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本文从为什么(Why)、是什么(What)、谁(Who)和怎样(How)几个维度分析了高考改革的路径,揭示了综合素质评价在操作过程中值得关注的若干重要因素,为高校建立完善招生综合素质评价系统提出了建设性的建议。
关键词:高考改革;综合素质;评价
2014年9月,国务院颁布《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明确将综合素质评价作为“学生毕业和升学的重要参考”。同年12月,教育部发布《关于加强和改进普通高中学生综合素质评价的意见》,要求2015年起“各省(区、市)要提出高中学生综合素质评价基本要求,制定具体办法”,为高校招生录取提供重要参考依据。可以预期,在未来的几年中,综合素质评价建设将成为高考改革的重点和难点。为什么(Why)要选择这样一条改革路径?综合素质评价到底是什么(What)?谁(Who)来进行综合素质评价?怎样(How)进行综合素质评价?等等,这些都是不可回避的重要问题。
一、为什么高考改革会选择综合素质评价路径?
自1977年恢复高考以来,高考制度作为现代中国社会最重要的制度之一就始终处在不断改革之中。迄今为止,高考改革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20世纪80年代至2003年;第二阶段从2003年至2014年;第三阶段从2014年起至今,预计将持续到2017年至2020年,甚至更长的时间。
第一阶段改革的中心是考试,解决的是“考什么”和“怎么考”的问题。与之配合的是两个基本点:一个是科目;一个是题目。科目改革试图解决的是考试范围,考哪几科?是一门一门分开考,还是组合搭配考?由此出现了“3+X”以及类似的“3+X+1”、“3+3+基础会考”等形式,其中,江苏省的改革最为频繁,实行“3+学业水平测试+综合素质评价”,几乎一年一变,但无论变出多少花样,依然还是在围绕科目做文章。实际上,“科目改革”从恢复高考之后就没有停止过,直到今天仍然在持续。可以说,其花样已经变化殆尽,几乎穷尽了人类智慧。为什么要把改革的重点放在科目变化上?此举令我十分不解:中学生的精力有限,能够学习的科目就那么几种,无论外在形式如何变化,其本质和内容基本上是一样的。我始终认为,科目改革毫无意义,最根本的还是大学招生录取的方式。如果大学招生录取方式改变了,即使仍然采用1977年的考试科目,大学也仍然能够选拔出自己需要的学生;反之,如果大学招生录取方式不发生变化,即使考试科目翻新出再复杂的花样,大学依然不可能招收到自己需要的学生。
题目改革试图解决的是考试内容,是考查对知识点的熟悉和掌握,还是要考能力?表面上看,人们似乎都认同应当考查能力,但这句话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因为考察能力必须要通过对知识点的考察来进行。脱离知识点的纯粹能力考察——例如美国的SAT——在实际运行中也遇到了相当大的困难,不得不进行相应的调整。
在我看来,高考命题改革至少面临着三方面的挑战:首先是整体统一和个体差异之间的矛盾。“一个盖子盖不住所有的锅”,对于中国这么大的国家来说,每年参加高考的近千万考生的差别极大,招生录取的大学之间的差异极大,各地基础教育之间的差异极大,一张卷子的试题怎么可能覆盖到所有人的需要呢?这超越了人类能力的极限。原来的分省命题试图解决这一问题,但在社会舆论关于公平的巨大压力下,不得不再次改回“全国一张卷”的局面。“旧账未还新账又来”,可以想见,这一矛盾将会更加突出。其次,题目被出尽了。知识点就那么多,经过近四十年的历程,可以说所有的知识点都被高考覆盖过,有的还不止一次。在培训机构如此强大的研究力量下,在中学如此强大的集中训练下,一个学生的确可以做到“做尽天下的试题”。一旦学生做到了这一点,在考场上比拼的就是反应和速度,也就是你看到试题后能不能立即和你曾经做过的题目之间建立起有效的联系。在这种情况下,通过考察知识点考察能力就变成了一个理论上的表述,现实之中很难做到;最后,也是我认为最严峻的挑战在于,直到今天为止,中国还缺乏足够数量的专业化命题人员。我们仍然采用的是一千年前科举时代的古老方式:入闱。遴选一批大学和中学老师,入闱后封闭命题,考试结束后放出来。且不说这种方式的非人道性——我相信,几个月的入闱生活,对他(她)们而言,绝对不会是一个愉快的经历和体验,因而,他(她)们所提供的试题也不会令人有多么愉快——最关键的问题是,命题是一项高度专业化的工作。命题人员不仅仅需要了解相关学科知识,更重要的是,他(她)必须具备测量和评价的专业知识。但中国目前的命题专家,极少出自于这一专业领域,甚至没有接受过足够的专业培训,又怎么可能保证命题的科学性和稳定性呢?正因为如此,虽然国家花费了巨大的人力物力,但题库建设迟迟见不到理想效果。我认为,从长远计,题库建设可以暂缓,应当把主要精力投入到培养训练一批以命题为终身职业的专业化命题人员,他(她)们应当接受过严格的心理学、测量和评价以及学科专业知识的系统训练,热爱教育事业,具备较高的人格操守,如果辅之以完善的激励监督制度,可以使中国的命题事业面貌出现根本性的变化。
第二个阶段始于2003年。这一年春季,在教育部的统一部署和领导下,部分高校开始进行自主选拔录取改革试点工作。试点工作的初衷,是意识到传统的大一统高考录取模式存在一定弊端,希望在一个比较小的范围内——比如,各高校当年本科招生计划总数的5%——“积极探索以统一考试录取为主、与多元化考试评价和多样化选拔录取相结合,学校自主选拔录取、自我约束,政府宏观指导、服务,社会有效监督的选拔优秀创新人才的新机制”,目的是要“进一步深化高等学校招生录取制度改革,进一步扩大高等学校招生自主权”。
为什么要启动这一改革试点工作?我们千万不要因为走得太远而忘记了为何出发。改革并非为改革而改革,而是因为,进入21世纪初,经过20多年的历程,围绕第一阶段的两个基本点而进行的各项改革措施都不同程度地遇到了困难。随着时间的推移,统一高考录取模式的僵化弊端日益显现、越发严重。这使得决策层意识到,如果不对大学招生录取体制进行根本性变革,高考改革就没有希望。然而,由于高考制度在当代中国社会的特殊重要性,决策层投鼠忌器,顾虑重重,特别是,由于高校普遍不具备自主选拔学生的能力,虽然“必须改”是明确的方向,但到底“怎么改”,无论是政府还是高校心里都没有底儿。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再一次祭起导致中国经济改革成功的两大法宝:“摸着石头过河”和“试点推广”,在小范围内试点高校自主招生改革,不断积累经验,总结教训,逐步扩大范围和推广。也就是说,自主招生在改革初期缺乏成熟完善的顶层设计,也没有切实可行的具体方案,改革就是给高校一个方向和政策,充分发挥基层单位的改革精神和创新活力,试图从中可以探索出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大学招生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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