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教授往事(下)

性情教授吴宓

雨僧先生是一个奇特的人，身上也有不少的矛盾。他古貌古心，同其他教授不一样，所以奇特。别人写白话文，写新诗；他偏写古文，写旧诗，所以奇特。他反对白话文，但又十分推崇用白话写成的《红楼梦》，所以矛盾。他看似严肃、古板，但又颇有一些恋爱的浪漫史，所以矛盾。他能同青年学生来往，但又凛然、俨然，所以矛盾。……雨僧先生在旧社会是一个不同流合污、特立独行的奇人，是一个真正的人。

——季羡林

一九七八年一月十七日，在陕西泾阳县一家医院，一位八十四岁的老人，拖着一条跛腿，带着一双失明的眼睛，走完了他最后的人生旅程。他去世时，全部积蓄只有“枕头下的七分硬币”，他就是民国时期曾执教过东南大学、清华大学、西南联大、燕京大学、武汉大学等诸多名校的大名鼎鼎的“部聘教授”吴宓。

吴宓，原名陀曼，字雨僧。一八九四年出生于陕西泾阳世家，童年时就读于三原宏道书院。少年即受到清初关中学者李因笃等人朴实刚健学风的影响，打下了良好的国学功底。一九一一年二月以第二名成绩考入清华学堂，从此开始六年清华生活。清华学堂为留美预备学校，毕业生可直接进入美国大学。一九一七年九月，吴宓赴美留学，进入弗吉尼亚大学文学专科，主攻英国文学；一九一八年八月，哈佛留学生梅光迪来访，两人一见如故，成为密友。在梅的鼓动下，吴宓同年九月转入哈佛大学比较文学系，师从新人文主义文学批评运动的领袖白璧德教授，主攻欧美文学；一九二○年六月从哈佛大学毕业，获文学学士学位。九月，升入哈佛研究生院，选修文艺复兴史、欧洲学术史、各体戏剧和莎士比亚时代的英国戏剧等，一九二一年六月获文学硕士学位。

吴在哈佛求学时，与梅光迪、汤用彤、俞大维、陈寅恪等人相从甚密，因其在哈佛的杰出表现，与陈寅恪和汤用彤一起被称为“哈佛三杰”。其间受陈寅恪影响最大。一九一九年陈寅恪到哈佛时，吴正在哈佛求学。吴与俞大维是哈佛同学，在俞大维介绍下认识了陈寅恪。吴发现陈学问高出自己许多，文学、历史、政治甚至连巴黎妓女如何卖淫都知道，十分佩服，对陈的国学功底更是佩服得五体投地，后来在其《空轩诗话》中这样写道：“始宓于民国八年，在美国哈佛大学，得识陈寅恪，当时即惊其博学，而服其卓识，驰书国内诸友，谓‘合中西新旧各种学问而统论之，吾必以寅恪为全中国最博学之人’。今时阅十五六载，行历三洲，广交当世之士，吾仍坚持此言，且喜众之同于吾言。寅恪虽系吾友而实吾师，即于诗一道，历年所以启迪予者良多，不能悉记。”从各种资料看，吴宓当是第一个向国人大力推介陈寅恪的人，他甚至还将陈闲谈的内容和一些日记散页寄回国内供人欣赏，由于这些渊源，后来两人维持了终生的友谊。

一九二一年五月，毕业前夕，吴宓接到先期回国的梅光迪的来信，要他辞去北京高师的聘约，到东南大学一边教书，一边共同创办《学衡》杂志，并希望他来做杂志的总编辑：“总编辑之职，尤非兄来担任不可……”梅光迪邀请吴宓到东南大学，一个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东大副校长兼文理科主任刘伯明博士是梅在美国西北大学的同学，梅光迪、胡先骕、汤用彤等人正准备创办一份同人刊物《学衡》，连出版社都谈妥了。这一点对吴宓产生了很大吸引力。于是，吴宓决定提前回国。

一九二二年《学衡》创刊，吴宓任总编辑。其宗旨是：“论究学术，阐求真理，昌明国粹，融化新知。”一九二八年改为双月刊，到一九三三年停刊，共出七十九期。虽是同人发起的刊物，但后来却基本上成了吴宓一个人的事，所以吴宓自称：“谓‘《学衡》杂志竟成为宓个人之事业’者，亦非诬也。”几乎同一时期，吴还主编了另一份颇有影响的报纸天津《大公报文学副刊》，每星期一出版，自一九二八年一月二日起，到一九三四年一月一日止，共出三百一十三期，在当时的文学界产生了很大影响，培养了一批作家。

吴宓到东大后，任东南大学外文系教授，讲授西方文学和世界文学。他也是第一个把“比较文学”概念介绍到国内的人，首开比较文学研究之先河，因此吴宓被视为研究中西比较文学的先驱者。

一九二四年七月，因杂志主要创办人和支持者刘伯明溘然病逝，梅光迪去美国哈佛大学执教，友人星散，吴宓遂辞去教职。八月就聘沈阳东北大学英语系，一九二四年八月至一九二五年一月任东北大学外文系教授。

一九二五年，清华学堂改为国立清华大学。同年二月，吴宓被聘为清华外文系教授，吴宓当时住在清华工字厅的藤影荷声之馆。曹云祥校长请吴负责清华研究院国学门的筹备工作，按照哈佛模式制订学生培养计划。曹云祥校长原拟请王国维任清华研究院院长，但王国维以“院长须总理院中大小事宜”，嫌事繁，坚辞不就，只愿做专职教授。于是改请吴宓任院主任，六月十九日正式聘任。吴宓在清华期间被后人称道的一项主要工作，就是替清华国学院聘请了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和赵元任四个国内一流的学者，也就是世人公认的清华四大导师。冯友兰说：“雨僧一生，一大贡献是负责筹备建立清华国学研究院，并难得地把王、梁、陈、赵四个人都请到清华任导师，他本可以自任院长的，但只承认是‘执行秘书’。这种情况是很少有的，很难得的！”

在吴宓主持下，制订了清华研究院章程：强调“本院以研究高深学术，造就专门人才为宗旨”。“本院拟按照经费及需要情形，逐渐添设各种科目，开办之第一年，先设国学一科，其内容约为中国语言、历史、文学、哲学等。其目的专在养成下列两项人才：（一）以著述为毕生事业者，（二）各种学校之国学教师。”

对聘请教授的资格，要求：“（一）本院聘宏博精深、学有专长之学者数人，为专任教授，常川住院，任讲授及指导之事。（二）对于某种学科素有研究者，得由本院随时聘为特别讲师。”“本院略仿旧日书院及英国大学制度。研究之方法，注重个人自修，教授专任指导。其分组不以学科，而以教授个人为主，期使学员与教授关系异常密切。”（转引自孙敦恒《吴宓与清华国学研究院》）

九月十四日，清华研究生院开学。

根据规定，每位教授都必须开设普通演讲和专题研究两种课程。王国维普通演讲有《古史新证》、《说文练习》、《尚书》等，专题研究有《经学》、《上古史》、《金石学》等。梁启超普通演讲有《中国文化史》、《历史研究法》等，专题研究有《中国文学史》、《中国哲学史》、《儒家哲学》等。赵元任普通演讲有《方言学》、《普通语言学》，专题研究有《中国音韵学》、《中国现代方言》等。

一九二六年一月五日，吴宓在清华校务会议上提出研究院第四次教务会议上形成的提案，但遭否定，相反通过了“缩小研究院范围”等决议。因办学方针上存在不同意见，吴宓提出辞职。三月十五日正式辞职。研究院主任由曹云祥兼理，但整个研究院仍按吴宓制订的章程进行。一九二七年六月，王国维投湖自尽。一九二九年一月，梁启超病逝。一九二九年秋，随着王、梁两位导师的先后去世，盛极一时的清华国学院只得宣布停办。清华研究院办学四年，共有四届七十四人研究生毕业，培养出王力、刘盼遂、刘节、高亨、谢国桢、姚名达、吴其昌、徐中舒、姜亮夫、陆侃如等一大批优秀人才。

一九二六年三月，吴宓离开国学院，专任清华外文系西洋文学教授。对这段清华经历，吴宓曾在自撰简历中有清楚的说明：“……民国十四年二月来北京清华大学任国学研究院主任，教授学程《翻译术》。民国十五年三月起任清华大学外国语文学系教授，授《英国浪漫诗人》、《希腊罗马文学》、《西洋文学史》（代）、《翻译术》、《中西诗比较》、《文学与人生》、《大一英文》、《大二英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