龄同世纪看夏衍

夏衍同志是世纪同龄人———吴祖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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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地注意夏衍，始于他晚年的一些反思，一些直言。

1995年，夏衍先生以九五高龄在京辞世———倘能活到2000年，他就整整一百岁，或者说跨越了整个20世纪。他可谓中国文坛的一位世纪老人。舒展先生称之为“20世纪中国文化的活化石”（《夏衍的“三多”》）。1975年7月，夏衍自“文革”监禁中放归，吴祖光有诗相赠，句曰：“龄同世纪功如寿，谤溢江河罪满墙。”他与世纪同行的一生，展现了一幅20世纪中国历史的活画卷。尤其对于20世纪中国进步的人文知识分子来说，他像一尊颇具典型意味的雕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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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右运动后，1958年，夏衍在暗含反省意味的文章《走过来的道路》里说：“我出身在一个没落了的小地主的家庭”。这是不确实的。晚年所写《懒寻旧梦录》，就改变了表述：“我出生在浙江杭州庆春门外严家衖的一个号称书香门第的破落地主家庭。”

为什么“不确实”呢？因为严家衖的沈家（夏衍原名沈端先）如自“破落”论，并不是“小地主”；如自“小地主”论，则又无所谓“破落”。这里，迫于可理解的原因，德高望重的夏衍，在文字上耍了小滑头。“小地主”而且“破落”———字里行间的况味，那时代的过来人皆能会心一笑。

我联想起自己。小的时候，在学校填的各种表格上，关于“家庭出身”父亲一律让填“职员”。有年暑假我去新乡的祖父家，闲着无事翻抽屉玩儿，不承想翻出来户口本，上面家庭出身一栏清清楚楚地写着“地主”两个字。我吓得不轻，回到合肥后没敢对父亲提起。直到近年，忽又想起，才问父亲为什么明明是地主却让我填职员。父亲并不觉得“理亏”，说：“你爷爷大学毕业后一直靠工资养家糊口，自然该算职员。”其实我明白，那是为我的前途计。以当时远不知何时才“进行到底”的“文革”来看，假若如实填上地主，未来入团、招工、参军，乃至1978年考大学，都极可能在政审上遇到麻烦———所以读夏衍文章时，我不禁乐了：原来不光我等小民，连夏衍这样的“老革命”，也在家庭出身上玩过文字游戏呢。

《懒寻旧梦录》“破落地主家庭”的表述，才回到客观。夏衍出世时，沈家破落不假，却绝非从小地主破落下来。它当年的气度，可由50年前兴造的那所大宅子来验证。1940年，得知故乡这座建筑毁于战火，远在桂林的夏衍写了一篇《旧家的火葬》：

说得毫不夸张，至少可住五百人以上。经过了洪杨之劫，许多雕花的窗棂之类是破损了，但是合抱的大圆柱，可以做一个网球场的大天井，依旧夸示着它昔日的面貌。我在这破旧而大得不得体的旧家，度过了十五个年头。辛亥革命之后，我的哥哥因为穷困，几次要把这屋子卖掉，但是在那时候竟找不着一个能够买下这大屋子的买主。哥哥瞒了母亲，从城里带一个人来估看，我听见他们在讨价还价，一会儿笑一会儿争之后，哥哥愤愤地说：

“单卖这几千块尺半方的大方砖，和五百几十块青石板，也非三千块不可！”

殊可惊异者，如此巨屋，并不用于日常居住，“据母亲说，这屋子是我们祖上‘全盛时代’在乡下建造了而不用的‘别邸’，本家住在艮山门内的骆驼桥，这是每年春秋两季下乡祭祖时候用的临时公馆。”当地人把这座有“高得可怕的粉墙”的建筑，称为“墙里”；夏衍听见过人们这样谈论沈家：“墙里大不如前了”，“过年连供品也买不起了”。

太平军攻打杭州，此处曾被征用为李秀成、陈玉成的总部。

这么一座乡间宫殿，主人怎会只是“小地主”呢？

到父亲沈雅言这一代，沈家开始由望族向寒族滑落。不过沈雅言好歹是个秀才，也算有功名的人。夏衍3岁时，沈雅言去世。父亲死后，寡母抚养二男四女，生计除典当、房租和养蚕外，靠较富有的舅父和姑母接济维持。他之受教育，也是姑母和舅父帮衬。最初是在村里私塾念书，姑母以为不可，应“到城里进学堂”，于是，8岁那年，夏衍插入“正蒙小学”二年级。学了一年半，母亲不忍夏衍在富家子弟跟前产生自卑感，做主退了学。直到11岁，再由舅父出资安排到德清高等小学就读，直至毕业。这些景况，跟当时北京城里的老舍很相像（他比夏衍早生一年）。

高小毕业后，夏衍“因为交不起学费”辍学。不知何故，舅父没有继续提供资助。夏衍瞒了母亲，到一家染坊店当学徒。倘使人生这么继续下去，“沈端先”便会被生活淹没在不知何处的角落，历史上不再有什么“夏衍”。所幸并非如此。当了半年学徒，哥哥带回消息：“浙江省立甲种工业学校因为近年来办得不错，决定升格为公立工业专门学校，原有的甲种工业学校改为工专的附校，要扩大招生，浙江每县可以保送一两个公费学生，这样，德清县因为我‘品学兼优’，把我列入保送之列，学费由德清县政府负责。”

此事让人感慨于当时的教育，有相当的“公正性”。家庭经济状况，本已把夏衍排除在持续接受教育的行列之外，但他居然能够仅凭“品学兼优”、不靠任何别的关系，而被免费保送制度所惠及。

还有一点，也让人诧异：作为“学费由德清县政府负责”的学生，夏衍在浙江甲种工业学校得到的精神开发，不尽符合官方的利益。虽然校训以“实业救国”为本，“凡学业以外之事，概不与闻”，实则另一番情形。例如，夏衍在校所写作文，内容是“反对专制政治的”，“老师看了并不以为反动”，“在文章上加了好几处双圈”，批语“冰雪聪明，惜锋芒太露”，也是欣赏之意。还如，在“修身”（相当于今之德育）课堂上，学生也可以“提问题”，有的老师还“主动和学生谈时事”。一些与现实关系密切、介绍和宣传新思潮的报刊，如《时事新报》、《民国日报》乃至《新青年》、《解放与改造》，也在学生中间被自由阅读和谈论。

因此，入“甲工”之前的夏衍，和以后完全不同。在校5年，他不单由少年变成青年，更在精神上成长为全新的人。“五四”运动爆发，像是给18岁的夏衍特意准备的成人礼。他的身影，活跃在杭州的学生游行队伍中。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是当时杭州新思潮的中心，那里有几位杰出的教员，陈望道、刘大白、夏丏尊、李次九等，校长经亨颐也是国民党元老。因此在杭州学运中，“一师”走在前面，是一面旗帜。学潮之后的1919年8月，浙江革命学生办起自己的“《新青年》”———《浙江新潮》（初名《双十》），其中坚力量来自“一师”，如著名学生领袖俞秀松、宣中华等。然而，来自“甲工”的夏衍，也得以跻身这个先进集体，成为它的创办人之一。

他以“沈宰白”的笔名，在《浙江新潮》发表了几篇文章。这应是夏衍一生写作的开端。其中一篇，引起陈独秀注意，在《新青年》第七卷第二号（1920年1月1日）的《随感录（七四）》中表示支持与赞赏。

“夏衍”出现之前，“沈宰白”是他的主要笔名；后来在日本，他给鲁迅主编的《语丝》以及创造社的刊物投稿时，仍然用的是“沈宰白”。

1920年夏，夏衍在“甲工”的学业全部结束。毕业考试，他成绩名列染色科第一。然而因了学运，“品行”被评为最差的丁等，大抵相当于如今的在校生受到“严重警告”处分。依例，“‘品行’列入‘丁’等，是不能毕业的”，应予留级，以观后效。然而，夏衍仍旧“顺利地拿到了毕业文凭”。看来，校方虽因校纪所系而对这位“学运骨干”必须有所“表示”，却并不以为他十恶不赦，非置之死地而后快。

岂但如此。也不知是夏衍吉星高照，还是彼时教育确实爱惜人才，总之，就在夏衍毕业后为工作和前途奔波发愁之际，他忽然接到通知，说许校长约他回去谈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