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思想斗争中实现理论创新

[摘 要]邓小平在领导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过程中，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和政治立场，与“左”的思潮和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进行积极的思想斗争，批判两种思潮的错误观点，从理论上回应它们对马克思主义的挑战，不断深化和创新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认识，提出了一系列新理论、新论断，最终形成邓小平理论。

[关键词]邓小平 “左”的思潮 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 思想斗争

邓小平理论的形成是当代中国史的重要内容。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实现中国化的新飞跃，固然是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深刻反思社会主义建设历史、科学总结经验教训和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理论产物，同时也是邓小平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立场和科学方法，积极回应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主要社会思潮对马克思主义挑战的结果。

一段时间以来，理论界有些人对邓小平提出的“不争论”有种种曲解，以为“不争论”就是埋头实践，就是“尊重差异，包容多样”，而对社会上存在的各种思潮尤其是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不进行理论斗争。这不符合邓小平的本意，不利于维护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也不利于真正的思想解放和学术繁荣。

一

在20世纪80～90年代，我国社会存在两种影响较广的社会思潮：一种是“左”的思潮。20世纪70年代末的思想解放运动虽然从哲学上对浸淫于我国社会生活多年的“左”的思想进行了批判，然而到80年代，“左”的思想仍以一种惯性力量延续在思想领域，成为一种社会思潮。“左”的思潮主要是对改革开放政策不理解，认为改革会将中国引导到资本主义道路去。它在社会心理层面上表现为人们对改革的观望、怀疑和反对，在观念层面上表现为对改革开放政策的理论纠缠，机械地并不加区别地进行姓“资”姓“社”的价值判断。另一种是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它出现在20世纪80年代初。一些知识分子在反思“文化大革命”过程中，把目光投向西方，企图从西方获得解决中国社会发展问题的良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主张以“西化”为改革目的，效法现代西方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模式全面改造中国社会。即在政治上实行西方式的议会民主制和多党制，在经济上实行私有化，在文化上放弃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用西方意识形态及价值观建立新的世界历史观念，用西方的民主、自由和人权观念对中国民众进行“启蒙”。它一经形成，就努力争取话语权，试图干预中国社会发展的走向。这两种社会思潮实际代表了在“中国向何处去”这个重大现实问题上的两种不同于主流意识形态的选择和主张。如何对待这两种思潮，是马克思主义者必须回答的问题。

邓小平判断“这两种思潮都是违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都是妨碍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前进的”。他认为：“左”的思潮固守关于社会主义的一些错误认识，不从实际出发，对改革开放的各项措施都要问姓“资”姓“社”，必然会束缚人们的思想，导致在改革中迈不开步伐，势必贻误发展时机。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在人民中混淆是非界限，造成消极涣散、离心离德的情绪，腐蚀人们的灵魂和意志，助长形形色色的个人主义思想泛滥，助长一部分人怀疑以至否定社会主义和党的领导。这是对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公开挑战和中国共产党执政社会资源和思想基础的破坏。“自由化思潮一发展，我们的事业就会被冲乱。”所以，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过程中，对这两种思潮不能听之任之。

1992年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曾说：围绕改革有不同意见，“不搞争论，是我的一个发明”。从邓小平提出“不争论”的语境来看，其真实思想是：其一，在改革开放之初，有一些对改革开放不理解的看法是正常的，不争论，是为了争取时间，抓紧时间开展改革开放的实践。其二，反对在改革开放的实践尚未全面展开的情况下，脱离实践、脱离生产力的发展，搞无谓的争论和政治空谈。判断改革开放的具体措施要用“干”的实际效果、用事实来讲话。应该说邓小平提出“不争论”是特指对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方法和手段不简单地就其社会性质争论，不是泛指对社会主义建设中任何问题都不作争论。综观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的全部理论活动，他始终不渝地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在事关中国前途和命运的重大理论问题和政治原则问题上从来都是不纵容、不妥协，特别是对于反对“四个坚持”、反对党的基本路线，试图把中国引导到资本主义道路上的理论观点和言论，更是积极争论，不仅要求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站出来讲话，加强理论上的争鸣，而且带头与之进行思想斗争，以控制错误理论和言论蔓延、消除其影响。邓小平对两种社会思潮的分析、评判和理论回应，就是在关系中国根本发展方向问题上的争论。如果仅仅用“不争论”来概括邓小平对不同思想言论的态度，是失之偏颇的。

如何开展思想斗争，邓小平冷静、理智地主张：对“左”的和右的思想要做具体分析，有“左”就反“左”，有右就反右。思想斗争不能走极端，不能因批判“左”的思潮而陷入右的泥潭，也不能因反对右而重蹈“左”的错误覆辙。在思想斗争的方式上，应以民主的形式，采取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过去那种简单片面、粗暴过火的所谓批判，以及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处理方法，决不能重复。”

基于对两种社会思潮危害的深刻认识和对思想斗争方法的正确把握，邓小平以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的高度自觉，通过积极的思想斗争回应了两种思潮的理论挑战。

二

邓小平对“左”的思潮进行的思想斗争主要是在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上半期。“左”的思潮片面、抽象地理解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思想，固守在苏联模式下形成的关于社会主义的认识，其错误根源在于思想方法上的教条主义。所以邓小平对“左”的思潮的批判是从思想方法人手，进而深入到理论层面。

20世纪70年代末，邓小平针对教条主义对人们思想的束缚，大力弘扬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精神，积极支持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倡导尊崇实践，把实践视为理论的源泉和动力，在一切领域恢复实践的权威；强调实事求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态度、观点和方法，坚持实事求是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领导全党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呼吁全党以科学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提出要完整、准确地把握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而不能囿于个别结论和观点，要不断结合变化着的实际，勇于探索解决新问题的答案，发展马克思主义。这为从理论上批判“左”的思潮奠定了基础。

秉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邓小平深刻反思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否定了“左”的思潮对改革的一些错误理解，系统地澄清关于社会主义的认识。

关于改革，邓小平从社会主义中国生死存亡的高度阐明改革的必要性，指出“如果现在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因为我国搬用苏联模式，“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在思想上导致僵化，妨碍人民和基层积极性的发挥”。他反复说

明：改革不是要改变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而是改革束缚生产力发展的具体体制和运行机制，改革的性质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改革总的目的是要有利于巩固社会主义制度，有利于巩固党的领导，有利于在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下发展生产力。”鉴于改革是一场大的试验，是“摸着石头过河”，难免会在政策选择、制度安排上出现失误，对外开放也会带来一些风险，邓小平一方面主张及时总结经验，有错就改，另一方面提出社会主义改革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政治方向和判断改革成败的“三个有利于”标准等等，以保证我国改革沿着正确的道路推进。

关于中国社会主义发展阶段，邓小平摒弃对我国社会发展水平不切实际的估计，坚持以物质生产的发展现状为基础，把生产力发展水平与社会制度结合起来认识中国国情，作出中国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判断；恢复中共八大上关于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的正确认识，同时阐明了正确认识和处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问题。

关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邓小平坚持唯物辩证法，基于对时代主题和当代资本主义新变化的准确把握，直面中国落后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事实，提出“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大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同时根据两种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之间的对立斗争及其新的表现方式，强调要积极防范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我国实施的“没有硝烟的战争”，形成了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既学习借鉴、又斗争防范的战略思想。

关于社会主义经济体制，邓小平突破把计划经济等同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等同为资本主义的看法，创造性地把建设社会主义的方法、具体体制与根本制度区分开来，并将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定位于现代经济资源配置的方法、手段，属于具体体制，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提出“市场也可以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崭新论断。

关于“什么是社会主义”，邓小平运用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突出生产力对社会发展的决定性作用，提出“讲社会主义，首先就要使生产力发展，这是主要的”。他重新认识社会主义基本特征及其与生产力、价值目标的关系，从生产力、生产关系和价值目标的辩证统一中，把社会主义本质概括为“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

可见，邓小平否定、批判“左”的思潮的观点及其思维方法的过程，也是他深入思考社会主义的本质、发展阶段、发展动力、发展条件等重要问题的过程，由此形成的社会主义改革理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社会主义本质理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当代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关系理论等，成为邓小平理论体系中最为基础、最富创造性的部分。

理论上的创新推动了人们思想的解放，改革的实践和成果用最生动的事实教育了人民。人们对待改革的态度由怀疑、反对发展为认同、支持，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左”的思潮处于日渐式微的状态。所以，1987年邓小平说：在改革的问题上，中国没有保守派，“确实有一些人对改革的某些问题、内容、步骤有不同意见，但这些人中绝大多数也是赞成改革的。对某些问题有不同意见也是正常的。”

三

邓小平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批判贯穿于他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全部理论活动中。对于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他注重从政治立场和价值取向上去把握，认为它虽赞同中国改革，但却是要利用改革达到改变中国社会性质的目的，其本质是“要把我们引导到走资本主义道路上去”。邓小平预见到，西方国家利用我国改革开放之机，运用经济的、政治的、思想的、外交的途径和手段对我国展开和平攻势的战略不会改变，“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的侵蚀也将会是长期的”。因此，“在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整个过程中，至少在本世纪剩下的十几年，再加上下个世纪的头五十年，都存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问题。”

邓小平坚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立场，在理论上对自由化思潮的各种观点给予了坚决反驳。

针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否定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言论，邓小平明确指出：毛泽东同志在长期革命斗争中立下的伟大功勋是永远不可磨灭的。在他的主持下，中共中央形成《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科学评价了毛泽东的功过，强调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毛泽东思想过去是中国革命的旗帜，今后也将永远是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和反霸权主义事业的旗帜，中国共产党将永远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前进，同时还要在实践中发展毛泽东思想，从而捍卫了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

在20世纪80年代，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主张“现代化就是全盘西化、资本主义化”；在90年代，籍我国市场化进程加快、私有经济迅速成长之机，又宣扬“搞市场经济就是要搞私有化”、“人间正道乃私有化”。对此，邓小平针锋相对地提出：“一个公有制占主体，一个共同富裕，这是我们所必须坚持的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并在多种场合下强调改革中必须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和共同富裕。在1992年南方谈话中，他指出：在掌握国家政权和保持公有制经济主体地位的前提下，多搞点“三资”企业，不必担心会发展资本主义；深圳特区姓“社”不姓“资”，关键在于公有制是主体。1992年7月，他又提出：社会主义经济以公有制为主体，农业也一样，最终要以公有制为主体。农业经济最终还是要实现集体化和集约化。同时，邓小平在改革伊始的1979年就提出了“四项基本原则”，始终坚定地认为在中国现代化的过程中，必须做到“四个坚持”，绝不允许任何人加以动摇，并且要用适当的法律形式加以确定。他反复强调，中国的现代化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如果在改革中不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就会葬送党和人民几十年奋斗的全部成果；“改革开放”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党的基本路线的“基本点”，“要搞现代化建设使中国兴旺发达起来，第一，必须实行改革、开放政策；第二，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主要是坚持党的领导，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反对走资本主义道路。这两个基本点是相互依存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优越性就在“四个坚持”。这些理论观点明确了改革开放必须始终遵循的根本原则和政治方向，在中国共产党改革观与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改革观之间划出了清晰的界限。

在我国政治发展的问题上，针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宣扬的资本主义议会民主制、多党制等等，邓小平提出了一系列重要思想：民主对于社会主义具有极端重要性，“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社会主义必须发扬民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但社会主义民主“和资本主义民主的概念不同。……我们实行的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一院制，这个最适合中国实际”。必须改革我国的政治体制，但应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分步骤。有秩序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不能搬用西方那一套所谓的民主，不能搬用他们的三权鼎立，

不能搬用他们的资本主义制度，而要搞社会主义民主。我们要根据社会主义国家自己的实践、自己的情况来决定改革的内容和步骤”。在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要始终坚持党的领导，“从根本上说，没有党的领导，就没有现代中国的一切。……中国由共产党领导，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由共产党领导，这个原则是不能动摇的。”同时“必须努力改善党的领导”。“除了改善党的组织状况以外，还要改善党的领导工作状态，改善党的领导制度”。由此确立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基本原则。

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常以虚无中国近现代历史为表达话语，否定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必然性和中国共产党对中华民族的历史贡献。对此，邓小平指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这是中国人民从五四运动以来切身体验中得出的不可动摇的历史结论。”“一旦中国抛弃社会主义，就要回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不要说实现‘小康’，就连温饱也没有保证。”他认为，不了解历史，就难免会受到自由化思潮的影响，因此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要加强爱国主义教育，“要用历史教育青年，教育人民”，把人民特别是青年培养成“四有”新人。

邓小平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针对性批判，既遏制了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蔓延，也推进了对社会主义改革开放、民主政治建设、精神文明建设、党的建设等重大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的深入思考，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系列理论原则由此形成。

四

马克思主义发展史表明，马克思主义从不拒斥人类文明史上任何有科学价值的思想，也从不放弃对一切反马克思主义社会思潮的批判。在批判错误学说、思潮中表达自己“具有决定性的观点”，实现理论创新，破中有立，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的重要特点。邓小平理论的形成正是这个特点的鲜明体现。

第一、在思想斗争中解答当代中国发展的总问题。在20世纪80年代，“左”的思潮和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从不同方面分别向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提出理论挑战。“左”的思潮坚持僵化教条的社会主义观和排斥改革，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热衷于通过改革放弃社会主义道路，这两个方面集中起来就是中国要不要坚持社会主义和怎样坚持社会主义，中国要不要改革和如伺改革的问题，归根到底就是“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这是当代中国发展的总问题。邓小平以高度的理论敏锐性把握了两种思潮理论挑战的根本所在，结合对社会主义建设历史的反思和改革开放实践经验的总结，围绕两种思潮所涉及的中国社会发展方方面面的问题展开论争，在有针对性地批判中完成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回答，用一系列新理论、新论断解答了当代中国发展的总问题。

其次、在思想斗争中满足实践的要求。我国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中存在诸多问题，如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不完善、经济建设中忽视客观规律、人民生活改善缓慢、科学技术和文化教育落后于西方发达国家等等，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正是借此向马克思主义发难。而改革中出现的局部失误，也成为“左”的思潮的口实。如何从理论上阐明当代中国社会主义的现实水平和发展要求，把握中国“走自己的路”应遵循的客观规律，是社会主义实践提出的要求，是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面临的重大任务，也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的特定方向。邓小平在批判两种思潮中不回避现实问题，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立场、方法和价值观的前提下，实事求是地分析这些问题及其根源，从宏观上比较系统地提出解决问题的理论方案，为中国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和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进行了有力辩护，以具有说服力的新观点、新论断满足了来自实践的理论要求。

第三、在思想斗争中实现科学批判和价值批判的统一。邓小平对两种思潮的批判，不仅从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判明它们的性质和危害，进行价值批判；而且运用马克思主义科学原理和方法，坚持从中国历史的和现实的实际出发，从时代变化发展的客观要求出发，紧密结合“中国特色”展开科学批判。无论是在认识理性层面谈社会主义本质、社会主义社会发展阶段、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还是在实践理性层面谈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精神文明建设等等，邓小平都坚持尊重社会发展规律，尊重历史和事实，用事实来批驳错误思潮的理论观点，在事实的基础上进行理论概括、提升和抽象，实现了科学批判和价值批判的有机结合，从而赋予新的理论成果科学性和价值性的统一。

总之，邓小平与“左”的思潮和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思想斗争，不仅激活了一度被教条主义扼制的马克思主义关注社会现实矛盾的禀赋，恢复了马克思主义自我反思和勇于与异质理论论战的生机，而且围绕论战的需要拓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视野。在论争中，邓小平把握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当代中国的发展方向，彰显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回答了社会主义运动实践提出的理论难题，实现了对马克思主义的坚持和创新。

当前，中国思想界已发生分化和变动，“左”的思潮经过长期的斗争已基本消退，而自由主义思潮一再泛起、蔓延，民族主义思潮、文化保守主义思潮等兴起。在社会思潮纷然杂陈的状态下，马克思主义要巩固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实现对社会思潮的引领，必须在与这些思潮的对话、斗争中开拓自己前进的道路。这是邓小平理论在思想斗争中形成的重要启示。