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企业迁桂与广西边疆建设

摘 要：抗战时期的企业内迁是在中日战争背景下的一次“无奈之举”，但在某种程度上也称得上一次“作为之举”，仅以迁桂企业而言，这些企业的迁入对当时广西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都产生了深刻而长远的影响，大大推进了广西边疆的建设。

关键词：企业迁桂；经济；边疆建设

抗战前的广西作为一个偏远少数民族边疆地区，交通闭塞，经济落后，全省的现代工业还处于很弱小的状态，能称得上的现代工业仅有3家，占全国的1%不到。[1]就这样一个几乎没有现代工业的省份，在抗战时期随着众多企业的迁入，而一跃成为后方经济举足轻重的省份。迁桂企业对桂省边疆建设最重要的莫过于经济，但在政治、社会、文化方面也产生了积极影响。

一、企业入桂削弱了广西地方实力

抗战前的广西在经济上实行自给政策，新桂系一方面倡导自给自足，一方面加强对贸易的统制，垄断了重要产品的出口和贸易，从而达到垄断全省的经济，防止外部势力的渗透，尤其是中央势力的入侵，以此保障广西的割据政权。但随着抗战爆发，大批企业迁移桂省，在这些企业中，规模甚大的大多是中央资本投资的。由此可见，中央经济势力已渗入广西，只是时局提供了这样的契机。随后，中央资本因为企业的迁移而更多的进入桂省，除了与桂省当局合作办了4家企业外，中央各部门还在桂省开办了24家企业。这些迁桂和新开办的国营企业，大都规模宏大，资本雄厚，设备先进。据统计，18家国营企业资本共3120.5万元（不含兵工厂），占全省工业资本总额的44.32%。[2]如果加上兵工企业，那资本占全省比例将更高。足见，随着企业入桂，广西经济的半壁江山以为中央资本所控制，与中央的联系已愈来愈密切，新桂系对广西的实际控制力受到了削弱。相反，中央资本的介入，使得国民政府对广西的实际统治得到加强，打击了地方割据势力。

二、广西经济进入了短暂的繁荣期

1.改变了广西经济的传统格局。抗战前的梧州因其优越的地理条件，一直为广西全省的工商业中心。抗战爆发后，迁桂企业基本分布于湘桂铁路沿线的桂林、柳州、全县等地，几乎没有迁往梧州的企业。这是因为梧州和桂东南因与广东相邻，且靠近沿海，易受到战火的威胁，如1939到1940年桂南10余县一度沦陷。而桂北地区的桂柳等地，靠近湘黔，交通大为改善，环境更为安全，更适合企业的落脚。这些企业的到来，带来了更多人口，生活日用品需求自然大增，大大刺激了桂北地区工商业发展。在外来企业的刺激下，桂北地区当时掀起了兴办各种企业的浪潮，一时间桂北地区工厂林立，经济繁荣。省会桂林业已取代梧州，成为全省工商业中心。这一变化，改变了战前工业过于集中梧州一地的状况，促进了桂北、桂中的经济发展。

2.广西初步实现了工业化。抗战前的广西在新桂系的主政下就开始兴办新式工业，但因为各种条件的限制，如几乎没有工业基础、资金人才缺乏等等，因而成果甚微。至全面抗战爆发前夕，广西有公营工厂11家，资本总额149万元[3]，而且门类简单，主要是与广西本地物产相关的行业，如制糖、染织、桐油、制革等，还处于官营阶段。与其说是为了发展本省经济，“毋宁视为基于政治上或军事上之必要。”[4]相对于公营，民营工厂则较多，共有55家，集中于南宁、梧州两地，但规模都比较小，有些还处于手工坊制作的旧式工业。就连桂省当局也慨叹道“工厂量质，几不足道”，足见当时广西工业基础的薄弱和落后。而迁桂企业的到来，使得广西落后的工业面貌大为改变。从上文可知，迁桂企业以机器业为主，电器制造业也占较大比重，填补了广西原先空白的产业类别。如“电化、电工器材、植物油制炼等工业为战前本省所未创办者，现均已设厂兴办”，[5]使得广西省内工业门类增多，产业轻重兼顾，结构趋向合理化。随企业一起迁来的工人和企业家也极大促进了广西工业的快速发展。

外省企业和工人的迁入对广西本地工业的发展起到了很大的刺激作用。受外来企业影响，广西当局也逐渐重视本省工业发展，大力提倡扶植新式工业，采取和出台了一系列措施，促进当地经济发展。如对迁入桂省的企业，当局“特别注意招致，予以种种便利”，[6]帮助各企业尽早开工生产，以供军需民用。颁布的《广西省奖励工业技工深造暂行办法》，有利于技工的招揽和培养深造；1941年建立的工业试验所不仅帮助各企业解决遇到的技术问题，而且还组织培训造纸及纺织手工业技术员工。在内迁企业的刺激和桂省当局的积极努力下，战时的广西工业发展迅速，工厂数量和资本额均迅速提高。到1942年，可以说是“以往广西工业的黄金时代”。[7]

3.桂林中心工业区形成。企业再迁时期，武汉、长沙等地的部分企业顺湘江而下，沿湘桂铁路迁入广西省会桂林。当然也有从赣、粤等省迁来的零星企业。正因为从外地迁来众多工厂企业，促进和刺激了桂林工业的迅速发展。省内外企业家纷纷在桂林投资设厂，国民政府各个经济部门在桂林筹建工厂，广西当局也抓住有利时机筹集资金创办新厂。一时，桂林兴起办厂热潮，到1940年，桂林猛然间成为后方举足轻重的工业重镇，初步形成了桂林中心工业区。明区、沅辰区的第五大中心工业区。从工业门类上来比较，桂林中心工业区也较为齐全，不仅机械、电器、化学、纺织、冶炼都有，而且还有其他诸如印刷、器材、日用品生产等。当时的桂林可谓是烟囱林立，机声隆隆。

桂林工业区的形成改变了桂省近代以来几乎没有现代工业的面貌，促进了整个桂省经济的发展和现代化。不仅在桂林形成了门类较为齐全的工业体系，而且受此影响，柳州、梧州等地的工业也有较为明显地发展和进步。桂林中心工业区的形成还对改变当地落后面貌起到了积极作用，在一定程度上繁荣了当地的社会经济，进而促进了当地各项事业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4.推动了广西商业的繁荣。迁桂企业的生产大多与军需有关，但除了生产军需用品外，它们还生产各种日用品，丰富了广西省内的商品市场，推动内地原有工业的技术改良，提高产品的质量和技术含量，带来大量随之转移的资金。随企业迁来的大量工人，增加了城市人口，从而使桂省内消费群体的范围和数量得到扩大，由此推动了与人们衣食住行休戚相关的商业行业的发展，如百货、花纱布匹、盐业、旅店业、饮食业等发展势头迅猛。以桂林为例，由于随迁技工和难民激增，“货物购销业务扩大，桂林经纪业如雨后春笋般迅速发展，各种专营、兼营经纪业务的商号达100家，并成立了经纪业同业公会。”[8]柳州的商业更是由于其“便利的交通和重要的国防地位而有一日千里之势，可谓胜极一时。”[9]据《广西年鉴》记载，1944年柳州当时经纪行190家，旅馆65家，饮食业35家，城厢内外富商大贾、货运甚是频繁，游资充实、外币商市鼎盛。广西商业经济的短暂繁荣，客观上支援了战时经济。一是成为战争前线和后方物资的中转和集散地，推动了商品的流通。二是某种程度上发挥平抑物价，缓解物资供应紧张局势。

三、促进了广西社会的现代化变迁

1.推动了城市的现代化进程。人口数量和城市设施及其功能的完善程度是城市现代化的重要指标。迁桂企业的进入和难民的流入，使得广西人口剧增，尤其是湘桂铁路沿线企业进驻的城市，如桂林、柳州、全县、兴安等。以桂林为例，“1936年的桂林，还只有7万人，1940年1月，桂林改为省辖市，人口近20万，1944年，据广西省政府按正式户口统计有309460人，还不包括流动人口。”[10]而据桂林市文献委员会编印的《桂林市年鉴》，1944年桂林大疏散之前，有人口50余万。可见，桂林的人口在迅速成长。与此同时，市区也在迅速扩大。在这些扩大了的市区布满了许多住宅、商店、作坊和机关。四郊还有许多新建的工厂和学校，为了适应市区的发展和需要，桂林进行了大规模的城市建设，建设和修整马路，装饰路灯，设立公园，遍植园林树木，各种服务设施逐渐完善起来。桂林的城市现代化特征日益凸显，城市化水平显著提高。柳州、全县等企业入驻的市镇城市化功能亦有所增强。

迁桂企业的进入还使得桂柳等地的城市公用事业大为发展。如电力，随着大量企业的迁入，桂林市的用电更为紧张，桂林电厂已不能满足企业发展所需之动力，为此，不得不扩大电厂的规模。柳州也因为企业发展电力缺乏，政府考虑到柳江水利资源丰富，遂筹设建立柳州电厂。而战前广西发电容量只有2846千瓦，占全国的0.469%，到1944年发电容量为9070千瓦，增长了69%。[11]公用事业之自来水、电讯、邮政等亦有所发展。

2.各种新观念新思想传入广西。战前的广西因为地处偏远边疆的少数民族地区，交通闭塞，与外界交流较少，因此整个社会状态相比沿江沿海地区则显得较为保守落后。随着东部沿江沿海地区企业和工人的迁来，沿海城市文化与广西本土文化的隔膜被冲破，打破了桂省封闭的观念状态，为地区带来了发展的强大推动力；企业科学技术的渗透，使该省出现了新文化的欣欣向荣景象，狭隘的地方观念受到巨大冲击。[12]各种观念和思想在这里碰撞、融合，拓宽了当地群众的思维空间。如内迁企业所带来的企业民主文化、员工福利制度等等，这些在战前广西几乎没有听过的词汇，愈来愈多的被当地群众所接受和实践。

随企业迁移来的工人，也在潜移默化中影响着当地人的各种观念。这些随迁技工多来自东部经济文化发达的省份，他们所接受的自由恋爱观念，对“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门当户对等这些在相对保守封闭的广西边疆地区仍根深蒂固的传统观念，形成了有力冲击。随迁技工多为男性，他们进入广西后多娶广西当地女子为妻，使得婚姻的范围进一步扩大。从遗传学的角度来说，这样的婚姻有利于人口素质的提高。从另一方面讲，这种不同地域的小家庭的结合，将使各自原有的习俗在日常生活中彼此碰撞融合，发生改变。随迁企业中也不乏女职员，她们是接受过新式教育的新女性，有着自己的恋爱观、生活观、职业观，她们来到相对落后的边疆地区，将对当地女性群体产生积极影响。

3.生活习俗发生变化。随着大量企业和工人陆续迁移到桂省生产经营，受其影响，广西地区民众的社会习俗也在悄然发生变化，向着更为现代的生活方式前进。主要表现在衣食住行方面。

战前的广西，因为交通闭塞，对外交流少，对于流行于北京、上海、天津这样的大城市的潮流新装很少接触，人们的服饰主要还是以清代服饰为主。随着迁桂企业和工人的进入，也带来了新的服饰装扮，既新潮又时尚，当地人纷纷效仿。

广西，是抗战时期接收外来人口的主要后方省份之一，大量外省人口和随迁技工的进入，使得广西原有的饮食习俗也明显发生变化。跟随企业迁移的大流，标明自己特色的各类饭馆也应运而生。在重庆、桂林、贵阳等这样企业迁移集中的城市中，可以买到地道的江浙菜肴、广东糕点、湖南辣子鸡、福建海味、北京烤鸭和来自北方的面条、豆腐脑、油条等。[13]饮食的种类明显增多，口味也丰富很多，普通大众得以有机会尝尝全国其他地方的美味佳肴，更重要的是推动了不同地域间的饮食文化交流。

战前的广西，交通设施相对落后，出行的主要交通工具有人力车、马车、板车和民船等。抗战爆发，企业急迫内迁，以及考虑到原料的输入和产品的输出，在这种背景下广西作为企业迁移的目的地之一，交通运输事业取得一定发展。河川运输依然是最主要的运输形式，桂江、柳江航线较战前得到了更为充分的利用。[14]公路运输在战时发展迅速，合计里程之长在全国各省中仅次于广东、江西、山东、河南而居第五位。[15]以湘桂、黔桂铁路为代表，广西铁路在战时获得迅速发展。航空运输方面，抗战期间桂林机场有三条航线往来与重庆、昆明和香港。[16]更多现代交通工具和运输线路的增多，为人们的出行带来了方便，人们以步代行传统出行的生活方式逐渐发生改变。

与以上三者相比，企业和工人的进入对广西民众在住房上的变化则相对少一些。以桂林为例，差不多无大无小，住屋仍以木材做主要材料，除了屋面用瓦，墙基用砖，其他各部分都是用木和板的。[17]

四、推动了桂林文化城的形成

抗战前的桂林还是一座仅以“山水甲天下”闻名而在其它方面默默无闻的南方小城，在抗战的几年间却成长为大后方著名的“文化城”。究其原因，抗日战争局势的发展变化是“文化城”形成的客观依据；蒋桂矛盾所造成的桂林的较民主空气是进步文化人生存发展、大显身手的特殊环境；良好的自然地理及社会人文条件为文化城的建立和发展提供了必要的社会物质基础；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战时桂林文化运动取得巨大成就的根本原因。除了这几个因素外，还有一个重要因素，就是迁桂的文化企业的推动和刺激作用。

抗战爆发，尤其是武汉、广州沦陷后，大批文化企业迁入桂林，为桂林文化事业发展所需要的印刷、纸张、出版等因素提供了基础，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桂林印刷业和出版业的飞速发展。战前， 桂林只有印刷厂近30家，资本总额不满30万元，工人不足300人，而且大多为小手工业作坊。[18]战时，科学印刷厂、国光印刷厂等一批大型现代式的文化单位入桂，加之桂林的特殊环境也吸引了大批文化人和文化团体机构，两者的到来与融合使得桂林的文化发展环境大为优越，一时桂林文化事业空前，出于利益和名气的吸引，之后又有更多的文化企业迁来桂林经营，桂林本地也新办了为数不少的文化企业。据1943年7月的统计，“桂林大小印刷厂及与印刷相关工厂共有109家，每月可印刷纸一万令至一万五千令，排字生产，每月书版可排三千万到四千万以上，”[19]有关印刷工人、技师在一万人以上。[20]1939年至1940年，桂林的出版业已空前发达， 办起了许多书店、出版社。当时的桂西路（今解放西路）几乎全是书店，被称为“书店街”。这些店、社，一部分是沪、汉、穗迁来的，一部分是一些文化人来桂后办起来的。据统计，抗战期间迁移桂林的书店和出版社加上本地兴办的，共有180多家，出书2000多种，占全国所出版书的80%。[21]

注释：

[1]后方工业概况统计[J].统计界简讯，1943（23）.

[2]广西统计局编辑.广西年鉴 第三回[M].广西统计局，1944：593、607-609.

[3]广西统计局编辑.广西年鉴 第二回[M].广西统计局，1935：404.

[4]千家驹.广西省经济概况[M].北京：商务印书馆，1936：4.

[5]广西省政府建设厅.广西建设[J].1947（2）：3.

[6]一年来之广西经济建设 二 [J].广西省政府公报，1941（992）：12.

[7]广西省的现代工业史话[J].广西建设，1946，1（4）：19.

[8]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桂林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桂林文史资料 第10辑[M].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桂林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1986：169.

[9]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广西文史资料选辑 第5辑[M].1963：167.

[10]唐凌，付广华.战时桂林损失调查研究报告[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9：117.

[11]孙玉声.抗战八年来之电器事业[A].见：唐润明主编.抗战时期大后方经济开发文献资料选编[G].重庆：重庆出版社，2012：692、699.

[12]魏宏运.抗日战争与中国社会[M].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7：175.

[13]黄裳.桂林杂记[A].见：施康强.浪迹滇黔桂[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

[14]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 第5辑 第2编 财政经济 6[G].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65.

[15]陈正祥.广西地理[M].重庆：正中书局印行，1946：149.

[16]莫一庸.广西地理[M].桂林：文化供应社，1947：81.

[17]陈畸.记桂林之行[A].见：施康强.浪迹滇黔桂[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

[18]胡庆嘉.抗战时期的桂林印刷业[A].见：魏华龄，曾有云.桂林抗战文化研究文集 三[C].桂林：漓江出版社，1992：319.

[19]洗文.桂林市的印刷业[J].中国工业（桂林），1943（19）.

[20]古曼.桂林印刷业的窘境[N].新华日报，1944，9（4）.

[21]王劲.桂林文化城的出版事业在我国近现代出版史上谱写了光辉的篇章[A].见：魏华龄，曾有云.桂林抗战文化研究文集 三[C].桂林：漓江出版社，1992：289、295.

参考文献：

[1]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 第5辑 第2编 财政经济 6[G].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

[2]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桂林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桂林文史资料 第10辑[M].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桂林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1986.

[3] 莫一庸.广西地理[M].桂林：文化供应社，1947

[4] 广西省政府统计处.广西年鉴 第三回[M].1944.

[5] 陈雄.广西工业建设史略[J].广西企业季刊，1943，1（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