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经济工作会议宣讲模板:宏观调控与结构性改革解读(范文推荐),供大家参考。
2021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中国经济运行中存在的矛盾风险进行了高度概括。
一、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三重压力
2021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充分肯定我国经济发展成绩的同时,还提到,当前我国经济发展面临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
分析和探讨三重压力,就必须先分析滞胀问题。目前,我们在供给冲击端压力比较明显,另外,在需求收缩端也有一定的矛盾和压力。需求收缩与产出增长放缓有关联,供给冲击与产出增长放缓和成本推进通胀也有关联。在此背景下,我们的市场就担心形成经济停滞和通货膨胀并存的局面。所以,市场担心结合需求收缩和供给冲击,就让很多人认为出现了滞胀。
到底出没出现滞胀我们还要通过具体分析来看。第一,供给冲击是因为受到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快速上涨的影响,从而导致了生产成本的快速上升。这种快速上升的确构成了成本推进通胀的供给冲击。发生成本推进通胀,一般都会伴随着PPI(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向CPI(居民消费价格指数)的传导。但从当前的情况看,特别是2021年xx月,从同比看,PPI上涨xx.x%,但是CPI上涨只有x.x%。这说明,当前PPI向CPI的总体传导进程是比较弱的。为什么?一是我们的市场竞争比较激烈,企业很难传导价格;二是中国的产业结构不太合理,也就是说产品的同质化程度高;三是需求端活跃程度偏低。
那么,如果中国经济运行想向需求端进行传导,面临着现实的阻碍和障碍。所以,在此情况下,是没有条件形成滞胀的。
但是,当前我们没有滞胀问题,不代表中国的经济运行轻松。因为大量的成本上涨、价格上涨传导不出去,没有办法传导给消费者,大量的成本负担就滞留在我们的生产体系中。
产业链和供应链中,承担成本压力的企业有两种:第一,消费品生产企业;第二,产业链、供应链里的中小微企业。
当下,有很多人建议,推动消费品生产企业和中小微企业脱困,要去消费者端寻找答案。而我认为,成本快速上涨压力由消费者来分担是良性经济运行结构和经济运行的表现,但不能将全部压力都传导给消费者,而是要让社会、企业、消费者共同承担。
有些时候,我们会把所谓的向消费者传导,进而推动形成滞胀,从而解决企业盈利问题、流动性压力问题、成本负担问题,看成企业脱困的方向。其实这个方向是有问题的。因为,随着把问题向消费者端传导,就会使消费品价格大幅上涨,进而导致消费商品数量减少,消费者就会偏向于必需品的消费,非必需品的商品数量则会以更快的速度减少。这种情况下,那些享受性、改善性需求的产品消费就会受到很大抑制。所以,滞胀既不是当前面临的现实压力,也不是政策的选择。
我们为什么还要提滞胀?很简单,它为我们理解问题提供了十分重要的角度。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第一是供给冲击,也就是成本上行,企业利润下行。第二是我们的价格无法向消费者端来进行传导。
在此情况下,消费福利还是可以稳得住的,但是会导致我们的市场主体 当前隐藏内容免费查看的盈利性与投资预期下滑,这种下滑又会导致居民收入预期下滑。供给冲击带来的成本上升,需求收缩带来的市场竞争加剧,预期转弱导致的市场投资预期转弱、居民收入预期转弱、企业盈利预期转弱,这三者是一个整体,不是说我们现在面临着三个压力,而是三重压力。
通过对滞胀的分析,一方面厘清了到底是三个压力还是三重压力;另一方面也找到了应对上述压力的脱困之路。脱困之路是什么?第一,我们不能依赖政策托底来实现有效脱困。也就是说,在面对三重压力时,想通过大规模的经济刺激是不行的。美国的滞胀脱困经验告诉我们,一定要进行结构改革。虽然当前滞胀问题不是我们的现实矛盾和压力,但是现在确实表现出了带有某种意义上的滞胀特征。所以,我们要开展结构改革,并且要坚持不懈地推进结构改革。
第二,在消费者端,我们不好将传导作为政策的突破口,但企业的成本又确实提高了,企业的盈利预期也确实转弱了,在此情况下,我们要提高效率。效率的提高是多方面的,其中创新驱动是效率提高的重要载体,相关的产业形态重组也是效率提高的重要载体。不管哪个载体,只要我们能够切实提高效率,就可以有效承担和化解成本压力和成本冲击。这样就
可以让产业在不转嫁成本压力的情况下,实现对成本压力的有效承担。
第三,市场端的总体需求在转弱。这种情况与需求收缩有关系。刚才所说的结构改革和提高效率,都必须立足时间积累才可以实现。换句话说,它是中长期政策,而不是立竿见影的短期政策。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有效引入和借用外力,也就是充分有效利用外部资源的投资能力和全球市场潜力来解决我们面临的问题。因为短期政策可以和刚才提到的两项中长期政策有效的匹配、互补。所以,在我们整体的应对框架中,对于引进外资是有不少政策的。
二、中国经济运行要稳字当头
2021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明年经济工作要稳字当头、稳中求进,各地区各部门要担负起稳定宏观经济的责任,各方面要积极推出有利于经济稳定的政策,政策发力适当靠前。”
第一,我国2022年的经济工作要稳字当头。一般来讲,我们强调四个稳:一是宏观政策要稳;二是经济运行要稳;三是动力转换要稳;四是改革推进要稳。
该如何理解“各地区各部门要担负起稳定宏观经济的责任,各方面要积极推出有利于经济稳定的政策,政策发力适当靠前”。要想理解它,关键在“政策发力适当靠前”。也就是说,在统一的政策下,还要根据各方的实际情况来对政策进行落实。也就是要从力度、角度、进度、强度方面对政策进行落实。
第二,经济运行要保持在合理区间。如果经济运行能保持在合理区间,我们最主要的精力还是调结构、促改革。还有,经济运行能否保持在合理区间是启不启动大规模经济刺激的重要判断。
我国的经济发展与调整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理解好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要从两个方面看。第一,以系统化眼光,按协调统一的总体思路,运用好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第二,发展是我国经济建设的第一要务。以前,当我国经济发展有所波动时,往往会采取扩大总需求和扩大投资的方式来进行应对。现在看来,以前的应对之策不是以人为本的策略。此外,还会累积风险。
现在我们要遵循经济的发展规律,按照提高经济增长的潜在增长率的
方式来有效制定政策。因为符合经济规律运行的发展,其结果对社会的需求,对人民的生活需要都是有现实帮助的,并且还能在发展的过程中有效考虑劳动者切身利益。
第三,要稳定管理杠杆率。2022年,我们要加杠杆,还是去杠杆,还是稳杠杆?从现状来看,加杠杆显然有一定难度和压力。因为当前市场主体端的债务负担相对较重,并且经济转型尚未全面有效完成。此外,我们在需求端,在预期端都有转弱的相关迹象。如果大规模增加杠杆就需要更高的信用注入。不能注入更高信用的话,就会导致一系列系统性风险。更高的信用包括政府信用和央行信用。从当前情况看,如果注入央行信用,结果极有可能导致通货膨胀。再看政府信用。现在政府信用压力比较明显。
再看去杠杆的情况。我们想要推动经济平稳有效增长,就要保稳定和推进结构改革。这也不是去杠杆的有利时机。
所以,我们明年要做的只能是稳杠杆。2021年,我们是去杠杆。从去杠杆到稳杠杆,显然政府的杠杆宽松了,于是许多人认为,2022年我们将大幅增加相关的政府债券发行,特别是增加专项债发行。在此情况下,我认为,从现状来看,今年依然会有大量的专项债资金无法有效使用完,如果没有办法有效使用完,相应的这些专项债资金就要结转到明年。这么看的话,明年专项债的发行额度无需提高,甚至还可以有较为明显的降低,我们照样可以保证明年有较好的政府投资资源和政府对市场的调控能力,而不是以简单增加债务的方式来解决所谓的政府由去杠杆转为稳杠杆的问题。
2022年,去杠杆改为稳杠杆的逻辑点在于我们的隐性债务的化解。从今年的情况来看,隐性债务的化解的负担压力是比较大的,地方政府也把主要的精力放到了化解隐性债务这一块。对于明年的工作,我们希望地方政府的主要精力是做好对新增债务、新增项目的投入和管理。对于隐性债务,我们在推进力度、节奏和进度上,可以将时度效考虑进去。这种时度效的调节是不是意味着可以新增隐性债务?2021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坚决遏制新增地方政府隐性债务。
从居民端来看,2021年是稳杠杆,2022年也是稳杠杆。但此“稳”非彼“稳”。2021年稳杠杆落点是投资不要太快。比如,北京、上海等地的房地产市场价格拐点都隐然若现,房地产市场的交易的活跃程度在投资端也出现了较为明显的降低。所以,从居民端来讲,现在需要对杠杆的管理要有新的调整和变化。第一,保障消费杠杆。第二,全力推进创新创业杠杆。第三,坚决遏制房地产投资性需求,对居住性投资需求,对正常的租赁性住房需求,还有其他消费和生产性投资都要进一步鼓励。
企业端仍要以加杠杆为方向。在这里,我们要注意加杠杆的结构、主体和方式。如果一个企业的创新能力更强,或者企业在原有金融融资中受到的抑制更强,其边际效果都很显著。也就是说,企业获得的融资转变成投资带来的收益情况会非常好。在此情况下,我们要重视三方面:一是小微企业的融资;二是创新型企业的融资;三是符合国家产业发展方向的融资。这些融资我们要支持,要让它们能加上杠杆。
在加杠杆的结构中,如果能够直接形成债务,我们还要鼓励债券市场的注册制改革,扩大相关的直接融资规模。当然,如果在这个过程中能形成股权,就积极去形成股权。在直接融资外,以商业银行为代表的金融机构,我们要求它坚持实体经济是金融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为实体经济服务是金融的本分的总体要求来进行部署布局。当然,从加杠杆的相关规模来看,我们也要重视杠杆的可持续性,并且要避免通过杠杆来获得收益的情况,也就是刚性兑付和久期管理的泛滥的情况。
此外,我们还要更好地吸引外资,并且避免在经济发展中采用运动式、冒进式、一刀切的政策。
三、中国经济运行要稳健有效
第一个稳健是政策框架的稳健。2022年,我们的政策框架依然是积极的财政政策加上稳健的货币政策。2021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要协调联动,跨周期和逆周期宏观调控政策要有机结合”。在跨周期和逆周期宏观调控政策有机结合的过程中,我们不能激化三重压力,而是要有效抑制和缓解三重压力。
从逆周期调控的落点来看,我们要加大政策发力力度、支撑力度。从跨周期的情况来看,在下行周期中,我们的政策运用要着眼上升周期的形成和拐点,通过相关宏观政策应用,尽快解决下行周期的矛盾和风险,并培养新的驱动能力、新的增长。逆周期端的落点是宏观政策的力量扩张;跨周期的落点是积极推进结构调整。我们要在宏观经济政策扩张和结构调整与改革中,尽可能增加政策资源,降低政策成本,保障政策可持续性。
以此为基础,我们要对政策建立跨期运用机制。比如,2021年的专项债资金很有可能用不完,不要紧,结转到2022年,政府还可以在2022年少发点儿债务。这样政府债务负担累积就会降低,进而伴随可用资源提高。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要解决的第一个问题是积极财政政策的构建。
2021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要求:“积极的财政政策要提升效能,更加注重精准、可持续。”
换句话说,从政策的安排来看,没有要大幅度增加政策规模和政策刺激力度的相关安排和部署。而是要提高相关的政策效能,在提高政策效能的情况下,提高政策的针对性和精确性,进而推动政策可持续性和有序推进。
另外,我们还要保证财政支出强度,加快支出进度。大家要注意是保证不是增加、扩大、提高。
加快支出进度。20xx年和2021年,我们的支出进度也没有达到预定,原因都与专项债券的支出有关。
20xx年x月,我们对专项债的管理制度进行了变革。变革之后,专项债管理从资金管理转向项目管理。项目管理强调的是项目一定要合格,主要包含三个大特征:第一大特征,项目要具有公益性的属性;第二大特征,项目要能开展市场化运营;第三大特征,项目要能基于运营取得市场化的收入。
项目和资金之间要有逻辑联系。也就是说资金要跟着项目走,项目是核心,资金是跟进的因素。那么有个问题,专项债的支出速度原则上要看项目入库速度和培育速度,如果没有项目,原则上就不能安排资金,不能安排资金,也就难以形成预算支出,支出进度自然就会放缓。
20xx年,新冠肺炎疫情暴发,我国许多项目的开工都受到了影响。2021年,我们出现了专项债相关项目培育速度慢、入库慢,合格项目资源缺乏的情况。所以,2022年就很关键了。
当前,我们将项目库建设的主体责任明确给省级政府,由省级政府来负责本级项目库和市县两级项目库的建设和推进责任,以此来提供更好的项目资源和项目服务,当然也能提供更好的项目人才和项目创新能力和拓展能力。这样一来,我们的合格项目就会更多,覆盖领域就会更广,项目质量也会更高,而且形成的资源统筹效率也会提高。
2021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要求:“实施新的减税降费政策,强化对中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制造业、风险化解等的支持力度,适度超前开展基础设施投资。”在这句话中,我重点强调一下“适度超前开展基础设施投资”的概念。
“适度超前开展基础设施投资”包括三个适度超前:第一,投资规模适度超前;第二,基础设施的功能建设适度超前;第三,基础设施的支撑能力适度超前。从投资规模适度超前来讲,首先在规模水平上可以略有提高。换句话说,从我们专项债的项目建设和设计情况看,专项债的相应投资也可以在原有的资金限制和相应的投入产出比上,在相应的指标上有所放松,以有效兼顾投资规模的适度超前。
注意,适度超前不是投资浪费,更不是大规模的投资依赖。所以,我们投资规模的适度超前,无外乎就是结合本地区的区域发展战略,结合相关领域的未来发展态势来形成适度超前的总体判断。基础设施的功能建设适度超前。比如,我们的城市车辆越来越多,平面停车位越来越紧张,于是我们就会建立立体停车场。而立体停车场中停车的智能化建设就很关键。这也是适度超前。相关基础设施对经济形态、生产组织模式和消费业态的有效的支持。我们努力去提供新的场景,这种场景能够匹配新的经济属性。这也叫适度超前。
在积极财政政策提高政策效能上,我们也要着力依托政策的效能来进行相关的突破。
2021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要求:“稳健的货币政策要灵活适度,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2022年的货币政策最核心的指标就是货币数量的指标。而对于货币数量的要求是流动性的合理充裕。我们一般对流动性的合理充裕表述成要让M2的增速与名义GDP的增速保持基本同步。但考虑到2022年的特点,从逆周期的角度来讲,2022年的政策力度要比我们的市场的需求更强一些。从跨周期的角度来看,2021年预计M2的增速也就在x.x%左右,而我们的经济增速特别是名义GDP增速很有可能会突破xx%。这种情况下,我们的Mx的增速和名义GDP增速之间就会有两个百分点左右的差额。这两个百分点左右的差额,可以统筹到明年来做一些平衡。注意,这不代表把两个百分点都拿过去。
假如,2022年的名义GDP的增速在6.5%到7%之间,那我们就可以考虑让M2(广义货币供应量)的增速在8%左右。这样,2022年的市场环境就会更加宽裕,更加富有空间流动性的支持。
要想实现上述目标,可不容易。其中一个原因来自我们货币乘数运行环境的变化。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我们通过稳增长的相关政策,保住了中小微企业的资产负债表,使得市场的运行秩序良好,企业的风险相对较小。在此情况下,我们又通过积极的金融政策、货币政策来促进了相关流动性的投放,稳住了中小微企业的基本盘。同时,在20xx年,我们形成了对于货币乘数的有效促进和提高。另外,如果依托货币乘数来满足市场流动性需要,除了刚才所讲的风险因素以外,在流动性上,存款和贷款的快速转换,也可以形成货币乘数的有效提高。
可以说,在20xx年和2021年,我们主要的基础货币增长是依托货币乘数的提高。货币乘数的提高带来了一个问题,就是利率水平相对偏高。因为存转贷,贷转存的速度快,又能形成相关的叠加,于是利率被市场小幅度推高。这种小幅推高,使我们当前的利率在世界主要经济体中处于中等偏上水平。
在这个背景下,我们接下来要做的事情就是在货币乘数趋于稳定的情况下,考虑增加M2的供给。货币乘数趋于稳定一方面受到房地产调控的影响。2022年,我们预计房地产的活跃端是居住性投资和居住性消费,而不是投资性的投资。居住性投资的运转时间非常长,一线城市的家庭房贷动辄就二十年、三十年。在这期间,有房贷的家庭要不断地偿还贷款。这种情况是不能快速存转贷、贷转存的,因此货币乘数会受影响。另外,当前市场风险空间不够,接下来我们肯定要有序矫正扭曲,在这个过程中,风险因素也开始向市场回归,风险因素的回归当然会压低货币乘数。在货币乘数趋于稳定的情况下,要满足市场流动性的供给,就只能由央行来增加基础货币的方式予以匹配和满足。央行相应的加大基础货币的投放,在现行的货币乘数条件下,能有效转变成M2的增量,来满足保持流动性的合理充裕。从基础货币的适当增长来看,对央行来说不见得是一件坏事,理由很简单,第一,央行通过基础货币操作,可以使央行取得更多的政策资源。第二,如果央行2021年想调控利率,特别是引导利率适度下行的话,加大货币政策操作力度,加快频次就是非常好的调节和操控手段。
对于信贷管理,一方面要有效降低风险,另外一方面要有效提供资金,
并且要兼顾宏观需要。一般来讲,信贷政策要考虑宏观需要,但信贷管理则很少考虑宏观需要。信贷管理要符合宏观需要的要求,无外乎就是信贷管理能影响我们的存款结构和我们货币乘数的相关结构。
四、中国经济运行要稳中求进
2021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必须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沉着应对重大挑战,步调一致向前进。必须坚持高质量发展,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党的基本路线的要求,全党都要聚精会神贯彻执行,推动经济实现质的稳步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必须坚持稳中求进,调整政策和推动改革要把握好时度效,坚持先立后破、稳扎稳打。必须加强统筹协调,坚持系统观念。”
我们在系统观念上要强调经济工作的相关内容,这个内容包括五点:第一,科学预见;第二,辩证认识;第三,统筹考虑;第四,做好应对;第五,协同一致。
从经济规律来讲,我们探索了改革发展的基本环境和逻辑,而这个逻辑在当前最主要的表现就是结构改革。我们应对三重压力的第一个要求就是结构改革。在结构改革的基础上,提高我们的效率。在提高效率的条件下推进外部统筹。结构改革是放在主线地位、优先地位、核心地位的。当然在做结构改革的同时,还要重视稳增长和改革之间的关系协同。
结构改革到底怎么做?2021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结构政策要着力畅通国民经济循环。”从大的角度来看,现在的结构改革最主要的载体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来看,“重在畅通国内大循环,重在突破供给约束堵点,重在打通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环节”。从三个“重在”的角度出发,第一个“重在”要畅通国内大循环。换句话说,就是要通过供给侧改革有效保障居民收入,在居民收入得以稳定的情况下,形成供给和收入之间的平衡。第二个“重在”要突破供给约束堵点。供给约束包括直接约束和间接约束两类。直接约束指管制的约束、垄断的约束,就是基于约束而形成的权力。间接的供给约束有市场因素,也有政府因素。从政府因素来看,高额的税赋成本、高额的金融成本、融资成本就是政府端的主要因素。此外,我们在市场端还有其他因素存在,比如,上涨过快的人力资源成本变动、原材料价格成本变动等。突破供给约束堵点就是打破不合理的垄断。
第三个“重在”是打通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环节。生产是产出创造的过程;分配是创造的价值要分配,有一些分配给居民消费,有一些留给企业再投资,有一些分配给政府做政府的收入。生产和分配的关键就是能不能通过有效的分配来更好地促进市场发展。商品进入到批发环节、零售环节称之为流通。流通如果能够发生销售,那就是消费。我们要做好生产、分配、流通、消费的关键性改革。
以下三个市场是必须着力去推进和完善的关键市场。
第一个市场是流通市场的建设与发展;第二个市场是要素市场的建设与完善;第三个市场是消费市场的鼓励与促进。建设好这三个市场才能有效满足打通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个环节的总体要求。
“三去一降一补”在当前依然有它的适用性,但是“三去一降一补”的总体落脚点在政府端。从市场端该怎么做?市场端的做法是三个“重在”。因为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从而形成更高水平的动态平衡,以此为基础完成我们的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和动力变革,进而支撑中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达到中国经济发展的战略目标,实现中国经济的平稳、有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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