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窥《王室法兰克年代记》的官方属性

提要：《王室法兰克年代记》是一部带有官方属性的史书，这在私家史作占主导地位的古代西方颇为罕见，它的出现乃查理曼扶植宫廷文化的结果。在政治立场上，这部史作完全倒向了加洛林王（皇）室，文本内容多为正面宣传查理曼等封建帝王，鲜有总结历史得失之语。《王室法兰克年代记》的编纂机制存在着一定官僚组织化的倾向，不过，支撑其编纂的官方组织体系却颇为脆弱，不仅时间短暂，而且史官、史馆、史制的建制皆不完备。

关键词：《王室法兰克年代记》；加洛林王朝；官方史学

在人类文明史上，地处亚欧大陆东、西端的中国和西方都曾创造了辉煌灿烂的古代文明，留下了无数宝贵的文化遗产，其中就包括那些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史学活动。然而，由于中国和西方所处的地理环境不同，文化背景殊异且二者长期不通声息，所以，古代中国和西方在史学的发展模式上也存在着明显的分歧，如古代中国的史学是一种官、私双轨并驰的发展模式，而古代西方的史学则大多由私人为之，与国家政权之官僚体系的关系较为疏远。不过，事事均无绝对，在中世纪西欧早期的查理曼时代，加洛林王朝的宫廷也曾短暂地出现过与古代中国官方史学颇为类似的修史活动——宫廷编纂年代记的活动。《王室法兰克年代记》（Annalesregni Francorum）这部史书就是这种官方修史活动的结果。鉴于这部史作在西方史学史中所具有的特殊地位，笔者以为认真考察它的官方属性是非常有必要的，因为这能够拓宽我们对于西方史学的认识，使我们的认识视野不再被那些历史定论所束缚。由于古代中国官方史学的活动非常发达，为我们提供了某种理想化的比照对象，所以，本文试图通过与之相比较的方式，对《王室法兰克年代记》所蕴含的官方属性作一浅显的剖析。

一、加洛林宫廷编纂年代记的活动

加洛林王朝国祚绵长，其统治期间又躬逢“加洛林文艺复兴”这样的文化盛事，所以遗留下数量众多、类型繁杂的历史著作，其中包含编年史、年代记、帝王传记、教宗传记、圣徒行传、历代住持传和历代主教传等不同体例的史著。在这些林林总总的历史著作中，《王室法兰克年代记》的修史主体与编纂机制与众不同，它既非史家凭一己之力所写就的私家作品，亦不是由那些遁迹在修道院之中的修士所写的编年记事，而与法兰克加洛林王朝的宫廷有着莫大的联系，是一部由宫廷辖下的王（皇）室礼拜堂修士集体所写的王（皇）家大事记。这部王（皇）家史作以编年体的形式涵盖了加洛林王朝上起公元741年，下迄829年的历史，其内容以宫廷政治为主，以教会和其它内容为辅，有关法兰克社会物质、精神层面的诸种历史现象，如军事行动、外交使命、重大政治事件以及宗教教会、自然灾害、天文异象等统统被其收入籍中，是研究8、9世纪法兰克乃至欧洲历史无法回避的史料。莱斯特内尔（M.L.W.Laistner）曾对它的史料价值给予了较高的评价：“《王室法兰克年代记》一书必须被作为一部查理曼统治时期最为重要的唯一史料来看待，对欧洲历史这一关键时代的任何重构都必须以此作为基础。”不过，《王室法兰克年代记》并非这部史书最初的名字，由于这部史书最古老的抄本是在沃姆斯附近的洛斯奇（Lorsch）修道院发现的，所以它最初被称为《大洛斯奇年代记》，直至德国近代史学家兰克发现它的官修属性后，方才冠以《王室法兰克年代记》之名。

自古典时代以降，直至加洛林时代，西方世界的历史编纂活动多属个人行为，如希罗多德、修昔底德、塔西佗、李维等一大批古典史家，虽然都曾在自己的史作中推崇爱国主义的思想，修昔底德、塔西佗等人还在政界之中身居高位，但他们的史学创作主要是凭依作者本人的志趣而成，既未得到城邦、共和国等上层建筑的任何制度性资助，也未得到官方层面的任何授意和指令。基督教史学兴起之后，教会史学竭力宣扬“基督的仁慈”，不遗余力地诠释“上帝万能”和“教会至上”的思想，不过，史学主题的变化并未改变西方史学以私家修纂为主导的运行机制。如图尔主教格雷戈里的《法兰克人史》，其创作成书既非图尔教会有组织的亲主其事，更与墨洛温宫廷无甚关联，乃是格雷戈里个人因感慨当代历史湮没不彰之故而创作的，他在序言中写道：“唉！我们这个时代啊！学问的研究已经离开我们而消逝，在我们各族人中间也找不出一个能够把当代的事件写成一本书的人了。当我听到一再有人发出这种的或类似的哀叹时，不由得内心感动，尽管言辞粗鄙，我也要把往事的记忆流传后世，绝不使那些邪恶的人和正直的人之间的斗争湮没不彰……”由此可见，加洛林时代之前，西方世界并不存在明显的组织化、制度化的官方修史活动。那么当历史的车轮驶入查理曼时代，在法兰克加洛林王朝的宫廷之中又因何能够出现一种殊异于过往，在体制上依附于国家政治的官方修史活动呢？

笔者以为这是由于加洛林宫廷及其统治者对于官方修史活动的支撑和依托所致。在古代社会里，有组织的、官僚化的文化活动大多建立在君主制度较为完备和发达的国度之中，因为完备和发达的君主制能够确保有稳固的经济基础以及相应的官僚机构来支撑这种有组织的、官僚化的文化活动。从这一角度来审视，古代中国的官方史学能够维系千年而不衰，与其较早且持续性地实行君主专制制度有关。反观西方，无论是古希腊的城邦民主制、罗马的共和制、元首制、还是中世纪建立在贵族分权基础之上的君主制，对于经济资源的掌控和调拨能力以及国家机器的规模程度方面都大为逊色。所以，古代西方难以产生与古代中国相比肩的官方史学。由此可见，官方史学需要以国家政权的力量为依托方能产生和维系，而在查理曼时代，加洛林宫廷及其统治者醉心于文化教育，恰好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对于官方修史的活动起到某种支撑和依托的作用。

纵观查理大帝的一生，不仅武功赫赫，而且文治辉煌，因为他清楚地懂得“马上得天下，但不能马上治之”的道理，他要通过对基督教思想的提倡和宗教教育的发展来统一民心，以使自己靠武力征服得到的庞大帝国能够长治久安。为了实现这一目的，必须提高其居民，尤其是神职人员的文化水平，使他们能够正确地领悟和宣讲教义。他在致富尔达修道院住持鲍古尔夫（Baugulf）的一封书信中，强调了学术与基督教信仰之间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