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民间音乐家的身份认同

随着现代化进程的日益深入，当今社会在政治、经济、文化以及人的存在方式等各领域都受之影响并发生了不同于之前任何时代的变化。对于文化而言，现代化带来的最大影响是因强势文化的扩张所引起的认同危机(一定程度上，这里的“强势”指的是建立在西方文化基础上的现代文化)。面对危机，许多国家希望“通过认同差异来避免在全球交往中因文化上的同质化而对民族国家带来的不幸”。在此过程中，传统文化因其丰厚的历史文化信息及其原生性，自然地成为建构文化认同差异最重要也是最有生命力的载体。因此，在“联合国”的呼吁下，许多国家更加意识到传统文化的重要性，制定了众多保护传统文化的政策与法规，并举办了诸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各种活动，以加强建构本国文化的身份及认同。随着这些活动的展开及社会对传统音乐文化认知的变迁，势必影响着民间音乐的存在方式和传承者们的行为方式，并最终改变和重构民间音乐家的身份及其认同。

一、研究主旨与对象

(一)研究主旨

在以往民族音乐学的研究当中，研究者更多地关注某种音乐文化的普遍规律和参与者的共同行为方式，并以概述性的方式总结某区域、种族内音乐文化的整体特征和社会意义。事实上，这种宏观性知识往往来自研究者田野工作中所面对的音乐个体，但很少有研究者把这些个体作为写作的中心。

近年来，这种从个人的行为出发，探讨个人与社会音乐文化的关系成为一种新的学术倾向。英国民族音乐学家施祥生在所著《面向个人化的或传记式的民族音乐学》一文中总结了这一倾向，并通过分析个体对音乐文化传承、发展和创新所发挥的作用，明确了个人化或传记式写作的重要性和必然性。

本文采用了这种个人化(或传记式)的研究方式，选择了五位同时获得民间艺术最高政府奖“中国民间文艺山花奖”@的鼓吹乐音乐家(其中三位还被评选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以他们所面对的社会现实及其相应的行为方式作为聚焦的对象，旨在展示五位鼓吹乐音乐家作为优秀的个体在追求自我利益的同时是如何以自身的方式参与到传统文化的传承、变革与发展中，以及在民间音乐新的存在方式和文化内涵的形成过程中所做的贡献与体现出的社会价值。最后，本文通过他们在其行动中身份认同的建构特征来揭示中国民间音乐的传承者们在现代社会中身份认同的微妙变化及其意义。

(二)研究对象——五位“全国吹歌大王”

1　山西省忻州市的卢补良

卢补良，艺名“小狗”，山西眢忻州市解原乡解原村村民，生于1960年，父母都是普通的农民。

小时候，由于传统观念的遗留，当地民间“吹鼓手”社会地位非常低，更是流传“王八戏子吹鼓手”的说法。因此，非常喜欢鼓吹乐的卢补良只能背着父母偷偷跟随当地著名鼓吹乐世家传人武桂兰学习。不久，村民们都知道卢补良成为“吹鼓手”，一句“天生王八戏子的坯子”让整个卢家都觉得备受耻辱。

1980年，卢补良参加“忻州北殿传统古庙会民间音乐竞技大会”，并以一首传统曲目《大得胜》获得比赛的第一名；1981年初成为忻州地区北路梆子剧团的首席唢呐演奏员；1987年组建了自己的鼓吹乐班子，取名为“小狗八音会”；1994年，以一曲《三对面》获得山西省文化厅举办的《山西省精品艺术一绝展》一等奖；1999年，中央电视台第二频道《金土地》栏目为卢补良制作专题片《唢呐声声》；2001年，成为忻州市师范学院的唢呐代课教授(非正式)；2005年，获得“山西省民间艺术大师”称号；2006年，获得第七届中国民间文化山花奖、民间艺术表演奖，并且被授予“全国吹歌大王”称号。

近几年，卢补良参加了更具影响力的各种活动。如2007年，中央音乐学院音乐学系举办的“世界音乐周暨第二届中非音乐对话·雅俗共赏音乐会”；2008年，文化部在北京民族文化宫举办的“文化遗产日·人文奥运：2008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展演——山西民间器乐专场音乐会”；2009年，中央音乐学院民乐系举办的“第二届中国管乐周”；2010年，上海世博主委会主办的“上海世界博览会·山西活动周”；同年，中央音乐学院音乐学系主办的“世界音乐周2010暨世界民族音乐学会第四届年会——山西八大套恢复音乐会”等。

2　辽宁省辽阳县的黄文元

黄文元，辽宁省辽阳市辽阳县唐马镇大背村村民，生于1971年，16岁跟随辽阳地区最著名的民间音乐家王洪涛学习鼓吹乐。

黄文元于1990年组建了自己的鼓吹乐班子；2003年，获得由辽阳市音乐家协会主办的“新府杯首届器乐大赛”第二名，之后将自己整理的一百五十余首传统曲目的乐谱及录音无偿赠给市文化馆；2005年，黄文元自创的唢呐独奏《情系田园》、协奏曲《走上幸福社会》参加由文化部艺术服务中心、中国艺术节基金会及中国高等教育学会联合主办的“华夏艺术风采国际交流选拨活动”，荣获民乐中年专业组一等奖；2006年，获得第七届中国民间文化山花奖、民间艺术表演奖，并且被授予“全国吹歌大王”称号；2006年，获得由辽宁省群众艺术馆举办的“辽宁省鼓乐展演”优秀表演奖；2007年，黄文元的家被辽宁省文化厅列为“群众文化艺术活动基地(鼓乐)”；同年，参与了中央电视台“走进双拥大型军民联欢晚会”，会上与宋祖英、李丹阳、佟铁鑫等知名艺术家同台表演；2008年，在辽阳县文化局和文化馆举办的“辽阳县首届民间鼓乐大赛”中，获得表演金奖；同时，黄文元还受邀参加了鞍山市市直机关工委民族乐团，并且担任鞍山市文体局民族管乐的老师。

3　陕西省子长县的焦养亮

焦养亮，1956年生于陕西省子长县，自幼热爱音乐，在上小学时曾自学过琵琶、二胡，以及简谱和基础乐理知识。

1972年初中毕业时，进入当时全县效益最好的单位“南家嘴煤矿公司”，成为一名正式工人。1979年他被共青团陕西省委评选为“陕西省新长征突击手”。“文革”之后，由于对鼓吹乐的强烈热爱，他不顾家人朋友的反对，辞掉被视为“铁饭碗”的工作，跟随民间艺人安生荣学习鼓吹乐。

1984年，焦养亮率领二十多人参加了全陕西省民间艺术大调演；1985年，参加了陕西省民间艺术大奖赛，获得二等奖；1992年，参加了河南沁阳“朱载堉杯——全国唢呐邀请赛”，获得三等奖；2004年，参加了中央电视台西部频道主办的“西部民歌大赛颁奖晚会”；2006年，获得第七届中国民间文艺山花奖、民间艺术表演奖，并且被授予“全国吹歌大王”称号；同年，受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邀请，参加了在北京民族宫大剧院举行的音乐会“华夏清音——中国民间经典音乐展演”；2007年，受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邀请进京参加“百花迎春一中国文学艺术界2007春节大联欢”大型晚会；2009年，代表子长唢呐

走出国门，受邀参加在英国爱丁堡举行的“爱丁堡音乐节”。

4　河北省抚宁县的单洪斌

单洪斌，河北省抚宁县东河南村村民，1969年出生于一个音乐世家，父亲曾是抚宁县评剧团的乐队成员。

“文革”之后，抚宁县民间鼓吹乐迅速恢复，成为当时最为挣钱的行业之一。1987年，单洪斌跟随当地著名的民间唢呐艺术家崔占春学习鼓吹乐；1991年，成立自己的乐班；1996年，已经成为行业领头人的单洪斌被县文化馆聘请为专职唢呐教师；2006年，以一曲《四美容》获得第七届中国民间文艺山花奖、民间艺术表演奖，被授予“全国吹歌大王”称号；2006年，参加北京民族文化宫大型音乐晚会《中原心影》；2007年，应中国文联邀请参加“心连心”艺术团“送欢乐、下基层”活动，赴青海演出四场；同年，受《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集锦》编委会邀请，参加“全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经验交流会暨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集锦编撰工作学习研讨会”，并演奏了当地的传统鼓吹乐；2007年，在秦皇岛举行的“国际荷花节暨全国民间歌舞比赛”中获第一名；同年，中央电视台农业频道的《乡土》栏目为他制作专题节目。此外，在苏州举行的“第八届山花奖颁奖典礼”上担任演出嘉宾等等。

5　青海省同仁县的李家先

与汉族地区的四个鼓吹乐音乐家不太一样，李家先并不是汉族地区传统意义上的“吹鼓手”，也不以演奏唢呐为生，而是普通的藏族务农村民。他所在的村庄及相邻地区，大部分人都信仰宁玛派藏传佛教，主要仪式集中在每年旧历五月二十至二十三日，仪式由各村庄轮流主办。每年主办仪式的村庄不仅负责活动所需的物品和食物，还会准备仪式过程中的乐器演奏，其中主要乐器就是一对唢呐。

在当地，平时一般不演奏唢呐，而只在佛教仪式活佛念唱经文的过程中演奏，当所念经文内容涉及到“迎接”、“上贡品”及“祈岁”三种场合时，演奏者吹奏与之对应的三种固定的唢呐曲调。

2006年，作为一支少数民族唢呐代表队与其他四支汉族代表队同时获得第七届中国民间文艺山花奖、民间艺术表演奖，而李家先还被授予“全国吹歌大王”的称号。

二、影响民间音乐家身份认同的社会现实及其行为方式

(一)传统的回归与民间的鼓吹手

1　传统的回归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传统文化遭受巨大的压制，滋生于传统社会并与民间礼俗紧密结合的鼓吹乐同样也是被禁止的对象。“文革”结束以后，民众对鼓吹乐的需求迅速恢复，使得鼓吹乐再次回归到民俗文化之中，这也给鼓吹手提供了生存的空间。与“文革”之前相比，十年的禁令让民间的鼓吹乐行业发生了一些新的变化。

其一，从业者社会结构的改变。

“文革”之前，由于多方面原因，鼓吹乐的从业者多为家传。然而，由于“文革”期间的禁令，鼓吹手数量迅速减少，当“文革”结束之后，从事鼓吹乐的人数不能满足迅速恢复的用乐市场。一些人打破以前只在亲戚或者行内传承的惯例，招收了一批以前家族里并没有鼓吹乐从业经历的行外人。本文关注的五位民间音乐家也都不是来自于鼓吹乐世家。由于他们的加入，改变了鼓吹手从业者较为单一的社会结构。

其二，鼓吹乐行业经济状况的提升。

几位音乐家排除众多阻力从事曾让人看不起的鼓吹乐行业，其根本原因则是由于社会对这个行业的需求，确保了他们的物质生活，事实上，随着改革开放之后中小城市及农村经济的发展，鼓吹乐行业的经济状况得到巨大的提升，甚至获得比普通民众要高得多的经济收入。以卢补良为例，第一次演出就获得2元钱，这相当于当时他人劳动10天的收入，现在，他每年在民间的鼓吹乐演出至少在120场次以上，他自己组班演奏每次所得至少在4500元以上，而别的乐班请他每场也可获得500元以上，其经济收入每年超过14万元以上。

2　作为民间的“鼓吹手”

与众多民间鼓吹手一样，本文研究的几位鼓吹乐音乐家(汉族地区)其主要的经济收入均来自民间鼓吹乐的演奏，因此，他们在社会中最重要的身份即是作为民间的“鼓吹手”。然而，各种政府奖项及媒体的宣传又影响到他们在民间的从业状况，其行为主要体现在几个方面：

第一，打造民间鼓吹乐的领头人。鼓吹乐行业里的竞争与其他市场行为一样，同样受品牌、口碑及人脉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因此，当今的鼓吹手无不利用政府奖项及媒体宣传等各种方式来树立品牌及提高知名度，以此获得更高的经济收入。

第二，鼓吹乐教学作为当地鼓吹乐行业里的佼佼者，像黄文元、焦养亮、单洪斌的学生非常多。教授学生不但可以获得经济收入，而且学生们是他们在演出活动中的重要助手。因此，鼓吹乐音乐家的教学行为具有重要的实用意义，同时无形中确保了民间鼓吹乐的传承。

第三，传统鼓吹乐曲的整理。几位鼓吹乐音乐家都曾有收集整理传统鼓吹乐曲的经历，其主要原因有以下几点：(1)行业的需求。现在，影视剧插曲及流行歌曲运用更广，但这样的音乐结构简单，并且在新的传播条件下谁都可以学会，而传统乐曲则结构长大，技巧复杂，往往不轻易传授，因此，掌握大量的传统乐曲能够在鼓吹乐行内确立正宗的地位，得到同行的认可和尊敬。(2)传统乐曲本身的艺术价值。正如黄文元所讲，“老曲才有东北大唢呐的味，弯转得自然、好听”，正是传统乐，曲本身所沉淀的艺术价值吸引了懂得鼓吹乐艺术的音乐家们。(3)社会的需求。在长期与外界的接触中，他们发现演出组织者及学者采访总是关心他们所掌握的传统乐曲，于是他们逐渐意识到传统乐曲才是鼓吹乐音乐家的核心艺术。第四，信仰体系的侍奉者。这里主要是指藏族地区的李家先。他演奏藏族唢呐完全是侍奉信仰体系中的仪式活动，配合活佛在仪式中的经文吟诵。对于拥有相同信，仰的当地人而言，他的唢呐演奏具有稳定的身份认同，即信仰体系的侍奉者。然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多民族组成的国家范围内，藏族唢呐是建构中华多元文化的组成部分，因此，这里的“鼓吹乐”及其演奏者的身份认同具有跨文化的多重意义。

(二)传统音乐的专业化发展与鼓吹乐音乐家的专业化追求

1　传统音乐的专业化发展

新中国成立之后，大批专业音乐院校与国家音乐团体的建立，保障了传统民族乐器专业化的发展。由于新时期国家形态与执政党性质的改变，民间音乐得到重视，50年代初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政府举行了多次音乐“汇演”与“观摩演出”。其中，一些技艺高超的民间音乐家得到进入专业音乐行列的机会，成为各大音乐院校的专业教师及各级音乐院团的专业演员，从而改变了社会身份与地位。如鼓吹乐音乐家任同祥、冯子存、杨元亨等，都在这个时期从民间乐班走向专业团体及音乐院校。

从受人歧视的“吹鼓手”到成为国家专业音乐的工作者，他们不仅享受着政府提供的

职位与薪金，并且是艺术舞台上受人尊重的表演者和音乐大师，很显然，两者在社会地位及身份认同等各方面都有着巨大的差别。也正是这种差别，吸引着众多希望改变自己身份、提高社会地位的民间鼓吹乐音乐家，并影响到他们的行为方式，许多民间鼓吹乐音乐家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成为专业化体系的音乐工作者，以此改变自己的身份认同。

笔者采访的四位汉族地区的鼓吹乐音乐家都有通过进入专业音乐而改变文化身份的愿望与行为。然而，历经半个多世纪的传统民乐专业化发展，他们面临的社会状况与建国之初已是大相径庭，民间音乐家与专业音乐家之间也形成了不同的体系，其区别直接体现在以下两方面：

第一，两者有着不同的教学体系和知识结构。回顾中国民族器乐专业化近百年的发展历程，其整个过程都受到西方专业艺术音乐的影响。受专业体系训练的民族器乐演奏家不仅要熟知现代乐理，更要能够适应现代创作的民族器乐作品及大型民族乐队的协奏与合奏。

第二，两者有着不同的等级认证系统。经过长期的发展，专业音乐体系形成了现代等级认证方式，其中文凭就是最直接的表现形式之一。

2　鼓吹乐音乐家的专业化追求

一些优秀的鼓吹乐音乐家为了改变“鼓吹手”的身份，虽然要面对两种已经很不相同的音乐体系，仍然不断地提高自己，并为进入专业音乐体系而做了多方面的努力。通过调查、分析，笔者将其行为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学习专业的音乐知识。专业知识结构的学习体现在乐理、作曲理论及训练方法上。几位民间音乐家通过学习，掌握了现代记谱法(简谱或线谱)及音乐知识，还能运用这些知识创作一些新的乐曲，如卢补良创作的《山水关豪情》与黄文元创造的《情系田园》，并在不同的比赛中获奖。

第二，追求专业的级别认证。体现在他们对于文凭及专业乐团的态度上。技艺高超的卢补良由于没有相应的文凭而被忻州市师范学院拒绝转正，于是卢补良曾一度打算到中央音乐学院进修。黄文元为了参加鞍山市市直机关工委较为专业的民族乐团，每周自费到城里排练，在没有任何报酬的情况下，常常耽误自己的挣钱机会而参加乐团的义演活动。另外，卢补良与焦养亮也分别把他们的子女送到专业音乐学校学习，并获得相应的文凭。

第三，教学的专业化倾向。受鼓吹乐专业化发展的影响，其中一些民间音乐家们不仅自己曾学习专业音乐知识和训练方法，并将这些知识融入到自己的教学中。例如，卢补良利用到北京演出的机会，每次都会拜访中央音乐学院的管子演奏家胡志厚教授，以及笙演奏家冯海云教授，向他们学习专业的训练方法和教学体系，并逐渐运用到自己的教学中。

第四，表演方式的专业化倾向。通过对专业化知识与表演的学习，鼓吹乐音乐家在面对诸如学术活动、汇演、比赛及各种晚会等“正规”场合演出时，更具有专业化表演的倾向，主要考虑是否能够充分展示其演奏技艺，其曲目长度及结构都会事先安排，并且对乐曲做更为“细致”的处理，有时还会创作部分作品，以显示其“专业”，这与往往根据仪式进程而定的民间演奏存在较大差异。

(三)非物质文化遗产与代表性传承人

1　“非物质文化遗产”及其影响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2003年10月颁布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国际公约》。作为协约国，中国相继出台了一系列政策与措施，成立了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保护机构，并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了大规模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这种“国家在场”的文化政治活动对民间音乐多个方面都产生了不小的影响，其中最突出的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社会对民间音乐的重新认识和重视。一些民众习以为常，甚至曾被视为“土”、“落后”、“封建迷信”的仪式活动及其传统音乐，在成为政府部门认证的国家级或者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和保护的对象之后，以往地位低人一等的“吹鼓手”即成为享受国家资助的“代表性传承人”，这不仅改变了人们对这些传统文化和民间音乐家的认识，也让许多民间音乐家倍感鼓舞。

第二，政府相关部门的利用和文化产业的开发。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过程中，根据国务院办公厅“保护为主、拯救第一、合理利用、传承发展”⑥的指导方针下，许多地方将保护与开发结合在一起，并以此适应当今日益兴盛的文化旅游。一些民间乐种成为当地的文化品牌，成为宣传其城市的文化名片，成为当地文化旅游行业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一些表演性质较强，适合市场产业化发展的民间音乐则成为一种独立的文化商品，在现代的文化产业中找到发展与传承的道路。例如山西绛州鼓乐，在当地宣传部门的经营之下，成立了自己的演出公司，长期在各种晚会当中表演，并以此获利。

2　作为优秀的文化传承人

对于一些以演奏民间音乐为职业的民间音乐家而言，成为政府认可的“代表性传承人”，不仅可以获得全新且足以引起自豪的文化身份，同时更能提高他们的知名度和权威性，而这一切都直接影响到他们的经济状况。因此，“代表性传承人”成为许多想要改变身份以及提高经济收入的民间音乐家的追求。

要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除了技艺高超之外，往往与文化部门有着长期良好的合作关系，他们经常义务参加当地文化部门组织的各种文化活动，以及在各种比赛中多次为当地文化部门获得奖项与荣誉。如卢补良曾参加山西省忻州市宣传部及电视台组织的“八音王擂台赛”，以及由文化部主办、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承办的“山西非物质文化遗产展演”等。

(四)鼓吹乐的多重社会需求及其演奏

1　跨文化的音乐文化节

在当今全球化背景中，各国传统音乐文化的展示是在跨文化交流中感受他民族、他文化的重要内容，也是达到相互理解、相互尊重的最好方式。

各种国际性文化活动及节庆活动往往成为跨文化的音乐交流平台，在此平台上，来自不同文化语境的音乐得以展示。鼓吹乐作为中国传统音乐最重要的成分，并且由于其深厚的表演传统使之成为最具有现场演奏气氛的艺术形式之一，因此，常常出现在这些有传统音乐文化展示的文化活动中。例如焦养亮远赴英国参加“爱丁堡音乐节”，卢补良参加了上海世博组委会主办的“上海世界博览会·山西活动周”及中央音乐学院音乐学系主办的“世界音乐周——第二届中非音乐对话”。

在这种跨文化交流活动中，鼓吹乐演奏成为代表中国传统文化的音乐类型，展示给中外学者及观众，发挥音乐文化的交流功能。

2　音乐学术活动

现代化进程中的文化趋同使人们意识到文化多样性的重要性。因此，各种与传统文化相关的学术活动也越来越丰富多样。

在这样的背景中，一些优秀的传统音乐传承人频繁地出现在各式各样的学术活动中。如卢补良于2009年参加的由中央音乐学院民乐系举办的“第二届中国管乐周”，在这次活动中，与卢补良同台演出的是中国顶级

艺术院校的专业演奏家胡志厚、戴亚、冯海云、石海滨等。

近几年，卢补良还与中央音乐学院音乐学系合作，恢复面临失传的“山西八大套”，并于2010年11月18日在“世界音乐周2010暨世界民族音乐学会第四届年会”上推出了“山西八大套恢复音乐会”。音乐会后，国内传统音乐研究专家提出了许多关于传统音乐恢复进程中的问题与建议。

结论：五位鼓吹乐音乐家展示的“身份认同”的特征及意义

在当今开放性的社会结构中，个人身份认同的建构有两方面最普遍的共性：第一，随着各种社会因素的不断变化，身份的建构成为一个持续的过程，而不再是传统社会较为封闭的结构中一次性形成的或固定不变的认同；第二，由于社会提供给个人多种行为方式的环境，使个体的身份具有多重认同的可能性。

在这种总的特征下，由于鼓吹乐音乐家所从事的行业的性质，使他们的身份认同主要来源于两方面：首先，其身份的认同受社会对鼓吹乐文化认知的影响；其次，在新的社会环境中，鼓吹乐行业的经济状况成为影响其身份认同的重要因素。

(一)身份建构中的文化因素

1　生活方式与侍奉者。鼓吹乐在民间礼俗仪式中演奏由来已久，直到现在仍是许多地方各种仪式上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其中，鼓吹乐演奏者是他们花钱雇来在仪式进程中演奏并为参与仪式的民众提供娱乐与信仰服务的侍奉者。

2　文化标识与代表性传承人。围绕传统文化、“非物质文化遗产”等各种学术及文化交流活动，包括鼓吹乐在内的传统文化便成为了代表地方及国家文化认同的标识，而优秀的民间音乐家成为了该文化的代表性传承人。

3　本土文化与鼓吹乐“明星”。随着政府对传统文化的保护，民众身边最为熟悉的鼓吹乐成为了受到国家认可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大多数民众可能不理解其名词的意义，但他们理解这种音乐对国家有着重要的意义。加之当地政府的宣传与提倡，鼓吹乐成为让当地民众为之骄傲的本土文化。当地人更是以能够请这些受表彰的鼓吹乐音乐家为自己服务而感到自豪。在民众的眼里，他们就是本土鼓吹乐行业里的“明星”。

4　音乐艺术与表演艺术家。在传统音乐专业化发展的影响下，许多民间音乐作为脱离其他社会关系的独立艺术样式早已为社会所接受。在此过程中，民间的生活方式转变成舞台的音乐艺术，生活方式中专业的演奏家不再是在提供直接服务的侍奉者，而是在审美层次上给人带来审美愉悦的艺术家。

(二)身份建构中的经济因素

在中国传统社会的经济关系中，服务行业往往处于社会底层，加之乐人的特殊身份及其他众多社会因素，使民间音乐家的社会地位非常低下。但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中国逐渐进入以市场为主体的商品经济，社会经济体制的转型必然影响民众对观念的转变。

1　服务行业与职业演奏者。随着市场经济体系在国内的深入发展，服务行业成为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与其他服务行业一样，鼓吹乐音乐家往往以独立的“经济人”身份出现在各种场合，依靠自己的劳动提供相应的服务以获取经济收入。在当今市场经济的背景下，这种获取经济收入的方式已经成为公民合法的权利与自由。另外，由于社会经济(尤其是农村经济)的发展，以及对鼓吹乐需求的扩大，保障了鼓吹乐从业者的较高的经济回报，一些优秀的从业者更是远远超过一般民众的收入，这也极大地影响了民众对鼓吹乐行业及音乐家身份的认同。在许多地区，越来越多的民众愿意从事这个行业，也愿意作为一种教育投资让后代学习鼓吹乐。

2　文化资本与艺术生产力。对于各地政府而言，具有独特文化内涵的传统文化成为当今日益发展的文化产业中最重要的文化资本，而包括民间音乐家在内的传承者则是这些资本的核心，是产生经济效益的艺术生产力。

综上所述，鼓吹乐音乐家的身份认同是他们在与社会的互动过程中持续建构而成，并呈现出多重性及变化性。其中，社会在不同时期对鼓吹乐文化的认知以及鼓吹乐行业的经济状况成为决定鼓吹乐音乐家各种身份意义的重要因素，并且以一种无形的力量影响着鼓吹乐音乐家的行为方式及鼓吹乐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对于个体的鼓吹乐音乐家而言，基于生存的经济需求，他们面对各种变化着的社会因素做出自我的反应与行为，从“鼓吹手”到“表演艺术家”、“代表性传承人”及“地方文化标识”等，其身份的建构是对传统“鼓吹手”身份的扩展及对自我意义的提升，更重要的是，他们利用这些身份及荣誉树立了自身在当地鼓吹乐行业内的大师地位，从而在民间的演奏中获得更高的经济收入，并进一步提高其社会地位，由此可见，对于自我社会价值的提升及经济利益的追求是鼓吹乐音乐家在身份认同建构中的核心动力。

如果说，把新中国建立后许多民间艺术的从业者从“艺人”到“艺术家”的转变看成是民间艺术家身份认同的第一次革命，那么，鼓吹手在当今社会现实下身份的变迁则可以看成是民间艺术家身份认同的第二次革命。其中，“第一次认同革命”是以改变原有音乐性质和音乐家身份为主要特征，而第二次革命则是以维护和保留传统文化命脉为目的。这两次民间音乐家身份认同的革命其实也是整个社会变革的结果。以否定传统为特征的现代性、以市场化为核心追求社会化大生产，它对文化的影响就是将其物化与技术化，音乐也不例外，以西方音乐文化为标准的专业化、技术化曾是我国民族音乐及传承者追求的目标，并希望以此建立与西方音乐并驾齐驱的专业民族音乐体系，这就是“第一次认同革命”的社会动因，因此，许多优秀的民间音乐家脱离其原有的文化空间与身份成为专业民族音乐体系的基础。然而，当现代性社会以全球化的方式得以逐渐实现时，现代性所带来的社会矛盾也随之凸显，在文化上，现代性带来的对传统文化的破坏以及强势文化扩张和文化霸权造成的文化生态的失衡成为后现代主要面临的现实。因此，如何解决自身文化的丧失并维护文化的多元性成为国际社会急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在“联合国”的呼吁下。保护与发展各国沉淀了深厚原生文化基因的传统文化成为最有效的途径之一，从而逐渐影响并改变了社会对传统文化的认知，成为“第二次认同革命”的直接导因，民间的传统音乐也重新得到社会的重视与保护，其传承者更是在社会认知的巨大变迁中转变着自身的身份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