勇者之探

张勇，这个我在教育界最佩服的学者、行动者，离开了这个世界。

我与他的最后一次见面是在他办公室里。他一根接一根地抽烟，和经营的副总争论。他说，如果要在牺牲专业性上让步，绝对不行。他相当执拗，这一点和我的另一位好友、也是英年早逝的《读写月报·新教育》主编李玉龙一样。

我和张勇的相识，应该是在2012年。那一年，张勇带着他的研究成果第一次到成都，和青羊区有一个合作，我所在的国际学校是作为其中培训的一个主场，那是我第一次听他讲到ACTS这个教育评价工具。

第一次相见，只是觉得他口音古怪，说话很不容易听清楚。我们坐在台下，都感觉他好像懂得很多东西，但是，要想清晰地把他的所学传达给我们，他那语言不是一座桥梁，倒是一个障碍。

因为成都的合作项目，后来张勇又多次来成都，再加上个性相投，我们开始频繁地见面聊天，在网络上我们也不断交流对一些事件的看法。还记得2018年7月4日在中关村，我俩吃饭。我偷拍他点菜，他偷拍我吃菜，然后，我们又把照片都发给了我俩的好友敏姐。

可能是因为张勇的普通话越来越好，也可能是我久而久之习惯了他的口音，我和他的见面交流越来越顺畅。我深感在我所见的人之中，他真是少有的几个对教育了解透彻的人。他对什么是好的教育，有着深刻的理解。他对于自己的技术，非常自信。

或许正因如此，张勇也显得特别执拗，特别坚持自己的原则和理想。2018年11月，在他去世的前四个月，我到他的办公室去见他。哪怕只是作为旁观者，我也感觉到当时公司可能面临着一些问题：负责经营的副总来找他，谈到了对于评价技术的使用和营销问题。当着我的面，他跟来人之间发生了很强硬的争论，表示：我不可以牺牲掉产品质量来迎合市场。他非常激烈、非常生气地表达了他的情绪，态度异常明确，绝不妥协。对于生意、对于市场来说，张勇的做法或许是不明智的，但我觉得他的这一点不牺牲品质、不妥协迎合，真是非常了不起。

其实，张勇平时是一个与人为善的人。在生活中，他不喜欢和人争，他很少较真，在人群中常常是比较安静的那个人。但是他在网络上常常会有争论，他会就某一个问题，就别人说话的一些观点，就别人逻辑上的一些问题，包括常识上的一些问题，都会进行纠正。他对很多的事情争论，还有非常侠义的一面，比如为了朋友两肋插刀，为了朋友一定要帮朋友辩论等等。

不过，我和张勇对教育的价值观高度一致，我们对教育科学技术的看法也比较一致，所以我们之间一直都没有产生什么太大的争论。甚至包括对于企业的经营等各个方面，就像宁肯牺牲利益也不妥协的品质，我们都很一致，我俩的交往，就成为了纯粹两个很投缘的教育人行走在一起。

在我看来，教育评价伴随着每一所学校。不管是对学生的评价，还是对教师的评价，还是对整体学校的评价，它总是贯穿始终的。如何使用评价，就有很多不一样。也有人在把评价当作武器，作为对别人的一个总结性的评判。我一直强烈反对这样的评价。我曾经向相关部门强烈建议，在基础教育阶段，最好不要有评价。无论是让别人还是让自己评价，评价越多，越束缚学校的手脚。

我这样反对评价的原因，是基于我们之前的传统评价，绝大多数是一个总结性的评价，甚至是一个批判性的评价。一评价完了就发钱或者扣钱。我个人觉得，这样的评价其实是干扰教学。

理想的中国教育，或者说中国现在的教育需要怎样的评价呢？我个人认为，它需要过程性评价、总结性评价相结合，它需要定量评价和定性评价相结合，它需要上级领导、教师、学生、父母各种人群相结合，它需要学校、教育管理部门、社区、社会全方位参与。这样的综合评价，才是科学客观的。用这样的评价方法和标准，我们再来评判一所学校、一位校长、一位老师、一位学生的时候，就可以真正为了促进学校的发展。

张勇倾注一生精力研究的ACTS教育评价技术，正是我期待的教育评价。他的研究让我第一次看见了评价如何与诊断结合，如何让评价用来真正促进孩子、促进教师、促进学校的发展。

ACTS评价技术，会很用心地把教育中可以测量的部分，无论是通过试卷测量，还是通过观察测量，把这些进行很好的系统化、结构化的整合，最后给出一个科学的意见。这些意见是一些有针对性的建议，它反馈到教与学之中，能够切实有效地提高教与学的精确性。让我们的学校、教师、父母，可以很清楚地看到现在出现的结果可能是哪些原因引起的，我们未来可以在哪方面加强，在哪方面可以改进。这个对学校、对教师、对父母来说，都是非常好的。这样的评价技术，运用到教育中，就可以产生重要的作用。

就教育评价的技术层面，比如说我们对教育中知识的部分、能力的部分，这些东西可以说是全人类通用的。张勇的研究，在对知识、能力和技能方面的评价，是科学而客观的，具有高度的复制性。

就教育评价深层结构来说，每一所学校以及每一个共同体，它都存在于一个更大的共同体当中，也就是植根于那一个国家、那一个民族的信仰、文化、历史背景之中，不同的信仰、文化、历史，肯定有着不同的标准体系。张勇努力建立的，是这样的一个中国本土的标准体系，特别了不起。

尽管张勇只活了短短的五十一岁，尽管他的教育评价事业还远远没有实现他的期待，但是，他所做的一切，已经将中国教育评价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能够取得这样的成就，我认为源自张勇的两个特点：一是他特别热爱学习，这一点上他是我、也是很多人的榜样;二是他非常善于思考，有着很好的逻辑性，有着很好的结构性和系统化的思维。这一点是我们教育人，尤其是做教育组织管理的人，都需要在这方面强化的。

但是，張勇也有他的局限和错误。比如在性格上，很多地方他和我一样，不愿意和那些价值观不一样的人有太多的接触，甚至有时候会用自己的智力优势去碾压别人。我们在这些上面，都是需要修正和改进的。

张勇最严重的问题，就是作为一个创业者，作为一个领头人，丝毫不懂照顾自己的身体。我记得我在办公室见他的最后一面时，走进他的办公室，整个房间里烟雾缭绕，就像进入了一个仙境。他不停地抽烟，一直抽烟。当时我已经发现他的脸色很不好。我当时劝他说，“李玉龙当年就是身体极度糟糕，你现在身体也很不好，你得好好保重自己的身体，少做一点工作，去检查一下身体。”他说，“我检查了，身体还好，不错嘛，没问题。”当时他刚刚立志要减肥，每天吃什么蔬菜沙拉之类。但是见到我去了，我们俩就点了很多肉，大吃了一顿。对身体的节制和善待，这是他用生命给我们所有人的提醒。

归根结底，我和张勇并不是教育评价技术的同行，而是相知相惜的朋友。我到北京去，他到成都来，我们都会见面，我们之间都有很多聊的话题。聊这个国家，聊国家的教育，聊一些有意思的事情，但是我们很少聊到评价。我知道他做的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而且也是具有高度技术性的科学探索。具体的技术我不懂，但我知道他在做一件美好的事情，我十分欣赏，于是我们就谈人生、谈理想、谈彼此的经历和感悟……我想，真正的朋友，不是说我们要彼此懂得你在做什么，而是价值观上高度认同，作为上彼此欣赏，精神上全力支持。

作为国内领先的教育测评技术的缔造者和践行者，作为公众教育创始人、董事长，张勇在十几年的创业历程中，以积土成山、聚水成渊的耐心与毅力，全力以赴把教育评价事业推至新的高度，获得了诸多学界成就与来自社会各界的好评和赞许，并得到了众多教育工作者的推崇。

在我们赞颂张勇所取得的成就时，我想，张勇最应该被人铭记的，并不是他的成就。对于极致的追求，对于美好的追求，对于理想的追求，以及勇敢、不妥协的精神，才是张勇生命中最闪亮的部分。正是这一部分特质，缔造出了ACTS教育评价。他的这些精神，是每个行业的人都需要的。虽然张勇已经去世，我相信他的这种精神的光芒，还在无声感染和照亮着更多人。

（作者单位：问对教育智库）

ACTS评价技术，会很用心地把教育中可以测量的部分，无论是通过试卷测量，还是通过观察测量，把这些进行很好的系统化、结构化的整合，最后给出一个科学的意见。这些意见是一些有针对性的建议，它反馈到教与学之中，能够切实有效地提高教与学的精确性。让我们的学校、教师、父母，可以很清楚地看到现在出现的结果可能是哪些原因引起的，我们未来可以在哪方面加强，在哪方面可以改进。这个对学校、对教师、对父母来说，都是非常好的。这样的评价技术，运用到教育中，就可以产生重要的作用。

在我们赞颂张勇所取得的成就时，我想，张勇最应该被人铭记的，并不是他的成就。对于极致的追求，对于美好的追求，对于理想的追求，以及勇敢、不妥协的精神，才是张勇生命中最闪亮的部分。正是这一部分特质，缔造出了ACTS教育评价。他的这些精神，是每个行业的人都需要的。虽然张勇已经去世，我相信他的这种精神的光芒，还在无声感染和照亮着更多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