容也，所以美盛德而述形容也。（《颂赞》）

（11）《黄鸟》赋哀，抑亦诗人之哀辞乎？（《哀吊》）

（12）《诗》云“神之吊矣”，言神至也。（《哀吊》）

（13）芮良夫之诗云，“自有肺肠，俾民卒狂”。（《谐隐》）

（14）《诗》云，“畏此简书。”（《诏策》）

（15）《诗》云，“有命在天”，明命为重也。（《诏策》）

（16）《诗》云，“为章于天”，谓文明也。（《章表》）

（17）“周爰咨谋”，是谓为议。（《议对》）

（18）故谓：谱者，普也。注序世统，事资周普。郑氏谱诗，盖取乎此。（《书记》）

（19）刺者，达也。《诗》人讽刺，《周礼》三刺，事叙相达，若针之通结矣。（《书记》）

（20）《大雅》云：“人亦有言，惟忧用老”;并上古遗谚，《诗》《书》可引者也。（《书记》）

（21）夫文辞鄙俚，莫过于谚，而圣贤《诗》《书》，采以为谈。（《书记》）

（22）《诗》总“六义”，风冠其首。斯乃化感之本源，志气之符契也。（《风骨》）

（23）至于诗颂大体，以四言为正，惟“祈父”“肇禋”，以二言为句。（《章句》）

（24）五言见于周礼，《行露》之章是也;六言、七言，杂出《诗》《骚》二体之篇，成于两汉。（《章句》）

（25）又诗人以“兮”字入句限。（《章句》）

（26）楚襄信谗，而三闾忠烈，依《诗》制《骚》，讽兼比兴。炎汉兴盛，而辞人夸毗，《诗》刺道丧，故兴义销亡，于是赋颂先鸣，故比体云构，纷纭杂沓，倍旧章矣。（《比兴》）

（27）日用乎比，月忘乎兴，习小而弃大，所有文谢于周也。（《比兴》）

（28）及扬雄州、官箴，颇酌于《诗》《书》;刘歆《遂初赋》，历叙于纪、传。（《事类》）

（29）夫《尔雅》者，孔徒之所纂，而《诗》《书》之襟带也。（《练字》）

（30）三代、春秋，虽沿世弥缛，并适会胸臆，非牵课才外也。（《养气》）

（31）夫“文以足言”，理兼《诗》《书》，别目两名，自近代耳。（《总术》）

（32）然屈平所以能洞监《风》《骚》之情者，抑亦江山之助乎。（《物色》）

（33）仲舒专儒，子长纯史，而丽缛成文，亦诗人之告哀焉。（《才略》）[ 作者对引文中的错误有所改正。][3]

这些材料有33条之多，都是指向“《诗》源观”。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即《文心雕龙》征引《诗经》的一大内容就是确定和强调《诗经》为文学之源。分析这些材料，探讨刘勰如何对“《诗》源观”进行定型。

就文体范围的扩大而言，上举材料中多条材料涉及于此。刘勰宗经、宗《诗》意识浓厚，这是学界的共识。他认为后代各种文体都是从经书开始的，所谓“论、说、辞、序，则《易》统其首;昭、策、章、奏，则《书》发其源;赋、颂、歌、赞，则《诗》立其本;铭、诔、箴、祝，则《礼》总其端;纪、传、盟、檄，则《春秋》为根”[4]77-78。就《诗经》而言，刘勰认为主要是源出于此的有文学类文体，还有许多的非文学类文体，如“赋、颂、歌、赞”，又如“哀”“论”“说”“吊”“书”“记”“简”“章”“表”等等（刘勰的观点可见上引33条材料中），它们俱是源于《诗经》。

刘勰对《诗经》文体学意义的开掘是前无古人的。从文体范围来说，刘勰超过了前人及与他同时的人。上述33条材料，不仅展示刘勰认为众多文体源于《诗》的观点，而且在“以何为源”即《诗》源内涵的问题上，亦可以看出刘勰呈现出多样化的特征，且多与文学的本质属性相关。

刘勰对部分文体为何源于《诗》进行过分析，可以先举骚、赋两体为例。举这两体主要目的是从中可见刘勰与汉人的不同之处。而这一方面是时代发展的产物，另一方面可见刘勰的创造，亦可回答为何认为刘勰是“《诗》源观”的定型者。

骚体：刘勰认为骚源于《诗》，对此刘勰反复言及，如“取熔经意”[4]155，又如“楚之骚文，矩式周人”[4]1088。源于《诗》之何处？刘勰在《文心雕龙·辨骚》篇中指出在于“典诰之体”“规讽之旨”“比兴之义”“忠怨之辞”四个方面，即分别是文体特征、文体功能、表现形式、文体内容。与汉人单纯的政教功能的观点相比，不仅内涵扩大，而且更与文学本质属性相接近。这点才是“《诗》源观”能夠定型的真正表现。

赋体：《诠赋》篇论赋体源流，其中有“赋自《诗》出”之语，即认为赋体源于《诗》。细读《诠赋》篇，刘勰有三点主要理由：第一，赋即“铺”。“《诗》有六义，其二曰赋。赋者，铺也，铺采摛文，体物写志也。”（见上述第8条材料）刘勰认为，《诗》“六义”中有“赋”，其基本特点就是铺叙，而后世赋体充分发展了这种特点，通过辞藻的铺叙达到体物写志的目的。由此而论，赋源于《诗》。这是从内容上来说。第二，后世赋体不歌而诵的表达方式，亦源于“六义”中的赋。这是从形式上来说。第三，汉代大赋结尾有总结即“乱”，刘勰认为《诗》是这种形式的来源：“按《那》之卒章，闵马称‘乱’。”[4]283这是从表达方式上来说。

可见刘勰不仅直接称赋体源于《诗》，还具体从内容、形式、表达方式等方面确定二者的关联，从而坐实这种渊源。可见刘勰之论与汉人大为不同。汉人认定“赋乃古诗之流”，是从政教传统方面立论，而刘勰则更深入地论证两者之间更为广泛的渊源关系。这是刘勰在《诗》源内涵发展上的一个重要表现，亦是我们认为他定型“《诗》源观”的一个重要理由。

刘勰关于《诗》源内涵的观点，还有：

上述第（6）条材料“至于三、六杂言，则出自篇什”，刘勰认为《诗经》是后世诗歌二言、三言、六言等诸体的发端，《诗经》以四言为主，但其中诗句丰富多变，如二言、三言、五言、六言、七言等在《诗》中也很常见。刘勰认为，它们直接影响了后代诸体诗歌的形成，故而亦是《诗》源的内涵。

上述第（12）条材料，刘勰用《诗经》中的诗句“神之吊矣”来解释“吊”这种文体名称的来源;第（14）条材料，刘勰用《诗经》中的诗句“畏此简书”来解释“简”这种文体的来源。《文心雕龙》文体论部分涉及到众多文体。刘勰文体研究的方法之一就是“释名以章义”，即无论哪种文体，刘勰都要找出其渊源，再解释其名称的来历。刘勰经常拿《诗经》中诗句来“释名”，反映出刘勰关于《诗》源内涵的观点。

第（25）条材料：“诗人以‘兮’字入句限。”这或是针对《楚辞》来说的，因为《楚辞》一大特色即“兮”字作为语气词出现于句中或句末。刘勰将之追溯到《诗经》，其意即说《楚辞》这种艺术表现手法的源头在《诗经》。这是从艺术表现手法的角度来论《诗》源。如此等等。可知刘勰关于《诗》源内涵的认识比较丰富，而且多是围绕文学本身进行，如从表达方式、表现形式、文体名称、文体特征、文本内容等，这是与文学本质属性有关的看法，少有从政教功能角度来进行《诗》源的确定。

总而论之，刘勰在“何以为源”的问题上，有汉代的政教传统遗留（其言“赋也者，受命于诗人”就是此意[ 对此，有学者这样理解：所谓“受命于诗人”，倘理解为受命于《诗》“经”精神即指归在谏，倒是更为符合实际情况些。试看司马相如、扬雄、班固乃至张衡那些最著名最典型的大赋，哪一篇不为“劝”“谏”而作？见萧华荣：《宗经辨骚》，《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9年第1期，第103页。]），但多是从文学本质属性来确认《诗》源内涵。这反映出在“以何为源”的问题上，刘勰能突破汉人狭隘的政教观。这是我们认为刘勰是“《诗》源观”定型者的一个重要理由。中国文化的特征决定文学不能远离政教，《诗》源内涵亦不能完全摈弃政教功能，但文学毕竟不是经书，它有自己的本质属性，所以更应该从文学的本质属性角度来考查《诗》源的内涵。可见，与汉人相比，刘勰确实是继承并发展了“《诗》源观”。汉代“《诗》源观”的产生乃政教批评的产物，故而他们认可的《诗》源内涵是政教，其目的是建立由《诗》而《骚》而赋的政教传承统绪。在诗学自觉意识萌发的魏晋时期，《诗》源内涵开始变化，挚虞是这个时期的代表。他以《诗》之“六义”和《诗》之语句两方面作为源头内涵，将《诗》源内涵初步建立在文学本身的层面上。到南朝刘勰时，从“艺术表现手法”等多个方面丰富“《诗》源”内涵，真正使“《诗》源”内涵回到文学本身，使“《诗》源观”真正具有文体源流的本质属性，基本上完成“《诗》源”的论证。所以我们认为“《诗》源观”成熟并定型于刘勰。

另一个重要理由是，后世在这个问题上基本都是继承刘勰多，发展余地少。随着文学创作经验的积累及文学批评的发展，后世在“《诗》源观”上不可能没有发展，但发展的余地并不大。文章开头引用许学夷的两条材料就是证明，而他可是明代诗学的集大成者。可以说，许氏乃是刘勰做法的延续，其他人皆是如此，一方面将更多的文体纳入其中[ 如元代郝经在其《郝氏续后汉书》卷六十六上“文章总叙”之《诗》部总序云：“《诗经》三百篇，……本然之声音，郁湮喷薄，变而为杂体，为骚赋，为古诗，为乐府、歌、行、吟、謠、篇、引、辞、曲、琴操、长句杂言，其体制不可胜穷矣。”（文渊阁《四库》第385册，第624页）归入《诗》部的有骚、赋、古诗、乐府、歌、行、吟、谣、篇、引、辞、曲、琴操、长句、杂言诸体。与刘勰相比，郝经将“行”“吟”“谣”“篇”“引”“辞”“曲”“琴操”“长句杂言”等纳入了《诗》源中。这里面很多文体乃是唐、宋以后文学创作，特别是乐府创作中才出现的。也就是说，其文体特征乃是唐宋以后才形成的，但他仍将之纳入《诗》源中。];另一方面从更细小或更细致的文学本质属性角度进行《诗》源内涵的补充。

故我们认为，“《诗》源观”开始于汉代，发展于魏晋，成熟定型于南朝齐梁。“《诗》源观”为何在南朝会走向定型？原因较多，其中最主要的是诗学自觉意识的高度发展。魏晋以来，儒学独尊地位的丧失、传统经学的衰微、玄学思潮的兴起和个体意识的觉醒等，皆促使汉末以来的尚文意识日益高涨，并最终导致文学自觉时代的到来。而诗学亦在此时走向自觉，至南朝达到高潮。这确实是“《诗》源观”得以成熟定型的最大原因。可以从两方面进行论述。

其一，从文学角度来批评、研究《诗经》，对《诗经》进行文学阐释与接受，成为魏晋南朝时期一股不可遏制的潮流。这是“《诗》源观”得以成熟定型的必备前提。

《诗经》在汉代被尊为经，作为“先圣所以明天道，正人伦，致至治之成法”的“王教之典籍”和讽刺失道之君的“谏书”[5]。此时的《诗经》研究功利性超过审美性，政治目的性超过抒情性。而魏晋至南朝，却发生较大变化。关于这个问题，学界目前的研究成果较多，不必赘述。下文介绍其中研究内容较详细、发表时间较早的一篇，从中可见魏晋南朝时期《诗经》研究内容相比于汉代的研究出现的新变化情况及其特征。这篇论文是陆理原的《魏晋南北朝〈诗经〉研究论》[6][7]，该文主要是研究该时段《诗经》研究的新变化，即是《诗经》的文学研究，从“研究角度由经学向文学的转变”“文学因素的认知和探索”两个方面进行详细研究。就“研究角度由经学向文学的转变”来说，作者又从“经学研究内部的矛盾斗争”“在模仿与引用中见转变”“在佳作名句赏鉴中见转变”“对部分诗旨的新探索”“宗经理论中的文学内涵”五个方面进行分析;就其中“文学因素的认知和探索”来说，作者从“《诗经》抒情特质的探讨”“赋、比、兴的界定及其特点”“对《诗经》语言特色的探讨”三个方面进行分析。从罗列的这些研究方面可以看出其中的显著变化。据此我们认为，这种变化乃是“《诗》源观”得以成熟定型的前提。因为只有《诗经》经学地位被消解，其文学属性才能日益显现，并得到普遍的文学阐释和接受。这样人们才会把它当作文学文本，它的文学性才会很好地呈现，人们才有可能从文学的源头去认识它、接受它。这是“《诗》源观”得以成熟定型的前提。

其二，诗学高度的自觉，才会有自觉的文体意识，才会有从文学本位、文学自身角度去认识文学、批评文学的氛围。只有在这样的氛围中，诗学才会不断深入到文学本质中，才会从文学本位的角度对诗学本身问题进行思考。所以，这亦是“《诗》源观”在南朝得以成熟定型的一个原因。

要之，在魏晋南朝这种审美批评的环境下，“《诗》源观”才能得以成熟定型。

参考文献：

[1] 许学夷.诗源辩体[M].杜维沫，校点.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

[2] 穆克宏，郭丹.魏晋南北朝文论全编[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6.

[3] 马洁.《文心雕龙》征引《诗经》分析[J].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3（5）：115-119.

[4] 詹锳.文心雕龙义证[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5] 汪祚民.《诗经》文学阐释史（先秦—隋唐）[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215.

[6] 陆理原.魏晋南北朝《诗经》研究论[J].黄石教育学院学报，2000（1）：45-51.

[7] 陆理原.魏晋南北朝《诗经》研究论（二）[J].黄石教育学院学报，2000（2）：54-60.

（责任编辑：郑宗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