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段历史,六方各表

“戏剧禅师”田沁鑫要将“疯狂书生”李敖写的小说《北京法源寺》改编成话剧，这事儿说了有些年头儿了。当这项因庙堂高耸而貌似“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最终披着“明星话剧”的世俗包装登上人间戏场的时候，等了这么久，你变了没有？

这是一个文化市场只认明星话剧的浮躁时代，做戏言必称明星是一种潜在的经济“规矩”。田沁鑫的气场来自信仰，身后是北京法源寺的历史沧桑和佛学积淀。这种气场大过了明星的光环，最终让这台话剧收获了远远超越“明星话剧”之上的诸如“荡气回肠的中国大戏”、“成功传递了大时代中的大角色”、“不折不扣的男人戏”、“众生平等的历史视野”、“悠悠大国气象”、“一出你不曾见过的传奇大戏”等崇高评价。

“戊戌变法”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大事件，也是中学历史教科书里浓墨重彩的一个章节，因此广大中国人民或多或少对此有些了解。前些年张黎拍了轰动一时的鸿篇巨制电视剧《走向共和》，客观上也为这段历史做了更艺术化、更形象化的普及传播。如果你看过，则有助于更好地欣赏田沁鑫这台信息量极大、台词极丰富的舞台剧。

“戊戌变法”不仅是历史的转折点，同时其过程也充满了戏剧性，其走向也充满了不确定性，还有形形色色不同性格的人物，深刻的人性和社会反思，以及扑朔迷离的历史谜团，这样的一个真实历史事件当然是文艺创作的绝佳题材。

如何处理这样一个好题材？以往着眼于宫闱争斗的、慷慨悲歌的、深沉反思的、历史批判的……各种类型作品都有。田沁鑫改编的《北京法源寺》，论小说本身并不是一个故事性很强的话剧坯子，但是她的处理却别出心裁。在这部不以故事性见长却充满了大量思辨性议论的话剧里，田沁鑫让这六个方面的代表人物对这一段众目睽睽的历史进行了各自的表述。慈禧太后，光绪皇帝，谭嗣同，康有为，梁启超，袁世凯，六个参与了这个历史进程的“当事人”，从各自的视角和立场出发，给了迷雾重重的“戊戌变法”以合理的解释。

由于贾一平出色的表演，谭嗣同这个角色格外抢眼。一个和旧体制死磕的理想主义者，本身就是光芒四射的。在中国，从商鞅到王安石以及等等，古往今来，变法者都没有好下场。而变法者在可以选择像康有为、梁启超一样逃生的情况下毅然赴死，谭嗣同是个异类的烈士，这也正应了那句“广东人革命、浙江人出钱、湖南人流血”的经典总结。在他看来，“戊戌变法”是一场崇高的殉道：“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日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他的选择是这出戏的感人担当，只不过贾一平一不留神捎带着搞成了颜值担当。

周杰一改演电视剧时的夸张，在舞台上告诉观众一种沉稳。这是一个想带领中国变法图强的年轻人，顶着皇冠却没有实际的皇权，更缺少明治天皇那样强硬的性格，平心而论，要演出这种两面性并不容易。在他的语境里，“戊戌变法”有一种难言的忧伤。特别是最后他对慈禧那一场“表忠心”的倾诉，令人唏嘘不已。一百多年来，类似的画面和语气我们实在看得太多太多。

奚美娟是吕中之后饰演慈禧的不二人选，在《北京法源寺》里她不再是教科书上那个阴险毒辣的独裁者和腐败无能的卖国贼，却演尽了一个女人的性别弱点和一个母亲的失望心伤。有别于以往关于慈禧反对变法革新的常规观点，田沁鑫把她在“戊戌变法”中的表现解释为一个也想改革的母亲误认为儿子的密诏是对母亲的背叛，伤心的母亲做出了错误决定，导致了一场祸及全民族的悲剧。

梁启超的戏很多，但最集中的是和谭嗣同的对话，这是一种生与死的对话，也是一种禅意的机锋。戏里说两位都住在法源寺附近，又都笃信佛教，却一心变法图强，入世得那般火热。在生死关头，谭嗣同选择了血沃中华，却让梁启超流亡逃生面向未来。谭嗣同舍命搏名终于名垂青史，梁启超苟且偷生，日后也不乏成就。这其中也有了一番类似《赵氏孤儿》般的生死思辨：为了理想苟活和壮烈地死去哪一个更容易？“君为其难、我为其易”的说法又真的有那么简单吗？这份思考，我相信观众会带出剧场很远很远。

翻案，是近年来历史界的主流。比如说康有为不是改革家而是一个妄人，逃亡后余生更是颇多私德为人不齿的劣迹。这一次田沁鑫选择了恢复他传统教科书上的正面形象，方旭老辣的演技更是为他加分不少。但是观众看到的依然是一个多面性格的复杂人物，其所作所为对于“戊戌变法”来说也是好坏参半。假如历史上没有过这个急功近利的人，那段中国历史进程也许走得更好。

要说这戏里最出彩的还是青年演员吴彼扮演的袁世凯，演技自然无比精湛，人物的复杂性更是令人动容。和李鸿章一样，袁世凯近年来已经被越来越多的史料导向正面人物，包括说最后的复辟帝制都是事出有因的误会。 而这出 《北京法源寺》 还是用传统中国戏曲的“白脸”形象提示观众，还原他为行为上背叛改革的反面形象。吴彼的成功在于演出了袁世凯貌似出卖改革的行动背后，人物复杂的心理活动。更有哲理和禅意的是他对袁世凯来找他发动兵变的抱怨和叹息。的确，人们经常会遇到这种道德难题：答应谭嗣同发动兵变“围园劫后”，又恐光绪的密诏是假，也怕自己的实力不济；不答应，就只好倒向慈禧以求自保，否则日后发现他知情不举也是死路一条，可这样一来却又会给自己留下千古骂名。从袁世凯后来走向共和的作为来看，他本是一个倾向于改革的历史人物，所以不存在出卖谭嗣同们的主观动机，而只是出于人性中趋利避害的自然选择，不高尚也不能责难为卑鄙。当此形势下，最有利的是谭嗣同根本没来找他，他就不用面对两难的选择。就像今天你走在大街上，最好不要碰见摔倒的老人，否则不扶良心上过意不去，扶了又怕被讹上。人性往往是经不住考验的，所以人生最好是平淡生活，不要遇上考验你的复杂选择。

虽然《北京法源寺》里面还有很多精彩的配角，但是仅此六方不同视角的表述，就已经让这段历史足够波诡云谲了。一个现实生活中的案子都往往会呈现出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的“罗生门”现象，更何况一百多年前那么复杂的历史大事件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