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对华负面看法是从哪里来的？

从大趋势上看，以美国对中国的整体民意来论，过去二十多年的变动不大，基本保持在50% 以上人群持有负面消极看法和40%左右持有积极正面看法的框架中窄幅震荡。在这二十多年中，中美两国各自经历了数位领导人的执政统领，尝试了多种不同的双边关系定位，彼此之间的磨合冲撞也是持续不断。然而，在这样一个不断变换的大背景下，普通美国人并没怎么改变对于中国的认知和态度。这是为什么呢？

人文社会科学不同于自然科学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无法创造出一个人为的真空环境，来复原和验证不同变量之间错综复杂的因果关系，这是人文社会学科的局限所在，但也恰是其无穷魅力和创想源泉所在。同理，即便是设计最复杂精巧的多元回归分析方法，也大多只能解释民意波动成因的四五分之一。很多时候，量化验证还不如高屋建瓴式的直觉体验来得更准确和实用。以下，笔者不揣冒昧，基于多年的实证观察和统筹评估，梳理一下各种政治、经济、社会、人文等因素在“美国人对华看法”中的大致作用比例。

总体来说，普通美国人对于中国的整体看法主要受制于五类核心要素和一种外在诱因。这五类核心要素分别是：政治意识形态、经济竞争态势、社会文化因素、宗教信仰因素、军事与地缘政治，外在诱因指的是美国媒体对华报道的定式与偏见。这里面，专门把媒体因素单列出来，划为区别于前五类的“第六种”，是因为美国的媒体传播机构虽然独立运作，但和以上所列的五大类核心动因，都是有机粘连在一起的，很难剥离区分。另外，媒体在民意中的作用，更类似催化剂、放大镜和扩音器的效果，它能够激化以上五类因素中产生出来的情感印象，固化民意态度，进而催生政策行动。根据多年的经验和一定的实证数据支持，笔者将以上五类动因在对华民意中的影响权重大致定位为：政治意识形态占25%，经济竞争态势占30%，社会文化因素占15%，宗教信仰因素占20%，军事与地缘政治占10%。下面，对于以上因素在美国对华民意形成中的具体影响，分门别类地逐一介绍和剖析。

政治意识形态（25%）

冷战结束后，信奉“美国政治民主制度模式已经终结了人类关于完美政治制度试验”的人，在美国大有人在。美国日裔政治学者富山1989年提出的“历史终结论”，标志着这种对于美国制度“唯我独尊”的高度自信，在美国知识界达到了某种顶峰状态。而中国政治制度模式的存在，以及其不断通过自我更新、与时俱进所展现出来的生命力和活力，自然而然成了美国意识形态保守阵营的眼中钉。无论是作为中国执政党的“共产党”，还是中国推行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都是与美国主流意识形态、政治理念和核心价值观格格不入的。深入到美国国家基因和血液中的“传教士拯救世界”、“驱魔除恶情结”，更是让很多头脑意识还停留在冷战时期的美国人，无法容忍在地球的另一边，还存在一个“共产党专制的红色中国”。

这方面，最明显的一个变量就是年龄因素。几乎在所有的美国民意调查中，都可以发现同样的规律：年龄越小，对中国的看法越趋于正面，而年纪越大，态度越负面。以2015年年初美国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进行的一项全国抽样调查为例，在18-29岁的人群中，对中国持有积极正面看法的美国人占55%；而在50岁以上的人群中，这一比例只有27%，连年轻人的一半都不到。2014年由美国行为研究中心进行的一项普通美国人与精英意见领袖的比较调查发现，绝大多数美国人认为，“中国限制新闻自由”（78.1%）、“中国人权问题”（75.4%）等等，影响了他们对于中国的态度。更有一项调查结果显示，69.6%的普通美国人承认，“中国执政党是一个共产党”这个事实本身，就无法让他们对中国有好感。

经济竞争态势（30%）

对于绝大多数美国人来说，决定他们对中国整体看法和态度的关键因素，还是身边那些看得见、摸得着、有现实情景作为参照系的事项，比如工资收入、就业情况、生活水准、债务赤字等等。而要把这几项综合指标的中美“成绩单”列出来，放在一起比对一下，就不难理解弥漫于美国社会中的郁闷情绪，以及争相把中国作为“假想敌”、“替罪羊”的集体心理取向了。下面一组数据非常能说明问题。

根据美国国家经济分析局和美国劳动统计局联合公布的数字，从1980年到2014年，美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增加了78%，而扣除通胀因素，人均中位收入只增加了可怜的5%。换句话说，过去这三十多年的发展，在美国老百姓的钱袋子里，根本没有反映出来。

美国经济政策研究院（EPI）2014年底公布的一份调查报告显示，美国四年制大学生本科毕业生的起步工资水准，扣除通胀因素，过去25年来基本没有增长，对于女性毕业生来说，甚至还降低了。

而今年10月初公布的一项调查结果显示：谷歌消费者调查机构（GCS）在对超过5000名美国消费者的网络调查中发现，62%的美国人在银行储蓄帐户里的存款总额不到1000美元。

综合来看，这也就难怪大多数美国人对于中国的迅猛崛起五味杂陈、耿耿于怀了。在2015年年初皮尤研究中心的一份调查中，美国人对中国最担心和不满的前三个议题分别是：（1）中国持有大量美国政府债券（89%美国人非常忧虑和担心）；（2）中国抢走了美国人的工作和饭碗（89%）；（3）美中之间的巨额贸易赤字（86%）。也就是说，全球化浪潮不仅没有给普通美国老百姓带来什么实实在在的好处，反而使中国低价产品横扫美国市场，大量白领工作和高薪蓝领工作转移到了大洋彼岸，无论政府还是个人，都是债台高筑，国内贫困人口创了最高纪录，等等。此消彼长，美国人在心理上如何能够平衡？

社会文化因素（15%）

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移民国家，构成人口来自世界各地。美国人口这种表面上的多样性，往往给不熟悉美国文化根基和立国之本的外来访客一种虚假的“多样包容性”印象，而忽略低估了构成美国国家精神核心要素的“黄蜂国格”（WASP）。这里的WASP，直译是黄蜂，其实是由“白种盎格鲁-萨格逊新教教徒”的英文首字母组合而成。这些最早登上北美大陆的白人新教徒，是美国真正的建国之父，而这些人的价值理念信仰，也是塑造引领美国国家品格的主要源泉。

其他后来的人种族群，在与美国“黄蜂国格”这一主流文化融合过程中，都遭遇过不同程度的排挤、歧视和不公待遇。以中国人为代表的黄种人，在这方面更有一段悲惨难言的苦难史。因为语言、文字、肤色、外形、饮食，生活习惯、文化传统等几乎所有方面的不同，华人一直是被歧视和受排挤的对象。

必须承认，美国主流民意——至少是公开的主流民意，是坚决反对和抨击任何带有种族歧视的用语和条例的；美国的法律体系内，也有严格的针对种族歧视言行的惩戒措施。但是，这些明面上的措施，并不能消除少部分美国人心中根深蒂固的种族主义心理倾向。特别在一些白人至上主义者心中，这种倾向尤其如此。当然，不可否认，最近十几年越来越多华人新移民和国内游客所带来的不良举止和恶劣形象，也客观上深化了一些美国人心目中对中国和中国人的负面刻板印象。

宗教信仰因素（20%）

之所以把“宗教信仰”同上面的“社会文化”因素区别开来，是因为宗教信仰在内涵范畴上属于社会文化，但就其外延和对于大众心理的影响力层面，则是自成一格、超然于外的。究其本质来说，美国可以算是以宗教立国的国家。只不过，美国三权分立的宪政制度，以及新教伦理中推崇现世打拼的实用精神，模糊了美国从建国到成长过程中无处不在的宗教信仰和宗教情结。

翻开每一张美元的背面，人们都可以看到美国的国家格言“我们信仰上帝”（In God We Trust）印在最显眼的位置；从乔治·华盛顿开始的历任美国总统，都是手按《圣经》而不是美国宪法宣誓就职的。2015年最新的民调显示，超过70%的美国人承认自己信仰上帝，而超过40%的美国人每周都要到教堂去作礼拜。在美国，没有任何政客敢于宣称自己不信仰上帝；大家的区分，不是信不信，而是忠不忠。上一任的小布什总统及其阁僚，就是以笃信上帝而著称的——不仅每天早上的国家安全会议碰头会要在“集体晨祷”后进行，就是入侵阿富汗、伊拉克这样的重大决策，都是在小布什与上帝的“灵魂对话”以后才完成的。

具体到中国而言，无论是中国传统儒家的世俗理性，还是马克思主义的无神论思想，都是和宗教信仰不太沾边的。在美国人眼中，中国的无神论社会形态，本身就是难以理解的异类。再加上中国一直采取的“一胎化政策”，以及有关西藏问题的负面媒体报道，使得一些笃信宗教的美国人，根本无法理解中国政府的政策和做法。

有一项相关的调查很有意思，也很有说服力。2014年7月，美国皮尤研究中心公布了一份美国人评价各种宗教人士的心理热度报告。受访者被要求给世界上的各种宗教人士打分，0度代表感觉冷淡负面，100度代表感觉积极正面。在3200个美国人的随机样本中，犹太人和犹太教得分最高，63度；其次是天主教，62度；然后是福音教新教徒，61度。排在倒数第二位的是无神论者，41度；而挂在末尾的是伊斯兰教，40度。如果扣除在美国人口数不多的犹太教和伊斯兰教信徒的话，无神论者得分是最低的。由此可见，很多美国人从骨子里，是将中国这些“无教徒”打入另册的。

军事和地缘政治（10%）

在以上划分的五大类因素中，“军事和地缘政治”因素的占比最小，只有10%。这并不意味着这一要素不重要，而是在目前的和平时期，任何涉及直接正面军事冲突的外交事务议题，往往并不是大众关注和思考的焦点。这一特征，在美国的涉外民意构成中，显得更加明显。

美国史学界有这样一个说法，“上帝发明战争，是为了逼迫美国人学习世界地理的”。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使得北美大陆被两个大洋与其他大陆隔开。没有强邻环伺，没有炸弹落在国土上的经历，普通美国人像是生活在世外桃源中一般，全家烧烤看职业大联盟棒球赛，一代人又一代人，近百年不变，根本无暇去关心世界上发生了什么。两次世界大战，美国都是不情愿地被拉拽进来的。虽然在中东多次出兵动武，但是到了伊拉克战争进行最激烈的2006年，仍有88%的美国成年人在地图上找不到阿富汗，63%的人找不到伊拉克在哪儿。

关注外交事务，是需要一定基础的历史、地理、政治和人文知识的。这些要求，超出了一般人的兴趣和知识范畴。对于大部分奉行着“不理解，不关心”准则的美国人来说，国际关系和外交事务是要由那些真正懂行的专业人士去打理的。话虽如此，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们从来没有降低对于中国的高度警觉，并且不厌其烦地向一知半解的美国受众们发出“中国威胁论”、“美中冲突论”等高分贝的警告。中国东海识别区的划定，中国南海填海造岛的举措，中美在网络空间的渗透博弈，所有这些，都在不怎么关心世界大事的美国人心目中留下了印记。在今年年初的美中关系调查中，高达86%的美国受众“很担忧”中国对美国的网络攻击，而有82%的美国受访者同样“担忧”中国的军事实力扩张。

结语

需要再次指出的是，以上五类因素的权重分配，是笔者建立在经验和直觉基础上的主观判断。是否符合现实，无疑还需要更进一步的实证研究来验证。另外，这五大类要素当中，每一类在美国大众中都有一定数量的“基本盘”——即那些以单一议题来决定其整体对华看法的人群。这些人，受到单一因素的决定性影响和支配，往往一叶障目，不见森林。比如，有很大一部分美国人就是直接受到“政治意识形态”或者是“宗教信仰因素”的影响，他们对中国在其他领域的发展和进步，或者视而不见，或者不予理睬。有些极端人士，更是一听到“共产党”三个字，就如同见到洪水猛兽一般，马上盖棺定论，再没有谈论和解释的必要了。对于这种一意孤行的人群，中国采取的任何软化、公关举措，中短期来看都是对牛弹琴，无济于事的。

当然，更多美国人的对华看法，是基于几类因素融合凝聚的合成物，如果应对得当，是能够通过不断的接触和了解而逐步化解的。但是，这种相对乐观的想法，却在现实当中往往被美国民意的外在催化剂——美国媒体——瞬间击溃于无形。美国媒体，既是美国战略利益永恒的维护者，也是美国价值观当仁不让的传声筒与载体。单纯寄希望美国媒体良心发现，公正客观不偏不倚地描画中国，本身就是超现实的想象。更何况，当下的中国，几乎代表了美国自我定位的所有对立面，不仅在政治制度、价值观、意识形态上，还包括经济体制、文化传承、宗教风俗、社会习惯，以及地缘政治等等全方位领域，中美几乎就是太极图里的阴阳两极。中国决策者挂在嘴边的中美关系“双赢”、“互惠”等提法，很多美国人从骨子里是非常不爱听的，觉得这是欺骗人的说辞。在美国的国家字典里，只有赢家通吃的概念。胜利者可以展现出谦让和仁慈，正如西方骑士们痛击对手后展现出的绅士精神，但是如果试图让美国主流民意接受两个战略对手在正面碰撞后可以同时获利，那就是我们低估了一个百年帝国的战略成熟和安全警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