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血曹德旺

从长乐国际机场到福州市中心，非常“遥远”，有40多公里的路程。这是全国省会城市中距离中心市区最远的机场之一，原因是福州多山，在市区很难找到可以修建大型机场的土地。

从经济地理的意义上讲，背后是崇山峻岭，而面前是汪洋大海，这意味着地区经济腹地的狭小。因此，那些有着雄心的商人必须往外开拓。

往外有两条路。一条是北上，在中国富有特色的金融市场“逐鹿中原”，结交上流，搞要素套利和资本运作。

这条路颇有“劳心者治人”的精英色彩，作为交易高手的商人，可能攀爬到金字塔的顶端，分配和转移财富，迅速成为一代巨贾。但换个角度看，这条路所积累的财富在时代巨变的洪流之中，未必稳固。

另一条是南下大洋，在全球范围内配置产业链条，成为全球性的实体企业家。这条路很辛苦，但却在真正创造财富，并对国家有着日益显著的“系统重要性”。而且，还会留下某些精神领域的财富和价值。

越来越多的富人在第一条路上狂奔，但曹德旺选了第二条。

被忽略的身份

在接受《南风窗》记者采访的当天，曹德旺略有感冒，但精力充沛，思维敏捷。他话语刚硬、直接，对某些现象的评论毫不客气，正如他多年来呈现给外界的印象一样。

不过，这种印象一度让外界把他看作是一位“乡土企业家”，而忽略了他更重要的身份—中国少数真正懂国际化经营的顶级企业家之一。

目前为止，除了在国内16个省市有生产基地之外，福耀集团在美国、俄罗斯、德国、日本、韩国等9个国家和地区都建立了工厂和设计中心，全球员工约2.7万人。

在汽车安全玻璃和工业技术玻璃领域，福耀的市场占有率是25%，这是在全球。此外，福耀集团相当部分的产能在海外，这在中国大型民企中非常少见。

在中国的企业家群体中，曹德旺的确算一个“异类”。这些年，民企大佬和精英群体之中出现了一个颇有意思的现象：很多人尽管只是在国内经营和套利，却喜欢在社交媒体上炫耀和欧美上流社会的“关系”，比如一起吃顿饭的合影。

曹德旺刚好相反。曹德旺赚的是全球的錢，但他从不主动展示他的“全球关系网”。实际上，福耀在美国的巨额投资以及对当地经济的“系统重要性”，早已让他成为了美国参议员、州长这类顶级政商人物的座上宾。

2016年10月，在美国俄亥俄州代顿市，由福耀投资的全球最大汽车玻璃单体工厂竣工投产。俄亥俄州州长约翰·卡西奇盛赞，2000多个家庭的生活将因为福耀而改善，福耀是当地经济大家庭的一员。此外，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主席、一位参议员以及一位众议员也到场祝贺。

在密歇根州、伊利诺伊州，福耀也砸下巨资设厂或收购了当地企业。可以说，福耀是美国“铁锈地带”最大的中国投资者之一。值得一提的是，在2016年的总统选举中，俄亥俄州与密歇根州的选举人票被共和党候选人特朗普斩获，成为了其击败民主党候选人希拉里的关键两州。而此前，两州曾一度是民主党的票仓。

曹德旺说，做生意的地理版图没有边界，但做中国人却是一条底线。上世纪90年代，曹德旺家人曾拿到美国绿卡，但2005年他要求全家放弃绿卡。“全家都要退回去，一张绿卡都不要留。”曹德旺说。

曹德旺内心的想法富有现实意义：如果一个国家的精英国内赚大钱，却个个“一只脚在海外”，那么在关键时刻，这些精英是很难为国家和民众承担责任的。当他有退路，选择与付出的动力就会很不一样。

如果一个国家的精英国内赚大钱，却个个“一只脚在海外”，那么在关键时刻，这些精英是很难为国家和民众承担责任的。当他有退路，选择与付出的动力就会很不一样。

曹德旺不想给自己留退路，他希望承担更多。他的“直言不讳”，是理解其人格的通道之一。

无欲，则刚

在公开渠道，随处可以查到曹德旺那些“不合时宜”的言论。

媒体问他，是否对政府部门热议的混合所有制改革感兴趣。他说，“我没钱，也不敢。”他还打个比喻，“你抓一头鲸（大型国企）扔到一个大锅里，叫我撒盐巴，但我哪里有那么多钱买盐巴呢？”

在支持民企成为“政治正确”的时点，众多民营老板呼吁政府“救援”，他却公开说，民企的投机心理是自身危机的重要原因，你短贷长投，资金突然跟不上，不是投机是什么？很多民企老板自身经营素质有待提高。

多数时候，曹德旺说的话，不但政府不爱听，民营企业家也不爱听。《南风窗》记者问他，“民营企业家越来越注意说话的方式，一般只说对自己有好处的话，少说多余的话。但你说了那么多，为什么？”

曹德旺回答说，精英本身有话语权，但这种话语权不应该用来为自己谋利、成天讲假话，而是必须利用这种话语特权，把问题讲出来，要负责任。

某种意义上讲，曹德旺讲真话的底气既来于福耀的出色经营，也来自他个人的品质。

改革开放之后，中国企业家把企业做大一般有两种做法，一是“横着做”，即跨行业扩张，多元化经营，多数民营财团都是这个逻辑。

这种做法的本质其实是“要素套利”，而中国最重要的要素一是资金（也包括金融牌照），二是土地。两种要素都掌握在政府手中，因此民企大佬要获得廉价的要素，就必须对要素的掌握者“投其所好”。这个逻辑决定了民企大佬的行为模式，以及说话方式。

民企做大做强的第二种方式是“竖着做”，即专注于主业，吃透产业链。这种方式固然离不开要素资源，但依赖性远不如前者大。曹德旺和福耀的成长就是这个逻辑。这样的民企是少数派，但少数派却“骨头更硬”，不论中央政府，还是地方政府，都会对这样的企业家高看一眼。

曹德旺的“敢言”，只是窥测他人格的一个窗口。拿出真金白银回报社会，更折射了他内心追求。

关于曹德旺，有“三个百亿”的说法。一是上市公司的分红，福耀在A股和H股上市，分红派息累计140多亿元；二是曹德旺以家族股份成立慈善基金，再加上多次捐助，做慈善投入了110亿元以上；三是创业以来，福耀给国家累计交税130多亿元。

《南风窗》记者还了解到两则很少被报道的故事。

有一年，某地的地方政府前期做工程发了债券，快要到期时清偿却遇到了困难。于是，找到曹德旺，请他帮忙，以三座收费站五年收费权抵押借款。原本曹德旺不愿意，但几次三番后，为解当地难题，曹德旺答应帮忙。

经过2年多的经营，收回了成本。还剩一半的收费期，可以作为利润，但此时曹德旺对市政府说，既然钱已经收够了，自己就不继续收费了，并建议政府拆除收费站。“我当初的想法就是帮忙，没打算通过收费站赚钱，既然已经把当初借给政府的钱收回，我就想把道路还给市民。”在与政府交涉的过程中，收费站又多收了几百万元，曹德旺也没要，全部捐出来，为当地修了公园、公路、学校等。

还有一次，曹德旺准备关闭正在亏损的一家子公司，当地政府为保住企业，表示提供一笔补助，希望帮助企业渡过难关。下半年经济好转，公司经过努力，不仅没有亏损而且略有盈余。于是曹德旺立刻吩咐财务将这笔钱退回政府。这件事让当地官员感叹说，批出去的錢又退回来，这还真是头一回。

克己慎独，无欲则刚，这就是曹德旺。

家族价值

1968年，曹德旺结婚。他清晰地记得，500元的聘礼有三四百元都是借来的。成亲那一天，他穿着一套几元钱缝制的中山装，跟着妻子陈凤英的花轿走着。他脚上穿的是解放鞋，而袜子是在福州读书的哥哥，刚从自己脚上扒下来，专门给弟弟成亲穿的。

结婚之后，曹德旺开始外出闯荡，他的商业史开始启动。可惜，第一笔生意败得很惨。他从福建收购白木耳去江西卖，赚差价。因为当时这是投机倒把，所以公社一位干部答应做“保护伞”，关键时刻可以开证明，但条件是拿“干股”，即不出钱，但有股份。

于是，曹德旺变卖妻子嫁妆，还向本地村民赊账，进了3000元的白木耳。那个时代，3000元是个大数。最后没想到，货物在江西被民兵没收。民兵说，如果公社能证明这是集体财产，那可以拿回。

多数时候，曹德旺说的话，不但政府不爱听，民营企业家也不爱听。

曹德旺赶回福建，找公社干部开证明。结果对方说开不了，还胃痛。当曹德旺再次去找他，对方妻子搪塞说，干部得了神经病，会乱打人的，让曹德旺再也不要来烦他。

亏光了所有本钱，搭进了妻子嫁妆，还欠了一屁股债，而且被人背叛，曹德旺后来说，自己“把一辈子的眼泪都哭干了”。但这次失败也让曹德旺认识到，灰色地带的生意做不得。

曹德旺的父亲曹河仁年幼时即到日本当学徒工，做布匹生意，后来又在上海积累财富，最后成为著名的永安百货的股东。曹德旺的母亲陈惠珍是大地主家的千金，知书达理，是当时少有的文化女性。

曹德旺出生于1946年。1947年，国民党政权风雨飘摇，父母准备从上海转移到老家福清。

颇有经济头脑的父亲考虑到通胀，早已将资金换成实物财产，还买了一只大的铁壳船，装着这些财产回福清。父亲当时想，铁壳船以后即使出租用，也能保证家里的日常开销。

可惜，这艘船在海上遇到风暴，沉了。曹德旺的命运从此改变，原来的“富二代”沦为了“穷二代”，他的幼年和绝大多数中国人一样，物质匮乏。但又和很多人不同，父母的精神财富传承给了他。

曹德旺对《南风窗》记者回忆了父亲的三个 细节。第一个是父亲在日本做学徒时，布店会让学徒对着镜子练习走路的仪态和对客人的笑容。这样做，是要让顾客既感到舒服，也让自己不卑不亢。

第二个是父亲早上五点便起床挑水，打扫店铺的门口。而且，还会一并把左右两间店铺的门口也顺带打扫。“片区的商家都好了，人流就旺，大家都受益，绝对不能各人自扫门前雪。”曹德旺说。

第三个是上海的一位犹太商人曾给父亲上过“金融课”。犹太人说，千万不要私人借钱给别人，别人还不上的话，问题就来了。借得少，别人会躲着你。如果借得多，有可能走极端，杀了你怎么办。

“我可以把钱送你，但不会借给你。”后来细致体会犹太人的话，曹德旺悟出了道理，犹太人的意思是商业应该制度化，信贷应该找正规的银行，银行有专业的风险甄别能力，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制度化既规避风险，也有利于企业做大。

曹德旺回忆，在那个大家都吃不饱的岁月，父亲会让他和哥哥端坐在凳子上，讲那些人生的故事和道理。如果走神，父亲会立刻惩罚，可能是一棍子打下来。

曹德旺是一本书，是励志的范本，更是一部家书，既关乎智慧，也关乎人格，值得细读。

对话曹德旺：敬天爱人，是企业家的起码准则

不犯“天条”和众怒

南风窗：福耀的上市公司在分红方面是做得比较好的。证监会一直呼吁上市公司分红，但大家更愿意做“铁公鸡”。你为什么不一样？

曹德旺：公司不是我一个人的，其他股东股权只是比较分散，正因为如此，我们才更应该尊重人家。平等对待每一个人，你才是真正有人格的人。

做企业家的起码准则，是敬天爱人。天就是规则，企业必须不犯天条。政府收你的税是应该的，部队保卫国家，驻扎边疆，这些公共服务是经济发展所必须的，依法纳税，就是践行敬天这个准则。

爱人就是社会责任，比如你说的分红。老股东和新股东、大股东和小股东，应该是一样的，尊重所有人的权利。爱天下人，敬天下人，不侵犯员工、供应商和消费者的利益。这就是不犯众怒。

南风窗：中国很多民企都有好几家上市平台，资本运作赚钱更容易，以你的声望和资源，多搞几个上市公司，应该问题不大。

曹德旺：我可以跟你讲，我再做几个上市公司都可以，但我不会那样做。你没有好的资产拿出来，你上什么市？

南风窗：听说你有“四不做”，不做金融，不做房地产，不做游戏，不开矿。

曹德旺：对。

南风窗：可是，中国最赚钱的互联网企业，它就是靠游戏赚钱。

曹德旺：他们有他们的信仰，我们自己不做就行了。

不要认为“中国制造”了不起

南风窗：工厂开在哪里，关系到就业和稳定。你这么多工厂开在国外，政府有没有给你压力？

曹德旺：没有，我非常感谢中国政府，它很支持我。首先，我满足中国的需要。但企业也必须要发展，企业如果做小掉了，死掉了，政府也不愿意看到。

南风窗：现在，国内有一种乐观说法认为，制造业外迁被说得太严重了，中国有强大的产业链配套，这个系统太大，它没有办法转移到国外。怎么看？

曹德旺：这简直是痴人讲梦话。美国那么大的产业链都可以转移出去，何况我们？我们经常说改革开放40年，这个40年，只是流行说法。1978年，那时邓小平提出改革开放，但到1992年南巡讲话之后，改革开放才真正大面积动了起来，经济和产业在那个时候才开始迅速发展。到现在，我们才发展了多少年？你说对不对？

南风窗：衣箱鞋帽的产业链很短，可以走，但有些产业比如机电，产业链很长，越南、柬埔寨并没有这个容纳它们的基础设施。这种想法是不是也太乐观了？

曹德旺：想得美。如果成本继续走高，它们照走不误。中国人必须要有清醒认识。我们不但很多人为的成本高，而且我们还是个资源贫乏的国家，最上游的很多矿产、原材料，我们要靠进口。即使国内有，但国际市场的价格也比我们国内低得多。

比如做浮法玻璃需要碱，这是很大的一块成本，但美国人的命真的太好了。他们在洛杉矶有露天碱矿，直接装上火车就可以卖钱。但我们必须从盐巴中提炼，这中间成本就差了很多。所以，我们不要盲目乐观。当然也不必盲目悲观。

中国经济发展时间还不够长

南风窗：在海外大力设厂，这是否是因为当年的反倾销官司，给了你一些提醒，必须当地生产。当年，你打赢了官司，很多人认为给中国企业长了脸。

曹德旺：打完官司，我的确出名了，很多国外的汽车公司跑上门来找我。但我要告诉你，包括福耀在内，中国制造业的发展，并不完全是中国人的本事，这里有历史的机遇，也有历史的巧合。

1978年，邓小平提出改革开放。而在此之前，美国已经提出去工业化。一开始，单子给了亚洲的“四小龙”，90年代之后，“四小龙”把单子外包给中国内地，自己做代理人，但我们慢慢学会了自己做，然后直接卖给美国人。从服装鞋帽，到电子产品，再到汽车玻璃。

那个时候，没有什么环保不环保，能拿进来就拿进来，土地也便宜得很，我那个时候建厂，租金一亩地才几千元钱。农民工满街都是，而且又努力，又能吃苦。

那个时候，美国人开始做信息高速公路。中美的产业错位，给了中国发展起来的空间。但我們不要好了伤疤，就忘了痛，现在格局正在变化。

1978年，那时邓小平提出改革开放，但到1992年南巡讲话之后，改革开放才真正大面积动了起来，经济和产业在那个时候才开始迅速发展。到现在，我们才发展了多少年？

2013年，奥巴马提出要恢复制造业大国地位。2014年，奥巴马亲自组织了一场“选择美国”论坛，他到场讲话，国务卿、财政部长、商务部长和国税总局局长全部到场。福耀就是那时候进入美国的。

从奥巴马到特朗普，美国人开始把企业家拖回美国投资，除了美国人自己要回去，还动员其他国家的企业也要去。所以，贸易战不是现在才开打的，2014年就打响了。但这个时候，我们还没有注意到变化，还沉浸在过去的模式之中，成天盖房子。

房子不是国家的竞争力

南风窗：的确如此。

曹德旺：从2008年到现在，你注意看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我们的GDP至少一半都是固定资产投资。哪里来的钱投资，都是借的钱，这是债务。你搞得满身大汗，把GDP推上去，但里面这么多房子，而房子是不能用来国际贸易的，这不是你的国际竞争力。前几天，我看到朱云来在一篇文章里说，中国现在的投资过了头。他说得对。

南风窗：20世纪90年代的时候，国家进行了一次财金大改革，后来，又力推中国入世。你刚才有个观点，认为中国真正的经济大发展是从90年代开始的，所以我们发展时间并不长，不要骄傲。为什么这么讲？

曹德旺：我见证了改革开放的40年的历史。我举个例子，你知道粮票是什么时候废除的吗？作为中国内地最发达的大城市，上海的最后一套粮票直到1995年才废除。改革开放有一个很长的时间通道，之前主要是农业改革，要让大家都能吃饱饭。

南风窗：很多人关注你的慈善事业和个人修为，却忽视了你的经营才华。现在，不少中小企业经营面临困境，政府和社会号召它们搞产业转型升级，你有什么建议？

曹德旺：转型升级是一种渐进式的、连续性的创新，日本人就是这么搞的。我也差不多，最开始做维修，后来做配套玻璃，然后又自己设计，就是这么一步一步往上做，把产业链都做了一遍。

不过，产业转型升级的前提，是还有产业存在。如果产业都没有了，还转型升级个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