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中国古代佛教寺院“图书馆”成因

摘要：官府藏书、寺院藏书、书院藏书、私家藏书及共同组成中国古代图书事业的主体。文章从经济因素、社会文化、时代治乱三方面浅析佛教寺院“图书馆”藏书的成因。

关键词：佛教寺院；藏书；成因

古代佛教寺院“图书馆”藏书（下文简称寺院藏书）是随着汉传佛教寺院的兴起而发展起来的，在僧侣功德心理等因素的影响下逐步发展，最终形成以《大藏经》收藏为中心的独具风格的寺院藏书体系。寺院藏书在价值、规模、功用等方面，在中国古代藏书史、翻译史、印刷史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本文主要针对中国古代佛教寺院藏书的成因进行分析。

1.社会文化因素

我国有着古老的文化传统和藏书活动，这是寺院藏书快速发展的外在因素。中华民族历来以武治和文治并重，因此才有了对古代典籍的收藏整理和对古代文化的继承和发展。统治者利用武力夺取政权后，就开始明白“居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的道理，并采用文武并举的手段，来维持统治长治久安。文治思想对经籍文献加以利用的意义重大，况且在建立一个新政权后，由于要休养生息，社会经济要得到发展，同时国家也要拥有了巨大的财力，也可能在全国范围内搜集、整理图书，其目的是一方面弘扬其功德，另一方面是将其统治思想灌输给民众。最终，统治阶级达到了加强了其统治的效果，相应地也促进了古代文化事业的发展。

商周时期，已经有专门收藏政府典籍的地方；春秋之后，历代官藏书、整理及编目的举动，更是数不胜数。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形成了大一统的政治局面，自汉至清，随着国家版图的不断扩大及大一统思想在各个方面的普及与体现，使得中华民族的文化得到进一步的发展，人们的文化素质不断提高，于是形成了吸收与融合外来文化的社会意识与文化氛围，而社会文化环境、文化意识及藏书传统是中国古代佛教寺院藏书形成和发展的条件。因此，中国古代的佛教寺院藏书，正是在中华民族宽厚的文化传统中才能形成与发展，与中华民族固有的藏书文化相辅相成。

2 时代环境因素

时代与经籍文献的集散有很大的联系。如秦始皇焚书、王莽之乱、董卓迁都、八王之乱与刘石乱华等之时，经籍文献在战乱中一并消亡。在广陵焚书、安史之乱、唐末战乱、靖康之灾、绍定之祸等之时，图书礼器被洗劫一空。同样不幸的事情还有李自成陷北京、钱谦益绛云楼失火、乾隆焚书、鸦片战争、八年抗战等等。总之，图书事业的兴衰与时代治乱、历史环境息息相关，佛教寺院藏书的发展亦同此理。唐、宋、元、明、清各朝的大一统局面都持续了很长的时间，在社会的稳定发展下，寺院藏书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唐代，儒、道、释三教互相学习，繁盛一时，举国上下对佛教的信奉达到了狂热的地步。宗教事业的发展必然带动人们对佛教经书的需求，特别是对于统治阶级来说，大力提倡佛教，朝廷就要专门设立译经院，译经基本上由国家主持，其规模之庞大，组织之严密，成就之大在当时可想而知。至两宋时期，除宋徽宗外，宋代皇帝对佛教大多采取宽容政策。太祖建国之时，不但干涉了北周毁寺抑佛的举动，而且允许僧人行勒。太宗皇帝时，恢复了唐德宗以来中断已久的译经事业，朝廷设立译经院和印经院，从太平兴国七年（982年）至仁宗景祐二年（1035年）止，朝廷对内廷所藏的1420夹梵本经卷进行整理翻譯，共译出564卷佛典。宋太祖曾下令在四川雕印《大藏经》，至太宗太平兴国八年（983年）完成雕印，历时十二年，这是世界上第一部雕印的《大藏经》，收佛典1076部、4048卷，后又在咸平二年（999年）增印360部。元代又新雕印一部《大藏经》全书共6017卷。明代官刻《大藏经》四次、私刻三次以上，超过以往任何一个朝代。清代雍、乾年间，国家完成《龙藏》的雕印，公布天下。这里面还有一点更为重要的原因是，由于《大藏经》多次雕印，而且朝廷都是将《大藏经》免费赐给寺院，从而使雕印版《大藏经》的收藏成为寺院藏书的特征。

3经济因素

作为宗教，经济是它的坚实基础，经济基础决定了寺院藏书事业的兴盛与否。从寺院藏书的发展看，经济发展好了，就有了充足的经费，寺院的藏书就兴旺了；经济越落后，藏书的发展也伴随着就缓慢，甚至出现倒退的现象。寺院藏书除了官颁捐献的以外，自刻自购是另一个重要的途径。寺院之所以能筹到自刻自购所需的大量经费，与官府所采取的政策分不开，这些政策保证了寺院藏书所需要的支出。从历史来看，南朝的统治者信奉佛教，特别是梁、陈两朝的统治者，在域内创建了大量的寺院，并颁赐大量经卷、物品和田产。宋代寺院经济相当发达，朝廷对许多寺院赐田赐物，并免去税收、徭役。寺院本身也拥有大量的田产，建国前，田租收入是寺院藏书发展的重要经济基础。此外，寺院的经济还有另一个重要的来源，就是信奉之人的捐献钱物。有些信奉之人不但捐献钱物，而且还会亲自编刻佛教典籍，以示功德。香火收入也是寺院经济的重要来源，香火盛的寺院，可以凭借其丰厚的香火收入，自刻自购大量图书。

结语：

以上就是古代佛教寺院“图书馆”藏书的构成因素。寺院藏书在我国已绵延一千七百余年，其形成和发展有其独特的规律和诸多的因素，以上只是从社会文化、时代环境、经济三方面进行的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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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杨璐（1989.2-），女，汉族，内蒙古，硕士，初级 （助理馆员），榆林学院，研究方向：图书馆，古代图书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