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忏悔录

我出生在“九一八”那一年，不知不觉已经87岁。从1944年我初中一年级写的第一篇文章发表以来，屈指算来也有73年了。至今出版了300多本书，堆起来已经很高了。大家都知道，我是地质专业出身，研究花岗岩多了，也长成了花岗岩脑袋。写文章常常像科学研究，一个钉子一个眼，不敢有半点马虎。常言道，智者千虑，必有一失，何况愚鲁的我并非智者。虽然处处小心从事，也免不了出一些不可原谅的纰漏。当然了，一些童话和明显的幻想作品，可以允许随意想象，可是一些涉及的科学问题，不小心处理，成为作品中的硬伤，就不能原谅自己了。

其中，特别是以下两个错误，需要认真检查。人都会犯错误，错了就应该认错。公开认错不丢脸，文过饰非才不对。

一个是钩纹皮蠹问题。

记不清哪一年到长沙访问，应邀参观马王堆汉墓博物馆。看完了展品，再仔细看资料，一个有趣的问题引起了我的注意。据记载，在随葬笥内垫底的白茅草和丝织衣服中，有三头钩纹皮蠹的幼虫干尸。

当时面对这个材料，我不由想起有关这种昆虫的情况。

1952年，我在北京大学从地质专业转入自然地理专业期间，曾经学习过地质地貌、气象气候、水文、土壤和野生动植物等，有关地理环境五个要素的课程。记得看过的一本《昆虫学辞典》说，这种钩纹皮蠹常常以皮革、烟草、茶叶、衣服、粮食、油脂等动植物制成品为食，经常生活在仓库、车船和家庭储藏物品中。它的惰性很大，如果不经过一定的人为媒介，很难到处传播。它原产于美洲，后经货物转运才传到世界各地。以和美洲交往特别密切的英国来说，钩纹皮蠹也是最近1个世纪内才传入的。想不到这种昆虫远远早于哥伦布发现新大陆，竟在2100多年前的马王堆汉墓内出现了，这是一件多么发人深省的事情。

这个意外的发现表明了什么？当时我身在博物馆内，不由浮想联翩，触动了科学幻想的神经。

以传统的昆虫学理论为根据，是否表示眼前这个汉墓与遥远的美洲之间存在着某种神秘关系？

2000多年前马王堆的这位老太太，难道就是解谜的钥匙？她的家人中，是否有人曾经到过美洲，带回夹藏有这种昆虫的衣物或其他物件？这样一来，用现今的术语来说，这位老太太岂不成为“侨眷”，甚至“归国华侨”了？简直荒唐无稽！

这实在太离奇了，我简直不敢相信是真的。因此我长期沉默，不敢轻易说出来， 以免被人笑话。

这使我联想起，有一次童恩正给我说的一件事。成都凤凰山一座汉墓内，发现西红柿种子。众所周知，西红柿进入中国很晚。明神宗万历四十五年（ 1617），一个叫赵函的人，在《植品》一书中首次提到，是西洋传教士把它和向日葵一起带到中国来的。明熹宗天启元年（1621），王象晋在《群芳谱》中进一步肯定，怎么可能在汉墓内出现？

呵呵，西红柿原名狼桃，16世纪才从南美洲传进欧洲。如果凤凰山这件事是真的，西红柿就不该叫这个名字，应该叫东红柿了。

凤凰山汉墓的发现，惊动了成都本地一些农学家和考古学家。前者取样培育，生长出正常的西红柿，证明品种没有问题。后者之中，有人兴奋宣称，当时墓主早已食用西红柿，未经仔细琢磨，就认为这是一个“铁证”。它进入中国的历史应该改写，中国又有了一个“世界第一”。他立刻通过媒体发布了这个“震惊世界”的消息，一时闹得沸沸扬扬。

童恩正问我怎么看待这个问题。我说：“先别管这些人，到现场看一看再说吧。”我们在现场仔细观察后，发现这座汉墓有破损。上面老乡种地，西红柿种子是雨水顺着墓室裂隙，后期被冲带进去的。前面那些人掀起的一场闹剧灰溜溜收场，弄得好不尴尬，谁也不好意思再提起。

凤凰山汉墓是这样，马王堆汉墓是否也一样呢？

不，后者封闭严密，绝对不是一样的！可是这个问题重大，毕竟是孤证，还不能遽尔就下结论。只好悄悄窝在肚皮里，成为一个难解的疑谜。长期沉默，不敢轻易说出来。

有一次，我随同著名古人类学家贾兰坡先生在太行山中考察，行进途中闲聊。贾先生告诉我，一位美国加州圣地亚哥的考古学家来信，谈到在南加州附近的海底，发现了三个奇特的“石锚”。美洲从来就没有这种形式的船锚，只是在我国广州一座东汉古墓出土的陶船上，才在船头发现吊有类似的石锚。因此可以推测，在加州发现的这三个石锚是中国古代沉船的遗物。其中的一个表面包裹着一层薄薄的锰壳沉淀物，根据锰每千年积聚1毫米计算，推测它约有2000多年的历史。啊呀呀，这几乎正和马王堆汉墓的时代相同。这几个石锚和长沙马王堆汉墓发现的钩纹皮蠹之间，是否存在着一种神秘的联系？孤证似乎有佐证了，我不禁想入非非。

我就是在这种冲动之下，在科幻小说《失踪的航线》中，以此作为中国人发现美洲的一个假想根据， 冒里冒失地发表了出来。接着又在为湖北教育出版社写的一本《考古之谜博览》中，进一步公开发表。前者是科幻，似乎还情有可原。后者是科普，就非常不应该了。

当然了，科幻立论也必须切实可靠，不能想怎么说就怎么说，也要考虑严肃的科学性，以及对入世不深的青少年读者的影响才好。你随便一说，孩子们就当成是真的了，合适吗？

想不到的是，此言一出，很快就被许多地方转载，把我的一点猜想进一步发挥，说得十分确凿可靠，似乎真是汉代航海到达美洲的一个钢鞭铁证，这使我感到有些不安。

胡适先生说，大胆假设，还须小心求证，从不同角度仔细审视自己的观点是否有问题，绝对不能抓住一点便不及其余，灵机一动就沾沾自喜，盡量维护自己的观点。作为始作俑者，我觉得自己有义务站出来解释清楚，因为这在湖南引起的风浪很大，所以我就在《潇湘晨报》重新谈论这个问题。表示自己冒昧无知，学识有限，仅仅作为一个问题提出来，并没有得出确凿的结论，供给大家讨论，千万不要过度误传误信，引起不良影响。

是的，这只是我当时的片面猜测，真相是否如此还需要小心论证。千万别像有人为了证明殷商时期就有中国人到达美洲，以为“印第安”乃是相互问好的“殷地安”的讹音那样可笑。

关于这件事，我还有两个问题不明白，迫使我不得不从更多方面进行比对研究。

一个问题是钩纹皮蠹的原产地，是否仅限于北美洲， 中国古时有无这种昆虫。今天在中国，钩纹皮蠹已经是一种常见的昆虫了。这是中国的原产，还是像葡萄、西红柿一样，都是后期传入的舶来品？

为了探寻这个问题，我换了一个角度，从代表国门的海关系统入手。得知至今海关还是认定其为外来害虫，将它作为严密检查的排斥对象。为此，我查阅了一些海关记录。上海海关就曾经在进口小麦中发现这种有害昆虫，河北、浙江、广东和其他一些口岸也经常在进口皮张、皮毛等物品中发现它的踪迹，统统予以排查。

我想，从钩纹皮蠹至今尚列入海关严查进口的对象这件事，可否作为证据表明它的外来身份？这似乎支持了自己最初的怀疑。当然这还需要昆虫学家提供意见。

另一个问题是复审南加州海底发现的所谓“石锚”，是否真是中国沉船遗留的一种特殊的船锚。进一步查阅到另外一些考古学家的观点，以为这是石器时代古印第安人的一种特殊有孔石器。真相究竟如何？也需要考古学家进一步论证。

再进一步探察的结果，才知道中国古代也原产这种皮蠹，并非只有美洲原产。翻译进口的《昆虫学辞典》不了解中国情况，看样子是弄错了。

前人错误没有关系，认识本来就是在不断发展的嘛，不能怨他们。只是自己的确读书太少，又缺乏进一步探索的精神。抓住一点，不及其余，存在着主观急于求成的因素，造成了这个错误。说来说去是自己的态度和水平问题，引起一场风波，误导了广大读者。必须在这里认真承认错误，希望不要继续扩散流毒才好。

在我的作品中，另一个问题出现在《美洲来的哥伦布》中。

20世纪60年代初，我读英国科学家莱伊尔的《地质学原理》，其中一句话引起了我的注意。书中说，在英格兰西北部兰开郡马丁湖底的泥炭层中挖出八只独木舟，“它们的式样和大小，和现在在美洲使用的没有什么不同”，不由使我心中一震。

因为对考古学有一些了解，所以我深知两个距离遥远、素无来往的民族，其文化特征是不可能完全雷同的。

从我所从事研究的第四纪地质的角度， 可以推断埋藏独木舟的泥炭生成于4000～5000年前。当时正值墨西哥古印第安文化的一个渔猎时期，一些出海捕鱼的印第安独木舟很容易被横越北大西洋的墨西哥湾流冲带入海。哥伦布发现新大陆的500年前， 同一海流曾将热带美洲的树木冲带到荒凉的挪威海岸，引起诺曼海盗的遐想，扬帆西航发现了冰岛、格陵兰和纽芬兰，为什么不可以将同样性质的古印第安独木舟带到英格兰？其多数或已在途中葬身鱼腹，个别漂到彼岸则是完全可能的。

我认为这是一个很有意义的题材。不仅从考古学本身出发，也是对狂妄无知的新老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者的批判。为了写作这个科幻作品，我耗费了整整十几年进行考证。第一个问题是必须排除古代欧洲有没有同样的独木舟，如果这是巧合，题材就不成立了。

大家知道，那时候闭关自守，其间又是“文化大革命”，寻找外来资料非常不容易。这件事经过了漫长的19年，最后才在一些海内外考古学界朋友们的帮助下，对比大量图片和其他资料后，证实欧洲绝无与美洲印第安人雷同的独木舟。这个题材可以动手写了。

写作中，又遭遇其他一系列问题。包括当时印第安人是否乘坐独木舟出海捕鱼，带动漂浮物的墨西哥湾流的季节走向，墨西哥、英格兰湖区、苏格兰高地的一系列自然与人文环境的研究。经过一些英国朋友的帮助，把那个湖泊的位置、地图，当时组织挖泥炭的人，一个个落实清楚。甚至最后一道苏格兰峭壁的颜色，根据地质图查明是石灰岩，应该是灰色崖壁，统统都落实了。

唉，耗费了这么大的功夫，想不到竟在一个细节中出了问题。我居然在故事中，提到欧洲移民到了北美洲才有的感恩节。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我不是什么智者，却实实在在错了。有人指出这个错误，使我十分汗颜，立刻在再版中改正。非常感谢对我的批评！这是漫不经心的错误， 自以为主要问题解决了，却没有想到最后会在这个小小的枝节上出纰漏。由此可见，处理材料必须处处小心，不能忽略任何一个细微处。尽管是粗心，也是一个错误，向读者致歉才是正确的态度。

我的再一个错误，出在过去版权意识薄弱。

台湾天卫文化公司，曾经在很早以前对我说，陈水扁那帮“台独”分子排斥大陆，在台湾处处弱化大陆的影响。他们派人不远千里专门到成都来，请我写一套《中国地理》予以回击。

我写了，可一开始不知什么原因，台湾省没有出版。后来山西一个出版社对我说，准备出这套书的内地简体字版。我问他们，需要对台湾天卫文化公司说明吗？他们说，完全没有必要。他们对我进行了解释，约束我不得就此隨便发言，影响他们的行动，一切由他们操作。以致台湾天卫文化公司认为侵权，提出了质问。这件事虽然主要是有关出版社的问题，但我也是有责任的。在那个年月，还不懂版权问题，听了一些解释，就似懂非懂了，给台湾天卫文化公司及其负责人陈卫平先生造成了损失。在相关出版社没有行动前，我虽连忙赔偿了一部分经济损失，却至今耿耿于怀，难以排解。

关于这件事，也愿在这里再次公开道歉，希望他们能够看到。

吃一堑，长一智。以后我签订一切合同，开展任何谈判，都请精通业务的版权代理人代为处理， 自己再也不亲自插手了。非常了解我的一个成都本地朋友，乃是行政厂长，企业家出身，精通这一切东西，所以我举荐他接替周孟璞老先生，做四川省科普作协主席。他曾经不止一次嘲笑我说，不会看文件，简直是弱智。说真的，那些烦琐的字句，我一看就头疼。叫我在哪里签字，就在哪里签就是了。不懂是水平问题，违规就是实质性的错误了。顺便吁请出版部门，千万不要找我直接签订合同。这也是我不管什么，都请一位自愿热情无偿帮助、我不知该怎么感谢的好心朋友，代为处理一切合同和相关问题的根本原因。

再一个问题，从前我曾经情不可却，在一些作品及获奖名单中写上了一些大学生。有一次上报科技进步奖评奖，我将积极帮助填写申报材料的助手也算进来，不够实事求是。其实，我的作品从构思到写作，每个字都是自己写的，从来没有任何人参与。这也是值得汲取教训，必须认真说清楚的事情。

我从来不给别人看稿，不写序言或推荐。除极个别情况外，都是别人写了，给我看一看。可是也有人自己写后，不给我看就刊发。后来发现名不副实，甚至是有抄袭情况的作品，这很不好。我抹不过面子，也很不好。

我老了，不能把错误带进骨灰盒，必须抓紧时间公开认错。倘若还发现什么别的问题，也必定公开道歉。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