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方法论研究的文化转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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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学术界关于经济学方法论的纷争源远流长，而美国经济学家阿尔弗雷德·S·艾克纳的《经济学为什么还不是一门科学》一文则把经济学是否是科学的争论推到了风口浪尖。关于经济学是否是科学的认识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在经济学方法论关于经济学科学性的论争中，争论双方关于证伪主义可否适用于经济学检验的相持不下的情况下，却一致地趋向于情境分析的研究路径，标识了经济学方法论研究的文化转向；制度经济学的兴起、对实验经济学的关注则进一步印证了经济文化研究的存在依据，情境语义学的探讨更给经济学这一文化转向提供了借鉴的方法，从而使经济学方法论的文化研究经历了从可能到可行，进而步入到可操作的探讨阶段。

关键词：经济学方法论；证伪主义；情境分析：文化转向

中图分类号：F0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11)05－0054－07

1986年，美国经济学家阿尔弗雷德·S·艾克纳在《美国经济问题杂志》上发表了《经济学为什么还不是一门科学》一文，把经济学的科学性推到了风头浪尖，也拉开了当代经济学方法论论争围绕经济学科学性这个核心问题展开激烈争论的帷幕。通过对论争的缘起、历程、主要成就与基本困境等多方面的考察与哲学分析，我们会发现“情境分析”是当代西方经济学方法论论争走出困境的可能出路；而对于情境的关注也反映出经济学方法论研究的文化转向，借助于其它学科的研究工具及经济学本身的前沿成果。对经济学进行情境分析不仅是可能的，也是可行的。所以，这种文化转向既反映了经济学方法论本身的必然性，与此同时。通过对相关研究成果的考察，我们会发现相关研究的繁荣亦从经济学的角度映射出整个科学研究的文化走向。

一、证伪主义：经济学方法论文化转向的背景

早在1938年，哈奇森就曾在《经济理论的意义及基本假定》一书中通过引进波普尔的可证伪性方法论标准，对经济命题提出可验证性要求，也引来了奈特等人的一系列争论，继而弗里德曼关于理论假定之现实性与其真确性无关的论点被萨缪尔森称为“弗里德曼扭曲”(即著名的“F－扭曲”)，亦引起巨大反响和广泛讨论。马克卢普因为哈奇森要求对于一种理论的每个假设都要直接被验证，而称哈奇森为“极端经验主义者”，并进一步地把“不可验证”与“证明为错”区分开来。上世纪80年代，美国经济学家阿尔弗雷德·S·艾克纳发表《经济学为什么还不是一门科学》一文，指出经济学当前所缺乏的恰恰就是经验联系，而并非是缺少严密的数学，如果发展下去就不能指望经济学会成为一门科学。而经济学方法论方面的文章、书籍的数量在整个80年代也如雨后春笋般逐渐增多，研究者包括格拉斯和约翰逊、豪斯曼、内尔·马奇、巴克豪斯、克劳格等，他们多是运用科学哲学的理论来分析经济学的结构、功能等问题。比较系统地把科学哲学理论，尤其是证伪主义的划界标准引入经济学方法论的是英国经济学家马克·布劳格，其主要观点集中于《经济学方法论》一书，几乎主导了当代经济学方法论论争的方向。争论大致地可以分为赞成派和反对派。捍卫波普尔证伪主义方法论的一方即“不悔悟的证伪主义者”，代表人物有布劳格、哈奇森等；反对方主要以考德威尔、汉兹、博兰等为代表。

布劳格把现代经济学家的特性概括为相信证伪主义，但只实行“无害的证伪主义”——与证实主义的差异在于接受的态度，即把这种观点理解为基本原理，即非常完善、十分有道理的理论实际上可能是错误的。但是，考德威尔坚持不管怎么说。现代经济学家实践的是确证主义，他们进行着精彩的检验，但从来不让检验对他们的理论选择产生一定距离。显然，他们二人关注的重心不同，布劳格关注的是经济学方法论的理论分析，考德威尔则是对经济学方法论的实践的关注。另外，布劳格认为证伪主义在未来会成为经济学的方法论标准，而考德威尔则认为证伪主义在经济学中不会有未来。

与布劳格进行争论的另一位比较有代表性的学者是汉兹，他不像考德威尔那样就“证伪主义”的概念与布劳格展开讨论，而是对波普尔的证伪主义在经济学方法论研究中引发争论的事件本身给予了足够的关注，他是从波普尔的观点与经济学方法论的内在与外在的关联上进行分析的。如前所述，布劳格的著作使波普尔的证伪主义置于争论的焦点上，但是，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对证伪主义研究持续的高潮，除了引入波普尔证伪主义方法论的这些经济学方法论家的影响和布劳格的著作大大促进了这一进程之外，也与汉兹对证伪主义理论本身与经济学方法论研究的内在关联进行总结，同时对这种关联之外的其他可能因素也给予了一定的关注有关。汉兹把这些问题归结为以下几点：首先是通过对证实主义与证伪主义的对比分析得出，就实际的指导作用而言，证伪主义更占优势。其次，“似乎是证伪主义解决了经济学中的归纳法与演绎法由来已久的争论”，在经济学方法论研究传统中证伪主义与演绎法相适应的部分是“允许有建立在自省或理性猜测基础上的假说存在”：与归纳法相适应的部分是证伪主义要求对预言进行经验检验。如此看来，证伪主义允许人们选择最好的研究方法。即“允许跳跃性地猜测有关经济行为。同样重要的是，被接受的假说，必须要经过严格的检验。”这种兼收并蓄的研究与经济学中马歇尔的研究传统相呼应，从而为经济学家的方法论研究提供了特有的支持，这就是经济学方法论研究与证伪主义的内在关联。

但汉兹并不认为波普尔的证伪主义因此就可以成为经济学合适的方法论基础，并随即指出即使证伪主义可以成为经济学合适的方法。也只有其中极少部分可以在经济学中付诸实践。这一点与考德威尔的立场基本一致。对于布劳格在《经济学方法论》中坚持波普尔的证伪主义及由此引发的争论，汉兹认为这种证伪主义保守派和批评派之间的分野，“不在于是否证伪主义已被实践(基本上还没有)，以及进一步是否将被实践，真正的问题在于是否应该‘坚决努力地’去实践证伪主义”。作为证伪主义保守派的代表，布劳格认为虽然证伪主义在过去的经济学方法论中并没有成功，但仍需要努力把证伪主义方法论具体地运用到经济学方法论实践中，从而使经济规则得到根本的改善。作为证伪主义批评派代表的考德威尔和汉兹则认为波普尔的证伪主义即使对于自然科学是一个很好的模式，也不一定就能够适合于经济学。布劳格认为汉兹所采取的是一种过于死板的解释，是一种强观点，其根源仍在于未准确界定证伪主义，同时强调证伪主义的精髓在于寻求科学理论脆弱性的最大化，并且需要持之以恒地坚持这种科学的态度。博兰批判的与众不同之处在于：他不是反对波普尔的证伪主义传统，而是对布劳格本人所理解的证伪主义的批判。他认为在经济学方法论研究中存在着两种观点。分别称之为流行的波普尔与苏格拉底式的波普尔。他认为苏格拉底式的波普尔的科学观，“批判是主要程序，而可证伪性、情境分析、批判的理想主义全

部属于冷盘。”博兰认为这样理解波普尔才是波普尔的原旨。

现在看来争论已基本尘埃落定，证伪主义对经济学确实并不适合。但这场论争的意义远不止这些，其真正的价值是在激烈的争论进程中，争论双方都一致地关注到波普尔后期的工作，即从方法论入手意欲架设一座连接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桥梁。这种诉求正好契合了经济学走向科学性的方法进路。布劳格就是对波普尔的这一诉求产生共鸣而成为坚定的证伪主义者的，即使反驳过证伪主义的考德威尔、博兰和汉兹也都对波普尔的社会科学方法论情有独钟。而且波普尔本人并未明确情境及情境分析的确切涵义，博兰、考德威尔和汉兹等人的情境分析还是根据波普尔的学生诺雷塔·克尔特泽的模型化概括在经济学中加以应用，汉兹则用经济理论分析的语言来表述了一系列细则。这样看来，尽管就证伪主义的争论他们是针锋相对，但在情境分析这一点上基本达成一致。

汉兹与考德威尔的观点基本一致，对波普尔的情境分析持赞同意见。他指出由于人们只是关注证伪主义，情境分析又与证伪主义不相关，因此往往忽视了情境分析。而事实上也导致了这样一个后果：在批判证伪主义的同时等于是向情境分析靠拢了。简言之，情境分析属于波普尔社会科学的方法，证伪主义主要属于自然科学的方法。汉兹的结论是：“事实上，情境分析是波普尔主义的唯一适用于社会科学的方法”。

考德威尔在《关于复兴实践的两个提议》一文中的叙述使上述思想更加清晰、明确。他提出了这样的倡议：“更早一些时候，有人提出情境逻辑可以为经济学实践的复兴提供一种工具，现在应该是把这个假设变成一种提议的时候了(而不能再像以前那样小心翼翼地回避)。情境分析为经济学实践的某些根本方面的重建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开端，而且它就应该在这个意义上使用。它还可以有效地作为一种样板，使得方法论学家能够区分经济学家所从事的各种不同的实践活动。”

二、情境分析：经济学方法论文化转向的标志

其实，波普尔并未明确情境及情境分析的确切涵义，进一步的工作大多是由他的学生们来进行的。从文献引用的情况看，博兰、考德威尔和汉兹等人的情境分析大多是来自于诺雷塔·克尔特泽的模型化概括。波普尔在开始提出情境分析时并没有详细列出它的细则，他的学生诺雷塔·克尔特泽提供了一个更为模型化的表述，在这里将其内容简述如下：描述环境当事人A处于C类环境中：分析环境在C类环境中，合适的作法是X；理性原则行为，当事人总是能够根据自己所处的环境采取合理的行动；解释(推论)：当事人A采取行为X。

更广泛一点的描述如下：描述问题的环境，A认为自己处于问题环境的c类中：偏好法则，在所有的问题环境中，A总是使用评估原则R；分析环境，使用原则R来评估C的结果是X：描述当事人的能力，A在运用R处理C类问题时没有犯错误：理性的评估原则，所有的当事人都能用理性态度来评估他们的环境；解释(推论)Ⅰ：A总结，X是理性的结果；理性原则，人们总是能够根据他们理性评估的结果来行为；解释(推论)Ⅱ：A采取了行为X。

汉兹等人将该模型具体到经济分析中，用经济理论分析的语言来表述了如下细则：首先。经济学家列举当事人的情境，通常包括偏好和／或技术性和相关的局限性(价格、收入，限制因素等)。在情境描述中包含了一些“动因”的考虑(效用最大化、利润最大化等)；其次是推理当事人在给定情境下的合适的行为(多买、少买，增产还是减产等)，该步骤即是经济理论的组成部分，在特定“情境”中“合适”行为的公式化推理(通常是数学化的)；最后，如果经济学家的任务是解释和观察行为，这种理性原则是灵活的，可把情境分析和已被解释的行为联系起来。如果经济学家的任务是“纯理论”。那么以后的一步就可以省略，并且“理论的结果”是技术性的推理步骤Ⅱ从第1步的假设情境中推理出来的。比较这些资料的结果是简单地运用从Ⅰ到Ⅱ的两次推理。在两次推理中情境Ⅰ的元素会有少量变化。对于集合的情况，比如均衡价格，在克尔特泽简单模型上再加上两步就可以解释：V和Ⅵ。第V步附加的是关于一个群A=(A₁A₂，……A_n)的大量影响的分析，他们每一个做一件合适的事情，x=(x₁，x₂，……x_n)在第V中这种分析含有以下形式：如所有A_iS做X_i，那么，这个集合的结果将是Y。第Ⅵ是一个集合的解释：因此有Y。

后期波普尔又补充了一些情境分析的方法论要点。波普尔明确的“情境逻辑”概念是在《社会科学的逻辑》一文中作为第25个命题提出的。并认为这是在经济学方法的逻辑研究中产生了一种可应用于所有社会科学的成果。他指出：“在社会科学中有一种纯客观的方法，不妨称之为客观理解的方法，或者情境逻辑。……对情境进行非常充分的分析，以致最初似乎属于心理学的因素(例如愿望、动机、记忆与联想)被转化为情境的因素，带有特定愿望的人因此成为可以用他追求特定客观目标这个事实表示其情境特征的人：具有特定记忆或联想的人成为可用他客观地拥有特定理论或者特定信息这个事实表示其情境特征的人。”波普尔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就允许我们在客观意义上理解种种行动，也就是如果我们被置于当事人的情境(包括目标与知识)之中，那么我们就会做出他所做的事情。考德威尔认为情境分析可以为经济学的实践服务，并分析了情境分析之于经济学的优缺点。但无论如何，情境分析距离现实更近，同时它也是一个适用于所有社会科学的分析方法，区别只在于不同的社会科学会强调该分析框架的不同方面。

根据波普尔情境分析的观点，人类行为的解释将按如下程序：猜想这个答案是解释为什么当事人A会这样，把这种特殊类型的行为称为X。所以，第一步是解释这种行为，需要描述一种情境。即当事人在问题出现时那一刻的行为情境。这种情境正常地包含了主观部分(当事人的目的、信念、愿望等)，也包含了客观部分(当事人所面对的物质合适和局限)。第二步是提供一种情境的分析，以明确什么类型的行为是适合的(如，理性的)，给出当事人的情境。解释的第三部分是关键，即附加理性规则(简称RP)。也就是判断，哪一个行为是实际的理性的行为方式。此处允许我们根据RP去推理当事人的行为，从他们对情境的描述和我们关于所有合适的分析来看，这个RP属于一个联系规则，是联系“情境”和“行为”之间的一座桥梁，如果加以模式化即为：

Ⅰ情境描述：在情境S中当事人A；(简称sA)；Ⅱ情境的分析：在情境S中要做的合适的(理性的)事情是X；Ⅲ理性原则(RP)：当事人总是根据他们所处情境做出合适的事情；Ⅳ解释：因此A做X。

汉兹认为，这种情境的解释抓住了至少是微观

经济学的解释重点，若使用这种基本方法来解释，关于微观经济学中的最大化等争论也就可以偃旗息鼓了，因为只要归结为对当事人面对(在这里是确定的)情境时的经验利害关系的详细说明的分析，就可以解决问题。简言之，波普尔所倡导的情境分析为社会科学和经济学提供了解释，微观经济学为情境分析和经济学的联系提供了范例。

三、制度与实验经济学的兴起：经济学研究文化转向的印证

由于对主流经济学抽象性和理论上过分追求完美以至于与现实严重脱节的不满，在19世纪曾形成了以凡勃伦、康芒斯和米契尔等人为代表的制度学派。他们主张用制度来分析经济学，并与相关法律、历史和其他学科的运动一道构成了一个更广泛、更有特色的美国思想运动的组成部分，这个思想运动的口号是对“形式主义的反叛”。即对社会科学中抽象演绎推理的形式主义的“反叛”。制度经济学的“制度”一词来源于拉丁文institutio-意为风俗、习惯、教导、指示等，其构成的基础为制度趋势，即主张以历史起源的方法研究经济制度的产生、发展及作用，以此来了解当前的社会经济及其发展趋势。凡勃伦等人开创性地对制度在经济学中的作用加以重视和强调，使制度经济学被主流经济学所认同的工作由科斯等人完成。

新制度经济学采用主流经济学的分析方法来研究制度的论证方式。“科斯引入交易费用的真正意义在于揭示出市场和企业都是资源配置可供选择的经济组织；经济组织的具体型式不再是既定的、由外部施加的事实，其本身就是极为重要的供人们选择的变量，在具体的选择过程中，交易费用成了关键性的解释变量。”科斯实际上在极力倡导一种方法论的转变，事实上，科斯认为在设计和选择社会格局时，我们应该考虑总的效果。科斯的上述开拓性研究，从问题情境、分析角度到基本概念和方法论，为新制度经济学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极为重要的基础。

布劳格也曾指出：“在李嘉图的著作里，历史、制度和事实这些在亚当·斯密的著作里得到突出的描述的东西都淡化为一种背景。”而事实上，交换过程涉及个人之间的相互作用，但这些人已经由文化和社会结构早就定型了，他们的偏好、能力、价值和指导原则大部分在参加交换之前就给定了。正统经济理论同样没有能力考察交换经济对这些变量的影响，但正是这些变量决定交换过程的实际内容和含义。因此，斯坦费尔德认为正统经济学甘愿考察附带现象而置现象的本质结构而不顾。而现实的经济是从属于利益关系的，出发点不是个人，也不是个人的任何生理或心理属性。而是作为一个系统的社会，所以在这个系统中，分析的基本单位是历史上已经出现的相互作用的形式，这些相互作用的形式——文化制度——促进或压抑了人类固有的潜能。实证的制度分析为这种新出发点提供了基础，提出了一个可供选择的经济的定义、一个可供选择的研究经济的方法和一个可供选择的价值标准，这种价值标准赋予经济研究以社会意义。

诺思指出，新制度学派把时间作为坐标，认为制度是演进的，制度是动态的。制度是演进的，意味着制度是时间的函数，时间之“网格”此时经由制度的演进过程来进行填充，时间在经济学上就被赋予了极其重要的意义。诺思在阐述制度变迁理论时涉及了两个更重要的方面，即诺思所谓的“制度——认知”模型以及“路径依赖”理论。更表明了时间在制度演进中的意义之所在。美国哲学心理学家安迪·克拉克把制度说成是一种为人类选择和学习提供的“外在支架”。因此，制度经济学更加注重人的社会性，“制度经济学方法承认人们确立双向的关系并需要各种持续的群体结合”。新制度经济学是从更严谨的认识论角度对“制度”的重要性加以分析，其分析并不以“完备知识”的假设为基础，而是将知识的不足——无知——作为人类存在的必要组成部分。因为人类的知识是不断增加的，是构造性的，但知识的不足可以靠恰当的制度安排来缓解，“恰当的制度能在一个复杂的，不确定的世界引导个人决策者，并能帮助我们减少对信息的需要。”

实验经济学的新近发展也在向制度经济学靠拢。当代实验经济学的主要代表史密斯通过实验分析。发现市场效率的高低在根本上是取决于交易制度的。在为《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撰写的《经济学中的实验方法》条目中，史密斯总结自己所进行的大量实验时写道：“数据和分析有力地表明，制度之所以造成(观察结果的)差异，是因为规则(法律环境)能造成差异，而规则之所以能造成差异。是因为它们能影响个人激励。”不可能设想存在着一种没有制度而又可以维持的经济。制度确定产权规则，而只有借助这种规则，经济活动主体才能在环境内在蕴涵的界限和机会之内交往或交换、转让商品。在一篇入门性质的短文中他说得更为肯定和明确，“实验经济学得出一个有坚实依据的结论：制度之所以至关重要，是因为规则至关重要：而规则之所以至关重要，是因为激励至关重要。”因此，他认为实验经济学的一个重要领域是制度设计，史密斯参与了有关联邦土地私有化、排污权交易制度、电力市场和供水市场的交易制度的设计或检验。制度设计就是运用实验方法，以较低的成本来为以前不存在的市场设计恰当的“游戏规则”。然而，规则不仅仅是指显白的规则，还包括种种隐而不彰的规则，这些规则，是交易者在交易过程中形成的，并且是某个单个的人所无法全部掌控的。因此，实验的过程也是探索隐含规则的过程，但我们不能指望实验能够完全穷尽规则的种种可能性，实验只是现实制度中的试错过程的模拟。而人类的种种交往规则和市场制度，都是未经设计的生物和文化演进过程的产物。实验经济学的研究向我们展示了经济学从理想走向现实的路径，一定意义上说。实验方法是对理论的回应，进一步的是对情境分析理论的现实展示。

新制度经济学研究也引起了科学哲学家的关注。晚期波普尔就曾研究过制度分析，他是从制度的角度去分析社会结构功能的。波普尔认为在社会的各种制度中存在着人们在其中进行行动的各种各样的构架，这些构架并不是通过人们有意识的计划而形成的。而是作为无意识，或者与人们的意图相反的东西形成的副产品，不仅包括分析支配制度的传统和习惯，也包括分析制度本身自然具有的目的和功能，以及制度中人员的安置等问题。波普尔还进一步分析了由制度而引发出来的各种结果，认为情境分析在更为广泛的领域中能更加有效地起到补充作用，情境分析是对有关事态进行必然性的分析，用客观情境的因素置换心理因素。波普尔建议人们首先应该对一般情境进行分析研究，其次把关于制度和传统的理论当作纯理论社会学的基本问题。这首先包括制度不行动，也就是只有个人在制度之中或代表制度行动，这些行动的一般情境逻辑是制度的准行动的理论。其次包括我们可以建构有目的行动的故意的和非故意的制度化结果的理论，这也会导致制度的创造和发展的理论。

四、情境语义学：经济学方法论文化转

向的可能研究进路

这场关于证伪主义的经济学方法论的争论似乎是过去时了，但是通过争论使人们对经济学的科学性有了更大的信心，对经济学的特殊性有了更透彻的理解，并催生了可以对经济学理论进行检验的可能和可行的研究路径的渐渐展现，使经济学又向科学性迈进了一步，进一步可以证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是一个连续体的结论，通过情境因素得以实现连续和统一，从这个意义上来看，是非常有价值的。而现在发展起来的一些新兴学科的一些方法值得我们借鉴。

情境语义学是20世纪末叶诞生的一种新的语义理论。美国著名的逻辑学家巴威斯和佩里在1975年发表的《素朴语义学与不妥协情境观点》一文中首次提出情境语义学的设想。1981年巴威斯发表了《场景与其他情境》一文，试图论证新型语义学“可视为可能世界语义学的替代品”。1983年巴威斯和佩里合作出版了《情境与态度》一书，标志情景语义学正式诞生。其核心思想是引入所谓奥斯汀型命题。巴威斯等人进行了如下表述：“依据奥斯汀。一个合法的陈述A提供两个东西：一个历史的(或实际的)情境S_A，一个情境类型T_A。前者是现实世界的某个有限部分：说话者使用奥斯汀所谓‘指示约定’去指称它：而后者大致说来就是依据与(自然)语言相关联的‘描述约定’，由陈述所确定的情境属性。如果S_A具有类型T_A，则A为真，否则其为假。”

理解奥斯汀型命题中本质包含的“情境”概念“既要看到其指谓‘现实世界’之部分的客观性方面，也要看到其与语言使用主体的高度相关性。现实世界之‘某个有限部分’正是有主体选择所确定的。因此一个情境必是由特定的主体相关性所决定的一个有限事态集合。”一个奥斯汀型命题p可表示为：(s；[δ])，s是p所处的情境，δ是p所描述的事态，而[δ]则表示取决于δ的情境类型。p为真，当且仅当，事态δ属于情境s。经典语义学只谈p，{δ}。但是这并不是说持经典命题观念的学者未意识到语境的重要性，恰恰相反，在分析自然语言语句时，从弗雷格、罗素开始，他们大都坚持“语境惟一确定原则”，即在确定的语境中才能确定语境的意义从而得到确定的命题。但是，他们只是把语境原则作为识别把握命题的途径。换言之，他们只是把语境理解为外在于命题的因素。而奥斯汀型命题则把“语境”“情境”作为命题的内在本质要素之一，是命题系统的组成要件之一，是命题内部的一个因素。因此，有意义的是，情境语义学把认知主体引入并作为命题的一个内生变量，即内在状态参量。“在情境语义学看来，‘情境’是与认知主体具有本质关联的对象集合，是世界中由主体选择与分辨并高度组织起来的一部分。”

情境语义学的基础是情境理论，其基本概念是情境。简单地说，某时某地某个体(或某些个体)具有某性质(或某些关系)这样的事实(或若干个这样的事实)就构成了一个情境。在情境理论看来，外部环境的个体及其关系就是最基本的可处理数据。因此，自然有下列信息概念：

关系R成立或不成立于个体a₁…，a_n之间。这里的R是本体论意义上适用于n个个体的某个关系，a₁…，a_n是本体论意义上适用于关系R的各自论元位置上的个体，则《R，a₁…，a_n，1》或《R，a₁，…，a_n，0》分别指关系R在个体a₁，…，a_n中成立或不成立。一般来说：《R，a₁，…，a_n，i》(i∈{0，1})指信息条目，所以，现实世界是由各种各样的个体对象及其关系构成的，特定个体对象及其关系可以构成信息条目，用专业术语来说，信息条目就是信息的数据化。信息条目的概念还可进一步扩大，加入时间单位与空间(地点)的单位，也就是可以包含时空的单位。情境就是信息条目的聚合。现实世界布满了各种各样的情境，现实世界的总体本身是一个极大的情境，包含着若干由个体对象及其关系构成的信息条目。现实世界的各个片段也是一个个较小的情境。

像情境语义学这种形式化的尝试在豪斯曼、波普尔那里都有所体现。比如：豪斯曼把规律的理解形式化为：假设其他条件不变，(x)(F_x→G)是一条规律，表达的是这样的一个判断，(F_x＆C_x→G_x)，这里的函数“C”是给定的语境中在假设其他条件不变中抽取出来的函数。波普尔在分析趋向性的世界时指出，我们需要一种相对概率或条件概率的演算法，以别于绝对概率演算法来表征这种趋向性，即在绝对演算中一个陈述可以写作：P(a)＝r，读作：“事件a出现的概率等于r”(0≤r≤1，r是实数)。相对概率或条件概率的陈述：P(a，b)=r，读作：“事件a出现的概率在b的情境中(或特定的条件b中)等于r”。情境语义学研究表明，作为智能体的人，对外部世界的认识可以通过情境理论关于制约关联的学说加以解释，这种结果的解释具有信息处理的特点，带有明显的可操作性。人的认知过程涉及“目的”、“愿望”、“信仰”和“行为”等概念以及它们同“世界”的关系，情境理论对此有浓厚的兴趣。

五、结论与评述

从经济学方法论的争论到经济学本身理论的发展，表明了经济学文化转向不仅仅是趋势，也许是经济学未来的现实出路。我们从经济学方法论的论争中提炼出情境因素之于经济学的必要性。这无疑与“语用学转向”相契合，语用学中语境是与认知主体相关的概念，是语言逻辑中的重要概念，也是很难精确定义的概念，因此，对语境的准确界定众说纷纭。从狭义的“上下文”到广义的社会文化历史环境，都有学者使用。鉴于语境是从语言分析层面的理解，情境是从规律、定律本身出发得出的，情境因素更侧重于指示理论分析与建构中涉及到的现实决定性要素。本文的研究是基于对定律、规律的解析，所以文中使用情境未提及语境。

在经济学方法论论争关于证伪主义争论的背景之下，争论双方最终都走向了情境分析的路径。经济学理论的发展早已有之的历史主义的研究，在80年代以后制度经济学的兴起，以及对实验经济学的关注都向我们透露了经济学方法论研究的文化信息，同时也进一步印证了经济学方法论的文化转向。通过对这个文化转向的梳理与分析，希望引进情境语义学的探讨给经济学这一文化转向以可供借鉴的可能的研究进路。而事实上，经过改良后的波普尔的情境分析以及逻辑学中情境语义学这样的一些多学科的联合已经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可操作的平台。笔者也曾从科学认识论的角度进行过探讨，当然这需要跨学科的研究，比如数学，尤其是模糊数学、逻辑学尤其是情境语义学以及经济学等几个学科间的努力与合作，来强化情境分析的哲学意义及其解题功能，从而使经济学方法论的文化研究经历了从可能到可行、进而步入到可操作的探讨阶段，以真正地为经济学研究提供方法论参鉴。同时，也许还可以成为经济学方法论在实证经济学和规范经济学之间保持张力的有效途径。无疑，这是具有理论与现实意义的。

另外，科学的文化研究随着后现代思潮向科学哲学的渗透，已逐渐成为热点问题，因为科学哲学内部发生的转向(包括历史学转向、解释学转向和修辞学转向等)而出现的研究思潮，由此科学“内史”与“外史”的壁垒不再坚固，建构主义和科学知识社会学的也随及蓬勃发展起来，于是科学的文化研究近年来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进而成为研究的热点。经济学的这种文化转向也是在这个大背景下的发生的。众所周知，经济学一直在向经验自然科学靠拢，而对于科学文化的关注对于经济学研究也会有所启示，这也是值得研究的课题，文中对经济学的情境分析，即由此所映射出的文化转向的信息，即经济学理论的文化论意蕴探讨为科学的文化研究也可以提供一些有益的启发。对此研究一直充满期待!

(责任编辑　陈孝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