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古与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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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自1954年全国范围掀起大规模民族乐器改革，吹管乐器、拉弦乐器、弹拨乐器、打击乐器等各类民族乐器借鉴 民间传统乐器，改革、创制而成许多“新式”民族乐器，一些突出成果得到认可并推广，典型的有现纳入中国 民族管弦乐队编制中的革胡等。

【关键词】乐改；新式民族乐器；创制；革胡

文章编号：10.3969/j.issn.1674-8239.2015.05.004

The Practical Creation of Chinese New National Musical Instrument

GAO Shu

（Chinese Art Research Institute - Chinese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Protection Center， Beijing 100029， China）

【Abstract】Though the practical creation， all kinds of national musical instruments such as wind instruments， bowed instrument， plucked string instruments， percussion， etc.， become the "new" national instruments since the period that the large-scale reform of national instruments across the country was set off in 1954. Some outstanding achievements was recognized and promoted， typically for example the gehu which was incorporated into the preparation of the China National Orchestra.

【Key Words】instrument reform； new national musical instruments； creation； gehu

广义地说，各种中国民族乐器从诞生之日起，就不断经历着改革和创新。特别是自1954年，在全国范围掀起大规模民族乐器改革（以下简称“乐改”），一些民族乐器从业者借鉴某些民间的传统乐器，改革、创制出许多“新式”民族乐器。其中，一些突出的成果得到了认可并推广，典型的有现在纳入中国民族管弦乐队编制中的革胡等。

需要说明的是，笔者所讨论的新式民族乐器，主要指基于原有民族乐器的某些元素，有针对性地进行创造研制，制成历史上不曾有的乐器，并不包括为提升原有民族乐器性能而进行的改良乐器。

1 乐改背景及创制民族乐器概况

大规模的新式乐器出现在上文提到的1954年“乐改”，是以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①（以下简称“音乐研究所”）为牵头单位，以当时全国音乐家协会主席吕骥和音乐研究所党委书记李元庆为核心领导，由中国音乐家集体参与实践的规模化的国家行为②，使吹、拉、弹、打等各类别民族乐器都有新式乐器被创制出来。至今，已持续半个多世纪，仍未停歇。

目前，仅就正式出版物上明确记载，这类创制的新式民族乐器有近40种。稍做归纳，吹管乐器中有双管苗笛、口笛、弓笛、巨笛、三叶笙等；拉弦乐器中有幢琴、革胡、拉阮，雷琴、京二胡、京二合琴、高胡、坠新胡、宛胡、古瓶胡、87型系列三胡、轧筝等；弹拨乐器中有虞琴、浪琴、豫琴、月琶、响琶等；打击乐器中有民族定音鼓、79F型交响大鼓、排鼓、全木型双音木鼓、多音京班鼓、定音堂鼓、定音渔鼓、定音铜鼓、定音编、乐杵、十音竹琴等。如果把每种新式乐器不同批次的更新换代和不同样式及一些未见诸于公开文献的创制品也计算其中，新式乐器的种类数量其实应有近百种之多。

这些新式民族乐器在创制中，有受一件传统民间乐器启发制作而成的，也有同时受几件传统民间乐器共同影响制作而成。由于创制者大多与民族乐器有着深厚的渊源，虽然在乐器形制、音响效果或者演奏方法刻意地进行了创新、创制，但在发明思路上仍一定程度地保持着民族乐器的既有观念，与民众常见的传统乐器有着或多或少的联系。下文中，将按照吹管乐器、拉弦乐器、弹拨乐器、打击乐器的划分标准，各举一例，具体说明。

2 创制的新式民族乐器

2.1 吹管乐器

吹管乐器由于结构比较简单，创制容易上手，改革案例远比其他民族乐器类别来得丰富。一般是对巨笛、大笛、口笛、短笛之类进行乐器尺寸放大缩小、乐器材质改换的尝试，而创新性的则是双人笛。

2000年，常敦明、蒋国基两人设计创制出了“双人笛”，如图1所示。双人笛由紫竹制成，笛身不是普通单人笛合二为一的拼凑，而是只开有1个吹孔，另设2个膜孔，6个按音孔和前后各2个出音孔；笛管中部采用铜插口的设计，便于调节音准。演奏时，两人持笛，右侧吹奏者按2个高音孔，左侧演奏者按1孔～4孔。音列为：d、e、#f、g、a、b、c1，音域d—e3。音色圆润、浑厚，可演奏乐曲《吟哦调》等。它全长160 cm，外径3.8 cm，内径2.9 cm，实质上也是巨笛的一种实践，体现了在笛子这一领域里巨笛、大笛等的创制特点。后藏于江苏省扬州市中国民间民族乐器博物馆。

2.2 拉弦乐器

拉弦乐器方面的新式乐器虽然种类比较有限，但不乏将传统几件乐器的特性结合为一，创制出有趣的新乐器，如现在还因音色独特而得到认可的雷琴。

20世纪二三十年代，王殿玉 （1899〜1964）在坠胡的基础上，把杆子加长，琴筒加大，琴筒蒙以适当厚度的蟒皮，创制出这种新型乐器。早期人们习惯称它为“大弦子”，后来改称“大雷”，再到1953年，王殿玉的学生们在天津商议，才将其定名为“雷琴”。 由于雷琴改善了坠胡在高音区的音色，所以发音接近人声，经常模拟人的语言。雷琴与坠胡相比，有更大的音量，更宽广的音域；虽是由坠胡的基础上改革而来，但构造、表现内容、演奏方法与坠胡有很大差异，创造出了一套具有技巧性、且较为完整的演奏法，积累了一批保留曲目[1]。王殿玉的徒弟之一宋东安也教出了不少雷琴弟子，甚至有的弟子在中国音乐学院教授雷琴。

除雷琴之外，还有一类创制受到民族乐器交响化思想的影响，为民族管弦乐队而生的低音弓弦民族乐器，如革胡。20世纪30年代，从大同乐会改革出的低音弓弦乐器幢琴③拉开创制序幕，可惜这件有着长条形共鸣箱的新式乐器并没有流传下来，但创制低音弓弦民族乐器却沿袭这一思路，陆续出现了系列胡琴、系列马头琴等板面振动的拉弦乐器和系列阮、系列三弦等弹拨乐器，其中，胡琴系列包括高胡、二胡、中胡、大胡、低胡、革胡等一系列成果。

这些新式低音弓弦民族乐器的皮质以蒙蟒皮、羊皮、牛皮居多，也试用过合成材料振动膜，板面材料以白松、桐木居多。按照振动方式的不同，分为皮膜振动类、板面振动类、电声三大类。以此分类介绍如下。

2.2.1 皮膜振动类

皮膜振动类低音乐器从发生体振动上，可划分出皮膜单共振、膜板协振。其中，皮膜单共振主要有大胡（见图2、图3）、低胡、四胡、58型革胡等；膜板协振又称板皮协振，改变了皮膜振动的单振动方式，主要以64型、73型、77型膜板协振大革胡为典型代表。

由于有皮膜的存在，这类乐器在音色上，与同为皮膜振动的二胡、中胡较为协调融合，存在缺点就是发音比较含混，快速演奏时特别明显，尤其是对温度、湿度等气候的变化比较敏感。香港中乐团在建团的前20多年一直使用58型革胡，笔者就此问题，请教香港中乐团乐器改革室负责人阮仕春，他对这一时期革胡的问题深有感触，认为：“当时革胡音量太小。而音量不够，乐器的声音和作品的效果也就表现出不来。关键是，这个音量小的原因，并不是乐手们的演奏水平不够，也不是技巧上的演奏方法不正确的问题，而就是纯粹的乐器构造方面的问题。”正是因为这个原因，58型革胡在20世纪60年代虽曾得到过很好的推广，但最终没有沿用下来。

2.2.2 板面振动类

与皮膜振动类低音乐器相比，板面振动类低音乐器有着丰富的创制原型，甚至已经扩大到了少数民族乐器，包括大琶琴、月琶、响琶、79型全板协振大革胡以及改革出的大马头琴、低音马头琴、低音牛腿琴、半月琴、葫芦琴、蝠鼠琴、扎木年、艾捷克、尼等，图4为双板革胡。从效果看，此类乐器音质纯净，发音清晰，但音量依旧偏小。另外，由于民族乐队中弦乐组上方三个声部以皮膜振动乐器为多，因此，当大乐队合奏时，板面振动类的乐器在音色上就显得不够协调。

2.3 电声类

随着电声乐器的兴起，新式拉弦乐器中也出现了电声低音胡琴、电琵琶、现代七弦琴等。这类电声类乐器根据声电换能原理设计，只设弦马、指板、弓子，不设置共鸣箱。尽管有了创制的实物，也有人尝试使用，但与传统民族乐器似乎有天然的精神出入，绝大多数的民族管弦乐队并不倾向于采用电声低音弓弦乐器，因此，这一乐器很快销声匿迹。

2.4 弹拨乐器

弹拨乐器方面，新式乐器的数量明显较少。大多数创制沿用传统民族乐器原型的名称，即使改变材质形状、音位排列，也极少另辟眉目，只是以“某型”加以修饰。

这一时期出现的箜篌等属特例。箜篌的制作技艺早已失传，重登舞台的新“箜篌”一直在各大民族管弦乐团的舞台实践中以传统乐器的面貌出现，名为仿古复制，事实上，在压颤、发音、转调等发声原理和演奏方法上，皆大量地模仿了西方的竖琴，几乎是一件新制的乐器。考虑到其在历史上确曾存在过，暂不列入本文讨论的范围。

既然是乐器创制，也往往出现一些出人意料的新式乐器，比如“浪琴”。1993年，贵州毕节地区黔剧团张正周参考扬琴、卡龙琴的形制，创制出一种称为“浪琴”的弹拨乐器。所谓“浪琴”，外形与卡龙琴类似，得名于左手使用了“四川扬琴”的“浪竹”演奏技法。创制者认为，浪琴音位排列较合理，除单音旋律外，还可以演奏二、三个声部的音乐；演奏方便，除了像扬琴一样敲击，还能像古筝那样吟揉，音色优美动听[2]。后来，“浪琴”获得了1993年度文化部科技进步三等奖，还曾在贵州省部分地区进行推广。

2.5 打击乐器

中国人对响器有一种天生的亲近，丰富的响器传统一直就是中国打击乐器的固有特点。因此，打击乐器的创制也比较丰富。其中，出于民族管弦乐队的需要，一件突出的新式乐器民族定音鼓被创制、推广开来。

民族定音鼓历经三代不同系列的创制。1954年，中国乐器制作者在古代缸鼓的基础上研制出了第一代“民族定音鼓”。最初的创制品，采用了比较厚的木质鼓腔，木脚不牢，容易损坏，定音靠六个螺丝，调音慢且幅度小（大二度），所以并不实用。

20世纪70年代，苏州民族乐器厂研制出了 “玻璃钢民族定音鼓”，即第二代 “民族定音鼓”，如图5所示。用玻璃钢制作鼓腔，选弹性好、抗拉强度大的新鲜水牛皮制作鼓面。依然用6个螺丝定音，但只用于微调，需要调到另一个音时，则转动鼓身。玻璃钢民族定音鼓的调音范围分为三种：G—#c，A—e，c—f。由于这个系列的民族定音鼓调音系统操作方便，调音幅度增大，在1979年被评为轻工业部优质产品[3]。又经过大概十年的攻关，第三代“民族定音鼓”出现。20世纪80年代，苏州民族乐器三厂研制了更新换代产品“83-B型民族定音鼓”，结构更加合理，调音更加方便。在1984年5月2日召开的鉴定会上，认为音色好、共鸣强，通过技术鉴定[4]。现在这款民族定音鼓已在各大民族管弦乐团中使用，并不断改进。

3 总结

20世纪的中国民族乐器改革中，吹管乐器、拉弦乐器、弹拨乐器、打击乐器都进行了丰富的创制实践，制造出了许多前无古人的新式乐器。尽管多数创制乐器立行于世大多只有四、五十年的时间，有些乐器的流传只有短短数年，甚至还有不为人知的。但在物质条件不宽裕、各行各业依然倾力参与的“乐改”历程中，这些谈不上“成功”的尝试，依旧留下了许多珍贵的数据资料、经验和实物，帮助、启发了许多改革者的改革思路，许多得到认可的新式民族乐器都曾得益于这些形制的设想与实践的经验。

在这些新式民族乐器中，有一定数量的创制实践得到了大众的认可和使用，有的在地方剧种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如一直稳坐京剧伴奏席位的京二胡；有些对地方乐种的形成描画了关键一笔，如成为广东音乐标志乐器之一的高胡；箜篌更一直以特色乐器的身份在各个专业民族管弦乐队团体中占据席位，并进入中国音乐学院民乐系的专业设置。尤其突出的低音拉弦乐器创制，为民族管弦乐队“量身定做”出了一套在音响效果上与西方低音提琴相媲美、并能取而代之的中国式民族化“大提琴”，弥补了乐队低音声部缺少的状况，充实了民族管弦乐队的乐器构成。从吹拉弹打四大类乐器的创制和推广来看，虽然各类乐器都出现过突出的成果，但拉弦乐器在创制乐器领域中，可谓是真正充分地发挥出中国音乐实践者天马行空的想象力，革胡等乐器的出现，及其对民族管弦乐队建制的特殊意义，使整个拉弦乐器类的创制在吹拉弹打四类乐器中，独领风骚。

值得一提的是，作为民族低音乐器改革的重点，新式拉弦乐器的音响效果，依旧是20世纪乐改始终未能解决的难题。直至21世纪的今天，仍然有秦胡④等改革乐器在不断刷新创制实践的纪录。因此，继续并完善新式民族乐器改革的提案频繁见诸每年全国政治协商会议。

注释：

①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前身是1949年11月成立的中央音乐学院研究部，缪天瑞、李元庆先后任主任。1954年3月改为中央音乐学院民族音乐研究所，所长杨荫浏、李元庆。1959年改称中国音乐研究所，直属文化部艺术局。1961年再次归属中央音乐学院，改称中央音乐学院中国音乐研究所。1964年中国音乐学院成立，研究所划归该院。1973年并入文化部艺术研究机构即后来的中国艺术研究院。1980年中国艺术研究院成立时改称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

② 由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党委书记李元庆主持工作，主要成员有杨荫浏、王湘、毛继增等人。

③幢琴的形制收入《清朝续文献通考》卷一百九十四乐七，“幢琴形如宝塔，上锐下肥，系低音部拉弦乐器。通长三尺二寸，弦长二尺六寸，山口宽一寸六分，下股宽一尺一寸五分，边厚二寸。山口下装音板，长一尺六寸二分。弦下接覆手，长六寸八分，马高一寸五分。股下加柄，长六寸。”这种琴并未流传下来。

④以翟志荣为代表的西安音乐学院采用以系列秦胡为乐队基础构架的民族管弦乐队。

参考文献：

[1] 宋东安. 一种独特的民族弓弦乐器—雷琴[J]. 乐器， 1984（6）：19-20.

[2] 张正周.浪琴——试制新型民族乐器简介[J]. 乐器， 1985（5）：15.

[3] 陆荣根. 玻璃钢民族定音鼓[J]. 乐器， 1989（1）：19.

[4] 陆荣根. 古双音编钟、二十七音渔鼓、三十二音编、83-B型定音鼓四种新产品通过鉴定[J]. 乐器， 1984（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