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元店员工刘易斯(Roslyn Lewis)推动堆满狗粮的拖车的时候,突然感觉背上像是被人打了一拳。疼痛很快弥漫开来,她说不清到底是哪里痛,但第二天她不得不丢下手里的活儿进了急诊室。医生给她开了点布洛芬,嘱咐她回家休息。
老板为她报销了第一针神经封闭,暂时麻木了背的下半部分,但刘易斯再也支付不起更多的封闭和理疗了。默默忍受10年之后,疼痛早已扩散到她的右膝,而且越发严重。一旦发作,她只能僵直地在沙发上一躺几个钟头。
在非裔美国人以及其他少数族群,如拉丁裔和亚裔中,这样的遭遇非常典型:与白人(在本文中均指代非拉美裔白人)相比,他们往往无法接受充分的疼痛治疗,由此致残的比例也更高。1992年的一项研究表明,亚裔在上腹部手术后24小时内镇痛药的需求量比欧洲人后裔低24%。
黑人的血液是否比白人更容易产生凝块?他们的皮肤是不是含有更多的胶原蛋白,或者说比白人的更厚、更有弹性?黑人是否比白人身体更强壮、有韧性、更擅长运动,并且老得更慢?
如果你对其中一个或几个问题给出了肯定的答案,我一点也不感到奇怪,因为很多白人医生也是这么认为的。来自弗吉尼亚大学的心理学家找到了222名白人医学院学生,请他们做了15道有关种族生理差异的判断题。
这15个命题中有4个目前被证实正确,包括黑人的骨骼比白人密度更大、更强健,患脊髓疾病(如多发性硬化症)的风险较低,但心脏病和中风的风险却高于白人。
不过,心理学家们的关注重点在于其他11个错误命题。除了上面提到过的那些,还包括白人的脑容量更大,呼吸系统更发达,黑人拥有更强大的免疫系统,嗅觉更灵敏,生育能力更强等等。结果表明,有一半的学生对11个错误命题中的至少一个作出了“有可能”、“很有可能”或者“确实如此”的判断。
研究主导者霍夫曼(Kelly M. Hoffman)随即请他们分别为一个白人和一个黑人患者评估疼痛程度,有的是踝关节骨折,有的是肾结石。
霍夫曼发现,在这些未来的医生中,对种族生理差异所持偏见越深者,对黑人和白人的疼痛程度判定的区分就越明显。对一个拥有多项偏见的医生来说,如果他对白人的疼痛作出了合理的判断,那么他对黑人的痛苦程度就会大大低估。
需要指出的是,参与调查的学生们并不是象牙塔中的书呆子,他们覆盖了从新生到住院医师的各个阶段,其中的相当一部分已经开始接触病人。而11个命题中仅有一个与疼痛直接相关:黑人的神经末梢是否比白人的更迟钝?
该研究最终发表在2015年8月的《美国科学院院报》上。霍夫曼总结说,这些偏见会导致他们在成为医生后,自觉或不自觉地假设非裔美国人在同等情况下遭受的痛苦弱于白人,这令他们为黑人开出的止痛药处方更为保守。
这与长久以来止痛药处方中的种族差异相吻合。多项研究表明,无论哪个年龄阶段,黑人患者在多种病症上都比同等疼痛程度的白人获得止痛药的几率更低。即使获得了处方,剂量也偏低,在排除了收入、教育等影响因素之后也是如此。
比如在复发或转移性癌症患者中,少数族裔有更高概率得不到足够的镇痛治疗;在偏头痛、背痛和老年癌症患者治疗中,疼痛处理的种族差异也早有记录;2008年发表的一项涵盖13年的全国性急诊室数据统计表明,同样是疼痛相关的案例,白人患者有31%得到了阿片类处方,而黑人患者只有23%。
造成种族矛盾的一些原因似乎是基因层面的。即使两个人来自同一个城市,说着同样的语言,分享共同的情感,你确信他们能完全感受对方的痛苦吗?
对大多数人来说,虽然他们并无知觉,但双方的肤色在这里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这被称作种族的共情隔阂。请想象一下,当你看到一个人的皮肤被针刺穿流血,你能感受到他的痛苦吗?如果是黑人呢?白人呢?
意大利米兰比科卡大学的科学家在研究这个课题时,请来了一些白人被试观看针刺视频,并且测量他们皮肤的电导率的变化。
在看到他人痛苦的时候,我们自身大脑中的感受痛苦的区域也被触发,导致手心出汗之类的反应,这些信号会被研究人员监测到。结果显示,当被试观看白人的针刺视频时,他们的反应要比观看黑人视频更夸张、显得更难以忍受。
很难说这是一种歧视,因为这个实验让黑人来做被试也是一样:他们对白人的疼痛明显不像对同胞那样感同身受。
在后续实验中,米兰大学的研究人员调查了被试们对于逆境和顺境的自我评估。事实是,当人们自我评价越是顺风顺水、条件优越,他们就越怕痛;历经磨难越多,在同等情况下感受到的疼痛就越少。
研究人员因此作出了这样的推断:人们默认,黑人比白人更能忍受痛苦,是因为他们面临了更多的困苦。这对其他少数族裔,如拉丁裔和亚裔也成立。
这些偏见也长久根植于美国社会中。或许人们还认为,只有最强壮的黑人才能从严酷的奴隶制度中存活下来,或者在种族联姻的过程中产生了某种杂交优势,不信你看如今的黑人运动员,哪个不是矫健敏捷非凡?
虽然霍夫曼并不认为,偏见导致医生开出的处方出现了种族差异,也不能断言消除这些偏见就能让黑人病患得到更好的疼痛治疗,但他觉得这也许是“重要的第一步”。
男女性生理差别带来的影响在现代社会的某些维度已经几乎被弥平,而在另一些维度却越发严重,比如药物的使用。在1993年以前,育龄女性通常不被允许参与各类新药人体试验。FDA在取消了禁令后才注意到,一项有关阿司匹林对心脏病和中风治疗的里程碑式研究,竟然缺少女性参加。因此,科学界对“阿司匹林对该类疾病的女性患者是否有效”始终存有疑虑。
由于多种药物的测试人群多数或者全部为男性,研发人员往往在药物上市之后才发现它们对女性的副作用。美国政府问责署的一项调查曾发现,1997到2000年间被强制下架的10种药品中,有8种都会对女性健康带来更高的风险。
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女性健康研究办公室主任克莱顿(Janine Clayton)举例来说,大量能够引起心律不齐的药物,在女性身上产生的副作用的概率都高出男性,包括抗生素、抗精神病药、抗疟疾药和降胆固醇药物等等。
这可能是由于女性体形偏小,而且体脂率通常低于男性,使得水溶性或者脂溶性的药物在体内停留时间和部位有所区别。另外,女性的生理周期和激素波动也会让药物代谢不同于男性,口服避孕药、更年期和绝经期激素疗法则让情况变得更为复杂。
对于无数忍受慢性疼痛的女性而言,这些差异至关重要。2009年发表在《疼痛》杂志上的一篇综述文章指出,女性患上疼痛疾病的风险还比男性高出许多:女性患多发性硬化症的概率是男性的两倍,类风湿性关节炎是两到三倍,而慢性疲劳综合征则高达四倍。总而言之,自体免疫性疾病通常在女性身上的发病率高出男性三倍以上,并常常伴随令人衰弱的疼痛。
目前还不能确认,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两性的疼痛发病率之间存在差异。也许是激素,也许是基因,以及环境因素,或者数因并发,甚至有研究显示,女性在月经期的某些阶段会对疼痛尤其敏感。
鉴于个体的疼痛完全是一种主观感受,症状依赖自我陈述,而诊断和治疗则建立在假定病患如实报告的基础上,因此女性的疼痛境况还会受到社会角色与社会性别的影响。这就导致,女性不仅在生理上承受着更多的疼痛,她们的感受也更容易被忽视。
一项广泛引用的报告《哭泣着喊痛的女孩:疼痛治疗中的性别偏见》指出,女性患者更容易被处以保守治疗,而她们关于疼痛的报告更倾向于被归结为“情绪化的”“精神性的”,总之“并不真实”。
当一名年轻女性因为身体不适去看医生的时候,如果症状不太明确导致无法确诊,她常常需要反复向医生确认自己的感受,并回答一连串的问题:是不是压力太大?或者过度恐慌?神经过敏?是不是有点小题大做?
比如纤维肌痛或者慢性疲劳综合征这样的疾病,一方面病因尚不明确,另一方面也没有可靠的诊断方法,恰好能够反映医生到底在多大程度上把女性患者的叙述当作一回事。事实是,女性更经常被诊断为此类模糊病症:美国大约有600万纤维肌痛患者,其中十分之九为女性。这很难令人不去怀疑,其中到底有多少病例是真实存在,又有多少是被贻误的其他疾病。
种种状况导致女性患者不仅无法得到针对疼痛的及时、合理的治疗,还可能被迫接受并不存在的心理治疗。由于女性对抗抑郁药物的吸收情况本就特殊,再加上生理周期的影响,情况会变得更加复杂。
《急救医学》杂志2008年发表的一篇论文研究了腹痛病人在急诊室就医过程中的性别差异,结果显示,在排除了种族、阶级和病情评估分类的影响之后,女性获得高强度阿片类镇痛药的几率仍然比男性低13%-25%。即便是那些拿到处方的女性,也平均比男性多等待16分钟。
对于少数族群和女性来说,药物研发的滞后和疼痛诊疗手段的误差或许来自于缓慢而复杂的医学研究本身。但更令人遗憾的是其中无声的偏见、隔阂与忽视,一旦指定部分人为标准,其他人自然处处是偏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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