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昆夫妇印象记

夏天，母亲带我和我的四姐去香山，远远看见黄昆一家人，当时母亲说，“那是福姑外婆的小儿子和他的英国太太。”姐姐问母亲过去打招呼吗？她摇摇头说：“福姑外婆不在，不过去了。”母亲称黄昆母亲“福姑”，我们称呼她“福姑外婆”。李爱扶后来知道，怪我当初为何不去打招呼，还说那样我们可以早认识20年；不过，后来我的家庭多有变故，料也帮不了多少忙（指文革中他们二人都被关押时，孩子们还是邻居到食堂买馒头度过的）。她还提及，他们二人保留下来仅有的英国人习惯，就是喜欢户外活动——周日全家大小一起去爬山，从孩子刚会走路就开始。从早年爬远郊人迹稀少的山，后来更多的是爬香山，最后年迈时只爬颐和园的万寿山，选的山头越来越低……

我母亲和他母亲熟悉，后来我和他的夫人，那位他从英国带回来的英裔中国人李爱扶，以及他们的小儿子——抱歉，我始终不知他的大名，一直跟着他父母称他为小弟，也相处很好，前面提及某年拜年去晚了，老大不高兴的就是这位小弟，说那天晚上一家人都以为我会去而我没有来。后来只好记住初三一定要去拜访；他们家习惯都是初二去其二哥黄宛家与母团聚（黄宛是阜外医院著名的胸腔外科专家）。

1975年我调到高能物理所，在高能探测器“气泡室”的研究室工作，由于去得晚，接手了无人愿意承担的低温、绝热、真空及安全等工程项目，而我又毫无低温常识，于是第二年我去北大物理系低温实验室实习了一个月。那时我已经去过黄昆的家，也认识了李爱扶，我们两人是中午在北大物理系食堂买饭时相遇。李爱扶知道我要在物理系实习一个月，让我以后午饭时到地下室去找她，一起去食堂。那个时期李爱扶是在北大物理系工具材料室工作，专管收发工具及电子元配件，而非像一些报道所说，她是物理系的“电子学工程师”或是“实验员”（有可能1959年刚进北大时曾经担任过），据说是由于她没有完成大学学业并无正式学士学位，黄昆坚持她不可被授以“教授”头衔。我在北大物理楼地下室找她时，她确实是在工具材料室当收发人。每当有人来领东西时，总会学着她那四声不准的外国人腔调述说要求：“我⑷要⑵两⑷个⑴电⑵阻⑷”——括号内是四声发音，这种中国话是典型老外式。那些模仿她声调说话的物理系学生或年轻同事，说完都会和李爱扶相互含笑而无不愉快。看着她那温和的样子，我对来领材料的人悄声说：“你学的挺像！”来人也小声回应：“她从不生气！”

我从没见过她生气，也许是我记住黄昆曾对我说过：“你不能说她做的饭不好吃，她会生气的。”我遵循此理，从未惹她生过气。那个月我们总是一起去物理系食堂排队买午饭，再跟她回家吃饭。饭后她还让我和她并排在卧房大床上一起睡午觉，她的生活方式早已中国化，午睡是必须的。起初我有点不适应和不好意思，不过看着她的真诚而自然的态度，也就随她了。每天中午我们俩一起打饭回她家、吃饭休息，下午两点一起走到物理系。在那些日子里，我逐渐知道些许她的过去——她的家乡在英国威尔士，父母都已经去世，家中还有两个哥哥，她是小女儿；自从1952年离开英国，从来没有回去过。她说这些，没有表现出任何哀怨或不满。她说话总是细声细气，行动不慌不忙。后来看到北大物理系教授甘子钊，也是黄昆早期的研究生对她的评价“最最任劳任怨、最最朴素、最最和气的老大姐”，我举双手赞成。而她本人却不喜欢人家说她是典型的“贤妻良母”，撇着嘴说那是“封建思想”。我很想看看她早年在英国的照片，可惜只剩下几张她的家人旧照，她说，许多老照片和国外来信，“文革”时，都被自己或是北大来的人销毁了。

二

他们是在英国里斯托尔大学实验室里相识，她在该校物理系读本科，黄昆正在那里读博士学位。后来黄昆拿到博士学位后，去利物浦大学做博士后，她也跟着去了利物浦大学（也许就是这个原因，她没有完成大学学业），她跟黄昆导师弗洛里希（H. Fröhlich）做些行政工作，并继续帮助黄昆做物理计算，还一起发表过文章，即有名的“黄-里斯理论”。她从没有说过她为什么会爱上黄昆，做出大胆的抉择以及她的家庭反应。只是说：“后来黄昆要回中国，我也跟他去；他是1951年走的，我是第二年1952年到的中国。”她特别提及，黄昆（她永远连名带姓地称呼自己先生）要求我跟他去中国，要一切按照中国人的方式生活——包括说中国话、吃中国饭和穿和中国人一样的衣服，要遵从中国的一切生活习惯。她一一答应。她说就是当初来时，太着急想说中国话，结果没有按照规律把四声学好，来的时候只有20多岁，本应学好一门外语的，可是她学中文心切，只想赶快当个百分之百的中国人；她自己也觉得，二十多年下来，说话还是这个腔调，多少有点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