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辩证逻辑的文化基础

摘要：普通逻辑(形式逻辑)与辩证逻辑的关系如果从时间角度看，是初等逻辑与高等逻辑的关系；如果从空间角度看，则西方人主要使用的是形式逻辑，而中国人则一直使用辩证逻辑。中国文化是辩证逻辑的文化基础。古代中国的辩证逻辑只能算“准逻辑”，它具体表现为《易经》模式、“阴阳五行”模式、熟语模式、经典模式等思维模式，采用不严格的类比推理的方法。在中国文化现代化的过程中，需要借鉴西方形式逻辑的方法和标准，使辩证逻辑达到科学的、现代的水平。这应该成为我国逻辑学科研的主攻方向。

关键词：辩证逻辑；文化基础；逻辑现代化；现代中国逻辑

中图分类号：B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905x(2007)05-0035—03

通过长期的学术研究，笔者现在趋向于得出这样的结论：一种在理论思维方面发展程度较高的文化，都会形成具有自己文化(或文明)特征的逻辑，古代是这样，现代也应当是这样。

一

笔者对逻辑的研究，开始于解决“辩证逻辑不像逻辑”这一问题。从大量古今中外文献资料的学习和研究中，笔者感觉存在着与普通逻辑(形式逻辑)不同的辩证思维形式。于是，笔者的研究就从在思维实际中抽取辩证思维形式开始，然后通过引进渗透集合论，初步实现了辩证推理的形式化，建立起了辩证命题演算公理系统(STA)、辩证模态演算公理系统(STB)、三元辩证模态演算公理系统(STC)三个公理系统，还将模糊逻辑、概率等方法引进辩证逻辑的研究，进一步探讨了辩证思维形式的量化问题。为了与“不像逻辑”的辩证逻辑相区别，笔者把自己研究总结出的辩证逻辑称之为“渗透逻辑”。渗透逻辑来源于辩证思维实际。为了验证它是否符合“科学的抽象”的要求，笔者又使它返回辩证思维实际：第一，笔者用渗透逻辑成功地分析了毛泽东的《论持久战》、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论述、江泽民的《论十二大关系》及近二十条汉语熟语的逻辑结构。第二，笔者将渗透逻辑的逻辑方法应用于学术研究和技术研究中，在真善美问题、政治经济学等方面的研究中取得新的成果，同时获一项中国专利。

笔者最初总结辩证思维形式的思维实际，主要包括当代科学思维、辩证法哲学思维和中国传统的辩证思维这三大领域。所谓辩证法哲学思维，就是指从黑格尔到马克思、恩格斯所创立的辩证法哲学、政治经济学中所体现出的，中间经过苏联领导人和专家的总结、诠释，传到中国后，又经过毛泽东及中国哲学专业工作者的重新制作，在一定程度上中国化了的辩证法哲学思维。黑格尔、马克思的辩证法哲学思维在西方未能成为主流，苏东剧变以后，这种思维在苏联和东欧也失去了主导的地位，但是，它仍在中国得到了延续。也可以这样说，这种辩证法哲学思维已经融入了中国文化，成为一种新的传统，也就是说，辩证法哲学思维也融入了中国传统的辩证思维之中。

当代科学(包括相对论、量子力学、系统论等)思维中，确实体现出了辩证思维的特征，例如爱因斯坦的“两面神”思维、量子力学中的“互补性原理”、系统论中“整体大于部分之和”的思想，都包含着辩证逻辑的实际运用。但是，西方科学家都把这种运用看成是不得已才使用的特例。与此相适应，西方的逻辑学家也在寻求建立能够把矛盾纳入系统，但是加以限制，不使其扩散的公理系统(如弗协调逻辑)。这种思路虽然在一定范围和程度上接纳了辩证逻辑的观念，但是与中国传统的辩证逻辑思想还相去甚远：中国传统的辩证逻辑把矛盾(“阴阳”、“对立统一”等)作为出发点，贯穿于整个思维过程之中，而西方的科学家和逻辑学家只是把矛盾作为特例，整个思维过程基本上遵循普通逻辑(形式逻辑)，不得已时才接受矛盾。

在对辩证逻辑(渗透逻辑)进一步反思的过程中，笔者发现，如果要建立起能够分析中国人思维的逻辑学体系——渗透逻辑就是这样的体系，那么，有两个特征最明显：第一，它与普通逻辑不一样，出发点就承认矛盾，承认亦此亦彼和发展变化，而且，它是一种具体的思维，有二元(矛盾双方)、三元(矛盾三方)……之分。第二，在承认亦此亦彼、发展变化和具体思维的前提下，它又与普通逻辑在某些内容上是相对应的。拿判断来说，它有与普通性质判断相对应的辩证性质判断，有与普通假言判断相对应的辩证关系判断，有与普通负判断相对应的辩证否定判断，有与普通联言判断相对应的辩证存在判断，还有与普通模态判断相对应的辩证模态判断。再拿推理来说，它有与普通演绎推理相对应的辩证分析推理，有与普通归纳推理相对应的辩证综合推理，有与普通类比推理相对应的辩证类比推理，还有与普通逻辑中“判明因果联系的方法”相对应的“渗透逻辑的逻辑方法”。当然，对称并不是类同或类似，而且，辩证逻辑(渗透逻辑)中还有一些与普通逻辑根本不同的辩证思维形式。例如，辩证模态推理、辩证否定判断、动态概念等，都远远超出了普通逻辑中推理、判断、概念的范围。再加上，辩证逻辑的研究刚刚开始，有许多辩证思维形式还没有总结出来，总结得越多，辩证逻辑超越于普通逻辑的特征就越能显示出来。

说辩证逻辑与普通逻辑有相对应的一面，由此而得出的结论是：第一，中国文化的发展在逻辑方面，普通逻辑未得到充分发展，辩证逻辑(由于它与普通逻辑有对称的一面)在一定的程度上代替了普通逻辑，对人们的思维和文明的发展起到了思维工具的作用。爱因斯坦在一封信里说过：“西方科学的发展是以两个伟大的成就为基础，那就是希腊哲学家发明形式逻辑体系(在欧几里得几何学中)，以及通过系统的实验有可能找出因果联系(在文艺复兴时期)。在我看来，中国的贤哲没有走上这两步，那是用不着惊奇的，令人惊奇的倒是这些发现(在中国)全都做出来了。”那么，中国古代那么多科学发现和创造是靠什么逻辑、什么方法搞出来的呢?《中国科学技术史》的作者李约瑟认为：“当希腊人和印度人很早就仔细地考虑形式逻辑的时候，中国人则一直倾向于发展辩证逻辑。”我国研究辩证逻辑的老前辈冯契教授在引用了这两段话后说：“我认为，这话包括了对爱因斯坦提出的问题的答复。”

由此而得出的第二个结论是：当西方的形式逻辑(普通逻辑)传到中国以后，中国人可以借鉴形式逻辑的方法，去总结和发展传统的辩证逻辑，使它达到科学的水平或者说当代的水平。

二

笔者近一段时期研究了文明类型问题，在这次研究中也使用了渗透逻辑的方法。冷战结束后的世界，文明的冲突显现出来，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对立退居其次或者附属于文明的冲突。当代世界的主要文明有：西方文明、中华文明、伊斯兰文明、印度文明、俄罗斯文明、日本文明、拉美文明以及可能中的非洲文明。这些文明，各自有不同的语言文字、宗教信仰、社会结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等等。过去有一种流行的观点，认为现代化的潮流不可阻挡，而现代化也就是西方化，经过现代化，其他文明将会消失，只有西方文明才能延续

下去。现在看来这种观点已站不住脚了。日本在保留自己文明精神(团队精神)的条件下首先实现了现代化，建立起了具有日本特色的现代企业制度。接着，中华文明圈里的国家和地区也在保留自己制度、观念、传统特色的条件下，先后实现了或正在实现着现代化。相反，倒是照搬西方文明模式的苏联，在现代化的过程中遇到了挫折，国家解体，经济衰退。总之，事实越来越清楚地说明：不同的文明有不同的现代化方式和道路；实现了现代化的世界，仍然存在着不同文明之间的差异，这些差异不仅表现为语言文字、宗教信仰等的不同，而且还表现为哲学观念、思维方式的不同。

从文明发展史上看，在古代，中国、印度和希腊由于文明类型不同，所以就形成了具有不同特征的中国古代哲学、印度古代哲学和古希腊哲学。到了近现代，尽管非西方国家都不同程度地引进了西方哲学思想，但是，在一些有着悠久的理论思维传统的国家，都有着重建具有民族传统的现代哲学的呼声及倾向。拿我们中国来说，目前在哲学界，就有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和中国哲学现代化的呼声，而且还有重建中国哲学的各种探索。

逻辑从广义上来说，属于哲学领域的分支学科。如果有具有民族特征的现代哲学，那么，就应当有具有民族特征的现代伦理学、现代美学和现代逻辑学。从直观上来看，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现代伦理学和现代美学应当不成问题，因为即使在现代，中国社会也有与西方社会很不相同的道德规范和道德观念，中国的文学艺术及中国人的审美情趣也与西方有许多不同。现在还没有引起学术界讨论的问题是：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也与西方有很大不同，那么，需要不需要建构中国特色的现代逻辑?笔者通过长期的思考，认为现在应当提出这个问题，而且也可以得出肯定的回答：需要建构中国特色的现代逻辑，或者说建构现代的中国逻辑。

建构现代的中国逻辑，也就是建构现代的辩证逻辑。关于形式逻辑与辩证逻辑的关系，我们过去只看到了初等逻辑(反映普通思维)与高等逻辑(反映辩证思维)的关系。就思维发展的时间性来说，应当是这样。但是，二者关系中还有另外一个方面，也就是从思维发展的空间性来说，形式逻辑是西方人习惯上使用和发展的思维工具，而辩证逻辑是中国人习惯上使用和发展的逻辑工具。当然，二者之间的界限也不是绝对分明的：中国古代曾经出现过类似于西方形式逻辑的墨辩逻辑；西方在古代也出现过使用辩证逻辑的赫拉克利特等哲学家。但是，就文化的主流来说，西方人主要使用的是形式逻辑，中国人主要使用的是辩证逻辑(这一点英国学者李约瑟也有论述)。这个问题类似于对“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关系的看法之发展。过去只看到社会主义是比资本主义更高级的社会形态，现在则在保留这一看法的同时，也看到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有可以同时并存的一面，也就是说，在同样的生产力水平条件下，有些国家实行的是资本主义制度，而有些国家却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制度。

法国人类学家布留尔研究了原始人的思维，认为原始人的思维遵循“互渗律”，具有主客不分、神秘性、不在乎矛盾等特征。布留尔把这种原始思维看做是前逻辑的。人类摆脱原始思维，走上逻辑思维的道路，可能有不同的途径。现在看起来最起码有两条不同的道路：一条是彻底摆脱“互渗律”，使思维在某些局部或方面４清晰、明白，然后逐渐扩大这种清晰认识的领域或方面——这是西方走过的道路，在这个过程中形成了形式逻辑；另一条道路是在保持整体性思维的前提下，逐渐摆脱原始思维中的神秘性、随意性、模糊性——这是中国走过的道路，在这个过程中形成了辩证逻辑。中国古代的辩证逻辑只能算“准逻辑”，它还未与哲学、自然科学，甚至迷信完全分开。具体来说，它表现为一些思维模式，如《易经》模式、“阴阳五行”模式、熟语模式、经典(如“四书”“五经”)模式，等等。其推理方法主要是不严密的类比(“推类”)，即将某些抽象图式(如“八卦”)、典型事物(如“阴阳五行”)、普遍原理(如汉语熟语和儒家经典中凝聚的原理)类推到具体的事物及其未来的发展趋势。

到了现代，随着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并逐步中国化，中国人的辩证思维逐渐严格起来，出现了比较严密的辩证思维形式，包括辩证概念、辩证判断、辩证推理、辩证论证，等等。例如，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就是辩证模态推理的典范。通过总结这些辩证思维形式，并且吸收现代西方科学、哲学中出现的辩证思维形式，再加以提炼，完全可以建立起真正的辩证逻辑，反过来分析、规范、指导当代中国人的思维，起到思维工具的作用。这样的逻辑，西方的逻辑学家不容易总结出来，也可能一时还难以理解和接受。但是，随着中国现代化事业的不断发展，中华文明在世界文明中的地位不断提高，其他国家(包括西方国家)的学者会重视这些成果的，就像他们现在重视中国古代文化、重视《易经》一样。当然，最关键的是，我们有了自己的思维工具。

三

明确提出建构现代的中国逻辑，对于逻辑学的发展有重要意义。

第一，明确了逻辑学研究的主攻方向。对于西方的逻辑学，特别是现代西方逻辑学，需要大量引进，在引进的基础上也可以研究和发展。但是，我国逻辑学研究的主攻方向，应当放在对中国文化(包括现代中国文化)的逻辑概括上来，放在对辩证逻辑的研究上来，其中包括借鉴西方逻辑的方法，包括从现代科学和现代西方哲学中去总结辩证思维形式和辩证逻辑思想等工作。辩证逻辑的研究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如果没有逻辑学界的足够重视和全力参与，没有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是难以完成突破的，完成了也难以传播。现在逻辑学界就有一种取消辩证逻辑的观点。再加上辩证逻辑的研究难度大，容易出现歧路，所以不予以重视，很可能使原有的研究中断，后继无人。中国历史上，墨家思想(其中有科学和民主的因素)和墨辩逻辑(其中有形式逻辑的因素)就曾经中断过，而这种中断就使中国传统文化中缺少了这三种因素，使中国文化先盛后衰，在近代开始落伍。如果不中断，在原有基础上加以发展，就可以不缺，中国文化也可以持续得到发展。这种历史教训，我们不能不记取，更不能重犯历史错误。

第二，有利于逻辑学社会作用的发挥和社会地位的提高。由于中国人实际上使用的是辩证逻辑，而我们只能提供形式逻辑的工具，无法准确描述、分析、规范、指导人们的思维，所以人们就对逻辑不感兴趣，觉得逻辑无用。这就好比我们给要画圆的人提供角尺，或者给画方的人提供圆规，而别人觉得提供的工具无用一样。逻辑作为一种思维工具，要适用，只有制造出适合中国人使用的思维工具，逻辑学才能受到社会的普遍重视。

第三，有利于中国逻辑史的研究。由于中国从古代起就倾向于发展辩证逻辑，如果没有辩证逻辑的原理，而只用普通逻辑(形式逻辑)的原理去套，中国逻辑史除过在先秦有墨辩逻辑和正名的逻辑思想外，就没有多少内容了。如果用辩证逻辑的观点去看，那么，中国逻辑思想的发展按《易经》模式、阴阳五行模式、经典模式、熟语模式等路径发展，一直没有中断过。按辩证逻辑去研究中国逻辑史，才符合中国文化发展的历史实际，也才有丰富的内容。

总之，在当前，迫切需要逻辑学界认识到建构现代化中国逻辑——真正的辩证逻辑的必要性，并从中国文化现代化的高度去认识这一问题，采取措施，把辩证逻辑的研究作为主攻方向，使辩证逻辑的研究成为逻辑学界大多数人参与的事业，以便集中智慧和力量，完成时代和民族赋予我们逻辑工作者的光荣使命。

责任编辑　吕学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