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信仰的恢复与重建

主任具体由谁来出任，在这一问题上又出现了争执，由于石家庄村出资最多，最后主任便来自于石家庄村，同时还选举出了两名副主任，六名委员，两名副主任分别来自杨胡村和米家寨村，六名委员三名来自杨胡村，两名来自米家寨村，一名来自石家庄村。

虽然说这次修庙的初衷看似来自民间，而实际上是“为了倡导现在的精神文明建设，发扬祖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同时也促进当地旅游事业的发展。”[1]然而在修复后期（工作进入实质性阶段后），民间力量开始登上了舞台，成为表演的主角。这些民间力量是一种“非正式权威”[2]的力量，这些民间力量的核心人物是民间精英，他们大多是退休干部和教师。退休干部曾经是国家权利在地方的代理人，在他们淡出了政治领域之后，转而从事乡土传统的重建“传统的再创造”[2]，他们充分利用自己在位时所获得的政治资源，在国家政策许可的条件下，为庙宇的重建做了很多努力。而退休教师是村里人公认的文化人，在修庙方案的设计和制定上可以起到重要作用。由于这次修庙成立了领导组，并且打着“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旗帜而进行活动，同时还多次把文化局、旅游局的领导们请来出谋划策，由于既有沟通又有协调，因此修复庙宇没有遭到“上面”的反对，修复过程基本还比较顺利。即使出现了一些与国家政策相违背的地方（建娘娘庙以祈子，与国家的计划生育政策相违背），政府也采取了“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态度。

即便是这样，三个村的党支部书记和村委会主任对此次修庙也未表现出多少热情，用村民们的话来说“他们每天忙于赚钱，根本无暇顾及公益事业”，而这些支书村长自有自己的解释，他们说“不是我们不想参加，如果我们参加了，上面会认为是领导干部带头搞封建迷信活动”，事实上，在当时人们思想还未完全解放的年代这些现任领导的顾虑是有充分理由的。

综上所述，“民间仪式借用特定的符号而让国家在场”[3]以求得自身的顺利发展。在五岳神庙的修复过程中，政府、民间精英、广大民众从各自的利益出发投入到这场轰轰烈烈的修复活动中来，换句话说这次庙宇的修建的过程是“几种不同力量从各自不同的目的出发，实施不同文化策略导致的结果”。[4]

二、五岳神庙信仰的主要内容

五岳神庙由原来的繁荣到一度的沉寂，到再度的繁荣。这次的繁荣是随着九十年代改革开放步伐的加快，人们思想的解放而到来的。除了农历的三月二十六日、二十七日、二十八日的庙会外，农历七月二十八日以及每月的初一、十五，周围的不少村民都去庙里烧香、拜神（农历七月二十八日正处于瓜果成熟季节，为吸引游客新增了这一庙会时间）。可见，人们借助庙会这一手段来发展经济，增加收入，是庙会得以兴盛的重要原因。如今，伴随着五岳神庙的修复，庙会再次成为方圆十余里人们信仰的核心。

庙会是社区组织民俗最丰富的体现，是农村生活的大舞台。庙会上主要有以下活动：

（一）拜神求子还愿

农历的三月二十六日、二十七日、二十八日三天（主要以二十七日为主，因为人们认为二十七是正日子），人们（主要是妇女）涌向五岳神庙西侧的奶奶庙里烧香，然后“拴娃娃”（庙里事先已有用面食捏好的小男孩，有手掌大），叩拜完娘娘后，将“男孩”带回，放到枕头下，一直等到怀孕。如果还没怀上，明年还可以再次来“拴娃娃”。如果求子成功，就要在来年的庙会时到庙里还愿。如今的还愿可谓多种多样，一般视许愿的大小和经济情况而定。通常是蒸些馍（一般是单数），拿几张黄表纸到庙里来磕头祭拜。如果经济条件较好，往往向功德箱里捐钱，捐献的数目一般不低于一百元。

笔者做田野的时候分别随机调查了各个年龄段的一百人（石家庄村120人，杨胡村90人，米家寨村90人），做了一项对求子还愿信仰程度的调查，列表如下：

从上表可看出，人们对求子还愿的信仰程度随年龄的增长呈上升趋势，可见现在的年轻人已经对求子还愿这仪信仰漠视了，用他们的话来说“那是封建迷信，根本不顶事”。

（二）拜神保平安

古人曾云：人性本善。人各有志，不尽相同，但都有善根和善缘。一时的执迷并非善性的泯灭。只要潜心修德，明辩事非，无论是向佛、向道，还是敬神，都会达到无为、无不可为的境地。人们祷告神灵，希望神能赐予风调雨顺、衣食无忧的体育环境；希望神能赐予强壮的体魄、祛病延年的体育理念；人们在拜神仪式中虔诚地以各种身体活动的体育实践去求神、拜神，并以此获得心灵的慰籍等等。庙会这几天除求子外，许多年长的人们带着他们的儿孙来到庙里叩拜以求得五岳神保护孩子健康成长。

（三）拜神求学

随着市场经济地位的确立和农村计划生育政策的深入，许多家庭只有一个孩子，父母亲期望孩子能摆脱祖辈以来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生存空间，因此把希望寄托在孩子们能够考上一所好的学校，自然庙里拜神求学的多了起来，不仅庙会这几天，而且每月的初一、十五，很多父母亲也是奔着这个目的而到庙里来的。

（四）唱酬神戏

戏台是前年才建成的，据老人们讲，五岳神庙东侧是有一座戏台的，可惜在“破四旧”中被拆了。从1992年开始到2005年，每年庙会期间的酬神戏只能在临时搭建的帐篷内唱。虽然，每年庙会期间都要唱戏，但笔者发现，听戏看戏的队伍逐渐呈老龄化趋势，即使有一些年轻人，这些人也很难坚持把整台戏听下来、看下来。

“庙会在敬神的时候还娱神，娱神也是自娱，敬神活动既包括虔诚严肃的祭拜，还包括轻松活泼的民间杂艺”。庙会期间还有物资交流会，各类摊点密布，布娃娃、黄表纸以及布匹、衣服、各种小吃、日用品，同时许多商家还利用庙会做起了宣传活动，吸引了众多赶庙会的人。

总的看来，五岳神庙会以神庙为中心，融合了进香、祭祀、祈福、还愿、求学等信仰活动，加上集市贸易、民间艺术、民间娱乐和小吃等组成一种群众性民俗活动，它所蕴含的功能在现代社会中对发展地方经济，愉悦民众生活，展示社区文化等方面的作用越来越重要。

三、五岳神信仰恢复与发展的原因

奇村镇五岳神庙的重建和五岳神信仰的恢复是九十年代以来当地众多信仰恢复的一部分，在这场轰轰烈烈的重建与恢复中，不仅实现了“文化的再生产”，同时也可以认为是民间“传统的再创造”。为什么随着时代的发展，历史的推移，这些曾经被认为是落后的、封建迷信的东西没有消失，反而再次兴盛起来了呢？结合当地信仰特点，笔者认为有以下几方面原因：

（一）政府政策和文化策略的改变

当代中国民间信仰的复兴与重建和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以来官方对民间控制的松懈以及意识形态的转变有关。在国家权力对民间意识形态的控制相对松弛的情况下，这些曾经被认为是迷信、糟粕的东西，在村民看来是符合其生活和心理需要的（因为他们深知国家不可能解决普通百姓生活中的一切问题），正是因为这些因素，这些村落的民间精英们开始复兴这些民间信仰，并且在新时代赋予了其新的意义。

五岳神信仰的“重建与恢复并非是民间信仰完全意义上的复兴，它是在当代情况下不同部门、不同目的、不同动机的人们对当地的传统进行再造的过程”。[5]

从政府角度来说，政策的改变助长了政府以及民间精英参与恢复民间信仰的力度和广度；从这些民间精英的角度来说，“人过留名、雁过留声”，他们想借助此次庙宇的重建使自己在家乡的史册上留些东西；而对于民众来说完全采取实用主义的态度，他们从来不管什么儒家、道家、佛家，只要能抚慰自己的心灵，解决自己生活中的实际问题即可，因此”见庙就烧香，见佛就磕头”。基于这些原因，五岳神信仰又再次兴盛了起来。

（二）促进地方经济发展

奇村镇五岳庙及其信仰得以重建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地方政府力图利用地方文化传统来搞活地方文化经济——“传统的再造”。事实证明，从全镇的旅游业收入呈逐年上升的态势来看，这一目的已经实现了。

具体到举办庙会的石家庄村、杨胡村、米家寨村来说，五岳庙会可以说是他们的摇钱树，因为上“布施”的人总要在功德箱中留下钱，而根据协定（村里和庙里为举办庙会的日常开支而于2000年签定的），这钱的10%被用来举办庙会的开支，同时在举办庙会时村里人还集资部分，这两项的钱加起来，一般来说总大于举办庙会的开支，因此每个村都乐于承担举办庙会的事务。但是这几年状况发生了变化，下面是笔者统计的这几年村里举办庙会的收支情况：

由上表可以看出，盈余额呈逐年下降的趋势。当我问及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状况时，杨胡村的村民王福生（78岁）说道，“村里面对这笔开支管理不善，部分干部贪污了，许多捐款的人现在都不愿意捐了”。即便如此，庙会规模的大小不论在政绩上、还是在经济上，都是举办其他活动所难以企及的，因此各村都乐于开展此项活动。对于庙会这项活动正如刘晓春所说“国家实行政策开放和经济体制改革以来，改变了原来庙会里只举行祭祖、拜神的单一功能，逐步演变为多功能综合活动，使其成为当地的社区活动中心和物资交流的场所，人们利用这个场所出售产品，购买生产生活的必需品，当地的政府部门也利用这个场所来搞活经济，促进社会发展，这种功能称为‘文化搭台、经济唱戏’”。[6]

五岳神信仰并非单个现象，在全国的“造神”运动中这种现象具有普遍性，也许过若干年以后，奇村镇五岳神庙会会发展成为像范村龙牌会一样的规模。这不仅是广大村民所期盼的，也是当地政府所期望的。

民间信仰的复兴与重建是一种复杂的社会文化现象，这种现象在当代不仅满足了人们对精神生活的追求，而且促进了经济的发展。看似简单的庙会的重建与恢复，实际上是地方政府、民间精英、民众等多种社会力量博弈的结果。到底民间庙会将来的发展趋势如何？在发展过程中地方政府、民间精英、民众等多种社会力量是如何博弈的？这些仍需要进一步探讨。

参考文献：

[1] 王铭铭.社区的历程[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第155-156页

[2] 王铭铭.地方政治与传统的再创造——福建溪村祠堂议事活动的考察[J].民俗研究，1999，第4期

[3] 高丙中.民间的仪式与国家的在场[J].北京大学学报，2001，第1期

[4] 徐芳民.间信仰的恢复与重建[J].民俗研究，2004，第1 期

[5] 徐芳.民间信仰的恢复与重建[J].民俗研究，2004，第1期

[6] 刘晓春.民俗旅游的文化政治[J].民俗研究，2001，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