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著名的科学史专家李约瑟在其巨著《中国科技史》中提出这样的问题:中国曾有过辉煌灿烂的古代文明,但是为什么近代科学只产生于伽利略时代的西方?为什么公元前1世纪到公元15世纪的中国文明比西方更有效地应用人类的自然知识及满足人类的需要,这种领先却没有在中国导致“近代科学”的产生,这就是著名的李约瑟难题。
【关键词】:“李约瑟难题”;社会制度;文化背景;科学方法
中国是有着几千年文明的古国,在科学技术上也曾有过令人自豪的灿烂辉煌。除了世人瞩目的四大发明外,领先于世界的科学发明和发现还有100种之多。美国学者罗伯特·坦普尔在著名的《中国,文明的国度》一书中写道:“如果诺贝尔奖在中国的古代已经设立,各项奖金的得主就会毫无争议地全都属于中国人。”但近代中国的科学技术却陷入窘境。有关数据显示,从公元6世纪到17世纪,在世界重大科技成果中,中国所占比例一直在54%以上,而到了19世纪,剧降为只占0.4%,是什么原因让中西方拉开如此大的差距?、
具体来说,李约瑟难题的具体内容是一个两段式的表述,第一段是:为什么在公元前一世纪到公元十六世纪之间,古代中国人在科学和技术方面的发达程度远远超过同时期的欧洲? 中国的政教分离现象、文官选拔制度、私塾教育和诸子百家流派为何没有在同期的欧洲产生?第二段是:为什么近代科学没有产生在中国,而是在十七世纪的西方,特别是文艺复兴之后的欧洲?李约瑟难题的实质内容在于中国古代的经验科学领先世界一千年,但为何中国没有产生近代实验科学,这是关于两种科学研究范式(Paradigm)的起源问题。1948年,李约瑟难题问世以来,学术界围绕这一难题展开激烈的讨论。对此,李约瑟本人也有许多见解,他将中国未能产生近代科学的主要原因归结于地理、经济与制度三个方面。李约瑟在自己的文章《东西方的科学与社会》从经济和制度角度解答:“要阐述中国社会未能发展近代科学,最好是从说明中国社会未能发展商业的和工业的资本主义的原因着手。”“主要由中国亚细亚官僚制度的封建社会以及商人阶级未兴起所致。”[1]
对于李约瑟难题的解答,不少人都给出了自己的看法。而我对于李约瑟难题有三个方面不一样的思考。
首先从社会制度方面来说,封建制度对中国科技发展有着很大的束缚。中国传统的儒学核心是“天人合一”,而这种思想并不会去探求人与自然的关系,而只会寻求现世的安稳。对于科学的研究也被搁浅。闵丽、黄金辉在《“李约瑟”新解》一文中指出“中国历代封建统治者将科学视为末学,却将主张‘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周礼和儒家思想的中庸之道视为显学,强调社会的等级秩序以及论证这种秩序的神圣性与永恒性。”[2]由此可见,在封建制度的统治下,没有人愿意从事科学的研究,大家大多是随遇而安,追求现世的安稳。隋创立科举制以后,读书人更是将考取功名作为唯一出路,“学而优则仕”的思想深入人心。在這样的环境与制度下,人们的思想都被四书五经禁锢,人们的思想都被压抑,长此以往,中国也自然缺乏了自主思考问题的能力,缺少了科学创新的精神。
其次从文化背景角度来看,西方崇尚的是个体主义,强调理性,而中国传统文化的本质是群体主义。两者相比较其实不难发现群体文化中,人们缺乏个体自由,常常囿于等级关系,宗法关系,而在个体文化中,人们追求个体的独立,个体的个性不断得到解放与发扬,人们乐于去探索科学,凭借自我奋斗去赢得尊重。所以科学技术在西方得到发展。而中国的群体主义一定程度上阻挡了中国近代科学的进步。同时,中国位于东亚大陆板块,陆海分立,大陆封闭的特定地理位置,也使得中国在近代鲜少与外界交流。在西方发生翻天覆地的变革之时,中国国门紧闭,并没有参与到变革中来。这些其实都与中国人的保守主义有着紧密的联系。几千年来,中国人闭锁在封闭的日常生活中,发展小农经济,自给自足。这样安于现状,不思进取的生存状态,使得人们缺乏创新活力,整个社会缺少了进步的动力。中国的科学技术也必然走向萧索。而反观西方,他们敢于冒险,敢于创新,地理大发现,工业革命,他们一次次地突破,一次次地进步,不断探索科学技术的奥秘。与中国的保守主义不同,他们骨子里的冒险精神为整个民族注入活力,使得近代科学在探索中不断发展。
最后从科学方法方面来看,中国近代科学落后似乎也是必然。爱因斯坦曾指出 “西方科学的发展是是以两个伟大的成就为基础的:希腊哲学家发明了形式逻辑体系以及(在文艺复兴时期)发现通过系统的实验有可能找出因果关系,在我看来,人们不必对中国圣贤没能做出这些进步感到惊讶。”科学实验的基础是归纳法,而归纳法属于逻辑范畴。正如中国逻辑学鼻祖金岳霖先生所说:“中国古代没有逻辑学家,也没有西方意义上的逻辑学。”所以中国传统科学偏重于直觉与经验,缺乏实践与逻辑推理。比如四大发明之一的火药,中国炼丹师只是在偶然中发现爆炸这个现象并加以利用,制造出了黑火药,但对其本质化学反应却并不知晓。而西方科学则是注重实验与逻辑推理,重视严谨的科学态度,欧几里得便是其中典范。他在对点、线、面、直线等23个概念定义的基础上,从五条公理和五个假设出发,经过一系列逻辑推理,得到了关于初等几何的467个命题,从而构成了几何体系,这样比较看来,中国科学方法仍需改进。
综上所述,“李约瑟难题”究竟何解?社会制度、文化背景、科学方法都有一定的联系。我们的问题到底出在哪?新时期的中国如何更好地发展科学技术,屹立于世界前列?这都是现如今我们需要思考的问题。
参考文献:
[1]李约瑟.东西方的科学与社会[J].自然杂志,1990
[2]闵丽,黄金辉.“李约瑟难题”新解[J].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
作者简介:马悦(1996.1.5—),女,就读于西南财经大学经贸外语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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