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弹”决策伟绩长存

回顾中国共产党在新中国成立后建设道路上走过的历程，研制“两弹”(导弹、原子弹)成功是其中极为辉煌的篇章。中国从一架飞机、一辆汽车都不能制造的落后基点上起步，仅十几年就掌握了远程导弹、原子弹、氢弹和人造卫星。这一震惊世界的业绩，不仅确立了中国在世界上有影响的大国地位，也对保障我国的安全和发展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从视原子弹为“纸老虎”到认为它“决定命运”

1945年8月6日，原子裂变的火球在广岛出现，使全世界知道了这种能改变人类命运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核弹爆炸威力可超过同等重量的常规炸弹万倍以上，不仅能毁灭城市，还能摧毁一个民族的生存环境。从此，美国挥舞核武器称霸于世，给当时还套着几重枷锁的中国人带来新的压力。此刻仍基本停留在农业社会的神州古国连常规枪炮都造不好，核能武器的出现又把中国远远抛在世界武器发展跑道后面。

广岛核爆炸三天后，8月9日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头版刊登了这一消息，并加上了“所有生物被烧死。该城烟火弥漫，高达四万英尺”的标题。据当年的老同志回忆，这天大家兴高采烈地开庆祝会时，毛泽东却打来电话找《解放日报》社长博古，批评这是一个“政治性很强的原则错误”，如此渲染原子弹的威力是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

1946年8月6日，首次核轰炸整整一年后，毛泽东在延安枣园会见了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女士，在谈笑风生纵论天下时谈到原子弹。开始翻译将其说成“scarecrow”(稻草人)，毛泽东认为译成“PaperTiger”(纸老虎)才准确。“原子弹是美国反动派用来吓人的一只纸老虎”这句世界性的历史名言，从此传遍天下。如此宏大从容的气度，恰恰是毛泽东领导中国人民敢于同美蒋反动派斗争并赢得胜利的重要保证。

毛泽东并非不重视原子弹，看到延安对核爆炸的首篇报道便提出批评，这说明他从一开始就预见到核武器具有物质破坏和精神威慑双重作用。面对中国国内革命战争的特殊环境，美国难以使用核武器，然而新中国建立后，核威胁的阴云就一直笼罩在头顶。朝鲜战争期间，美国便对新中国一再实施核威胁(80年代解密的历史档案证明，核轰炸计划确实拟定过多次)。中国出兵入朝时，苏联担心引火上身，连出动空军掩护的诺言都能背弃，危机关头还肯冒核大战的风险以原子弹掩护中国吗?若是从国际地位和世界战略格局考虑，正如法国总统戴高乐所说，没有核武器的国家不算是大国。站起来的新中国要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并恢复大国雄风，也必须拥有核武器。

1953年抗美援朝战争结束，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便开始考虑启动中国的核事业。当时中国虽然缺乏工业基础，却有一批从国外回来的具有世界级水平的科学家，如二代居里夫妇的弟子钱三强便提出了发展核事业的建议。苏联为解决核原料匮乏而同中国联合进行铀矿勘探，1954年秋天国内发现了铀矿，这使中国发展核武器具备了最起码的物质基础。

1954年10月3日，毛泽东同来华访问的苏共第一书记赫鲁晓夫会谈时，首次提出了“我们对原子能、核武器感兴趣”，并询问在这方面能不能对我们有所帮助。据翻译师哲回忆，赫鲁晓夫听后马上表示惊讶，接着说搞那个东西太费钱了，中国如果真的搞核武器，就是把所有的电力都投入进去也不一定够用。他只答应帮助先建一个小型原子堆，以此培训一批干部。按此援助规模，中国的核事业不知何年才能起步。这一态度，说明苏方在尖端武器方面仍想保持垄断而不愿援助。

3个月后，毛泽东在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确定了我国开始发展核武器的决心，并豪迈地说：“我们自己干，也一定能干好!”他还请专家向中央领导集体介绍了核知识，随后要求地质部党组书记刘杰抓好这件事。事过多年后刘杰曾讲过，毛泽东在送他出门时特别嘱咐：“这是决定命运的!”

当核弹的爆炸能量发展到已能够毁灭一国时，掌握最起码的核反击能力，确实是决定国家命运的大事。1956年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又指出：“我们还要有原子弹。在今天的世界上，我们要不受人欺负，就不能没有这个东西。”

抓住机遇取得苏联尖端技术援助。“两弹”研制迅速起步

1956年，主管国防科研的聂荣臻主持制定了十二年科学规划，其中要求研制成射程500至600公里的地对地导弹。同年10月，上一年刚回国的钱学森被任命为导弹研究院(五院)的院长，中国导弹研究就此开始，核弹也进入了预研阶段。

当时中国已有一批导弹专家和核物理专家，却缺乏制作“两弹”的材料。钱学森表示材料困难程度大，如苏联能帮助解决便可使工作进度大大提前。此刻国际形势的变化使赫鲁晓夫在政治上有求于中国，这使中国的核弹、导弹研制抓住了一次重要机遇。

1956年苏共召开的二十大揭开了斯大林问题的盖子，东欧随之发生政治动荡，苏共中央主席团内又掀起倒赫风潮。1957年6月末，赫鲁晓夫在掌握军队的朱可夫主持下，在苏共中央全会上击败了多数中央主席团成员，却未摆脱内外交困的处境。7月上旬，赫鲁晓夫派主席团委员米高扬来华介绍情况并寻求支持，毛泽东主持中央开会研究后，考虑到赫鲁晓夫是苏共领导中比较好打交道的一位，决定表态支持苏共中央的决定。面对这一新情况，7月18日聂荣臻提出应与苏方交涉核技术援助，周恩来请示毛泽东后马上做出安排。此次苏方反应空前迅速，7月20日苏联驻华总顾问阿尔希波夫即代表政府答复同意。解密的俄罗斯档案证明，赫鲁晓夫是不顾苏联军方坚决反对，拍板决定了对华提供核技术援助的。

同年10月15日，中苏签署了国防新技术协定，规定苏联将援助中国建立起综合性原子工业，帮助研究生产原子弹、导弹并提供样品，出售核工业设备，这是苏联在历史上给予中国最重要的一次战略性援助。

研制核弹时，中国领导人同时要考虑其运载工具。原子弹以及比它威力大得多的氢弹只有准确投向敌方，才可形成有效打击力。轰炸机或是火箭发动机驱动的导弹，是两种最有力的运载手段。中共中央确定开始研制原子弹时，国防科研系统内产生的一个重大争论便是以哪种运载手段为研究重点。经过反复研究，多数人认识到，中国不像美国那样拥有强大的远程航空兵，即使研制出轰炸机，在无制空权的情况下也难突防进入敌后纵深。于是，中央军委最后确定了“两弹(导弹、原子弹)为主，导弹第一”的方针，这使研制工作从起步时便有了一个适合中国实际情况的正确指针。

苏联在签订《国防新技术协定》后，起初还能如期履约，于1957年末对华提供了射程500公里的导弹(由缴获的德国V-2导弹改进而成)，使中国导弹事业起步有了最早的样品。翌年，苏联帮助中国设计了一系列核设施并提供了所需设备，派出近千名专家，建成了铀矿、核燃料棒工厂及研制基地、核实验场。1958年9月，苏联援助的重水反应堆建成，直径1.2米的回旋加速器也运到移

交，中国正式进入核工业建设和研制核武器的新阶段。实事求是地全面回顾历史，虽然赫鲁晓夫后来对华的一些举动应该谴责，但在历届苏联领导人中，他还是对中国提供援助多且水平很高的一人。

赫鲁晓夫在核弹、导弹领域援华，实际上一开始就带有勉强性，许多项目都有所保留。据当年来华的苏联专家在90年代发表的回忆录称，他们奉命只能介绍1951年以前的原子弹设计方案。中方在认真学习苏联技术并引进设备时，对核武器的研究一开始便以本国专家挂帅，自行制定研制规划，这种“以我为主”的原则使外援中断后研制工作仍能进行。

中国的发展包括必须抵御外部威胁的核力量发展，很快显示出将威胁到当时美苏主宰世界的格局，这使赫鲁晓夫在其地位巩固后又对援华尖端项目感到后悔。当中苏因“长波电台”、“联合舰队”和炮击金门事件出现争吵后，1959年6月苏共中央致信中共中央表示“暂缓两年”提供原子弹样品。1960年夏在中苏出现政治论战后，同年7月赫鲁晓夫决定撤走全部专家，中止多数合同，对华的导弹和核技术援助全部停止。

赫鲁晓夫中断对华援助，伤害了中国领导人和人民群众的感情，80年代的苏联领导人追溯历史时也认为这一最大战略失策从长远看也伤害了其本国利益。不过从中国“两弹一星”事业的进程看，苏联前期的援助还是大大节省了中国的研制时间。笔者曾向周恩来总理最后两任军事秘书请教过对此事的看法，这两位当年亲自参与其事的老前辈都感叹说，苏联中断合同撤走专家，留下一堆“半拉子”工厂，却毕竟比我们白手起家要好得多。

从“两弹一星”的整体进程看，苏联撤走专家造成的影响并不算太大，这是因为中国领导人和项目负责人事先有远见，引进苏联的设备时便立足于自己掌握和主导核心技术，并能具备综合配套能力。1960年夏季以后，中国的科研人员完全依靠自己的努力，仍能使“两弹一星”事业以很快的速度发展。

面对经济困难，中共中央经论证决定继续“上马”

1960至1962年，中国经济出现了严重困难，有的同志提出等经济好转以后再搞原子弹，就此出现了“上马”和“下马”的争论。当时陈毅元帅力主上马，并说：“就是当了裤子也要把原子弹搞出来。”贺龙、聂荣臻、叶剑英元帅对此也表示完全赞成。刘少奇主张首先要把情况摸清楚再定。这一意见上报后，得到毛泽东的认可。

根据这种先做考察再定决心的正确态度，中共中央派副总参谋长兼国防科委、国防工办副主任张爱萍组织调查。1961年10月至11月，张爱萍会同国家科委副主任刘西尧、二机部部长刘杰等进行了广泛的调查，于11月14日向军委呈送了《关于原子能工业建设基本情况和急待解决的问题》的报告。这一报告认为，1962年是最关键的一年，只要中央领导亲自负责，亲自领导，各项保障跟上去，1964年制成核武器和进行核试验是可能实现的。

这个报告上送后，经邓小平主持书记处会议讨论表示同意，并经毛泽东批准，最后确定还是继续上马。接着，张爱萍和刘杰以二机部的名义，向党中央、国务院正式报告，提出争取在1964年，最迟在1965年上半年爆炸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的“两年规划”。毛泽东于1962年11月3日批示：“很-好，照办。要大力协同做好这件工作。”从此，中国核事业开始了新的征程，全国几千个单位大力协同展开攻坚战。与此同时，作为核弹运载工具的导弹的研制也在加速进行。苏联撤走专家三个月后，我国仿制苏式导弹的“东风－1”近程导弹便于11月5日试验发射成功，随后进入了“东风－2”型导弹的研制。

进行“两弹”研制要投入一些费用，但因中国有着人力费便宜的条件和艰苦奋斗的传统，每年在此领域的投入与同期国家平均年财政支出相比是很少的。当年强调“勒紧裤腰带”主要是一种奋斗精神的宣传，“两弹”花费在国家年财政支出中只占2％左右。在世界各大国研制核武器的花费中，中国的花费是最小的。

60年代初，中国的“两弹”研制全面展开，核试验场建设也在同时紧锣密鼓地进行。在新疆荒凉的罗布泊畔，成千上万的军民官兵和各种保障人员日夜奋战，1964年7月试验场的工程全部完工。我国的科学家和技术人员不负全国人民的期望，如期生产出合格的浓缩铀，也加工出第一套核部件，6月又在青海进行了最后一次未装填核材料的全弹爆轰试验，终于具备了核试验条件。

1964年9月16日和17日，周恩来主持第九次中央专委会，听取汇报并详细研究了试验准备情况。当时美国威胁要打击中国的核基地，周恩来综合各方面意见提出两种方案：一是发展技术暂不试验，二是不怕威胁尽早试验。这两套方案上报之后，毛泽东最后一锤定音，他以豪迈的气派说，既然核武器不一定能用，就要尽早试验。

1964年10月16日，这是一个让亿万中国人骄傲和自豪的日子。当天下午3点，我国第一颗原子弹在新疆罗布泊爆炸成功，这一消息使整个国家为之沸腾，也使整个世界为之震惊!那些一向傲慢的西方人，不得不重新审视我们这个古老却又焕发了新活力的民族!

我国的原子弹试验成功后，美国顽固派仍认为十年内难以形成有效打击手段，嘲笑我国是处于“有弹无枪”状态，即未能掌握有效的远程工具。实际上我国在试验原子弹的四个月前，便试验成功了自行制造的中近程弹道导弹，威力大于原子弹百倍的氢弹也已开始研制。经过努力，科研部门很快掌握了原子弹小型化的难题，使之可以装填到导弹的弹头中。1966年10月27日，我国进行了第一次核弹与导弹这“两弹”结合的发射。导弹准确击中预定区域并在那里发生原子弹核爆炸。这一消息宣布后，引起了举世惊叹。美国军方就此声称，中国已经具备了攻击远东任何美军基地的能力。

经过我国“两弹”科研人员的不断努力，氢弹研制在不长时间内获得成功。1967年6月17日，我国在罗布泊核试验场上氢弹爆炸成功，显示其刚一出世便具备了实战能力。从研制成功原子弹到研制成氢弹，美国用了7年半，苏联用了4年，英国用了5年半，法国用了9年，而中国仅用了2年8个月，发展速度又是世界最快的。

通过发展大功率运载火箭，1970年4月我国又用能够驱动中程导弹的火箭发射成功了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至此，为时十几年的“两弹一星”工程得以圆满完成，在后来的岁月里，我国的国防战略力量仍在继续发展，并实行了军民结合，为我国的建设事业发挥了极其重大的作用。

事过几十年后再回顾“两弹一星”的决策过程，今天的人们还可以深深地感到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央领导集体在当年所具有的战略远见。如今我国在世界上的大国地位，主要依靠三个支柱——在国际政治舞台上是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在经济上是发展较快较好的新兴市场，在军事上有“两弹一星”这种最具威力的战略威慑工具。“两弹一星”的业绩不仅是一种巨大的物质成就，也成为传承给全国人民的一种宝贵精神，激励着一代代中华儿女在强国的道路上努力奋进。

(作者：国防大学教授、少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