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知道的《也谈突破》始末

一

三十五年前的春天，是一个令人难忘的季节。经历了四年多的反思历史、拨乱反正，人们不再心有余悸，而是解放思想，突破禁区，渴望改革开放。这样的意愿得到了上层的呼应和重视。如果借用一句古诗形容文学界，真个有点像是“绿杨烟外晓寒轻，红杏枝头春意闹”。

1981年春节后，我曾先后到上海、南京、杭州、福州，访问作家、组稿、了解情况，看到一种少有的清风拂面、生气勃勃的喜人景象。我看望了巴金、吴强、王西彦、杜宣、黄源、陈学昭、许钦文、高光、郭凤、何为等等数十位受过无辜打击和冤屈的老作家，他们即使已经年老体衰仍顽强地坚持写作、办刊物，一心想把被“文革”耽误的时间抢回来。且不说新老作家们的思想活跃，新的作品大量涌现，就以那几个地方刊物的销量为例：上海的《收获》发行到了一百一十万份，《上海文学》发行四十七万份；江苏的《钟山》发行二十多万份，《雨花》十四万份；南京的《青春》在一年半时间里，从九千份激增到五十一万份，无论是增长的速度，还是它所达到的发行量，在市一级青年文学刊物中都是绝无仅有的。福建省正在筹办新的文学刊物《海峡》，意欲办成一个展现海峡风貌，成为大陆、台湾，以及港澳、东南亚、欧美等海外华人作家百花争艳的园地。这都显示了文学界视野开拓，迫切进取的精神；读者们如饥似渴地需求精神食粮，提升自己的知识和文明素养……那样炽热的情景让我感受到人们对未来充满着期待和希望，是许多年来所未见的。回到北京我就写了一篇《南行见闻》，把这许多动人的事迹记载摹写下来，以至情不自禁地赞叹说：“多么可敬的中国知识分子啊！他们是用血汗、泪水、生命在写作，他们呈献给读者的是一颗多么崇高真挚的赤子之心啊！”

但是，并不是所有人都这么理解看待这美好变化的。在我离京之前，前一年已经因为《假如我是真的》《在社会档案里》等作品引起了激烈的争议，胡耀邦等还出面作报告，苦口婆心讲述党的领导的看法，意欲平息事态。接着影片《太阳和人》（后名《苦恋》）又开始引起某些人反感，矛盾骤起。这些批评与前三十年流行的观点差不多，总不外乎认为有人通过文艺作品“为党和社会主义抹黑”，造成很坏的“社会效果”。我曾经天真地以为经历过“文革”那样恐怖荒诞的岁月以后，人们都会吸取严酷的历史教训，不会再有太大的麻烦，分歧总会很好地弥合。没有想到在上海，我到钟望阳家看望时，老钟给我看一份刚收到的来自北京宣传部门某领导的讲话，对文艺界严词责问，扣了很多很大的政治帽子，口气与“文革”时期没有什么两样，这使我非常吃惊而气愤。老钟是位资历很老的老作家、老革命，为人十分忠厚持重，正主持上海作协工作。他充满困惑地问我，“这算是什么意思？大家正在勤勤恳恳、兢兢业业地工作、写作……想把被搞乱了的局面改变过来，为什么要这样看待文艺界……这使我们下面很难做工作啊！”

看着老钟稀疏的鬓发，瘦癯苍白的脸庞，不无烦恼的神色，我又能说什么呢！

二

3月17日下午，我从上海到南京。陈遼、斯群在车站接我到鼓楼一家旅店住下。评论家陈遼与我是老朋友了。斯群是第一次见面，但一点也没有陌生的感觉，是位非常热情爽快的女同志。她正主编南京市的青年文学杂志《青春》，搞得红红火火。稍稍聊了几句，她就说起顾尔镡的事了，显得非常忧虑和着急。

顾尔镡是一位很有影响的剧作家，作品颇丰，当时正主编江苏省文学刊物《雨花》。前一年他在《雨花》第12期上发表了一篇创作谈《也谈突破》。斯群说，中央领导批评这篇文章了，省里正在准备进行批判，弄得气氛很紧张。但是，文艺界思想抵触很大，省委调了一些写批判文章的人，到了那里一听说这样的任务都跑掉了。老顾情绪也很不好。斯群想让我看看，谈点意见。她把这本杂志也带来给了我。当晚我就拜读了。

陈丹晨

我知道的《也谈突破》始末顾尔镡这篇文章是在前一年10月江苏省青年作者创作会议上的一个发言。因为是继省作协主席陆文夫以《谈突破》为题的发言之后，所以叫《也谈突破》。那是针对过去文化专制主义猖獗，对社会生活、文艺创作处处设禁区，这也不能写，那也不许说；这是资本主义，那是修正主义；这是反党，那是恶攻……总之弄得人们手足无措，不断受到打压和迫害。“文革”后，人们从现代迷信等极“左”思想理论束缚下解放出来，对于那些所谓禁区都从理论和实践上力求有所突破，使社会生活回归正常。就以《雨花》刊载顾尔镡此文后面另一位作者的文章为例，题目也就叫《漫谈军事文学的突破》。那时因为社会问题堆积如山，诸如“突破”、“打破”、“冲破”、“破除”等等，都是意思一个样的常用词。邓小平早在1978年就说：“不打破思想僵化，不大大解放干部和群众的思想，四个现代化就没有希望。”（《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20页，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胡耀邦说：“思想界、理论界、新闻界、文艺界和科学界，对林彪、‘四人帮’的大量反马克思主义谬论……进行了深入的批判，冲破了他们设置的各种禁区……”（同前第49页）就是证明。

因为是以老作家身份对青年作者谈经验心得，在这篇长达八千字左右的文章中，顾尔镡比较全面地谈了有关政治思想和艺术创作经验等问题。他强调要突破旧有的思想桎梏才能有艺术创新。而政治思想认识在当时最为人们关注的就是怎么理解“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思想解放的关系。老顾对此作了很好的解释。他一方面确实列举了社会生活中很多负面的例子，批评了过去在党的领导和革命的崇高名义下进行的包括文化专制主义等等严重错误，所以指出：“‘四项原则’，我们是要坚定不移遵循的……党的领导，这是我们要坚持的，但是，现在要加强党的领导首先就有个改善党的领导的问题……”这个说法既是历史的要求，也非顾尔镡的发明，而是党的中央领导多次强调的。邓小平在之前1980年1月的一次讲话中非常清楚地充分阐明了这个问题：“为了坚持党的领导，必须努力改善党的领导……现在应该说，我们党在人民当中的威信不如过去了……我们要改善党的领导，除了改善党的组织状况以外，还要改善党的领导工作状况，改善党的领导制度。”“总之，怎样改善党的领导，这个重大问题摆在我们的面前。不好好研究这个问题，不解决这个问题，坚持不了党的领导，提高不了党的威信。”（同前第313、314、316页）邓小平和胡耀邦在当时的讲话中，都曾列举过党内许多具体而严重的不良现象，并进行了严肃的尖锐的批评。顾尔镡的文章无论论述还是举例都与这些意见相一致，只不过用自己的语言和熟悉的事例再次证实了这种估计和判断。

同样关于社会主义问题，老顾说：“被‘四人帮’乱搞了十年，有许多问题才为越来越多的人所认识。现在坚持社会主义怎么坚持？……我们的生活正在发生急剧的变化，政治体制、经济体制，一直到农村经济政策和干部体制，都在寻求改革的方案，有的已经在试行，并且取得了显著成绩。总之一切都在变，这就要求我们的头脑中固有的社会主义概念也要跟着变……”这样的话有什么错呢？连邓小平都说：“我们从实践上和理论上，都批判了‘四人帮’那种以极‘左’面目出现的主张普遍贫穷的假社会主义……”（同前第84页）又说：“……怎么搞社会主义，它也吹不起牛皮。我们确实还缺乏经验，也许现在我们才认真地探索一条比较好的道路。”（同前第296页）直到1989年邓还在说，什么是社会主义我们也不是很清楚。可见社会主义确有真假之分，而党中央也是正在探索之中。试与老顾所言比较又有什么区别呢？

总之，老顾的文章，与当时人们正在反思“文革”、揭批“四人帮”的罪恶一样，列举了一些负面的社会现象和批评意见，并谈了他自己的经验和思考，是再正常不过了。他谈政治内容大概占全文三分之一，其余三分之二的篇幅都是对青年作者讲述关于文艺方面的问题，提醒大家，“不少问题都要求我们去重新认识”，要“进一步思考、求索、拓广题材”，“从自己熟悉的生活出发……在有限中求得无限”，“都要求你用真情实感反映出生活的真实”。我读此文时，深深感到老顾对青年作者怀着极大的热忱，讲了许多生动实际的例子，拳拳之心满布纸上。这样一篇好文章怎么会被误解成“重大的政治事件”呢？

陈丹晨次日下午，斯群和顾尔镡、叶至诚先后来旅店，因房间窄小，我们就近到鼓楼的一家餐馆聊天吃饭。斯群先问我读后感，我如实地讲了我的看法：“依我的水平实在看不出内容有什么问题，相反还认为是篇好文章。当然，老顾你的题目做得似乎欠考虑。有的人不问内容就抓住这个题目：邓小平说要坚持四项原则，你说要突破四项原则，好像存心唱对台戏似的。其实看文章本身完全不是那么一回事。”

老顾心情不好，很沉闷，说：“如果是在正常情况下，大家好好地讨论，都可以说得清楚的。现在这种施加压力、先定了性、不容辩解的情况下，不能平等谈问题，我是决不会做检查的。”

老顾还说，为什么有些人不传达、不贯彻四次“文代会”，有些人写文章反对胡耀邦在剧本创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反倒没事，没人出来指责，更不必说做检查了。

这就是大家平时常议论的：“右”了就批，就倒霉；“左”了没事，还可能升官。“左”永远比“右”好。

叶至诚是《雨花》副主编，叶圣陶的次子，他也很闷，只顾饮酒不怎么说话，明显也是一肚子不痛快。他认为此事会对江苏省文艺界产生很不好的影响。

我在南京三四天，拜访了许多作家，以及南京大学和南京师范大学许多老师们。他们谈及此事无不摇头，颇为忧虑。“南大”包忠文老师也是我的老友。他说：“这几年江苏文艺界很有起色，顾尔镡在其中做了不少工作。高晓声等许多作家的出现和活跃于文坛，与顾的扶持帮助很有关系。如果把顾搞掉了，江苏文艺界会受影响。”陈遼也持同样看法。

省社科院文研所刘东说：“顾尔镡的文章说得很明白。他说的‘突破’就是‘发展’的意思。就像说列宁突破了马克思关于数个国家革命同时举行才能胜利的论述，创造了一个国家可以先行取得革命胜利的经验。马克思主义就是在不断突破中得到发展的。”

我没有来得及见到董健，他也是南京大学的老师，专攻戏剧史专业，后曾任南大副校长。听说他的反应很强烈，认为“顾尔镡一马当先，指斥文坛弊端，思想解放，敢闯禁区”。省委让他参加写作批判文章遭到拒绝，因而对他很不满意。

当然也会有积极支持省委批判顾尔镡的人，不过我没有碰到，只是听说似乎并不多。这时的南京文艺界气氛确实有点低迷。3月21日我就离去继续南行，直到月底才回北京。

三

三月底，我回到《文艺报》编辑部上班，先听说了胡耀邦同志关于顾尔镡问题给中宣部领导的批示，后来还看到了批示全文：“这是一个重大的政治事件，请再核实一下，并查查这个人的思想立场，如确实，这种人怎么能当主编？要在查明清楚后，由省委和中宣部加以处理，并通报全党。此事请抓紧进行，两个月内（最好一个月）要有结果。三月二日”

胡耀邦是根据书记处研究室编印的《情况简报》做的批示。我没有看到这份简报，虽不知是怎么断章取义，使胡耀邦有了这么严重的反应，可以推定没有完全准确反映顾文真实内容应是无疑的。我当时的直感是：胡耀邦同志是党中央总书记，何必对一个省里的刊物主编发表处理意见呢？

其实，胡耀邦同志的批示还是谨慎而留有余地的，并没有把话说死。他的第一句话是很重的：“这是一个重大的政治事件”，但他接着就说“请再核实一下，并查查这个人的思想立场……”这就是说，他并不完全相信简报所说，所以首先要求“核实”，只有在核实后，“如确实”如简报所反映的话，才须进一步处理。但是，江苏省委接着批示后，按理顾尔镡是他们属下的干部理应有所了解，理应对顾的文章做全面仔细分析研究后才能确定性质，对中央作如实准确的报告。然而他们却只顾紧跟，不顾先要“核实”的指示，不顾事实真相，就匆匆忙忙在3月11日给中央的报告中定了性，说：“顾尔镡同志的言论和文字，已经远远越出了文艺思想和创作理论的范围，是否定和摆脱党的领导，宣扬资产阶级自由化，从政治上针锋相对地向四个坚持挑战，其政治倾向是很明显的……”并说还要对顾的言行包括“他与地下刊物的关系，等等”都要“进行全面地深入地调查了解”。我想，一篇创作谈搞得这么紧张严重，不知将来会怎么结果。

当然，这与当时复杂的社会政治环境有关。就在胡耀邦做批示的3月2日前后，影片《太阳和人》的问题正争论得激烈之时，北京的文艺界高层两种思想交锋正趋白热化。这里试摘引几段张光年1981年日记可见一斑：

1月23日：“……晚林默涵夫妇来漫谈，林历数文艺界矛盾，认为难以解决。”

1月26日：“……默涵介绍了他和白羽去王任重（时任中宣部长）处对周（扬）陈（荒煤）冯（牧）提出批评意见。”

1月30日：“……罗荪转述了陆石传达的王任重前天在中宣部办公会上对《文艺报》的粗暴批评（甚至谈到编辑人员要调整）。我提出：有则改之，无则加勉，事实如有出入，可以适当说明……”

2月23日：“上午到周（扬）家开碰头会，着重谈了白桦的电影《太阳和人》修改问题。但白羽、默涵咄咄逼人，碰得夏衍老头气恼不置。”

3月2日：“……黄钢借《太阳和人》电影事件向中纪委写报告，要求调查出笼经过，追查支持者。周扬在会上征求意见，默涵支持黄钢，贺（敬之）赞成调查，荒煤和我表示反对，夏衍、赵寻、陆石等也不赞成作为违纪事件处理。我第一次同默涵公开争执。”

3月6日：“……晚听友人谈广播局情况，有位副局长要查放了多少爱情节目，放了多少为作家平反节目，怪甚。青岛张坤权来信，说那里文化局也在制造紧张局势。”

3月15日：“晚饭后朱穆之（时任中宣部副部长）来访，探询我和文学组对中宣部有哪些意见，我谈了我对王任重、赵守一讲话不同意处，如题材上的清规戒律，夸大了资产阶级自由化等等，指导精神偏‘左’，造成不良效果，使文艺界伤了感情。7号文件低估了‘四人帮’和极‘左’思潮影响，9号文件容易混淆两类矛盾，这些希望设法弥补，还谈了‘新文艺八条’建议，他承认7号文件对极‘左’估计不足，对自由化现象不能夸大。”

……（以上均见张光年：《文坛回春纪事》第219、221、223、225、227、229页，海天出版社1998年版）

由此大致可以想像胡耀邦当时的处境。我也因此对顾尔镡事件很担心不安，就又写信给斯群想知道省里目前状况如何。斯群很快回了信。信中说：

“……你走后老顾的问题，风越吹越大，省文联党组扩大会不停地开，（胡耀邦的）批示同群众见了面。《新华日报》《也谈突破》的批判稿也写好了，小样打出后拿到文联征求意见，群众议论纷纷。党组认为大多数同志接受不了，发表出来难办。因此拖至今天未见报。我们开会期间《新华日报》又组织了五名业余作者写批判稿。胡的批示也给他们看了，谁都不写。学习了两天都溜了。最近又将批示和省委给中央的第一次报告都给老顾看了，并要老顾做深刻检查。眼看一个月的期限快到了。这样対峙下去，事态发展只会越来越严重。经多方劝说，高（晓声）陆（文夫）回宁后一再做工作，老顾才作了表态式的检查。据说问题越来越复杂，几个会议（镇江、鼓浪屿、无锡）的情况都牵上了。最近正在查他与非法刊物的关系（省委报告特别提了这一点）。看来这个问题短时间是解决不了的。老顾也只能做到这一步了。下一步只等审查处理。……”

斯群的信写得很详细。事实上，三月下旬中央书记处研究室已将耀邦批示和省委报告编入新的一期《情况通报》发往各级宣传部门，这样真的成了一件全国都知道的事件了，也就更增添了我的忧心。过了一些日子，看到以本报“特约评论员”名义写的批判文章终于还是出来了，显然代表省委态度，刊载在4月15日《新华日报》上，长达六千多字，空话连篇，根本不能自圆其说，无非还是大批判的套路。这原不奇怪，估计写作的人也未必弄得清楚自己要说什么，只是奉命之作而已。

4月18日上午，何孔周气乎乎地找到我说：“我从总编室看到他们发排了一篇《新华日报》的文章，已经打出校样来了。这应该是我们理论组的事，我们却不知道，怎么他们直接发了稿呢？”那时我正兼任理论组长，孔周是该组编辑，思想也很开放，不同意转载这篇文章。我听了也有点着急，恰好孔罗荪召集编辑部几位领导碰头，商量本期稿子的事。我就在会上把此事提出来了。罗荪说：“这是作协党组决定的，要赶在本期发出。”

我与罗荪早就认识，但并无太多交往。他在“文革”前原是上海作协书记、秘书长。“文革”后来京任中国作协书记兼《文艺报》第二主编，他是位非常开明而友善的老同志，用同事刘锡诚的话说，“你们俩是上海人所以关系特别近”。其实近则未必，但相处随和倒是真的。所以他虽这么说了，我还是提出不同意见说：“我刚从那边回来不久，知道一些情况，认为《新华日报》文章不宜转载，理由有三点：第一，顾尔镡的文章内容并非像《新华日报》所说的那样，我看了没有觉得有什么大问题；第二，据我所知，江苏省文艺界凡我遇到的人对此都不能接受，大家议论纷纷，省委组织班子写批判文章，人们报到后听说是这样的事都不干跑掉了；第三，发这样的文章，没有什么说服力，有损我们《文艺报》的声誉。”

罗荪听了，稍作沉吟，正色说：“党组已经决定了，你就不要再说了。”

这样的情况下，我当然不便再多说什么。但我心里仍然放不下。那时《文艺报》是半月刊。这天正是星期六，下一期的稿子在后天就要下厂付印。我想无论如何还是要争取一下，说服领导把《新华日报》的稿子撤下来。星期一早上，我一到编辑部就直奔办公室找罗荪，他看见我紧张匆忙的样子就知道我的来意了，还未等我开口，就微笑说：“你就别说了……”

我不明白他为什么阻止我说话。他却用他一贯的慢条斯理的语速、至少有点调侃我的意思，说：“《新华日报》的文章就不转载了。我跟光年说了。他说：‘既然丹晨认为《新华日报》的文章没有说服力，那就叫他写一篇有说服力的文章出来用。’……这样可以吧，就这么办了！”

原来那天罗荪虽然拒绝了我的意见，但实际上他听进去了。因为这是中宣部指令，党组书记张光年急于转载此文先来充数，他当然不便当场表态，到了晚上却给光年打了电话，汇报了我的意见。光年听了也就同意了。这事情就以我意想不到的方式喜剧般地暂告一段落，使我轻松不少。《新华日报》稿子就临时给抽换了，避免了一次在全国公开的大批判。

但是，党组书记光年的意见我不能不办，心里又不愿办，只得“阳奉阴违”。我自己是绝对不会写的，就给何孔周交代说：“这件事你去办，但不要着急，慢慢来。到时候再找一个作者，请他写一篇批判稿。也不用急着交卷，慢慢地做。”我来回叮嘱不要急，慢慢做这事。因为我心里总想把这事拖延掉，不到非写非发不可时再说。事后光年就到洛阳等地去旅行了。倒也没有人再来催问过。

就这样过了不到一个月，忽然听到传说，胡耀邦说“顾尔镡是个好同志”，这与原来说的那句话完全是两种评价了。我听说后当然如释重负，也就不用再担心批什么顾尔镡了。后来经过了解，这句原话倒并不是耀邦说的，而是江苏原团省委书记、时任省科委负责人的王正对胡耀邦说的。他有机会见到老领导胡耀邦时，反映了顾尔镡一事的经过。他把《也谈突破》的“突破”两字的真正含义和老顾的历史和现实情况都作了详细说明，证明“顾尔镡是个好同志”。胡耀邦听了这些真情后，“为之动容，考虑了一些时间对我说：你回去立即给江苏省委打电话，不要批斗顾尔镡了。请省委转话给顾尔镡同志，要他振作精神，抬起头来，搞好今后工作。”（《炎黄春秋》2003年第9期）

接着中宣部分管文艺的副部长贺敬之在一次会上传达胡耀邦讲话时也说到：“调查顾尔镡的问题的批示是根据整理的材料写的，整理的材料未完全反映顾尔镡文章的内容，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教训，因为看了摘要问题很严重，一看原文，并不是那么严重。”

四

胡耀邦指示“不要批斗顾尔镡了”通过中宣部下达后，江苏省委副书记、宣传部长也随后找顾尔镡谈话，这次不再是要他检查，而是对他颇多鼓励。老顾的处境改善了。后来在一次省作家代表大会上，他受到大家信任当选为省作家协会副主席兼秘书长。更重要的是，他的创作又有新的成果，如与王冠亚合作编剧的电视剧《严凤英》（十五集）获得很高的评价和声誉，受到观众的热烈欢迎。顾后于1999年辞世。

前面说到的这位王正同志在2003年第9期《炎黄春秋》上，发表了一篇由他口述、陈遼记录的文章，揭秘了当年他向耀邦反映了顾尔镡和他的文章的真实情况，才使胡耀邦了解了真情，平息了这个事件。但是，他没有说明是由于不准确反映情况的简报误导了中央领导，使耀邦随之误判写了批示引起的；涉及《文艺报》部分与事实也有出入。2015年，又有一位史义军先生曾从事编撰《胡耀邦年谱长编》，他撰写了《胡耀邦与顾尔镡事件》一文披露了当年胡耀邦批示和江苏省委报告的全文以及其他有关资料，发表在《江淮文史》第3期。另一位劳舟先生写的《胡耀邦处理顾尔镡事件的前前后后》发表在《天涯微博》2015年11月26日。后两者把事件全过程大致说明了。这些文章都赞扬胡耀邦“尊重事实，顺乎民心，收回了成命。他的身上代表了一种更高的政治文明，那就是以人为本，尽可能地对被无辜伤害的人进行更正和关照。他的良知和道德勇气令人敬佩，让人想起子贡所言：‘君子之过也，如日月之食焉；过也，人皆见之；更也，人皆仰之。’更想起屈原所颂：‘秉德无私，参天地焉。’他不愧为知识分子的好朋友。”（劳舟：《胡耀邦处理顾尔镡事件前前后后》，见《天涯微博》2015年11月26日）我的同事刘锡诚曾在他的著作和悼念陈遼文章中谈到此事，但因他不是当事人，所说有关情况多有不确。

看到这些对胡耀邦的赞评，我在赞同的同时，还陷入深深的思索：为什么在我们的社会里，一个人做错事要勇于承认、改正，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更不必说反思、忏悔、道歉了。大到政治家，小到孩子；大到国家大事，小到日常人与人的偶然碰撞，都似乎难以启齿说声对不起。正因为如此，胡耀邦前后处理此事的实事求是的诚恳态度才会引起人们的特别尊重。我还想人们一定注意到那时的风气：一个省里的下属王正难得见到老领导就有勇气对胡耀邦当面说真话纠正胡的批示。这在过去是不可思议的。记得当年潘汉年专案组同志经过反复严密调查，明明已经确认潘案是不实的，报告给了两位最高法院领导，后者也看清了此案实情，但最后还是说这案子是上面即毛泽东决定的，我们只能按此办理。往昔这种不正常情况几乎已成普遍的常态或谓之“潜规则”。而现在胡耀邦听了不同意见不仅不恼，反而立即收回成命，通知不要再批斗顾尔镡了，这就成了少见的特例。再看张光年，既能接受下属建议撤回自己原有的决定，也能对上级领导直言各种不同意见；中宣部副部长朱穆之听了竟然表示接受；江苏省文艺界那么多的作家教授等等敢于发表与省委不同的意见，甚至拒绝省委布置的写作任务……终于上下互动避免了一次错案的发生，减少了一次如《苦恋》那样可能影响到全国文艺界的风波。这一切在一个正常的健康的社会可能是不值一提的平常事，但在经历了“文革”前后数十年文化专制主义的人们是那么珍视欣幸，感受到了思想解放、敢于说真话、人们得到尊重、民主气氛的可贵，相信这将推动社会的进步发展，也正是现在人们那么喜欢回忆1980年代初期的社会生活并给予很高评价的缘故吧！

当然，世界上的事总是有复杂曲折的一面。此事处理过程中固然也经历了反复甚至偶然的因素，但毕竟有了圆满明确的结果。但有些人却念念不忘，不管你已经纠正恢复事实真相了，他仍当作“问题”说事。1987年正值“反自由化”的高潮时，文艺界一位老领导林默涵在全国政协大会上长篇演说文艺界的自由化之严重，首先举例就是顾尔镡的那篇文章。后来还把他的发言发表在《人民日报》（1987年4月14日）上，题目是《坚决而持久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其中说：“1979年春天，邓小平同志……指出有从‘左’的和‘右’的两方面来的反对四项基本原则的错误倾向，文艺界马上有人写文章，要‘突破’四项原则……”

林默涵同志在“文革”前从批胡风反右派反右倾直至“文革”前夕的文艺整风，一直是领导全国文艺界大批判的主要领导人之一；“文革”后，他在强调前十七年的大批判基本上都是必要和正确的同时，强烈批判当时出现的诸如“伤痕文学”是“手淫文学”等等；所以这时把已经不是问题的问题再一次拿出来作为错误的证明，似乎又想再一次重演当年整肃文艺界。遗憾的是没有引起更多人的注意和兴趣。毕竟历史老人已经大步往前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